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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光明日报网络周刊《光明观察》
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导致家庭消费结构改变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一、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少生2亿多孩子，从理论上中国应该有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而笔者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1]。中国从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82（城市只有大约1.0左右），而印度为3.71，就是说印度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是中国平均的2.04倍，是中国城市人口的3倍多。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发展并不算很成功的印度来说，中国是以2-3倍的综合成本（不光是金钱）培养一个劳动力。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可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红利”被这种经济学规律而浪费不少。
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可见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2]。
要是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的话，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损失。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主流家庭没有太多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只要老百姓家庭有闲钱，就会被人（政府或者市场）“盯上”。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主流家庭仍然没有太多闲钱，还得辛辛苦苦养家糊口。家庭的闲钱肯定会被人拿走的，关键是被谁拿走，有什么回报。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闲钱，被一家电器厂“盯上”，该厂为了拿走你这1000元，想方设法提高洗衣机质量、降低成本，将本来1200元的洗衣机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1000元，工厂赚50元（部分用来研制你今后需要的冰箱），皆大欢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是你这1000元被娱乐场所“盯上”，那么你就会血本无归。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谁“盯上”、到哪里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3]。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光是工资这一项就不少。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决策失误等。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并且过多的行政人员，玉龙混珠，必然招致扰民，管了大量本不该管的事。
2、腐败。
中国国家财政的钱多了，人员杂了（比如一个县只需要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兼任县长，两个副县长；但要是多增加两个副书记、三个副县长的话，不但增加人员工资，更主要的是这增加的5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是贪官，其造成的损失就是巨大的），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干净”收入，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由1%人掌握。中国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4]。
3、税负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着纳税人负担重。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而我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我国有100万税务干部，而美国只有10万人；美国收10元税，只有0.5元是成本，而中国收10元税，有4-5元都是税收成本[5]。也就是说：税务部门收到的税款的一半，都被他们自己花光了！
4、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 [6]。中国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5、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国家无力在民生投入。《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7]。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8]。《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9]。
6、贫富差别拉大，消费率持续走低。
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别扩大。近期，由财政部组织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这一数字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10]。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后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国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消费的萎缩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
二、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计划生育既惯坏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
从上面分析可见，行政成本增高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行政成本增高、官员过多、过杂，一方面直接消耗财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财政收入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员腐败所引起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由于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败成本增加，于是把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就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率增高，继而引起就业不振，经济后劲不足。而为了刺激消费，又“盯上”老百姓的储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 房地产商品化。
中国行政成本成为世界之最，其原因在那里？说是制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国行政成本不高；说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韩国、台湾等行政成本不高；说是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吧，当年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水平的时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国发展稍前、稍后的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么导致中国奇高的行政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费结构畸形，给中国行政、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腐败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少生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行政、腐败、房地产、教育、医疗“盯上”了。
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的生存所需要财富的底线，国家获取太高比例的财政用来行政成本。政府不可能自觉约束开支，无限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这是经济学和现代行政学早已共同揭示的朴素真理。远的不说，从2000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幅，可政府还是连年闹赤字[11]。
为什么民众对改革的反思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虽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国家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幅度远高于GDP增长，更是远远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绝对收入还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领地纵向比较，有种知足感。并且国家经济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程度，就像水煮青蛙一样，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近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房地产问题出现后，已经威胁着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线，才发现我们的很多改革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极不合理的。其实农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感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只是农民没有发言权。城市对威胁的滞后感受，一方面是城乡差别，城市普通百姓经济水平比农村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平均只有不到1个孩子，农村平均超过1.5个孩子。要是占有社会发言权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个孩子，家庭生存底线就会明显提高，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的余地就不大，医疗、教育、住房等行业也就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的是超生农民，因为中国的主流消费和公共消费（如医疗、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所设计的，比如农村的教师、医生、乡镇干部的待遇都是对照城市员工的收入而不是农民收入的。而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样农村超生家庭养育两三个孩子的代价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说他们除了超生罚款外，还以很高的成本在养育两三个孩子。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觉的苦难，城市人口往往加以嘲笑，说他们的贫困是因为超生。
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人，是劳动力，那么我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根据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和层次，这笔费用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部分：
其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劳动力日常更新的费用（这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包括住房的费用）和医疗保健的费用（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其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教育的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劳动者本人劳动培训，另一方面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劳动者过去的教育费用已经由其父母承担，给劳动者子女的教育等于补偿劳动者父母过去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花费，是教育成本转移补偿）。
其三，劳动力完全更新的费用，也就是劳动者繁衍儿女的生活费用。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就必须通过生育加以补充，劳动力的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劳动者进入企业时候，这个成本早由父母完成积累，企业提供劳动者养育儿女的费用等于是生育成本的转移补偿（其中教育的费用与上面第二部分重叠）。
其四，劳动力丧失的风险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费用。
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才能保证世代更替，才能防止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对城市来说，等于克扣了2/3的这部分工资。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从克扣这部分工资开始的，随着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随着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住房商品化、低价买断工龄，等于工资四个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甚至维持不了劳动力日常的简单再生产。企业和政府获取大量利润，有这个利润，就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比如生产同样价值，中国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9倍，泰国的3倍），导致粗放式的发展。就是说，政府和企业在获取劳动力大量剩余价值，有能力完成产业升级、完成技术改造，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动力和压力。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可见现在城市和沿海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廉价利用农村的劳动力积累，工资只支付了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的费用。由于人员流动已经全国化，并且是单向的，国家需要通过税收等途径，筹免费义务教育等经费，返回农村和内地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一个家庭少生一两个孩子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想一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还有什么比家庭结构的畸变对社会影响更大的了？将一个人置于强烈放射线下，绝大多数细胞发生畸变，整个人难道还会正常（会导致多器官癌变的）？主流家庭在被强制的情况下都出现家庭结构畸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畸变，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的畸变就不足为奇了。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家庭消费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消费畸变必然导致社会消费畸变，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态势。研究中国的经济，无视家庭结构的因素是不应该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都有比较高的生育率。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仅破坏人口结构，使得“未富先老”，更破坏了经济结构，使得经济后劲不足。
有人说一个孩子就已经感到困难了，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根本养不起，幸亏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再仔细算一笔养孩子的帐：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的1/4，但是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此外还有行政成本等其他开支。而其他国家光是工资总额就占GDP 的54%-65%。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太少了。假如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从目前的25%上升到50%（这个要求不算高） ，意味着每个家庭财富增加一倍。假如现在财富单位为100，夫妻双方加上独生子女，平均每人33.3；增加1倍，财富单位为200，一个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财富单位40，人均财富拥有量比现在还要多。并且主流家庭都养三个孩子的时候，养孩子本身的成本将会降低，总体生活水平比现在高多了。
而要是1980年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不过增加1.3亿人口（最夸张估计不超过2.2亿），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最夸张估不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就业影响不大（并且，虽然全国总体劳动力并不短缺，但现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就是这个年龄的劳动力），但是养育这1.3亿（2.2亿）人口减少妇女工作时间（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罕见地高，占男性的86%，在全世界排名17位），而这1.3亿（2.2亿）人口的本身消费又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消费理顺后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没有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总体来说还能大大缓解现在就业压力，从物质上来说，现在养活13亿和养活14.3亿（15.2亿）没有太多差别，比如目前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
寒门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同样的道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也只能是逼出来的。计划生育不但娇惯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使得行政成本不断上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华的行政成本要降下来不容易。
令人欣慰的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非常关注民生，多次要求降低行政成本，并带头压缩行政成本[12]。
参考文献
1.中印比较：计划生育对中国做出贡献了吗?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2.刘惠迪. 过量施用化肥，危害不容忽视. 《光明日报》 2006-02-23 http://www.sagc.org.cn/news/othernews/othernews083.jsp
3.余天心、王石生：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经济参考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6/3362184.html
4.李志宁. 中国的经济真相http://china-week.com/html/01625.htm
5. 降低税收成本从何入手. 《中国经济周刊》 (2004年 第十九期)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631/12080/1087385.html
6.童大焕. 国民工资仅占政府收入一半不到 高税负太残酷：《中国青年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664119.html
7. 徐创风委员：行政高消费应该缩减一半. 《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6/06099272852.shtml
8.袁启清. 找回我们的改革—评中国民生投入比例世界最低. 《光明观察》show.aspx?id=9948
9.唐勇林. 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 《中国青年报》http://news.sohu.com/20060320/n242365068.shtml
10. 基尼系数为0.46 中国收入相当不均http://gov.people.com.cn/GB/46728/58024/58032/4519320.html
11.中国综合税负全球第二 发改委财政部酝酿减税http://www.chinaacc.com/new/2005_9%5C5091410532458.htm
12.我国的行政成本是全球最高 胡锦涛主席带头压缩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06/09/4916.htm
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导致家庭消费结构改变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一、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少生2亿多孩子，从理论上中国应该有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而笔者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1]。中国从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82（城市只有大约1.0左右），而印度为3.71，就是说印度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是中国平均的2.04倍，是中国城市人口的3倍多。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发展并不算很成功的印度来说，中国是以2-3倍的综合成本（不光是金钱）培养一个劳动力。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可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红利”被这种经济学规律而浪费不少。
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可见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2]。
要是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的话，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损失。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主流家庭没有太多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只要老百姓家庭有闲钱，就会被人（政府或者市场）“盯上”。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主流家庭仍然没有太多闲钱，还得辛辛苦苦养家糊口。家庭的闲钱肯定会被人拿走的，关键是被谁拿走，有什么回报。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闲钱，被一家电器厂“盯上”，该厂为了拿走你这1000元，想方设法提高洗衣机质量、降低成本，将本来1200元的洗衣机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1000元，工厂赚50元（部分用来研制你今后需要的冰箱），皆大欢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是你这1000元被娱乐场所“盯上”，那么你就会血本无归。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谁“盯上”、到哪里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3]。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光是工资这一项就不少。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决策失误等。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并且过多的行政人员，玉龙混珠，必然招致扰民，管了大量本不该管的事。
2、腐败。
中国国家财政的钱多了，人员杂了（比如一个县只需要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兼任县长，两个副县长；但要是多增加两个副书记、三个副县长的话，不但增加人员工资，更主要的是这增加的5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是贪官，其造成的损失就是巨大的），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干净”收入，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由1%人掌握。中国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4]。
3、税负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着纳税人负担重。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而我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我国有100万税务干部，而美国只有10万人；美国收10元税，只有0.5元是成本，而中国收10元税，有4-5元都是税收成本[5]。也就是说：税务部门收到的税款的一半，都被他们自己花光了！
4、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 [6]。中国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5、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国家无力在民生投入。《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7]。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8]。《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9]。
6、贫富差别拉大，消费率持续走低。
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别扩大。近期，由财政部组织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这一数字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10]。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后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国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消费的萎缩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
二、目前经济问题的根源--计划生育既惯坏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
从上面分析可见，行政成本增高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行政成本增高、官员过多、过杂，一方面直接消耗财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财政收入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员腐败所引起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由于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败成本增加，于是把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就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率增高，继而引起就业不振，经济后劲不足。而为了刺激消费，又“盯上”老百姓的储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 房地产商品化。
中国行政成本成为世界之最，其原因在那里？说是制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国行政成本不高；说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韩国、台湾等行政成本不高；说是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吧，当年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水平的时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国发展稍前、稍后的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么导致中国奇高的行政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费结构畸形，给中国行政、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腐败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少生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行政、腐败、房地产、教育、医疗“盯上”了。
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的生存所需要财富的底线，国家获取太高比例的财政用来行政成本。政府不可能自觉约束开支，无限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这是经济学和现代行政学早已共同揭示的朴素真理。远的不说，从2000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幅，可政府还是连年闹赤字[11]。
为什么民众对改革的反思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虽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国家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幅度远高于GDP增长，更是远远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绝对收入还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领地纵向比较，有种知足感。并且国家经济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程度，就像水煮青蛙一样，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近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房地产问题出现后，已经威胁着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线，才发现我们的很多改革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极不合理的。其实农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感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只是农民没有发言权。城市对威胁的滞后感受，一方面是城乡差别，城市普通百姓经济水平比农村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平均只有不到1个孩子，农村平均超过1.5个孩子。要是占有社会发言权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个孩子，家庭生存底线就会明显提高，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的余地就不大，医疗、教育、住房等行业也就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的是超生农民，因为中国的主流消费和公共消费（如医疗、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所设计的，比如农村的教师、医生、乡镇干部的待遇都是对照城市员工的收入而不是农民收入的。而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样农村超生家庭养育两三个孩子的代价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说他们除了超生罚款外，还以很高的成本在养育两三个孩子。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觉的苦难，城市人口往往加以嘲笑，说他们的贫困是因为超生。
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人，是劳动力，那么我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根据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和层次，这笔费用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部分：
其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劳动力日常更新的费用（这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包括住房的费用）和医疗保健的费用（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其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教育的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劳动者本人劳动培训，另一方面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劳动者过去的教育费用已经由其父母承担，给劳动者子女的教育等于补偿劳动者父母过去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花费，是教育成本转移补偿）。
其三，劳动力完全更新的费用，也就是劳动者繁衍儿女的生活费用。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就必须通过生育加以补充，劳动力的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劳动者进入企业时候，这个成本早由父母完成积累，企业提供劳动者养育儿女的费用等于是生育成本的转移补偿（其中教育的费用与上面第二部分重叠）。
其四，劳动力丧失的风险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费用。
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才能保证世代更替，才能防止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对城市来说，等于克扣了2/3的这部分工资。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从克扣这部分工资开始的，随着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随着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住房商品化、低价买断工龄，等于工资四个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甚至维持不了劳动力日常的简单再生产。企业和政府获取大量利润，有这个利润，就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比如生产同样价值，中国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9倍，泰国的3倍），导致粗放式的发展。就是说，政府和企业在获取劳动力大量剩余价值，有能力完成产业升级、完成技术改造，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动力和压力。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可见现在城市和沿海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廉价利用农村的劳动力积累，工资只支付了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的费用。由于人员流动已经全国化，并且是单向的，国家需要通过税收等途径，筹免费义务教育等经费，返回农村和内地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一个家庭少生一两个孩子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想一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还有什么比家庭结构的畸变对社会影响更大的了？将一个人置于强烈放射线下，绝大多数细胞发生畸变，整个人难道还会正常（会导致多器官癌变的）？主流家庭在被强制的情况下都出现家庭结构畸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畸变，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的畸变就不足为奇了。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家庭消费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消费畸变必然导致社会消费畸变，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态势。研究中国的经济，无视家庭结构的因素是不应该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都有比较高的生育率。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仅破坏人口结构，使得“未富先老”，更破坏了经济结构，使得经济后劲不足。
有人说一个孩子就已经感到困难了，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根本养不起，幸亏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再仔细算一笔养孩子的帐：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的1/4，但是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此外还有行政成本等其他开支。而其他国家光是工资总额就占GDP 的54%-65%。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太少了。假如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从目前的25%上升到50%（这个要求不算高） ，意味着每个家庭财富增加一倍。假如现在财富单位为100，夫妻双方加上独生子女，平均每人33.3；增加1倍，财富单位为200，一个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财富单位40，人均财富拥有量比现在还要多。并且主流家庭都养三个孩子的时候，养孩子本身的成本将会降低，总体生活水平比现在高多了。
而要是1980年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不过增加1.3亿人口（最夸张估计不超过2.2亿），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最夸张估不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就业影响不大（并且，虽然全国总体劳动力并不短缺，但现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就是这个年龄的劳动力），但是养育这1.3亿（2.2亿）人口减少妇女工作时间（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罕见地高，占男性的86%，在全世界排名17位），而这1.3亿（2.2亿）人口的本身消费又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消费理顺后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没有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总体来说还能大大缓解现在就业压力，从物质上来说，现在养活13亿和养活14.3亿（15.2亿）没有太多差别，比如目前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
寒门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同样的道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也只能是逼出来的。计划生育不但娇惯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使得行政成本不断上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华的行政成本要降下来不容易。
令人欣慰的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非常关注民生，多次要求降低行政成本，并带头压缩行政成本[12]。
参考文献
1.中印比较：计划生育对中国做出贡献了吗?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2.刘惠迪. 过量施用化肥，危害不容忽视. 《光明日报》 2006-02-23 http://www.sagc.org.cn/news/othernews/othernews083.jsp
3.余天心、王石生：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经济参考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6/3362184.html
4.李志宁. 中国的经济真相http://china-week.com/html/01625.htm
5. 降低税收成本从何入手. 《中国经济周刊》 (2004年 第十九期)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631/12080/1087385.html
6.童大焕. 国民工资仅占政府收入一半不到 高税负太残酷：《中国青年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664119.html
7. 徐创风委员：行政高消费应该缩减一半. 《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6/06099272852.shtml
8.袁启清. 找回我们的改革—评中国民生投入比例世界最低. 《光明观察》show.aspx?id=9948
9.唐勇林. 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 《中国青年报》http://news.sohu.com/20060320/n242365068.shtml
10. 基尼系数为0.46 中国收入相当不均http://gov.people.com.cn/GB/46728/58024/58032/4519320.html
11.中国综合税负全球第二 发改委财政部酝酿减税http://www.chinaacc.com/new/2005_9%5C5091410532458.htm
12.我国的行政成本是全球最高 胡锦涛主席带头压缩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06/09/49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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