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2006年3月8日上午，新浪网特邀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嘉宾聊天室（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8/13539297539.shtml）。潘主任非常坦率地谈了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有些堪称名言（网友们认为潘主任很幽默），潘主任讲话的主题就是《一个政协委员的忧虑：我国的分母怎么办？》。以下是我对潘主任讲话的评论。
潘贵玉：要是我们中国人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我认为计划生育已经可以唱国际歌了，可以说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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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加拿大、俄罗斯面积比中国和美国要大，人口分别只有1.4亿和3000万，但也没有美国那么神气。尤其是俄罗斯，从1992年起，人口开始减少，但是不但没有神气起来，反而非常忧郁了。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91%，人口相当于美国的60%，但巴西并没有象美国一样神气。
中国1988年以后出生的3亿， 1992年以后出生的2亿人口。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64年、2068年才能分别降低到3亿、2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58岁、62岁了，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华民族基本灭绝。神气吗？
潘贵玉是不是希望中国13亿人将工业基础、城市和道路等建设好后，大部分自杀，留着给剩下的两亿人享受？就算整个北京90%的人都搬走，10%人留下来连基本的道路维修都不可能，城市怎么运转？
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从19世纪初的三分之一以上，下降到20世纪初的四分之一， 再到现在的五分之一。现在世界人口65亿，就算潘贵玉主任有绝活（比如通过地震、瘟疫、核武器、战乱等）将中国人口立即降低到2亿，那么世界人口仍然有54亿，但中华民族只占世界人口的3.7%了。对得住祖宗吗？真的神气吗？
潘贵玉认为计划生育已经可以唱国际歌了。看来计生委系统都具有国际眼光，张维庆主任也说过“岁岁相似人不同”，套用一句古诗，就是“人面桃花，物是人非”，通俗地说，就是“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现在市场、资源已经全球化，那么面对全球化而单独减少我们民族的人口是有国际目的了？
潘贵玉这个两三亿人口的观点明显是受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影响（我与李教授辩论了几个月），李教授认为中国人口需要降低到3亿。看来李小平还真影响了国家人口政策的决策层！我们普通百姓人微言轻，我研究人口问题几年，发现一些人口学特殊规律，浓缩很多普通网友的观点，但观点再有道理也没有人听；李小平教授这样的学术权贵随便一个胡言乱语，很多人都奉若圣旨。普通百姓都是有血有肉有思维的，怎么能够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非常欣慰地听到胡锦涛主席说：“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停止计划生育又将是以人为本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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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现在目前的情况，人口每年增加800-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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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2003年增加774万，2004年增加761万，2005年增加768万。可见中国近年每年只增加700多万人口，这还得益于人口政策的放松（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出生的女孩成为生育妇女，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和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生育主体。由于老年人口稳步上升，死亡人口势必不断增加（比如死亡人口从2004年的830万增加到2005年的849万），人口增量不会增加太多（减少的可能性更大）。哪里有800-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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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听了温总理的报告，我也有一份担忧，有时候还非常的忧郁，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十一五”规划的文本里面，整个文本只有两个数据：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能耗要降低20%。我翻遍了前十个五年计划，没有一个提到人均，唯独这个“十一五”规划中提到人均。我忧郁的是什么呢？忧郁的是这个分母不能很大，因为分母一大，他翻两番就是严重的挑衅了。
总理的这次报告说九年义务教育免除所有的费用，医疗体制改革，由看病难、贵变成看的起病。但是也有一个事实你得看到，就是孩子的抚养成本要大大的降低，反弹的压力很大。我们的现在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还是按照原来户口为基本的根据管理的办法，现在的户口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农村的抚养成本降低，人口反弹的压力我心里是压着一块重重的石头，我非常的忧郁我们的分母怎么办？这是第一个，现状我非常的忧虑！
第二个就是计划生育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中间的地位已经下降了。国策的地位已经下降了。我说实话，这次两会上很少人谈到人口控制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个两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样的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们的分母，“十一五”规划不可能实现，将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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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社会要可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对于现在正常社会来说，要保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国由于自从1980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性别比失衡，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还不能保证世代更替)，考虑到单身人口的存在和显著上升的不育人口比例，主流家庭应该轻松地养育3个孩子。然而我们现在却失去了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要说养三个孩子，连一个孩子都吃力，这是很不正常的，民怨极大，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却被潘贵玉极为推崇，认为是控制人口好手段。
我对总理的政府报告降低抚养成本是双手赞成！总理逐渐取消户口制度，总理降低抚养成本，使得家庭能够轻松的养育孩子，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总理这些功绩到了潘贵玉的眼里竟然变成了罪过。潘贵玉认为降低抚养成本，难以控制人口分母，总理提出的翻两番“就是严重的挑衅了。” 总理的观点是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严重挑衅了”谁？我不知道潘贵玉作为国务院一位部委领导为何对国务院总理的报告作如此严厉的评语。
我来分析一下潘贵玉的通过减少分母来提高人均GDP的荒谬性。
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亿，现在每年只增加700多万人口，今后几年以每年760万人口增量来推算（平均每年死亡860万的话，每年需要出生1620万，这五年共出生8100万，生育率在1.6左右），到2010年人口只能达到13.45亿；而中央的2010年人口目标是13.7亿（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出生2027万人口，这五年共出生10135万，生育率需要在2.0左右），其实即使停止计划生育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后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使得每年增加1500万人口（每年平均出生2360万，这五年共出生11800万），到2010年也才13.97亿（还达不到1996年定下的2010年14亿人口目标）。
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人民币，如果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就要达到14172元。以13.45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0613亿。就是说2010年总GDP为190613亿，13.45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4172元；13.7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3913元；13.97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3644元。13644 元是14172元的96.3%，但第三个方案五年出生人口却比第一个方案多出45.7% 。换句话说，第三个方案是牺牲3.7%的收入（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减少3.7%的收入，因为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这多出的3700万人口的消费增加GDP总量），但是增加45.7%的新生人口（多出生3700万人口）。这多出的人口过20年左右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创造GDP，大大增加那个时候GDP的分子；并且也意味着40年左右后，当现在的生育妇女老的时候，有3700万家庭多一个孩子养老，对老年化严重的当时是雪中送炭（现在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2045年的时候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 。多么合算！
依照潘贵玉“像抓分子一样的抓分母”，那情况会如何？降分母目前只有一个手段（李小平教授倒是提出了安乐死立法等计划死亡的观点，但潘贵玉敢采纳吗？），就是降低出生率，就算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育（以妇女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等于1981年到1985年这五年出生的5015万妇女终身不育；孩子是家庭的纽带，五千多万没有孩子的家庭增加了社会不稳定性；本来应该用在孩子上面的精力花在娱乐场所败坏社会风气），今后每年死亡860万左右人口，到2010年中国降低到12.66亿。总GDP为190613亿，12.66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5056元，相对于14172元增加6.2%。 为了增加这6.2%的收入（由于减少消费7900万的消费，会减少总GDP，因此实际上不会增加6.2%的收入），减少分母（不生孩子），但却使得今后5015万对夫妇老无所养！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
这还只是从五年的角度看，从更长远的角度，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对今后更有利，参见我发表在光明日报网络周刊《光明观察》的文章《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849）。
胡锦涛主席要求的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这个“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是从民族长远角度的， 不是光从暂时几年的角度的），但潘贵玉却为了五年“人均”增加3-6%的收入，而要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潜力，非常地短视！作为一位副部长级的干部如此短视地理解胡主席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说明党的宣传还有待加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在《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2005, PP.112-142）（http://www.dajun.com.cn/yinduzg.htm）中说：
“令人害怕的“人口危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像印度那样的情形）事实是如何的仍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关注快速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良好论据与对问题本质有相当误解之间的组合。这些误解之一是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有时认为，抑制人口增长是提高人均GNP增长速度（或者预防它下降）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实上，对于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政策——与一般情况下一样重要——可能对人均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少变化。
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199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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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年均人口增长率-年均GDP增长率-假定人口增长率下年均人均GDP增长率
---------------------------------印度人口增长率-中国人口增长率
印度----1.9------------6.00----------4.1-----------------4.9
中国----1.1------------10.7----------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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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在上表中得以阐明。如果中国有印度那样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如，以1.9%取代1.1%），它的人均GDP增长——假定总GDP增长速度没有改变——仅仅从9.6%下降为8.8%（如果假定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会提高总GDP的增长速度，这种下降会更小。这种假定比假设总GDP不变更为合理，因为后者意味着增加的人口都是不能从事生产的）。同样，如果印度成功地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1%（像中国一样），它的人均GDP增长率将仅仅从4.1%上升到4.9%。中印之间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对比主要是由于中国在总收入增长速度上更快，而人口增长率在这种对比中作用非常小。”
可见Amartya Sen等人也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虽然减少分母，但是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可见通过减少分母来提高人均GDP的想法哪里是幼稚，简直就是愚蠢。这种观点出自国家人口政策的执行机构（计生委）的副主任嘴里，足可见中国人口政策的草率和缺乏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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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间，使世界能够正眼看我们，我觉得分母的地位很重要，打了一个漂亮的仗。去年我向国务院提出要奖励农村的独生子女，我认为控制分母的人是做了重大贡献的，所以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我们这些为控制分母的人是应该理所当然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我向国务院建议对农村里面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在他们父母年满60岁以后，由政府拿资金每人每年奖励不少于600块钱这个建议案，而且得到的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马上试点，今年全国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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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原来“少生奖”的馊主意就是潘贵玉提出的！潘贵玉的“少生奖”的理由是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为控制分母做了重大贡献的，国家就是依赖减少人口这个分母而发展起来的，这些为控制分母的人是应该理所当然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上文已经分析了减少分母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我在《计划生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4486&typeid=17）一文已经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情况，得出结论：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最近用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很好地反映了人类生活质量。
人类发展指数的国际比较（19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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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国--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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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HDI在1950年时候没有差别，两国主要差别出现在1975年前，而这段时间两国生育率没有差别；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而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1991年，中国经济改革比印度早12年；印度的社会矛盾比中国复杂。中国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中国2003年HDI比1980年增加1.353倍，同期印度增加1.374倍。从绝对数和相同起点来说，印度1990年的HDI接近中国1975年的HDI，中国从1975年到1990年这15年增加0.102，印度从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增加0.103-0.106（印度从1995年到2003年每年HDI增加0.07，据此粗估2005年为0.616；要是考虑到印度近年的快速发展，从2000年到2003年这三年平均每年增加0.083的话，2005年应该为0.619）。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HDI比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增加更快！
可见，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从微观角度看，也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当年响应政策的那些独生子女的家庭现在生活水平平均偏低。这才需要国家来“补贴”扶贫。 从微观如此，从宏观也如此。
可见那些少生孩子的家庭并没有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作出额外的贡献。中国免费义务教育还没有开始，前些年一直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以前多出生的孩子并没有从社会受益，相反他们还受到歧视（交纳社会抚养费等）。那些少孩子（或者像李小平这样根本就没有孩子）家庭，精力放在娱乐场所，别人在辛苦带孩子，他们在享受，最后到老的时候还得靠别人辛苦培养的孩子纳税来支付“少生奖”。计生委不是宣称“少生快富”吗？既然是“少生快富”，那么就不应该给独生子女家庭发补贴，他们不是已经“快富”了吗，还要靠那些“慢富”的人纳税发补贴干什么？
多生罚、少生奖，多么滑稽的政策，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的竟然还能受到奖励？将成为最大的历史笑话。今后哪届政府肯兑现？既然有这样的好事，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还能得的奖励，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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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我也（对名人、富人超生）很气愤，人人在生育权之前都应该平等，但是现在名人超生还心安理得，我是呼吁法律要有所规定。我希望计划生育工作者要教育这些名人，首先要具有一个公民的素质，要遵守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控制这个分母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名人和富人也要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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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我在《光明观察》周刊《从人类发展指数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一文（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466）已经从社会发展水平角度分析了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不减少，由于大多数人只愿意生育两个，就需要相当部分人生育四、五个。计生委通过媒体宣传高收入人群的超生。但目前有条件的高收入者也不过生育两胎，生育三胎的罕见。海外华人育龄妇女大多只生育一、两胎，中国台湾地区平均在1.2人以下，而香港育龄妇女平均每人产婴儿为全球最低只有0.9人左右。经济水平越高的群体，生育率越低。难道中国的富人、名人是个特殊群体？是世界例外？
现在中国生育意愿不到1.8（意味着相当部分人有生育两个的意愿），这些有生育两个意愿的富人有条件通过特权的形式来超生。但从他们这个群体来看，是不可能高于农村的，更不用说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说，即使他们“超生”，但也没有拿回本来的生育权（有生育能力的平均生育三个），他们谈不上超生。
美国、加拿大媒体经常报道生育十六七个孩子的家庭，但美国总和生育率只有2.08，加拿大只有1.5左右。主流家庭生育三个，相当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才是正常社会，但中国现在对生育两三个都看不顺眼了，真是怪事！
计生委既鄙视了农民的超生，说他们没有养育能力；更加抨击了名人多子，难道他们也没有养育能力？对培养下一代没有付出的丁克家庭反而应该受到鼓励了，真是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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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我们国家现在城市的污染使男性的生殖能力下降了，有人统计，大城市的男性的精子数含量不是降低了一点点，这个数字非常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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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潘主任既然认识到生育能力的下降，为什么还在呼吁减少人口的分母？我国不育不孕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已从上从二三十年前的2%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2.5%，接近发达国家15%到20%的比率。如此高的不育不孕比例，而政策生育率却又只有1.38，中国人口怎么可持续发展？
潘主任将生殖能力下降都归因于环境污染，是想当然或者人云亦云了。生殖能力的下降原因很复杂，西方国家在1950年代不育不孕人群比例就已经达到中国现在的水平；除了少部分是环境污染所致外，更主要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古代皇帝虽然有三宫六院，但生育能力不高，有的甚至需要过继兄弟的儿子才能延续皇权），工业化所引起的生活习惯的改变(比如电器辐射)、精神压力增加。美国环境比中国要好多了，但不育比例更高，因此不能将生育能力的降低归因于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环境恶化。娼妓和婚外情泛滥所致生殖道感染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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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希望大家各级党政领导要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拨出应有的经费。你如果在市场经济这个情况下，现在所有的都有市场配置了，自从我们国家计划委员会，改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政府部门的计划两个字只剩下我们一个部门就是计划生育，其他的全部没有了，在所有的物质配备的情况下，如果搞好人口的机遇问题这成了各级政府的重头戏，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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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计划生育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但几十年来的成本却是巨大的。计生委系统庞大的机构每年耗费纳税人大量的税款。我不反对计划，但以目前的计划水平，似乎难以计划好一件事，计划还是没有为好，国家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与计划相关的政府部门都被撤销，连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改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潘主任是期望“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计划”的历史遗迹长久存在？还是看到其他“计划”的部门的消失而心中凄凄，对计生委的生存表示担忧？
2006年3月8日上午，新浪网特邀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嘉宾聊天室（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8/13539297539.shtml）。潘主任非常坦率地谈了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有些堪称名言（网友们认为潘主任很幽默），潘主任讲话的主题就是《一个政协委员的忧虑：我国的分母怎么办？》。以下是我对潘主任讲话的评论。
潘贵玉：要是我们中国人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我认为计划生育已经可以唱国际歌了，可以说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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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加拿大、俄罗斯面积比中国和美国要大，人口分别只有1.4亿和3000万，但也没有美国那么神气。尤其是俄罗斯，从1992年起，人口开始减少，但是不但没有神气起来，反而非常忧郁了。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91%，人口相当于美国的60%，但巴西并没有象美国一样神气。
中国1988年以后出生的3亿， 1992年以后出生的2亿人口。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64年、2068年才能分别降低到3亿、2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58岁、62岁了，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华民族基本灭绝。神气吗？
潘贵玉是不是希望中国13亿人将工业基础、城市和道路等建设好后，大部分自杀，留着给剩下的两亿人享受？就算整个北京90%的人都搬走，10%人留下来连基本的道路维修都不可能，城市怎么运转？
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从19世纪初的三分之一以上，下降到20世纪初的四分之一， 再到现在的五分之一。现在世界人口65亿，就算潘贵玉主任有绝活（比如通过地震、瘟疫、核武器、战乱等）将中国人口立即降低到2亿，那么世界人口仍然有54亿，但中华民族只占世界人口的3.7%了。对得住祖宗吗？真的神气吗？
潘贵玉认为计划生育已经可以唱国际歌了。看来计生委系统都具有国际眼光，张维庆主任也说过“岁岁相似人不同”，套用一句古诗，就是“人面桃花，物是人非”，通俗地说，就是“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现在市场、资源已经全球化，那么面对全球化而单独减少我们民族的人口是有国际目的了？
潘贵玉这个两三亿人口的观点明显是受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影响（我与李教授辩论了几个月），李教授认为中国人口需要降低到3亿。看来李小平还真影响了国家人口政策的决策层！我们普通百姓人微言轻，我研究人口问题几年，发现一些人口学特殊规律，浓缩很多普通网友的观点，但观点再有道理也没有人听；李小平教授这样的学术权贵随便一个胡言乱语，很多人都奉若圣旨。普通百姓都是有血有肉有思维的，怎么能够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非常欣慰地听到胡锦涛主席说：“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停止计划生育又将是以人为本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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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现在目前的情况，人口每年增加800-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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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2003年增加774万，2004年增加761万，2005年增加768万。可见中国近年每年只增加700多万人口，这还得益于人口政策的放松（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出生的女孩成为生育妇女，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和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生育主体。由于老年人口稳步上升，死亡人口势必不断增加（比如死亡人口从2004年的830万增加到2005年的849万），人口增量不会增加太多（减少的可能性更大）。哪里有800-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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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听了温总理的报告，我也有一份担忧，有时候还非常的忧郁，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十一五”规划的文本里面，整个文本只有两个数据：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能耗要降低20%。我翻遍了前十个五年计划，没有一个提到人均，唯独这个“十一五”规划中提到人均。我忧郁的是什么呢？忧郁的是这个分母不能很大，因为分母一大，他翻两番就是严重的挑衅了。
总理的这次报告说九年义务教育免除所有的费用，医疗体制改革，由看病难、贵变成看的起病。但是也有一个事实你得看到，就是孩子的抚养成本要大大的降低，反弹的压力很大。我们的现在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还是按照原来户口为基本的根据管理的办法，现在的户口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农村的抚养成本降低，人口反弹的压力我心里是压着一块重重的石头，我非常的忧郁我们的分母怎么办？这是第一个，现状我非常的忧虑！
第二个就是计划生育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中间的地位已经下降了。国策的地位已经下降了。我说实话，这次两会上很少人谈到人口控制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个两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样的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们的分母，“十一五”规划不可能实现，将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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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社会要可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对于现在正常社会来说，要保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妇女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国由于自从1980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性别比失衡，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还不能保证世代更替)，考虑到单身人口的存在和显著上升的不育人口比例，主流家庭应该轻松地养育3个孩子。然而我们现在却失去了人口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要说养三个孩子，连一个孩子都吃力，这是很不正常的，民怨极大，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却被潘贵玉极为推崇，认为是控制人口好手段。
我对总理的政府报告降低抚养成本是双手赞成！总理逐渐取消户口制度，总理降低抚养成本，使得家庭能够轻松的养育孩子，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总理这些功绩到了潘贵玉的眼里竟然变成了罪过。潘贵玉认为降低抚养成本，难以控制人口分母，总理提出的翻两番“就是严重的挑衅了。” 总理的观点是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严重挑衅了”谁？我不知道潘贵玉作为国务院一位部委领导为何对国务院总理的报告作如此严厉的评语。
我来分析一下潘贵玉的通过减少分母来提高人均GDP的荒谬性。
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亿，现在每年只增加700多万人口，今后几年以每年760万人口增量来推算（平均每年死亡860万的话，每年需要出生1620万，这五年共出生8100万，生育率在1.6左右），到2010年人口只能达到13.45亿；而中央的2010年人口目标是13.7亿（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出生2027万人口，这五年共出生10135万，生育率需要在2.0左右），其实即使停止计划生育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后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使得每年增加1500万人口（每年平均出生2360万，这五年共出生11800万），到2010年也才13.97亿（还达不到1996年定下的2010年14亿人口目标）。
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人民币，如果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就要达到14172元。以13.45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0613亿。就是说2010年总GDP为190613亿，13.45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4172元；13.7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3913元；13.97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3644元。13644 元是14172元的96.3%，但第三个方案五年出生人口却比第一个方案多出45.7% 。换句话说，第三个方案是牺牲3.7%的收入（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减少3.7%的收入，因为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这多出的3700万人口的消费增加GDP总量），但是增加45.7%的新生人口（多出生3700万人口）。这多出的人口过20年左右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创造GDP，大大增加那个时候GDP的分子；并且也意味着40年左右后，当现在的生育妇女老的时候，有3700万家庭多一个孩子养老，对老年化严重的当时是雪中送炭（现在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2045年的时候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 。多么合算！
依照潘贵玉“像抓分子一样的抓分母”，那情况会如何？降分母目前只有一个手段（李小平教授倒是提出了安乐死立法等计划死亡的观点，但潘贵玉敢采纳吗？），就是降低出生率，就算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育（以妇女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等于1981年到1985年这五年出生的5015万妇女终身不育；孩子是家庭的纽带，五千多万没有孩子的家庭增加了社会不稳定性；本来应该用在孩子上面的精力花在娱乐场所败坏社会风气），今后每年死亡860万左右人口，到2010年中国降低到12.66亿。总GDP为190613亿，12.66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5056元，相对于14172元增加6.2%。 为了增加这6.2%的收入（由于减少消费7900万的消费，会减少总GDP，因此实际上不会增加6.2%的收入），减少分母（不生孩子），但却使得今后5015万对夫妇老无所养！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
这还只是从五年的角度看，从更长远的角度，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对今后更有利，参见我发表在光明日报网络周刊《光明观察》的文章《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849）。
胡锦涛主席要求的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这个“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是从民族长远角度的， 不是光从暂时几年的角度的），但潘贵玉却为了五年“人均”增加3-6%的收入，而要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潜力，非常地短视！作为一位副部长级的干部如此短视地理解胡主席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说明党的宣传还有待加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在《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2005, PP.112-142）（http://www.dajun.com.cn/yinduzg.htm）中说：
“令人害怕的“人口危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像印度那样的情形）事实是如何的仍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关注快速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良好论据与对问题本质有相当误解之间的组合。这些误解之一是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有时认为，抑制人口增长是提高人均GNP增长速度（或者预防它下降）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实上，对于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政策——与一般情况下一样重要——可能对人均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少变化。
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199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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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年均人口增长率-年均GDP增长率-假定人口增长率下年均人均GDP增长率
---------------------------------印度人口增长率-中国人口增长率
印度----1.9------------6.00----------4.1-----------------4.9
中国----1.1------------10.7----------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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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在上表中得以阐明。如果中国有印度那样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如，以1.9%取代1.1%），它的人均GDP增长——假定总GDP增长速度没有改变——仅仅从9.6%下降为8.8%（如果假定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会提高总GDP的增长速度，这种下降会更小。这种假定比假设总GDP不变更为合理，因为后者意味着增加的人口都是不能从事生产的）。同样，如果印度成功地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1%（像中国一样），它的人均GDP增长率将仅仅从4.1%上升到4.9%。中印之间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对比主要是由于中国在总收入增长速度上更快，而人口增长率在这种对比中作用非常小。”
可见Amartya Sen等人也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虽然减少分母，但是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可见通过减少分母来提高人均GDP的想法哪里是幼稚，简直就是愚蠢。这种观点出自国家人口政策的执行机构（计生委）的副主任嘴里，足可见中国人口政策的草率和缺乏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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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间，使世界能够正眼看我们，我觉得分母的地位很重要，打了一个漂亮的仗。去年我向国务院提出要奖励农村的独生子女，我认为控制分母的人是做了重大贡献的，所以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我们这些为控制分母的人是应该理所当然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我向国务院建议对农村里面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在他们父母年满60岁以后，由政府拿资金每人每年奖励不少于600块钱这个建议案，而且得到的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马上试点，今年全国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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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原来“少生奖”的馊主意就是潘贵玉提出的！潘贵玉的“少生奖”的理由是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为控制分母做了重大贡献的，国家就是依赖减少人口这个分母而发展起来的，这些为控制分母的人是应该理所当然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上文已经分析了减少分母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我在《计划生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294486&typeid=17）一文已经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情况，得出结论：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最近用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很好地反映了人类生活质量。
人类发展指数的国际比较（19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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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国--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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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HDI在1950年时候没有差别，两国主要差别出现在1975年前，而这段时间两国生育率没有差别；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而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1991年，中国经济改革比印度早12年；印度的社会矛盾比中国复杂。中国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中国2003年HDI比1980年增加1.353倍，同期印度增加1.374倍。从绝对数和相同起点来说，印度1990年的HDI接近中国1975年的HDI，中国从1975年到1990年这15年增加0.102，印度从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增加0.103-0.106（印度从1995年到2003年每年HDI增加0.07，据此粗估2005年为0.616；要是考虑到印度近年的快速发展，从2000年到2003年这三年平均每年增加0.083的话，2005年应该为0.619）。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HDI比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增加更快！
可见，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从微观角度看，也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当年响应政策的那些独生子女的家庭现在生活水平平均偏低。这才需要国家来“补贴”扶贫。 从微观如此，从宏观也如此。
可见那些少生孩子的家庭并没有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作出额外的贡献。中国免费义务教育还没有开始，前些年一直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以前多出生的孩子并没有从社会受益，相反他们还受到歧视（交纳社会抚养费等）。那些少孩子（或者像李小平这样根本就没有孩子）家庭，精力放在娱乐场所，别人在辛苦带孩子，他们在享受，最后到老的时候还得靠别人辛苦培养的孩子纳税来支付“少生奖”。计生委不是宣称“少生快富”吗？既然是“少生快富”，那么就不应该给独生子女家庭发补贴，他们不是已经“快富”了吗，还要靠那些“慢富”的人纳税发补贴干什么？
多生罚、少生奖，多么滑稽的政策，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的竟然还能受到奖励？将成为最大的历史笑话。今后哪届政府肯兑现？既然有这样的好事，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还能得的奖励，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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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我也（对名人、富人超生）很气愤，人人在生育权之前都应该平等，但是现在名人超生还心安理得，我是呼吁法律要有所规定。我希望计划生育工作者要教育这些名人，首先要具有一个公民的素质，要遵守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控制这个分母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名人和富人也要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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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我在《光明观察》周刊《从人类发展指数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一文（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466）已经从社会发展水平角度分析了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也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不减少，由于大多数人只愿意生育两个，就需要相当部分人生育四、五个。计生委通过媒体宣传高收入人群的超生。但目前有条件的高收入者也不过生育两胎，生育三胎的罕见。海外华人育龄妇女大多只生育一、两胎，中国台湾地区平均在1.2人以下，而香港育龄妇女平均每人产婴儿为全球最低只有0.9人左右。经济水平越高的群体，生育率越低。难道中国的富人、名人是个特殊群体？是世界例外？
现在中国生育意愿不到1.8（意味着相当部分人有生育两个的意愿），这些有生育两个意愿的富人有条件通过特权的形式来超生。但从他们这个群体来看，是不可能高于农村的，更不用说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就是说，即使他们“超生”，但也没有拿回本来的生育权（有生育能力的平均生育三个），他们谈不上超生。
美国、加拿大媒体经常报道生育十六七个孩子的家庭，但美国总和生育率只有2.08，加拿大只有1.5左右。主流家庭生育三个，相当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才是正常社会，但中国现在对生育两三个都看不顺眼了，真是怪事！
计生委既鄙视了农民的超生，说他们没有养育能力；更加抨击了名人多子，难道他们也没有养育能力？对培养下一代没有付出的丁克家庭反而应该受到鼓励了，真是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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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我们国家现在城市的污染使男性的生殖能力下降了，有人统计，大城市的男性的精子数含量不是降低了一点点，这个数字非常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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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潘主任既然认识到生育能力的下降，为什么还在呼吁减少人口的分母？我国不育不孕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已从上从二三十年前的2%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2.5%，接近发达国家15%到20%的比率。如此高的不育不孕比例，而政策生育率却又只有1.38，中国人口怎么可持续发展？
潘主任将生殖能力下降都归因于环境污染，是想当然或者人云亦云了。生殖能力的下降原因很复杂，西方国家在1950年代不育不孕人群比例就已经达到中国现在的水平；除了少部分是环境污染所致外，更主要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古代皇帝虽然有三宫六院，但生育能力不高，有的甚至需要过继兄弟的儿子才能延续皇权），工业化所引起的生活习惯的改变(比如电器辐射)、精神压力增加。美国环境比中国要好多了，但不育比例更高，因此不能将生育能力的降低归因于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环境恶化。娼妓和婚外情泛滥所致生殖道感染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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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贵玉：希望大家各级党政领导要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拨出应有的经费。你如果在市场经济这个情况下，现在所有的都有市场配置了，自从我们国家计划委员会，改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政府部门的计划两个字只剩下我们一个部门就是计划生育，其他的全部没有了，在所有的物质配备的情况下，如果搞好人口的机遇问题这成了各级政府的重头戏，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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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计划生育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但几十年来的成本却是巨大的。计生委系统庞大的机构每年耗费纳税人大量的税款。我不反对计划，但以目前的计划水平，似乎难以计划好一件事，计划还是没有为好，国家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与计划相关的政府部门都被撤销，连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改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潘主任是期望“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计划”的历史遗迹长久存在？还是看到其他“计划”的部门的消失而心中凄凄，对计生委的生存表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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