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或叫竞争
(2009-05-27 07: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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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或叫竞争
庄冬
<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篇>里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请大家在读这篇文章时牢记孙子的这一段话。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只局限在军事,孙子兵法的指导意义对任何一种竞争都是生死存亡性质的。
国家无非是军事、经济和政治(包括文化和宗教)三部分。由于历史的进程,中国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国家:中国既代表中国也代表中国文明。美国是属于西方,也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因此,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或叫竞争必须从鸦片战争说起。
中国和基督教文明的关系或叫竞争主要开始与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和基督教文明的关系或叫竞争还没有上升的国家或叫政府的水平。
当时世界的超级大国是英国。也许当时中国的清政府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其实是一个国家的行为这一性质认识的不够深刻,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确实是通过民间组织进行的,以至于中英之间的贸易的规模以及逆差的累计达到了一个必须解决不可的地步。英国人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印度种植鸦片再贩卖的中国。这就是有当时的超级大国政府也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做后台的,现在西方依然叫做鸦片贸易的超级大国的政府和军队支持的贩毒活动。
贸易的国家性质在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的政府和军队支持的对中国的贩毒活动中暴露无遗了。清政府为了保护国民就开始了禁烟的法律和行动。自然的,清的军队不是超级大国的英军队的对手。英国女皇的毒贩子赢得了这场关于是否可以在中国卖鸦片的战争的胜利。后来,法国和美国也如法炮制了对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中国和基督教文明的关系或叫竞争的性质是殖民者和殖民地的。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和基督教文明的关系或叫竞争基本停滞了,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证明了基督教文明的对中国的关系或叫竞争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基督教文明必须随着它的对中国的关系或叫竞争的性质的改变而改变它以往的只动拳头的习惯了。
由于国家是由军事、经济和政治(包括文化和宗教)三个部分组成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三个部分的关系的总和。两个或几个国家在这国家组成的三部分里一致的东西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合作的性质就会强一些,相应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竞争的性质就会弱一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和苏联在军事和政治(包括文化和宗教)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的合作的性质就会强一些,相应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竞争的性质就会弱一些。由于国家是由军事、经济和政治(包括文化和宗教)三个部分组成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三个部分的关系的总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和苏联在军事和政治(包括文化和宗教)两个部分上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导致了中国政府和苏联在国家的经济组成部分上的关系的合作的性质就会强一些,相应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竞争的性质就会弱一些。
同样是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在军事和政治(包括文化和宗教)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的关系的合作的性质就会强一些,相应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竞争的性质就会弱一些。由于国家是由军事、经济和政治(包括文化和宗教)三个部分组成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三个部分的关系的总和,而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在军事和政治(包括文化和宗教)两个部分上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导致了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在国家的经济组成部分上的关系的合作的性质就会强一些,相应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竞争的性质就会弱一些。
事实也确实是苏联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巨大帮助和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建设和发展也给予了巨大帮助,这样两个事实的基础是同样的。
直到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在政治上的基本一致性改变了,甚至与改变了在军事上的基本一致性。不可避免的中国政府和苏联在经济上的基本一致性由于没有了基础也就随着政治和军事改变了。
由于美国和苏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基本对立的,中国政府和苏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基本一致性的改变必然导致中国政府和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某种一致性和合作。军事上,美国为了利用和适应新的国际形式和脱离由于长期的反华政策发动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造成的困境是眼前迫切的中美合作的理由。长远的呢?美国有着在政治上改变中国的远大联想。
美国的在政治上改变中国的远大联想,也就是使中国在政治上与美国一致起来,导致了美国的对中国的利用经济手段诱导政治变化的对华的国策。因此,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符合美国的政策和策略。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参加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各方面力量都希望看到它成功。
国家是由军事、经济和政治(包括文化和宗教)三个部分组成的,这三部分又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和相辅相成的。军事利益有政治和经济价值,经济利益有军事和政治价值,大家都比较清楚和容易理解。但是,政治利益有军事和经济价值这一点对很多人都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更不用说理解如何利用政治方法来谋求经济和军事利益了。
一般人理解的利用政治方法来谋求经济就是交朋友,期望由于政治上的一致性带来友谊从而得到对方的鼓励或叫奖励,也就是带来经济利益。这样的想法虽然很自然但是缺乏基础,因为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一厢情愿上的因而没有掌握主动权。另一种方法是“不打不相识”,对方必须用经济利益来得到我的友谊或叫政治上的一致性。这一点在所谓“民主”政治里几乎是下意识的机械行为。如果你肯定会投我的票或者我已经知道你会投我的票,那我为什么还要给你好处呢?需要争取的都不是自己人。争取中间派需要花代价,争取敌对的一方就需要花更大的代价。
1,台湾在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作用
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台湾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当然啦,台湾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先导。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在军事和政治(包括文化和宗教)两个部分上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导致了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在国家的经济组成部分上的关系的合作的性质就会强一些,相应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竞争的性质就会弱一些。事实也确实是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建设和发展也给予了巨大帮助,这样两个事实的基础是同样的。也就是说美国和台湾的经济关系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关系,由于政治原因,美国对台湾在商业上或叫经济上是比较客气的,或者说没有把台湾当作一个经济竞争对手来对待。
台湾这个中美经济关系的先导为中美经济关系的起步和发展建立了一个模式和原点,也就是一个参照物。由于这个参照物是有政治意义的,因此从纯粹商业上计算是对美国不利的。但是美国也有美国自己的算盘,它是得到了政治利益的。有了台湾这个具有政治意义而不是纯粹商业计算出来的参照物,中美经济关系的起步和发展就是在一个从纯粹商业角度看比较有利中国的基础上开始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台湾这个中美经济关系的先导做模式和参照物,中美两家谈出来的经济关系就应该不如有了台湾更有利于中国一些。
如果你的公司准备和另一个公司做生意,你一定想知道这个公司和别的公司做买卖的模式和价格,你一定更想知道这个公司和它的朋友公司做买卖的模式和价格。当然,这个例子是公司之间的交易是有法律约束的。国家之间贸易的自由度可就大啦。自然,中国跟美国贸易是得不到欧洲国家和美国贸易的模式和价格的。中国跟美国贸易甚至是得不到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和美国贸易的模式和价格的。中国跟美国贸易也许是得不到台湾和美国贸易的模式和价格的。但是,有了一个台湾这个中美经济关系的先导做模式和参照物,中美两家谈出来的经济关系就应该比没有台湾更有利于中国一些。
再加上中美贸易的初期甚至今天都不能说是商业为主导的,因为其中的政治因素份量仍然极重。所以,在美国由帮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而诱导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大战略大前提下,按照基本常理(也就是双方各自计算自己的得和失,因为美国有自己认为的政治上的得就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作商业上的非斤斤计较),在中美贸易关系里中国应该是得到了实惠的。
顺便说一句,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经济都是制造型的,而且都依赖资源和市场。美国对他们的经济支持也是对美国有损失的。首先,美国要保证他们的资源供应。其次,美国还要为他们提供自己的市场。所以,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经济对美国经济是包袱和有吸血鬼的效果。
中国的经济在贸易上的特点自然有劳动力便宜的一面。但是,劳动力便宜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竞争力。中国经济的主要实力在于中国有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任何产品,无论是航天、航空还是玩具都可以在中国一个国家搞定。大家只要想一想即便是玩具都涉及纺织、金属、化工和电子几种工业。
虽然中国的廉价产品利润不高,但是它是一个经济竞争中的武器。因为这些产品都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而那些所谓“高附加值”产品就不是了,其原因就是战争首先打掉的就是“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因为它们都是奢侈品。因此,那些所谓经济转了型的国家最惧怕战争。
2,印度路线
很多人以为中国应该在建国初期就向美国示好,因为那样一来中美贸易就会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而不是70年代。
我不打算谈论中美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的经济关系(如果存在的话)究竟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政治和军事基础。我只想指出印度是和美国有着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基础的。特别是由于中国的政策和战略还帮助印度加强了它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一致性。因此,可以想象事实上的印度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应该比有一个竞争者中国跟它一齐向美国求爱要好一些。即便如此,印度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现在究竟发展的如何呢?这难道不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吗?
因此,如果有了一个中国奉行与印度类似的政策和策略,也就是两家一齐向美国大款求爱的话,由于这是一个假设我实在无法猜测中国会得到什么,但是印度是一定要比事实上的历史在与美国打交道是少得到那怕是一点点的实惠呢。由于中国与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致性不如印度,中印两家一齐向美国求爱的结果只能是印度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少一点和中国得到的比印度要少一些。所以嘛,那样一来,不要说印度和美国的贸易要比事实上的历史发展缓慢一些,中美贸易则只会小于印美贸易。
其实呢,人们还不只是想到了中国应该在建国初期就向美国示好,他们还想到了脚踩美苏两条船,也就是印度路线。大家知道,中苏关系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恶化了。因此,也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印度的脚踩美苏两条船路线没有得到百分之百地充分发挥。与中美关系相对应的,中苏关系的恶化也使印度在向苏联求爱的时候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即便如此,印度和苏联的经济关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现在究竟发展的如何呢?这难道不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吗?
所以,一个国家必须立足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家之间的“示好路线”和“求爱路线”即便是在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和军事上的一致性的前提下都是无异于“叫花子路线”,开始是个叫花子,叫花子走叫花子路线的结果还只能是一个叫花子。
当然啦,事实上的历史是中国没有像印度一样走脚踩美苏两条船路线。虽然啦,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如果中国像印度一样走了脚踩美苏两条船的路线的话,仅仅从对美经济关系也就是贸易发展的规模来说,亚洲只能是有两个印度而绝对不会是有两个中国的。那样一来,从中美经济关系,也就是竞争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和印度的日子都会更加不好过,而美国的日子就会好过多啦!
3,所谓“民运”和“6.4”在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作用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美国就有一个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下一代或下若干代身上的想法。要实施这个想法,美国就要跟中国人的下一代或下若干代交朋友。
中国的“右派”就是美国跟中国人的下一代或下若干代交朋友的伟大结果。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美国跟中国人的下一代或下若干代交朋友的伟大结果:中国的“右派”,美国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下一代或下若干代身上的想法就有了期望。美国由帮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而诱导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大战略就有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其集中体现就是所谓“民运”和“6.4”。中国也就安全一些啦,因为如果不然,没有了这些运晕们,美国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下一代或下若干代身上的想法就没有了期望。
那样一来,在中美经济关系和贸易上美国的在政治上的得就小了或没有了,中国在经济和商业上的得也会随之减少。再者,如果美国对华的政治攻势的效和果或结果小了或没有了,不仅中美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会受影响,中美之间动武的可能性也只可能增加。你看看,这些运晕们对保护中国和平和不受侵犯也是效了力的。
因此,鉴于美国由帮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而诱导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大战略,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缓行甚至不行。因为一旦中国的政治改革到了美国喜欢的地步的时候,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兴趣了。所以,只要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美国就有兴趣发展中国的经济或至少不会把中国经济破坏的太坏。中国方面呢,也要不时地显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变化或者至少也要出几个“民运”分子。美国由帮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而诱导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大战略是需要中美双方的努力来维持的。
4,文革在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作用
讨论文革,那怕只是文革的一方面,都有必要重读<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篇>里话: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前面提到了政治利益可以转化为利益,要理解文革和经济的关系就必须分清左右。现在的中国或有关中国政治的左和右的观念是什么呢?
想当年,中国的右派聚在一起成了个国民党,中国的左派聚在一起成了个共产党。国民党在台上要维持现状,因此是保守是右。共产党在台下因此要变革是左。
现在和当年不同的是中国的政治形式翻转过来了。共产党革命成功了,轮到共产党保守啦。现在轮到中国的右派闹革命啦。共产党在台上,毛主席现在的目的是要维持现状啦,因此要保守是右。这共产党在台上也就是毛主席跟尼克松说他喜欢右派的哲学根据和事实基础。
由于现在中国的政治形式翻转了,人们的行为或思想倾向也应该随之翻转过来才能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共产党是右派是不要革命的!反共的人们是跟共产党相反的,因此是左派!如果右派不知道自己是左派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也就是给自己定位不准确,其实事实上是完全相反,也就是南辕北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矛盾是不好的。如果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统一就会做亲痛仇快和事与愿违而不自知的事情,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中国的反共的却在天天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从根本上维护着共产党的统治:因为恨文革而极力反对颜色革命方法。
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全世界所有的被搞垮了的共产党政权都是被颜色革命给搞垮了的。颜色革命是什么?颜色革命就是革命。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主席的文革,其实就是一个颜色革命,红颜色革命,就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右派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毛主席的文革究竟是怎么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右派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的呢?
毛主席的文革非常巧妙地把中国的右派痛痛快快地戏耍了一番。以至于中国的右派被戏耍的如此难受就像被洗了脑筋一样。人家一般的傻人也只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中国的右派则是一朝被文革洗了脑就必须祖祖辈辈子孙后代地永远怕井绳。他们全球到处诉苦借助世界上各种势力千方百计地反对在中国重新出现颜色革命。可是这些被文革洗了脑筋的中国的右派们死活也想象不到他们的努力是亲痛仇快和事与愿违的。因为这样以来,经历了文革以后或叫被文革洗了脑筋的中国的右派们就比其他共产国家的右派们在跟共产政权们竞争起来的时候少了一个最最主要的武器:颜色革命。因此,中国的右派在反共斗争中早就积极主动地把自己最最主要的武器:颜色革命缴械给中国共产党啦。
而且情况还要比缴械更糟糕,因为中国的右派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在于自己缴械。被文革洗了脑筋的中国的右派们不仅对大规模群众运动深恶痛绝因此自己不搞颜色革命还反对别人搞颜色革命,他们还不算完,还要让颜色革命在中国永远也不出现,他们要让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不搞颜色革命。可怜的是他们被文革洗了脑筋却不知道他们在对颜色革命深恶痛绝的同时在实践上却是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人们被蛇咬了以后怕蛇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但是这颜色革命也不是蛇啊!颜色革命只是一个工具或叫一种竞争或斗争的方式或方法,你用得,为什么我就不能用呢?你可以用颜色革命,我也可以用颜色革命嘛。就好比你打了我一拳,我也可以打你一拳嘛。正常的人是不应该恨拳头的嘛。也就好比你砍了我一刀,我也可以砍你一刀嘛。正常的人是不应该恨刀的嘛。也就好比你打了我一枪,我也可以打你一枪嘛。正常的人是不应该恨枪的嘛。如果我打了你一枪,你吃了枪的亏以后就对枪深恶痛绝并且要你的子孙都永远恨枪和永远都不用枪。如果你真只是这样把你的想法限制在你家里也就算啦,无非是让你自己的子孙后代做靶子。你还要搞个文革博物馆让别人的子孙后代也都永远恨枪和永远都不用枪。你这样处心积虑地帮助共党政府连共党政府都不好意思啦,赶快叫你别搞文革博物馆啦。
正常的思维应该是在吃了枪或颜色革命(文革)的亏以后应该马上拿起枪或颜色革命(文革)杀向敌人滴!大家看看这文革对人们的脑筋洗的如何?特别是对现在还在反对文革也就是颜色革命的人们的脑筋洗的可谓彻底,因为他们同时又在积极维护中共政权统治。
最后再说说这究竟什么是左、中和右派。中就不用说啦。这左和右嘛其实跟共产和资本毫无关系。左和右只是哲学家们研究人们的行为或思想倾向时一个简单的分类符号而已。共产和资本是历史现象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将会持续多少年也没人知道,而且今天的共产和资本都跟当年大大地不同啦。共产和资本都是人自己定的规矩嘛。大家只要看看基督教就知道啦,上帝定的规矩都是可以改变的嘛。何况人定的规矩呢?上帝定的规矩对人的约束力都不过如此。何况人定的规矩呢?左派的行为或思想是倾向于改变、改革、变化、革新甚至革命,也就是激进的。右派的行为或思想是倾向于维护现状、限制改革、阻碍变化、反对革新甚至反对暴力革命,也就是保守的。
资本主义革命时期的左派是资本主义者。那时的右派是保皇派。我前面已经提到了美国殖民地时期闹独立的左右派斗争是暴力的和华盛顿是左派。印度殖民地时期闹独立的左右派斗争是非暴力的和甘地是殖民主义者喜欢的左派。英美爱甘地爱得都忘了给印度人讲华盛顿的故事啦。可惜印度人的英语那么好也没人提出要学一学华盛顿杀几个英国人。也许人家印度人知道华盛顿的那个制度虽然好却搞了将近200年才让美国撅起,因此华盛顿的制度实在是一个发展非常慢的制度,人家印度人等不急了吧。
当然啦,“6.4”其实也是一个“颜色革命”。由于中国的右派早就将“颜色革命”向中国共产党缴了械。因此,它事实上起到了证实美国由帮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而诱导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大战略是有希望的,因此它起到了帮助中美经济关系和贸易的发展的作用(虽然在短时期有一定的负作用)。大家一定还记得绝大部分“民运”分子是反对因为“6.4”而“经济制裁”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民运”分子自己的希望也是美国继续由帮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而诱导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大战略,而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战略的成果。如果这个战略停止了,他们也就没有用了。由于“6.4”给美国提供了希望,美国的由帮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而诱导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大战略是继续着的。
“6.4”这个“颜色革命”在中国没有带来其他“颜色革命”在共产国家的结果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已经见过“颜色革命”了,也就是经过了文革的锻炼。正是因为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已经见过“颜色革命”了,“6.4”这个“颜色革命”才没有真正形成一个“革命”,而只能是一个“事件”,也没有能像其他“颜色革命”一样推翻了那些国家的共产政府。
“6.4”以后,政治意识敏感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我自己就是“6.4”以后才开始关心政治的。这场中美政治、经济和军事犬牙交错的竞争究竟会鹿死谁手,用围棋的话说就是谁的“气”长呢?
我相信经过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了的中国的“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