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小桥

岁月如流水,记下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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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严寄洲伯伯

(2018-06-21 10:31:37) 下一个

发小群有人发消息:“ 101岁的八一厂导演严寄洲去世了”。我一愣,那位大口吃肉,大声说笑,一辈子嬉笑怒骂的老人家真的走了?


让我用严伯伯导演的电影《赤峰号》插曲 -- 等待出航,在千山万水之外送别这位老人家!

这些年做楼上楼下邻居,回国看父母时常看到他坐在干休所花园里晒太阳,聊天,在家里五层都能听到他在楼下的高喉大嗓。后来见他坐轮椅了,还是不甘寂寞,让保姆推着坐在路口,跟人打招呼。

昨晚有人在发小群发了两张照片,让人唏嘘不已。照片上的八一厂第一代导演们,随着严伯伯离去,只剩女导演王少岩阿姨了。

那张文革中黑线人物陈,冯,严,王,张挨斗的照片,记录了八一厂文革中的丑恶历史。

网上看到一篇严伯伯的口述历史,说是作家舒云记录的严寄洲口述历史,曾发表在《报告文学》上,一时没找到原始出处,但从说话口吻到内容,是老人家“笑着讲述苦难”的风格,我敢断定是真实的。

 

 

导演严寄洲的“反革命”经历  (ZT)

 

导演严寄洲简介:1917年8月,出生在江苏常熟。1938年10月,从上海到延安,1939年调到战斗剧社,开始从事演员、编剧和导演工作,曾编剧、导演过话剧、秧歌剧30余部。1953年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导演工作。除拍摄了一部长纪录片《祖国的海疆》和导演了100多集电视剧外,共导演过27部 故事片,其中深受观众好评的有《战斗里成长》、《五更寒》、《英雄虎胆》、《海鹰》、《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二泉映月》、《再生之地》、《死 亡集中营》等。他还参加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一日千里》、《带兵的人》、《三个失踪的人》等十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工作。作为国务院特殊贡献奖 金的获得者,他的电影曾获过金鸡奖和百花奖,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文化部颁发的奖项等,并多次被评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 但他因为在“文革”前导演《南海长城》,被打成“反革命”。 以下是严寄洲的“文革”口述。               

1

  1972年6月23日,“劳改”近三年的我们从山西高显总政五七干校被押回北京。还算“犯人”,只不过“恩准”在家,可以到大门口买东西、拉蜂窝煤,就是不能进城。造反派老说我不老实,其实我老实透了,天天夹着尾巴在家待着,做做饭,看看书。

   那时,江青时不时就窜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来转一圈。一天晚上,中央军委正在三座门开会,江青来了,进门也不坐,演戏一般大叫:老帅们救救我,八一厂要破坏 我的《红灯记》,我求求你们支持我。当时叶帅主持会议,他冷静地叫江青坐下慢慢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同志说,今天太晚了,是不是明天上午去?江青 非要“突然袭击”。没办法,叶剑英、李德生又邀上参加会议的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同志,江青在一大帮人的前呼后拥下,连夜“杀”到八一厂。不知道这位“旗手同志”哪一根神经兴奋了,又“关心”起了我,突然问那个“反革命”导演放回来了?为什么没“专”他的“政”?江青的话就是“圣旨”,造反派连夜把我从被窝里抓起来,梦还没醒我又成了囚犯。而这时还没有安排我的牢房,临时把我关到被称为“经济宿舍”的平房里,半个月后,转移到厂区的桃园。

 

  偌大的“监狱”只关了我和厂长陈播两个人。但再一想,还有桃园里的108棵有情有意的桃树呢。不多不少,整整108位“梁山好汉”。在我的十年“监狱”生涯中,这是最后一段,尤其是经历了揪斗、关押、毒打、劳改等等非人的折磨,桃园真成了我的“桃花源”了,那是我“监狱”生涯中最开心最有情趣的一段。桃园很大,中间有许多空地,可以种菜,陈播上午劳动,我下午劳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还记得这么几句: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真是如此啊。只不过不是“忽逢”,而是天天面对面,神仙怕也过不上如此美丽的日子吧?

 

桃园里有特技车间的一间仓库,中间一堵墙,我和陈播各“住”半间,造反派让我们各自挖了厕所,不许我们说话,怕“串连”。我和陈播早在抗战时期在战斗剧社时就是老战友。在江青眼中,我们都是她点名的“重犯”,“罪大恶极”。我顶着一大堆“帽子”,什么“黑线人物”,“漏网右派”,“三名三高人物”,“毒草专家”等等,都快把我压趴下了。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从《南海长城》开始与江青的“深情厚意”。确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对我很“好”。人家都说,你跟江青同志一块工作真幸福,我也以为呢,实在不知从此却整惨了我。极平常的事在“文革”中都上了纲线,成了我的“滔天罪行”。

 

2

 

  再厉害的运动也比不过“文化大革命”,全国是“三家村”,我们八一厂是“四家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上边来了几个“钦差大臣”,要把八一厂这潭“死水”抽干淘尽,把我们这些“王八”打捞出来,重建一个新的八一厂。八一厂顿时被“烧”开了锅,一晚上全厂大字报就糊满了。领导班子几乎都成了走资派,一大批艺术骨干成了当然的“黑线人物”,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张良等也没“逃掉”。开始我算“落伍”者,后来才知道,原来我是样板电影《南海长城》的导演,与江青通着“热线”。但不打倒我,与我关系密切的编导也不好打倒。于是造反派大造舆论,说我散布江青在上海怎么怎么。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可捅到了江青的痛处,她最怕别人知道她30年代的那些事情。江青马上火了,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口的造反派大会上发表万言讲话,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严寄洲这个王八蛋。

 

  八一厂第二天就批斗我,我实在是不服气,鼓起勇气大喊一声,我能不能讲话?主持会议的造反派说,大家不许吭气,听他讲。我问,“王八蛋”是什么性质?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本来热哄哄的会场哗地“冷”下来,造反派头头只好说,严寄洲今天态度很坏,押下去。接着向江青汇报,说小报上说江青30年代的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严寄洲说的,江青信以为真。

 

我终于理解江青为什么老那么别扭,30 年代是她的一块“心病”,说穿了江青心虚,上海电影界摸她的老底,所以江青选中八一厂的《南海长城》作为样板田。拿她自己的话说,她攻来攻去攻不动,上影不可信,北影、长影也都有30年代的人物,看来只有依靠解放军了。江青选中我当《南海长城》的导演,过了一段,发现我是上海人,而且30年代正在上海,她的“心病”又犯了。突然的一天,江青叫我到去,过去江青谈话,都有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以及总政文化部部长陈亚丁和八一厂厂长陈播,连讨论“又臭又长”的分镜头剧本他们也都要从头到尾地“陪绑”。可这次很奇怪,就我一个人。江青笑笑:每次大家来,光听我说,今天想单独和你谈谈。她叫工作人员给我一杯茶,好像很随便,“哎呀,寄洲同志啊,我先问问你,自从我头一次见到你,我就总有个感觉,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吗?我好像见过你。”我十分肯定地说:“不,我不认识你。”江青问:“你在上海哪个文艺团体呀?”我说我不是搞文艺的,我在上海世界书局当练习生。江青还不放心,又问:“你在上海是哪一年入党的?”我说我是1938年到延安后入的党。江青这才一块石头落地,谈了对《南海长城》的拍摄意见,请我吃了一顿饭,放我走了。

 

其实30年代我就从小报上知道江青,她在《狼山喋血记》里演女主角。那时在上海,江青顶多算四五流的演员,说她是三流演员还抬举她了。记得筹拍《郑成功》时,郭老的夫人于立群还说,这个戏有我的角色没有?于立群很漂亮,30年 代曾是明月歌舞团的演员,拍过电影《王老五》。当时她演女一号,江青演女二号。上海女演员太多,她也不漂亮,我对她印象不深。我一到延安,就听说了她的故 事。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多,可我从来没说过她的坏话。但江青并没有放过我,一两个月后,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接见文艺口的造反派,说八一厂那个“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态度很恶劣,她在病中,指示我一次,我反对一次,这个“反革命”分子整整折腾我剥削我三个月。这还不够,江青又补充了一句:“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当导演是胶片把他培养起来的。旧社会他在上海是个画广告的。”这一下坏了,红口白牙给我定了性,干柴浇汽油,造反派马上把我揪出来“火烧”。

 

3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4年,八一厂的故事片走到低谷,人员增加很多,却只拍了四部故事片。到1965年,厂里的主创人员已经人人自危。在江青调看的八一厂的68部 故事片中,分四类: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二是宣传路线错误,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三是丑化军队老干部,写了爱情;四是歌颂中间人物。八一厂拍的军事电 影几乎都被江青点名批判,尤其是我的《五更寒》宣扬叛徒哲学,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并列为特大毒草。包括厂长陈播,我们都是卖力气干活的。“文化大革命”前我执导了12部电影,除《脚印》《这决不是小事情》因情节简单“逃之夭夭”外,都被江青戴上了“大帽子”。《海鹰》是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小资”情调。《野火春风斗古城》美化了关团长。杨晓冬在关键时刻软弱,金环像泼妇,银环是中间人物,屡犯错误。《英雄虎胆》美化女特务阿兰,还大量散布资产阶级的糜烂和色情生活,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赤峰号》渲染战争的恐怖和苦难,否定了战争的正义性,宣扬了“和平主义”。《哥俩好》《带兵的人》宣扬中间人物……这一大堆“罪名”铺天盖地砸过来,我彻底蒙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江青操纵下,八一厂的生产全部停顿下来,摄影棚成了批斗大会的会场。录音棚有隔音设备,“鬼哭狼嚎”外面听不见,成了毒打审讯的刑场。因为三天两头挨打,我干脆剃了个光头,想抓头发,没有。那时群众乱打,打死就打死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监狱,死了是烈士。而被造反派打死,算什么?所以我要保护自己,不能白白被他们打死,先认罪,将来再翻嘛。

 

造反派多次召集上千人大会批斗,给我们这些“黑帮”挂上“反革命”的牌子,一部片子斗一次。造反派先研究这个电影反动在哪里,在大会上念发言稿,然后把反革命导演某某某押上来。“上纲上线”交代拍这个电影的反革命企图,最后看电影,每次批斗会都这样。谁拍的电影少,谁就少“亮相”,而我“毒草”最多,所以“上台”就多。腰拼命弯着,两只骼膊被揪着朝天。年纪大了,“喷气式”时间一长就吃不消了,腰一夜都缓不过来劲。想解释,你算是秀才遇见兵,怎么说你都没有理,一部片子检讨多次仍然过不了关。不光你受不了,陪斗的导演也受不了。 同样挨斗的纪录片导演张加毅悄悄给我出主意:老严,弄不好要被弄残废了,硬顶不行,你上纲上得比他们还高,他们就批不下去了。我一听不错,可是你不知道哪天批你哪部片子,这我就留了心眼。

 

  “黑帮”排队从后面转过来。我往放映机那里扫了一眼,一摞片子是《英雄虎胆》。哦,今天批我。乘他们不注意,我一人跑到台边上蹲着。把“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押……咦? 找不到人了。我赶快站起来,我在这儿。全场都乐了。造反派恼羞成怒,今天非挖出你的黑良心来,你为什么拍这部片子?为什么拍?我早想好了:蒋介石在福建有 九股特务登陆,我欢迎蒋介石,拍片子给他造舆论,就是要配合他反攻大陆,意思是你们快来吧。哪有这么厉害?底下群众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捂着嘴想笑又不敢 笑。造反派头头一时没转过弯来,卡了壳,“蛐蛐蛐”一商量,今天严寄洲的态度很坏,滚回去。空喊了几句口号,就把我赶下了台。嘿,这法子真灵,本来造反派想万炮齐轰,没“轰”成,连“喷气式”也忘了让我坐。这个斗争策略很有意思,成了政治笑话。以后不断有人跟我开玩笑:你立了那么大的功,蒋介石怎么没给你发勋章?

 

   我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批判《哥俩好》呢,可是奇怪,始终不批。以后才知道,造反派说,这片子怎么批?喜剧,大家看了哈哈大笑,气氛全不对了嘛。不过,因 为与我毫不相关的电影《舞台姐妹》,我却挨了一次批斗。导演谢晋拍完《红色娘子军》,风头正健,又准备拍《舞台姐妹》,把本子拿给我看。是越剧,太有意思 了。谢晋当着好多人问我怎么样?我说这本子太好了,全国所有的剧本让我挑,我绝对挑这个。《舞台姐妹》成了大“毒草”,我也沾了光。谢晋还奇怪,《舞台姐妹》不是我的吗?为什么批你?

 

4

  最初被关在“经济宿舍”的平房时,每日三餐有两个战士押着我们到食堂打饭。路上碰到人我就乱打招呼,发现别人很害怕,后来才知道造反派说我藏着匕首要杀人,看押我的新战士也非常紧张,不知道这个“反革命”到底要干什么。我故意“捣乱”。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洗印车间的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女同志,她母亲是苏联人。我故意小声跟她说话,押我的战士忙追问,我说是苏修。马上汇报上去,弄得造反派紧张了好一阵子。抄我家抄走一些钱,我的一只派克笔和手表也被顺手牵了“羊”。我对造反派说,你们革命派里有贼。造反派说,干嘛乱说?你们里面至少有一个贼。我们可以查。可上哪儿查去?丢了只能是丢了。

 

到外面劳动,我捡了个炮弹壳当“烟灰缸”。允许买一两毛钱的香烟,我抽烟时就把烟灰在“烟灰缸”里搓成灰面,造反派以为“毒药”,还拿去化验。

 

关在里面,实在无聊,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当导演了,所以根本不想什么艺术,决定先编一个月的菜谱。编了三天,第四天就忘了。我又想,我过去爱好设计,儿子严可该娶媳妇了,我给他设计一套老北京简便的民房,可以“磨”掉好几天。捡一点破纸,用铅笔画了好多图。突然被造反派发现,左看右看,看不懂,如临大敌,连夜审问我。要我交代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定有名堂。我说这是房子的设计图,这是门,这是窗户。问了整整一夜,才懔耸隆?我还制作过工艺品,捡来碎白瓷砖,用半截窄钢锯,锯平,贴上从报纸上剪下的毛主席像。贴了一大堆,分给难友。有一天我在走廊上发现彩色粉笔,真成了宝贝。乘看守不注意,赶快“偷”几根,在水泥墙上画宣传画,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怕造反派找茬,就写上一句《语录》,并给《语录》加个花边。果然看守问,粉笔哪来的?我说房子里本来就有。看守不再说什么,走了。

 

牢房里只有一张白天不准使用的硬板床,后来有一块空心砖,可以坐在空心砖上读《毛选》。赶上“坏班”,只有老老实实坐在空心砖上,累得实在不行。赶上“好班”,允许上床躺躺,也允许靠墙,翘一翘二郎腿,当一回神仙。有一次全厂吃饺子,造反派开恩,让“黑帮”也 吃。好长时间不吃饺子了,我买了好多。一顿吃不了,留一半晚上再吃。给了一头蒜,舍不得吃掉,我把空墨水瓶里放上水,让它长绿绿的蒜苗。旁边关着的老导演 冯毅夫也养了蒜苗,看守又疑了心,是什么暗号?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想吃,放菜里,多香啊。看样子造反派比我们还紧张,草木皆兵。

 

  我不断捣乱,也实在是缘于太苦恼、太无聊,捣乱也是一种乐趣吧。

              

5

  我头一次被关进“监狱”是在“黑楼”。那是1967年9月20日,家里来了几个人,说要核对材料,把我骗进了“黑楼”。因为关过“黑帮”,所以叫“黑楼”。其实这是八一厂西北角的一座浅灰色小楼,还没有完全盖好,准备作为专拍保密片用的第四制片室,倒先叫我们“享受”上了。20多个“黑帮”一人一间,晚饭后立即熄灯。和真正的监狱一样,门把手全部卸掉,窗子用铁丝拧死。门上的玻璃窗外面挡块报纸,随时可以监视里面,而里面看不到外面。 造反派计划一个星期打几个,每天打一个人。几个打手吃饱喝足,商量今晚揍谁。每天“黑帮”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今天轮到谁。不管有事没事都打,拉到一间屋里,接着就传出“鬼哭狼嚎”。那真是想象不到的残酷,鞭子抽,木棒打,大头针扎,禁闭,毒烟熏,聚光灯烤,有的眼睛被打坏,有的被打成骨折,有的内脏受伤……有 一天中午,要我们一个挨着一个到走廊打饭,很奇怪,原来是要打我们。陈播,什么成分?地主,啪啪给两个耳光。冯毅夫,什么成分?工人败类,还是两个耳光。 严寄洲,什么成分?小职员,流氓无产阶级。张加毅,什么成分?贫下中农忘本。反正不管你什么出身,不多不少,每人一律两个耳光。我的群众关系还比较好,造 反派大部分是工人,我没得罪他们,他们也恨不起来我,打我还算比较少。只有一次,我狠挨了一顿揍。

 

  “犯人”嘛,还能吃什么好的,“忆苦思甜”,每个“犯人”发 两三个糠窝窝、发霉的馒头或黄窝窝头,菜全是摘出来的烂菜叶、烂菜帮子、茄子把、芹菜根子,放点盐,油也没有。偶尔给点韭菜花,就像得了宝贝,省着吃好几 天。好处是大便通畅,几秒钟就解决问题。有一次说是改善生活,可以多要一份菜,实际上是烂葱叶子。给你一大碗,这怎么吃?副厂长胡介民实在难以下咽,啪啪 一敲门,倒厕所。看守进来了,“刚才倒的什么?”“烂菜。”“什么烂菜?捞起来吃。”不吃,就是一顿打。我比较小心,把烂葱叶子挤干了水,悄悄包在破手绢里,乘看守不注意,神鬼不知扔进厕所里。

 

窗外时常有小麻雀光顾,在“监狱”里对自由的生命真是羡慕极了。每顿饭是两个糠窝头,没法吃,我们常喂麻雀。因为有吃的,麻雀越来越多。冬天的上午9点以后麻雀就都飞走了,还剩着黄拉拉的一片,叫眼尖的“大巴掌”看守发现了。谁干的?“反革命”分子张加毅,你又犯什么罪。张加毅辩解,窗户连缝也没有,我能扔出去吗?张加毅是老“运动员”,相当有斗争经验。“大巴掌”一看,窗子确实开不了。其实使劲拧,可以弄开一条细缝,把弄成渣的糠窝头弹到对面的房顶。晚上10时多,“大巴掌”踢开门,后面跟着十几个人,我也没搞清是谁。“‘反革命’分子严寄洲,罪大恶极。”“我没罪。”“你看这是什么?”“大巴掌”拧着我的耳朵,“你细看。”“不知道是什么?”“这是窝窝头。”“谁扔的?”“我没扔。”“明天不给你吃饭。”“大巴掌”左右开弓,连打了我几个耳光,其他打手一涌而上,轮着打了我60多 个耳光,有一个打手在旁边数着。我被打急了,说我就是有罪,也不能这么动刑?你犯罪,又打了我两个耳光。你们去尝那窝头能吃吗?又是两个耳光,开始打还感 觉到痛,打到后面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最后打手们扔下两张白纸和一瓶墨汁,让我写检讨。也没桌子,把铺盖卷起来,在床铺上写。‘反革命’黑良心,我拼命上纲,要不过不了关。这一次把我打惨了,嘴肿起老高,不能说话,不能吃饭。得活着,我把窝头泡在水里吃,要不饿也饿死了。我写道:“我要糟蹋国家粮食,我有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让人民饿死,让国家垮台。”造反派一看哗然,再不好批判什么。以后好多人说我斗争策略厉害。

 

有一次提审,让我交代罪行,造反派的声音比较柔和:“今天文斗,给你一把椅子。”我还以为变好了,美滋滋刚坐下,让我把手举起来,人家把椅子抽走,让你坐“空气板凳”。我已年过50,又有低血糖,一分钟以后,汗就全湿透了,这时我嗓子里好像有东西塞着,马上就要晕了,幸好一口痰吐出来。女造反派叫我把痰舔掉。我坚持不干。“文化大革命”后见到这位女造反派,她很不好意思。坐“空气板凳”,骑马蹲裆,骼膊向左右两侧平举着,一落下就猛打,底下是大头针迎接,两边还有人拿着棍子敲小腿肚子。一打我就摔倒,连摔三次。不到一个钟头,我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在“黑楼”里,我们这些“犯人”们三天两头挨揍,打人的人疯了,被打的人也疯了。八一厂不少自杀的,导演、副导演、编剧都有死的,导演过《战上海》的故事片室导演王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我不死,我不愿死,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翻过来。但天天挨斗,有时情况就会起变化,三遍谎言就变成“真理”。这件事我是不是这么说的?想不起来,没准就是我说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是神经出了毛病,我老觉得自己怎么成了国民党了?不可理解,老是看见国民党帽子,怎么看怎么就是。墙上贴着领袖的照片,我看林彪的模样很像卓别林,越看越像。晚上房门外面也有“耳朵”,我很怕梦里不留神说出来,叫“耳朵”听到,就全完了。每天我想遗忘,拼命想遗忘,就是忘不掉,急得我直想撞墙。最可笑的是老挨斗,斗到后期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反革命”,“敬爱”的江青同志说话,你怎么老是反对?你怎么能不同意?恐怕就是“反革命”。真是!不是拿枪的敌人,也是拿笔的敌人,你受的全是封建教育,恐怕是有大问题。以后我听说别人也有这种思维。

                 

6

 

真没想到,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被卷进“八一六”杀人夺权黑会里去了。说厂长陈播和导演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在1967年8月16日晚上开会阴谋杀人夺权。 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厂里一个张姓木工,父亲是还乡团的,被人民政府镇压,两个哥哥也被枪毙。他害怕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揪出来,想立功,说他爬上一棵小杨树看见的。造反派如获至宝,加紧逼供信,想尽快挖出反革命集团。

 

据李德生回忆,1973年9月,经总政工作组调查清楚,“文化大革命”初期, 把 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的阴谋杀人夺权黑会是没有的。工作组找到惟一证人所提供的那棵树,发现树不粗,树干很滑,晚上很难爬上去。即使爬上去,从那个角 度也看不到那间房子内的情景,阴谋杀人夺权的黑会是不能成立的。再就是定一些人的反革命罪名,除江青讲话外,拿不出任何别的证明材料。总政工作组找到江青1967年 的讲话纪录,发现其中除了政治帽子,没有谈一件事实,只是按照江青的逻辑推出来的,显然不能作定案的根据。总政工作组同许多人个别交谈,又看了一些涉及许 多编导演人员罪名的影片,更加证实那些专案材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总政主任李德生几次听汇报,心中有了数,顶顶再看。造反派看总政没动静,就把“八一六”黑会匿名上报周总理。周总理也不相信,这么大的事,怎么匿名?打了回来。造反派不甘心,又上报江青,江青批了。

 

于是造反派就动了手,突击打陈播,第二个打冯毅夫,再打我们几个。因为人太多,如果胡编,可能有更多的人挨打,必须统一口径。可是“犯人”之间不能说话,没法“串供”。要“串供”,必须建立可靠的联系。

 

7

 

  张加毅“住”中间,我在一边,冯毅夫在另一边。墙不太隔音,我们常常敲墙,张加毅“噔噔”,我也“噔噔”,连上了。但光能表示安慰,没内容。有时敲一上午墙,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又“串连”,通过厕所传递小纸条,张加毅把音乐的七个音编成拼音字母,用大头针在纸上扎出来,用烟灰一抹,就能显出字。他扔到厕所,我们捡来看,因为发音不对,好多字拼不出来,还不行。

 

张 加毅整天琢磨怎么把上饶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者对付敌人的那一套经验全用上,勇气和智慧就这样全跑出来了。因为楼上的厕所没修好,上厕所要押到外 面,反正也没事,谁上厕所大家都要看。张加毅敲门上厕所,看见我扒着窗户,乘造反派不注意,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举了一下,扔进草丛。我们互相做了个表 情,马上我也敲门,要上厕所。我装作弯腰系鞋带,飞快地从草里捡起那个小纸包放进兜里。回来一看,一张破烟纸,包一块指甲大的铁片,纸上什么也没写。这是 什么意思?搞不懂,脑袋都猜疼了,也没猜出来这是什么鬼花样。张加毅肯定明白我不懂,他从上往下敲墙,这回敲墙与往常不一样,从上往下,很有节奏。敲了三 四遍后,我注意到墙上的电插座。墙里电线没通,但墙两边的木头盒应该是通的。张加毅又敲,还是从上往下走。我忽然明白小铁片的用处了,他是让我把小铁片当 螺丝刀,把木头盒上的螺丝拧开。这可非同小可,看守看见会狠狠揍我。我打了盆水,装作洗衣服,用背挡着门上的窗户眼儿,飞快地用小铁片把电插座的四个螺丝 钉拧开,因为有隔板,看不见墙那边,但装着一束电线的铜管中有一个很小的“眼”。突然这个很小的“眼”里捅出来一根管子,吓了我一大跳。再细一看,管子里捅出一个小纸卷,我赶快塞进兜里。纸卷上写着:这个通道非常重要,不是重要的事不能用。太好了,我们终于取得了联系,张加毅也与冯毅夫建立了通道。除了陈播被单独关押,我们这几个都串通一气了。

 

  据张加毅回忆,当时他觉得光敲墙不行,要有内容。他盯上了墙上的电插座,故意问造反派:“插座有电吗?”“有电。”“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样。”他 想,这个楼还没完全盖好,不可能有电。可是电插座有四个螺丝钉,赤手空拳卸不了,怎么办?应该想办法弄一个小改锥。张加毅经常被提审,他注意到楼道转弯处 放着个木头箱子,铁皮露出一块。他就过来过去掰一下,掰了好多次,终于拧下一块铁片。再怎么弄成小改锥呢?只有靠自己的“铁嘴钢牙”了,他翻来覆去咬,咬成三块“改锥”。拧开电插座上的螺丝钉,牺牲一根筷子,削尖,把一束电线钻个眼。通信联络时,事先敲墙。动作很快,取了纸条后马上封好。

 

有一次,张加毅被毒打回来,给了我一张小纸条,“看来狗日的非把我整死不可,老严,万一我被整死,望你照顾好我的老婆孩子。”我看了,眼泪落了下来,谁知道我的这条命能不能保住?经过一段时间“串连”,我们都认识到,这样被白白打死不值得。还是交代“罪行”吧,留得“青山”在。 冯毅夫是老同志,他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已经这样,就交代吧。根据诱供,张加毅负责编了一套材料。给了我很多的纸条,其中一张写着:现在经我与老冯研 究,开始几次不交代,然后就交代。打得受不了,要一点一点承认,不能一下全认,必须挨三次打。你老家伙身体不如我,赶快交代。

 

我努力背熟自己的“罪名”,为背这段,真把我累得够呛。过去编剧本,都是生活,材料流水一样往外涌。可现在脑子“锈”掉了,转不动,本来就是没有的事,瞎编,还要编得没漏洞,真难。好不容易编“圆”了,又背不下来。不是真事,背了就忘。费了好大的劲,最后总算结结巴巴背下来,这才把小纸条烧掉了。虽说漏洞百出,很难上纲,但造反派在这个影子的基础上开始“更上一层楼”,编得很有性格,谁说什么话,都很像他本人。如造反派编某摄影师抽烟袋,一边说,一个小烟袋还挂在烟斗上转,编得像极了。谁谁谁负责拉电闸,谁谁谁领着去民航附近的电子管厂,叫人来支援。造反派把口供凑到一起,发现我在中间是个重要人物。连夜提审我,“八一六”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八一六”, 你们说有就有,我不知道我干什么。造反派说,我们知道你的分工,你是负责刷大标语的。我哭笑不得,确实我的大字写得好,过去在战争年代常常由我负责刷标 语。我说你们说是就是。又逼问,黑会怎么开的?怎么回家的?我用不着发挥我的想象力,回家嘛,顺着宿舍墙根拐过去,钻黑胡同。造反派很满意,今天你态度可 以,与我们掌握的一致。其实我完全是胡编一气。

 

按照“王法”,“犯人”之间不能见面,上厕所要敲门,等回去后才能第二人去。有一天,我去厕所,意外碰上了蒋先德。这样我们四个人联系上了,统一了口供。只是陈播等人联系不上,他们只好多吃苦头,还埋怨我们骨头“软”。

 

自己给自己安了个杀人的罪名真的很难受,胆战心惊,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交代以后,安静了好多天,大字报公布出来。由此也带来一个严重的副作用,本来群众都很同情我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这一交代,坏了,好多中间派倒向造反派,原来这帮老家伙还真有“杀人夺权”这档子事啊。

              

8

 

  别看在“监狱”里,我们天天忙极了,小纸条就这样畅通无阻地传递着。要不是被造反派发现,成了我们的罪证,这些小纸条也不一定保存下来。什么纸都有,有的是烟盒的印花,有的是报纸边,管它什么样的纸,卷成卷,都用来传递“情报”。为了多写一些字,钢笔尖反着用,这样笔划细。小纸条一个两指宽,密密麻麻好几百个字,字特别小,跟刚出生的小蚂蚁似的。内容有骂街,有串供,还有鼓励,什么都有,这也是斗争中的一种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吧。

 

  那时一天要通两三次信,按照这个统一的口径,大家交代的基本一致。太一致也不对头,造反派也不傻,怎么交代都一模一样?口径这么一致?是不是他们通过气?看守这么严,他们怎么通气?造反派就提着工具突然闯到牢房搜查,也到厕所查,因为只有厕所是“公共场所”。所有的地方都搜查过了,“犯人”们怎么联系的,还是搞不懂。造反派到张加毅的牢房里,到处看。有一个人盯了电插座一眼,什么也没说,走了。张加毅特别敏感,马上通知我们,注意拧好螺丝,用布把手指印擦掉,抹上灰。果然下午造反派来拆电插座,好在没发现。不是我们暴露了,而是造反派神经过敏。

 

电插座联络秘密是秘密,只是太费事,还老怕暴露。张加毅说,冯毅夫“官僚”了一辈子,太胖,他的电插座在床底下,每次取完条都累得够呛,坚决不干了。反正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大家又瞎琢磨,还有没有更好的更方便的传递纸条的办法?过一阵,楼里厕所修好,可以用了。厕所自然成了交换“情报”的 地方,我发现蒋先德在厕所放脸盆的铁架下夹了个纸条。我给蒋先德写条:不能用这个办法。一两次行,时间长可能掉下来,叫造反派发现就糟了。后来干脆把纸条 扔进厕所的纸篓里,外面抹上大便,要不容易被发现。可是大便又臭又不卫生,别看我们是犯人,人的尊严还是有的。张加毅很“鬼”,他把烟丝和水混合成黄水,用浆糊拌上,黏糊糊抹在纸上,与大便一样,又卫生,又安全。想起来,我们“犯人”的生活也很有意思。

 

可是别以为只有我们聪明,造反派中的聪明人有的是。也亏他们想得出来,翻出擦屁股纸,一张一张看,而此时我们又“发明”了更好的办法。厕所蹲坑前面有个帽子样的罩子,把纸条贴在里面,鬼都不知道。因为要让我们写交代材料,每间牢房里都有纸。写好纸条,折成小块,夹个大米粒,上厕所时贴在“蹲坑帽”的内面。收到条后就敲墙,哒哒哒,收到,或者“滋拉”拽一下铁壶,这就大大方便了。因为好几个人,条子经常拿错,还得再贴回去,这就增加了被发现的概率。张加毅继续“发明”,每个人都排好位置,上下左右和中间,冯毅夫在中间,下边是我。给谁的条就贴在谁的位置上,这样就不会互相拿错了。排位置没排蒋先德,他好奇,有一天把“厕所帽”上的纸条全抓走了。追半天,他又贴回来,因为他不知道位置,贴得乱七八糟,把给张三的贴到李四的位置上,给李四的贴到王五的位置上,全乱了套。

 

  传递的纸条最终还是被造反派发现了。

             

9

 

蒋先德写条子说他要“飞”,就是他要“越狱”。 蒋先德是张加毅的摄影师,他曾把自己绑在飞机门外,也曾绑到舰艇的旗杆上拍摄,外号蒋大胆。张加毅把蒋先德要越狱的事当好消息告诉冯毅夫,冯毅夫认为不可 以,走到哪里都一样,现在天下都这样。张加毅同意蒋先德越狱,以便出去好宣传,并给了他几十张纸条,让他带出去,装进塑料袋,再放到罐里,埋地底下。给我 的纸条我看后全烧掉了,灰弄碎,放烟灰缸里,而张加毅认为这是证据,也是个不可多得的纪念物,把纸条全留着,舍不得烧。蒋先德把皮衣领子弄个口,把纸条藏 进去。他选定从八一厂的西门附近“越狱”,墙外是砖砌的垃圾箱。蒋先德跳墙后沿着小河跑,跑了半天,过不了河,只得返回来,从小桥走。上了桥,当时天正下着小雨,他还比较粗中有细,怕留下脚印,倒着走了200多步。造反派出来搜查,发现脚印是进来的,就没再往外搜,让他成功逃掉了。

 

蒋 先德到一起打猎的猎友那里躲了一个多月,以为风声已过,找人到王府井贴大字报。没想到造反派通过公安部门发出全国通缉令,我们从窗口看见蒋先德被抓回来 了。用粗铁丝拧住他的脖子,拴在汽车前座底下,蒋先德只能蹶着屁股跪着。等三四个小时回来,满脸青紫,人已经变了样。把他关在录音棚里,打了整整三天,几 次昏死过去。一步一步,几乎是拖回来的。好长时间我们不知道蒋先德关在什么地方,后来张加毅上厕所,下楼梯时看了一眼放扫把杂物的一米多高的小楼梯间,门 是贴的报纸在轻轻地动,他掀开一看,蒋先德瘫在地上。没法“串连”,他已经被打得尿血,气息奄奄了。

 

张加毅原以为蒋先德跑掉了,很高兴,在牢房里唱语录歌,“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看守说:“你高兴什么?”“没高兴什么?”“你们有什么串连?这是谁的字?”坏啦,蒋先德往衣领里藏纸条时,毛毛躁躁丢了一张在草地上,被造反派捡到了。马上追查,张加毅承认是他写的。“你放在哪?”“我扔厕所。”“给谁看?”“谁都可以看。”造 反派知道不可能只有这一张纸条,把张加毅的褥子被子全撕开,没有。确实,张加毅还有很多纸条,藏到哪里了呢?牢房里只有一张床,又经常要转换地方,只有扫 帚簸箕能跟着走。他就把纸条全塞在扫帚里。没想到造反派找不到纸条,特别生气,要打张加毅。屋里再没有别的东西,造反派当然不想用手打,就顺手抄起扫帚, 狠狠一抡,好家伙,“天女散花”,所有的纸条全飞了出来。

 

用于串连的小纸条,就是这样被打出来的。造反派把小纸条上的字一一放大,抄在纸上,作为反革命“串连”条还展览过。“文化大革命”后这些作为“反革命”罪证的小纸条退给了张加毅,他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当成宝贝。

 

10

 

  我记得我们是在1966年挺热的时候被揪出来的,每天不是挨斗,就是写交代。到了9月30日,不能让“黑帮”在北京过国庆节, 我们就被武装押送到甘肃天水的步兵学校。这是被关到“黑楼”以前的事情,一路上有人持枪“警卫”,子弹顶上膛,有逃跑者马上开枪。我们坐的火车是硬座,我解放后就没坐过硬座,这回可“享受”上了。

 

天水步兵学校是部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开始还安静,没闹起来。后来造反派到天水串连,把我们拉出来示众。我们这帮人中有不少人物,著名画家黄胄,著名作家王愿坚,还有总政文化部部长陈其通,宣传部部长姜思毅,以及好几个少将,他们算大的“牛鬼蛇神”,跪在第一排。我还以为自己没事呢,没想到有人喊,还有严寄洲,于是我也被迫跪下。每人挂一块大牌子,自己写上自己的“罪行”。 造反派命令黄胄画驴,也没笔,让他用破扫帚沾着黑灰在水泥地上画。画毛驴是黄胄的拿手好戏,但他画得像狗。我看了一眼直想乐,又不敢。虽然我汗淋淋的,后 面被吊着骼膊,我还是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细细的话:你画的那是驴吗?那是狗。黄胄望了我一眼,嘴一咧,想笑,那笑的样子比哭还难看。“文化大革命”后我对黄胄说,你画了一辈子驴,就那个最值钱了,可惜当时没拍下照片。

 

为什么把黄胄作为重点?因为就在批斗的前两天,黄胄上了《人民日报》的“黑名单”,升了级,所以造反派光斗黄胄了。以后到干校,黄胄分在炊事班,每天用驴车拉泔水。我挑东西经常碰到他,就开玩笑说,“你今后画的驴更像驴了。”黄胄低声说,“画什么驴?画驴屁股,天天光看见驴屁股了。”接着补了一句,“我这辈子再不画驴了。”当然“文化大革命”后他还是照样画驴。

 

押到天水后,准备把我们集中起来送到新疆大沙漠终身劳改。那时流行“四类分子”,我们算“四类干部”、“反革命”,敌我矛盾。人到这一步,只能听天由命,也豁出去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把我们送到新疆,大概是八一厂还想把我们当“活靶子”吧?1967年1月,又把我们这群“黑帮”从天水步兵学校押回北京,还是硬座。回北京后,被关进“黑楼”,到1969年4月15日放出来,关了一年零七个月。放出来第二天又接着办学习班,交代问题。学习班的成员都是“黑帮”。因为北京战备疏散,10月24日学习班结束。第二天,10月25日,把我们押送到山西高显的总政五七干校“劳改”。

 

11

 

我这一生坎坷,似乎没有一次政治运动能逃掉。大而化之,我总结一条,枪打出头鸟。战争年代我在战斗剧社,就是埋头干工作,出作品多,老立功受奖。到八一厂,有的人三五年搞不出一部片子,我几乎是一年一部。概念化不干,就是要出新,这一出新有时就容易踩响“地雷”。 加上“出风头”多,过去就老有人弄我的名堂,从延安整风起我就是老“运动员”,每次都跑不掉,常常有事没事都能找出我的“事”来。现在年纪大了,我都想不起来我是怎么跌跌撞撞过来的了。但我又是“不倒翁”,我有技术,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坏人,不是特务。真理只有一个,我相信党。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康生管“抢救”,我被“抢救”进去了。那时的逻辑是凡是上海来的人都是特务,我是上海来的,又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所以我肯定是特务。有一个老红军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我表示我的思想很不纯洁,要好好参加整风。“你的问题不是这个,是政治问题。”我差点晕过去。我满怀革命热情来到延安,居然成了混进来的特务?那时对我还讲政策,倒不打骂,天天让我在班里的窑洞炕上,讲自己的历史。我自己一段一段讲,越讲漏洞越多。弄到后来我自己都怀疑,我真成了特务了吗? 我们班里有宣传科的一个副科长,他也是大后方来的,开始很同情我。斗我五六天后,他对我说,过去我认为你没问题,现在听你讲,你还真有问题。后来我真吃不住了。锄奸部长带两个人到窑洞,夹个大包,严肃极了,说:“我给你讲,你现在交代,还可以保留党籍、军籍,不交代,材料一公布,枪毙。”我说:“不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吗?”“对你不一样。”我心一横,“要枪毙就枪毙,拿出材料来看。”人家说,“材料我们掌握了,你不坦白,就枪毙。”我也火了,“枪毙就枪毙,枪毙前你得把棺材钱给我。”“干什么?死到临头还要棺材钱?”我说我要买好吃的,保养保养,然后你们随便把我扔到黄河里算了。后来批判我延安整风还向党要棺材钱。

 

锄奸部长看我“刀枪不入”, 说我们先要抢救你,你这一个班全是贫雇农,听不懂你说的那些,给你换个班,全是大后方来的。这回斗得凶了,开始我斗人家,现在成了人家斗我。老严,大米好 吃小米好吃?我说当然大米好吃。那延安吃小米,你为什么不在上海,到延安来?我回答不出来。我就是回答出来,他们还有更多的理由反驳你。不仅从政治上污辱 你,还从精神上摧垮你。诈骗哄灌逼,以及变相刑罚,加上扭撅摇推,全都是诱你上圈套。外面下大雪,别人都睡了,通宵在雪地里找我谈话。人家轮换着,而我一 直站在雪地里,困得我来回乱晃。或者更绝,把我蒙住几床被子坐上几个人压。还有用钳子揭疮盖,一片恐怖,不断有人自杀,跳黄河。你跳黄河自杀,死了也是特 务。

 

我在这种逼供信下,再“顽固”也不得不交代,我被迫承认参加了《中国道德学社》,其实什么是“道德学社”我根本搞不懂。我的交代不能牵连上别人,想半天,我是日本特务吧?没别的特务。谁派来的?我是我父亲派来的,叫我了解延安的情况,这才结束了没完没了的“煎熬”。事后不久,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又找锄奸科长声明以前是编造的。

 

只要交代了,就放在另一个队,叫抢救队。队里的人都是“抢救”出来的特务、汉奸、叛徒、国民党托派等。这里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两顿羊肉,优待俘虏嘛,比没坦白交代舒服多了。我说父亲派来的很绝,不牵扯任何人。有人被逼得瞎交代,扯出好多人,这好多人再扯出好多人,都冤成了“政治犯”。 在抢救队里,大家彼此彼此,都是特务,不能离开村子,班与班不能讲话,怕串供。另一个班有个剧作家,叫石丁,以后当过戏剧学院的党委书记,写过很多剧本。 他被逼得没办法,要交代横的关系,可是找不到人。有一次在卫生所看病,他悄悄对我说,你当我的上级吧。他怕交代我是上级,我不承认,先通通气。现在看是闹 剧,那时可认真了,人命关天的事情,我坚决不承认,你不能把我当成你上级。因为我太坚决,他就没敢讲。我要答应了,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打成特务了吗?那时说 话,两个人敢说,三个人就不敢。日记是不写,写日记让人抓住不得了。不写日记,有点牢骚人家也照样可以斗争你。那个时候特务满天飞。军区集中了一千多名干 部的“坦白运动”,锄奸部长宣布,现在特务社会化,从上海到北京,随便抓几个人就有特务。连童子军也成了特务组织,八路军三个师就有一个师是特务。后来毛主席发现整风扩大化,很快纠正。抢救失足者,康生署名;甄别工作由毛主席署名。几个月后组织上找我谈话,给我作了结论,没事了。

 

战斗剧社重新集合演出。刚放出来的我很高兴,写了一个配合抢救运动的戏《失足恨》。戏中有个上海青年,被特务派到延安。上海派到延安的特务头子叫李先生,晋绥锄奸部长也姓李,演出后,锄奸部长问,为什么特务和我一个姓?我吓得好几天没睡好觉,你这人真是,刚摘掉“特务帽子”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怎么能让特务姓锄奸部长的姓?特务不能姓李,姓水吧,水先生。“文化大革命”后我看到“百家姓”,还真有水姓,幸亏没个姓水的当大官,要不我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948年部队“三查三整”运动中,查出我不是无产阶级,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于是我被划为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但为什么要开除党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查到我家五代以上曾给皇上教过书;查到我在练习写作时写了一些“小资”情调的风花雪月;还查到我历史上犯过几次错误。1949年“纠偏”,重新给我结论,恢复了党籍。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我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八一厂搞专案的一个同志,过去与我在一块儿,他对我说,根据长期考验,你没有政治问题,这个条子还给你。我一看,妈呀,一张白条,上面写着“在整风时,严寄洲曾交代是特务,后做结论纠正,但他这段历史没有证明。”这是足以置我于死地的一句话,也不知道是哪位先生写的,一直塞在我的档案里,几十年“忠实”地跟着我。当时延安整风已经给我做了“不是特务”的结论,档案里却一个字也没有。我这才明白,原来我的好多事情都与这个白条有关。难怪次次运动逃不掉,老有个阴影像老鹰一样在你头上转,老鹰不抓到你这只小鸡,不算完。

 

12

 

按照我的性格,本来是逃不掉右派的。那时,我们算老的,年轻人看不惯我们这些穿着呢子服的“三八式”,正赶上“提意见”,我们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没想到,风向陡转,“提意见”者纷纷落马,成了反党的右派。而我们却“侥幸”逃过一劫。

 

但是,还是逃得了“初一”,逃不掉“十五”。

 

在旅顺口拍完《赤峰号》的外景,我返回厂里,正赶上1959年传达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反党的文件。厂里向党内干部传达后,马上讨论,在党的小组会上每个人都要表态。虽然我过去挨整频频,仍没有接受“教训”。 我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向党坦白交心嘛,对党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我说,我还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要是不听这个传达,先看彭 老总的意见书,有许多地方我是会同意的。过去我对彭老总印象很好,感到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他在西北能打仗,生活艰苦朴素,他的军裤上打着两块补丁,他 骑的马还挂着一只破脸盆。于是,厄运又来了,单位分配了3%至5%的“右倾”名额,很快打印成文糊在墙上,我和纪录片导演张加毅、《地雷战》的编剧之一柳琪辉“荣幸”被选中。我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导演职务。导演本来不是行政职务,是业务分工,无所谓撤销不撤销,那也撤销。下放到青海唐古拉山平叛部队当兵。我懵了,给我多重的处分我都能承受,剥夺我拍片的权利,这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当然我没想到我因祸得福,回来后由于连队生活的“爆发”,我拍出了《哥俩好》《带兵的人》这样深受战士欢迎的影片。

 

1962年,从青海当兵回来后,把我们弄到广安门里学习。甄别后,给我们平了反,我被开除党籍和军籍以及导演职务都得到了恢复。只要把导演工作还给我,我就高兴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事隔几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这一段“光荣历史”重新被定为反党罪行,并被标上骇人听闻的“拥护彭黄反党纲领”的大帽子,老账新账算到了一起。

 

13

 

  关在桃园的“监狱”里,每天的劳动是最有乐趣的事情。

 

  春天来了,108棵桃树似乎忘记了被监禁的命运,仍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争先恐后地含苞怒放,好似一大团一大团粉红色的云朵飘在桃园里。这时我就忙开了,我爱吃桃,这108颗桃树就由我负责。首先要给每一棵桃树刮虫苞,不刮,虫子会钻到桃花里,桃子就成了虫桃子。开花期的桃树要大量灌水,这挑水是个重体力活,我已经快60岁了,以前又没有干过农活,那么多桃树,一担一担地挑水实在吃不消。我就开始琢磨,让水自己流到树坑里去。我先挖树坑,再用小渠把所有的树坑连起来,一开水龙头,全浇上了。想法不错,干成以后也就享了福,可实际挖坑挖渠,耗费了我个把月的时间。好在时间在“监狱”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我也不希望那么快完工,每天老有干不完的活,时间就好像过得飞快。

 

   桃园里有很大一片空地,一上午我忙得很。除了伺候桃树,我还种了心里美萝卜、西红柿和好多老玉米、向日葵、葫芦什么的,反正我爱吃什么就种什么。嫩葫芦 一掐就出水,西红柿又大又圆,人见人爱,菜也老有人要。慢慢地,我也很有经验了。要吃心里美萝卜,今天灌水,明天拔了准脆,还不辣,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 向日葵炒成五香瓜子,我不说,但心里是有杆秤的,造反派给生的瘪的,还要说他们吃我的五香瓜子,划不清界限。捎信要我种的老玉米,跟我关系好的,同情我们 的,就给他好的,嫩的。和造反派一个鼻孔出气的,就给老玉米,让他咬不动。

 

  这108棵桃树是我的一大群小朋友,每天见到他们,我都很高兴, 他们也尽力满足我,允许我随便吃。这么多的鲜桃我和陈播敞开肚皮吃也吃不完,经常有人偷偷来要。我掌握着“原则”,好吃的桃给好人,不好吃的桃给“坏人”。每棵树上的桃子我都咬过一口,大概是品种和水土的关系吧,有八棵桃树结的桃好吃,有两棵最好吃。从外表上看,桃都一样,

 

这个秘密别人不知道。最好吃的两棵桃树由我和陈播包圆,谁也不给。我老在想,为什么只有这两棵树结的桃好吃呢?大概是老天爷在关照我们,看我们在受苦受难,从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移过来两棵仙桃树吧?

 

  每天有两三个人轮流看着我们,有两个是铁杆造反派。对立面不能当看守,怕打起架来,同情我们这边的怕“串连”,都不能来,只能是铁杆造反派。因为看守有限,时间长了,造反派也不愿意陪着我们一起蹲“监狱”,不得不让同情我们的中间派也来看守。以后就一天两个人,一个“嫡系”,一个中间派。桃园虽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一样戒备森严,我的刮胡子刀、菜刀都被他们收走,锁着,做饭要用时才给。墙上原来有几颗钉子也全拔走了,毛巾都没地方挂。院子里有旧木箱,我就从木箱上拔几颗钉子,钉在墙上。我对造反派说,你们这么“关心”我,我要死就是你们弄死的,我自己不会死。我老在想,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

 

  比起过去关我的“黑楼”来,桃园里的日子好过多了。桃园的仓库里木匠工具应有尽有,油漆也有,我可以动用。为了让自己住得更舒服些,我决定自制一个沙发。我从仓库里翻出一把破椅子,把腿锯短,蒙上被套,搬到桃树下,就成了我的“沙发”。没有活干的时候,我就坐在“沙发”上看书。不过这与神仙过的日子还有一段距离。说是看书,却没有别的书,只有四本《毛选》和一本“语录”。四本《毛选》我前前后后看了12遍。最后一遍,专门收集《毛选》里的“主义”,找出了好几百个“主义”, 密密麻麻列在纸上。后来总算可以看《人民日报》了,但还不能看《参考消息》,我很想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碰上好看守,就偷偷要来看。有一次我在外面劳 动,垃圾堆上有一张烂《参考消息》,我乘看守不注意,宝贝一样藏到口袋里。这是一个月前的报纸,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还舍不得扔掉。到后期松多了。我就“理直气壮”写 报告:毛主席对鲁迅评价这么高,希望把我家的一套《鲁迅全集》拿来,我要学习鲁迅。这个理由太正当了,造反派没办法驳我,只能照办。这下我的日子好过多 了,过去工作忙,只零碎看过鲁迅的几篇文章,没时间好好通读。这一下有了这么多大部头的书,我高兴极了,一天看一段,真舍不得看快,日子长着呢。

         

14

 

  关在桃园里的两个“犯人”整天见面,可是不让说话,憋得实在难受。一天,我想了个点子,不让说话,下棋总可以吧。我用铁锹把锯了很多圆木片,做成象棋。陈播不敢下,只好算了。陈播个子高,因为心情的关系,吃不好睡不好,瘦得只有90多斤。后来看守不那么严了,我悄悄对陈播说,吃好点,高兴点,要不顶不住,总有一天我们要出去的。正是这种信念鼓舞着我,我是真心实意地“培养”自己的快乐。陈播看我那么快乐,心情也慢慢晴朗起来,以后陈播说是我救了他。

 

   仓库里废木料很多,自己再去拉点蜂窝煤,就有烧的了。到时间自己做饭,我变着法地琢磨吃,自己给自己改善伙食。因为生在江南,我特别馋,老想吃好吃的东 西。过去拍片到各地,都要把当地最有名的食品吃一遍。因为不让我们出去,碰到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看守,就托他们买点好吃的。有一天,我馋涮羊肉了。五六年 没吃,馋得不行,怎么也要吃一次。我托看守进城买羊肉片,六里桥买不到,多给他六分钱,作为来回存自行车的车费,那时存车费一次三分钱。我买了两斤羊肉 片,给陈播一斤。“牛鬼蛇神”嘛,当然不能公开吃,只能偷偷吃,吃得心情舒畅极了。到下午,陈播远远伸出大拇指,表示真好吃。一个星期后,陈播问,还吃不吃?他要请我的客了。我说今天不吃涮羊肉了,换一样,吃炸糕。炸糕也多少年没吃了,牛街口上的回民小吃店炸糕最好吃,就托看守买回五六个。

 

   我们快放出来之前,我又想了点子。那时电视还是个稀罕物,我知道陈播家有两台黑白电视机,一大一小。陈播到苏联去带回来一台,以后又买了一台九寸的。我 让陈播打个报告,说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对学习党的政策不利,希望把电视拿来。造反派同意了,有电视看,对他们来说,何乐不为?那时几乎没有人家里有电 视,电视节目到晚上7时才开始,新闻联播后有时会放一个电影。虽然是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什么的,那也像从地狱到了天堂一样,看得津津有味。

               

15

 

关 进桃园半年后,我发现不知什么地方老是有细细的猫叫。跟着声音追踪到仓库,确定就是这里。仓库里有野猫?太好了!我把吃剩的饭菜从破窗户里放进去。与猫也 不见面,咪咪叫几声,就走。等一刻钟再来收盘子,全吃光了。十几天后再去,猫就不怕了,主动出来与我见了面。再以后,猫让我摸它了,后来也让我抱了。这是 只可爱的白猫,只是脏得毛都成了灰黑色的了。我给它洗了澡,擦干净,爱惜地把它安顿在破箱子里,弄点破布给它当铺盖。有了猫,每次我多买两毛钱的肉,专要 不好的肉,这样可以多给一些,我的白猫就有了一份口粮。有一天,陈播说,这猫怎么这么胖?我一看,哟,猫怀孕了。过了几天,白猫不见了,我满院子找,急得 就像自己丢了小孩。终于在当道具用的旧马车垫子里,找到了我亲爱的白猫。这里软和,有草,有棚子,老白猫把这里当成了“妇产科”,平安生下了四只小白猫。这下我可高兴不起来了,养一只大白猫还勉强养得起,一下养五只猫,真养不起。我每个月的钱很少,只勉强够自己的伙食费,大小猫饿得哇哇乱叫。不过,它们谁也没有走,宁愿饿着,也陪我一起蹲“监狱”。

 

   天越来越热,地里的活不多了,轮到我劳动的时间,我就坐在自造的沙发上看书,五只猫亲亲热热地趴在我脚下,四周是生机盎然的绿绿桃树,真比陶渊明当年采 菊东篱下更悠然。小猫越长越大,吃的也越来越多,虽然我舍不得这一群大小猫们,但实在养不起了,不得不忍痛送走三只小猫,只留下一大一小陪伴我。

 

  每天轮流看守我们,造反派也烦了。该枪毙就枪毙,不能老耗着。过年了,还关着他们干什么?回家吧。总算开恩放我们回家了。但领章帽徽还是不给,后来发了我,我也不戴,本来把我的领章帽徽摘了就不对。我不穿军装,上街抽烟,纠察纠不了。在“监狱”的最后一天,来个女的造反派宣布,革委会通知你回家。我说我不回去,关这么长时间,我为什么被抓到这来?没说清楚。叫你回就回,还不回?就这个结论,你不回去也得回去。我其实很想回家,只不过嘴硬罢了。

 

我跟陈播告别。陈播说,你放心,你走了我就有希望了。最后依依不舍和大小猫们告别,看见猫,我的心直疼,它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监禁”。我望着蜂窝煤炉子和煤、行李、自造的沙发,包括我的一套《鲁迅全集》,什么都舍不得扔。副业队有板车,借来,全用板车拉回去。不知道的人还问,他怎么乱跑出来了?哦,放了。当然也有横眉冷对的,但好人更多。虽然我被关进“监狱”,不少群众仍对我不错。从生产区拉到我扫地出门后住的“牛棚”,有不短的一段路。我拉着大板车,很沉,路上好多人帮忙,也不吭声,不表示亲热,默默帮我推车。到门口,卸下煤炉和东西,也不说话,就走了,所有的感情都尽在不言中。

 

1974年12月31日,我总算回到了家。

 

16

 

我的家被赶到了酱油坊改的“牛棚”里,地上还留着锅炉印子。全部东西放不下,书架放在桌子上。我在门口捡碎砖头,垒个小厨房,还做点好吃的。儿子这时也从云南回来了,一家四口总算团圆。看到我被放回来,全家都很高兴。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和老伴王荣华讲了一夜话。有两件事我很感动,一件事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文化大革命”中 母亲住在上海妹妹家。我被关起来后母亲去世,老伴没告诉我。妹妹和妹夫老骂我不来信,老伴也不好解释,每个月照寄几十元钱到上海。我放出来半个月,看我情 绪平稳一些,一天晚上,老伴才说,我得跟你讲,你关起来后,你妈去世了,就等你回来,她死不瞑目。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在我被关押的时候,组织上找我老 伴王荣华谈话,要她划清界限,离婚。也怪,我们这些“黑帮”的家属,没有一个提出离婚。这么多年了,是不是的反革命,谁心里不清楚?我挨斗回家,老伴对我照样很好,孩子们对我也很好,衣服破了给我补,给我倒好洗脸水,做好饭,总有不断的温暖。如果连老婆孩子都成了对立面,还有什么活头?

 

还有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为我们“黑帮”说了话。李德生到八一厂,说严寄洲是严寄洲的问题,与他家属无关,家属和子女不能动,所有“黑帮”的家属都不要动。李德生当时是党的副主席,又是总政主任,八一厂的顶头上司,八一厂的造反派不敢不听。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李德生,非亲非故,他完全出于公心,把我家和许多“黑帮”的家保了下来。因为李德生的态度明确,后来我们就没怎么挨打。

 

那时我还不知道,承蒙江青“关照”,我的案卷“荣幸”到 了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恢复导演工作后,我到抚顺拍《再生之地》,上午先到沈阳,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让沈阳军区文工团团长告诉我,先不要走,下午他开 会,晚上他要见我。剧组大队人马先走了,留下我等着。我对李司令员说,我总算见到你了,我代表全家老小对你表示感谢。李德生告诉我,中央二办送来你的案 卷,按江青的指令,要把你们几个,陈播、你、张加毅、冯毅夫等全判重刑,你是20年徒刑。可是又没有任何材料,我们觉得没罪,怎么执行?我就拖,拖来拖去,直拖到我离开总政,仍无一个明确结论。

 

  党的“十大”后,总政主任李德生抓八一厂的工作,惹恼了“旗手”江青。江青批示道: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 新生事物,为什么撤销八一厂革委会?我不同意,我们四个人坚决不同意。中办秘书处把江青的批示转回总政。经总政党委研究,八一厂整顿情况和领导班子配备意 见,都是经总政党委讨论的,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再次以总政党委的名义再次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经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赞同,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江青没再 无理取闹。 但她怀恨在心。1974年3月5日,江青、张春桥等接见几个文艺单位代表的会议,江青发表了“放火烧荒”的讲话,说八一厂的领导班子我们不承认,政治局没批准。这时,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任职,一些人写报告要把他揪回北京批斗,遭到叶帅抵制。加上毛主席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江青成了泥菩萨,这才顾不上揪斗李德生了。如果李德生“倒台”,受他保护的我们就不知道又要遭到怎样的残酷迫害了。

 

17

 

 

 

 

我被“专政”后工资停发,就靠老伴几十元钱,穷到买点挂面泡酱油吃。过年厂里会餐,我把所有的菜倒在一起,端一锅回来。再买颗白菜,炖一大锅,一家人吃。中秋节,我的经济力量只能买六块月饼,那时老伴王荣华已经到干校去了,我和儿子严可、女儿严小秋一人两块。孩子们很馋,还没到中秋节,就吃完了,眼巴巴望着我的月饼,我又分给他们一块。现在想想,这种感情,是有钱人家体会不到的。家里一团糟,我成了“黑帮”,老伴成了黑老婆。儿子、女儿都跟着受苦了。女儿严小秋被工程兵女篮选中,参了军。节假日回家,到八一厂门口脱下军装,不敢穿。“反革命导演”的女儿还参了军,怕人告状。我最痛苦的一次是老伴王荣华上干校后,那时我已经被监督劳动,刚15岁的儿子严可马上要去云南。女儿说哥哥要走,哥哥愿意走,“黑崽子”在北京待着更没有出路。我没有自由,也没有钱,我那时一个月才20元生活费,为给儿子买点东西,借了100元,到百货大楼给儿子买个箱子,买个手电筒,都是挑最便宜的。再买半斤肉末,炒进咸菜里,儿子要坐四天火车,到昆明,还要坐四天汽车才能到边疆,炒点咸菜让他路上吃。我请了一天假,送儿子走。在永定门火车站,人很多,一大帮孩子,哭天喊地。也没说什么话,妹妹拉着哥哥的手,久久不想放。儿子没吭声,哭着上了车。车发动了,窗口全是人,儿子挤不上去,挥着一只帽子。帽子我认识,我只看见帽子,看不见儿子。我从来没有这样过,送走了儿子严可,身体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真正是妻离子散啊。坐在地上好久好久,我才拖着疲惫的两条腿坐公共汽车回家。

 

过几天,就要过国庆节了,可非让我到干校去。老伴已经去了干校,儿子也走了,13岁的女儿小秋拽着我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没有人身自由,不走是不行的。旁边住着一位作曲家,我只有请他家里帮助照顾一下。第二天厂里通知我,你老婆回来。有老伴和女儿在一起,这下我放心了。干校有人带回老伴一个条,她把行李放在干校,不拿回来,我就不用带行李去了。我从北京走,她从山西回,我们没见面,火车擦肩而过。

 

四年后,儿子严可回来探亲。儿子坐了八天的车,腿全肿了,他死也不愿意再回云南,怎么办?那时我还在干校。他要坐火车到干校,跟我一起劳动。那怎么行?我还被“专政”。急中,想起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中女扮男装的女演员是我当年招的兵,她在云南工作,我托她给儿子办“病退”。儿子严可当时也苦闷,成天和一帮人喝啤酒,我们怕他学坏,想让他学点什么。那时我已经补发了工资,给他买了照相机和洗印的一套设备。儿子从此迷上了摄影,成了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以后到历史博物馆摄影科专搞摄影。1976年3月底至4月初,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出现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数十万群众自发汇集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了花圈和挽联。儿子天天跑到天安门广场拍资料。后来天安门事件被错误定为“反革命暴乱性质”,开始清查,。我叫他把照片全部烧掉,儿子说全烧了。以后“四人帮”倒台,儿子把天安门事件中拍的照片拿出来,有几百张,其中好几张得了奖。儿子说:那时不答应你不行,怕你担心。我把底片放在博物馆的底片库里,查三天三夜也查不出来。就是查出来,也不知道是谁放的。

 

儿子严可到云南插队,身体苦,精神更苦,叫他们“黑孩子”,逼着他们互相用鞭子抽。儿子性格内向,不像我爱说话,他心里有创伤。后来他得了癌症,离开人间,跟这四年的插队不无关系。直到最后,几次动大手术,儿子从来不多说,我总以为还能好。那天半夜不行了,找几个战士来帮忙抬下去,他们都不让我去。一直骗我,说还在为儿子轮流值班,到要火化,才告诉我。遗体告别没让我去,那是我第二次脑子空白。儿子严可的死对我老伴王荣华刺激最大,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不会这样,我恨“文化大革命”。

18

 

 

 

 

  1975年,我还闲在家里。虽说得到了很有限的自由,但我仍感觉四处黑暗。在最苦闷的时候,我到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前,去凭吊和我一起入党宣誓的七个战友。这已经是我的老习惯了,我到青海当兵前也到纪念碑看过我的七个战友。“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被揪出来,那时还有自由,我也去了。我一望见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顿时那股支持我一生的力量又回来了。我的七个战友为革命献出一切,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只有纪念碑是他们的一部分。和他们相比我是幸存者,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什么都可以想得开,我的问题一定能解决。我不能沉沦下去,我不能自杀。然后我从天安门到了前门,去听相声。听完相声再去全聚德吃烤鸭,我要高兴。我根本没有考虑这么严肃的斗争,你还到前门听相声、吃烤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回来我还跟人讲,这成了造反派批判我的“活靶子”。

 

被关起来时我50大寿,到总政做出政治结论,算起来该60大寿了,莫名其妙,整整被“剪”掉了十个年头。我虽然被放回了家,仍不给安排工作,不死不活“吊”在家里。还是不能乱说乱动,不许进城,仍是“黑人”。我不管,放出来的第二天我就进了城,排队买张月票。那时身上钱也不多,只能买最便宜的市区月票,以后每个月我都去排队买月票。到北京那么多年,过去因为忙,和一些老战友“老死不相往来”,北京的好多地方都没去过。现在每天拼命坐公共汽车,每天算计,坐了多少次车,月票“赚”了多少钱,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终于盼到给我补发工资,几千元,在那时就算多的了。问我是要支票还是现钱,我马上说我要现钱,好久没见钱了,真想。会计说那你明天再来。领到了钱,我还不甘心,又补了一句,你们替我存了这几年,利息钱呢?利息当然是没有,能把这一大笔钱拿回家,就已经把我高兴坏了,我决定马上买一台电视机。六里桥买不到,我跑到菜市口、西单,反正管不住我,抱回一台14寸的北京牌黑白电视机。真了不得,经过监狱的非人折磨后,能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家中看电视,真是做梦也没梦到的神仙日子。

 

那时“四人帮”虽然还没倒,但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工资虽然补发了,但我的问题还“悬”在半空,一时作不了结论,全家还只能住在做酱油的“牛棚”里。这时,湖南一位省委副书记捎信叫我到湖南去玩,他是我抗大的同学,实际上是叫我到湖南电影制片厂拍纪录片。我带着我的“反革命”摄影师(厂里居然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先到了广州,然后到长沙。省委副书记说,找你来,是想让你把湖南厂搞起来,弄一弄,你调湖南来怎么样?来不来?房子、政治结论都给你解决。 那时我还没有落实政策,而且心灰意冷。过去当导演挺出风头,一呼百应,这一“关”十年,厂里不会让我干导演了,我自己也不想再干导演,一心想回老家。还没放出来我就想好了,决不再干“业务”。可种地我不会,当农民养不活自己,干体力活我也干不动了,今后就是到书店去,当个店员,不当老板,不用负任何责任。书店干净,还老有看不完的新书。

 

1975年10月20日,总政党委做出结论,给我恢复职务。那时四人帮还没倒,给我的结论最后一段是过去工作中对江青不恭。我不同意,但人家说这是最后结论,我无可奈何签了字。我身上尽是笑话,1977年3月4日,总政干部部来了两个干部找我谈话,说过去给你做的结论不对,要改成你工作中对江青不正确的东西有抵制。我说,反江青?我可没有那么高的水平,艺术上的争论是有的,我并没有抵制。过去结论我是被迫签字,现在我也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算了吧。两个干部说,严寄洲同志,这是总政党委的结论,不能因为你这一句话,再开一次总政党委会讨论吧?我再一次无可奈何地签字。摇身一变,我竟成了“英雄”。

 

1976年10月,我到生产区打长途,走上楼一看,副厂长刘沛然正在房子里跳,手舞足蹈。我说你吃错药了?跳什么呢?没什么事,他就笑。我心想现在还有什么高兴的事,值得跳?值得笑?刘副厂长说,清规戒律不会有了,你放心,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说你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讲。我说好,我不讲。“上海帮”抓起来了。那时我还真不明白什么叫“上海帮”,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张江姚”,刘沛然是厂党委委员,他知道。他再次嘱咐我,你要讲了,咱们都倒霉。我兴奋极了,也“传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着三步两步往楼下跳。忽然我打了个冷颤,站住了,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我当然希望“上海帮”倒台,整整十年,老母生活无着,含冤去世,妻子发配到山西劳动,尚未成年的儿子发配到云南边疆“改造”,真正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被江青害得这么苦,我怎么能不恨江青这伙“上海帮”?但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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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公鲨 回复 悄悄话 我哭了!但还是要加一句,严导只恨文革没有考虑文革和之前的历史的传承性
fonsony 回复 悄悄话 七二年六月,那时我们广东己是太平之时,北京还要搞
每天一讲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bl' 的评论 : +1,让网管把它请出去!
bl 回复 悄悄话 下面的请说人话,不会说就请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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