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小飞：察隅故事

卢小飞，1969年到延安插队。197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赴藏，在《西藏日报》任职7年，1987年任《人民日报》驻西藏首席记者。喝酥油茶、青稞酒，住草原帐篷，足迹遍及西藏的东南西北。她是第一个进入海拔4800米阿里地区采访的女记者，经受过严酷的高原自然环境磨练，也多次面临着生死的考验。

“察隅河，我与它相处只30多天，它却在我心里流淌了15年”。1980年卢小飞采访藏东察隅，在扎木河波密森林留影。15年后的1995年她写出《察隅六章》（即《察隅故事》）发表在1996年的《西藏文学》上。

 

地球上有一些细小的河，对于与之有过际遇的人，能够产生不亚于长江黄河般的反响。比如延河，我在那儿有4年半的插队生活，一次洪水中的逞能，差点结为生死之交。尽管梦中的那段时空，总是山梁、沟壑和窑洞，没有水流的一点影子，但延河对我有特殊的人生意义。而察隅河，则是另一类启示，我与它相处只30多天，它却在我心里流淌了15年。遥远的镜头渐渐摇近。耳边马上是冰水冲击河床发出的轰鸣音响。
 

 

1980年春天，在《西藏日报》的院子里遇见阿多，他说林芝的桃花开了，色季拉山上的杜鹃花也要开了，他和新华分社的马竞秋、才龙后天就要开路。那个时候，在西藏下乡采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整个西藏日报社都没几辆车，加上语言障碍，能够有本土内行结伴的机会千载难逢啊，一番请示报告办手续后一起上路了。我们在波密采访了十多天，而后搭车转道察隅。

 

 

1

枕着察隅河的涛声入睡，得益于老天爷的安排。那些日子，察隅沟天天下雨，他们仨要等天晴好拍照，只得滞留在只有8户人家的慈巴村。几个摄影家懊恼天气，急得抓耳挠腮，我没有很明确的目的，因此随遇而安。

 

慈巴村，夹挤在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峡谷缝隙里。湍急的贡日嘎布河切断高山，凭着落差的力量，不可一世地从村东奔流而过，“轰轰隆隆”震荡着山谷，在不远处与桑曲汇合为察隅河便调头南下，冲进印度洋。溯流北上，晶莹剔透的固体大水库——阿扎冰川，以居高临下的炫目洁白，在远方筑成一道屏障。而小巧的村子，却埋在一片绿海之中。

 

这里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原始森林。
 

 

慈巴人家住一种带晒台的木阁楼。亚东、樟木、错那、吉隆等生长木文化的地方也有木阁楼，但没有那种大得可以当场院，可以载歌载舞的晒台。

 

生产队长才旺卓玛的房子宽敞而又紧凑。听说拉萨来了记者，她风风火火地从地里赶回来。她老公徐郭是区干部，和阿多认识，这也是我们落脚的由头。酥油茶一会儿就打好了。喝茶的当儿，她快手快脚地捅开灶火，又到院子里抓了一只鸡，三下五除二地宰杀褪毛。我们嘴上过意不去，心下竟也有几分窃喜，待屋里飘荡炖鸡的香味时，肚子已经急得咕咕叫了。

 

才旺卓玛有一副圆圆的脸盘，眼睛大而明亮，身板宽厚结实。初次见面，她的坦率自如令人钦佩。没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一般藏族妇女，在生人面前至少有七分的羞涩。她却不同。有问必答，且问一答三，还常常发出无拘无束的大笑。在场只有我一个汉族，他们仨轮流帮助翻译，那份耐心多半是为了才旺卓玛的魅力。过一道手的翻译，总不能保鲜，也说不定串味，还得借助眼睛——自己的一双和余下的七双（才旺卓玛的父母和孩子）。有时，卓玛的笑谈引来满堂喝彩，而几个同伴却神情诡秘地光乐不译，一看便知又是对我封锁的什么粗话，可卓玛说来却情趣盎然，往往又是一阵坦率的大笑。她那样洒脱，对记者是再好不过了。而他们仨，原本是我的同伙，与此间却和卓玛有种天然的和谐，不免让人心生妒忌。

 

堂屋很大，有20多平方米，算是阁楼的心脏。我们被安排在东西两边的厢房，卓玛把自己的闺房让给了我，和父母孩子挤住在堂屋两侧的卡垫上。堂屋的中间是火塘和灶台，我们常常在饭后茶余围坐一圈谈天说地。朝南一面，一个平阔晒台，可以从三面眺望察隅沟谷的近树远山。

 

阁楼的下层，是动物们的天地。猪夫妇和庞大的鸡家族，居然能和睦相处其间，两头黄牛和一匹马谁在露天，倒也自在。夜深的时候，能从察隅河水流的主旋律中，辨别出猪的鼾声和马的鼻息声。小村庄愈显得静谧。遇上雨夜，所有动物都会躁动不安，隔壁才龙也鼾声大作，那便是喧闹的夜。

2013年作者重访慈巴村，老房子已无人居住，成了动物们的天地（王权增/摄影）。

 

阁楼北边是菜园子，现吃现择，难怪卓玛烧的菜那么鲜灵、那么清新。当时在拉萨还享受不到这种口福，因而菜香味每每营造出一种家庭氛围，一餐饭便是一次融洽的聚会。但也有一次例外。那是顿晚餐，卓玛为了换换口味，特意做了一锅猪排“土巴”。她老爸在院子里忙活了半天，用石臼舂好了玉米仁。挂在墙上没舍得吃的猪骨头，被隆重地放在锅里。待玉米仁煮熟了，加上些菜和面疙瘩，放些佐料，一碗热气腾腾的土巴端上来。才龙和阿多看来是喜不自禁，因为他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可主人绝没有想到。马竞秋是回族，而我也受不了那种哈喇味。老马默默地抽着烟，言称他不饿。我吃了3口，就表示饱了。一时间，晚餐出现从未有过的黯淡，一家人全然埋头于土巴，屋里只剩下“嘘嘘”的喝粥声。

 

协调气氛大概是记者的本能。饭后，我自报歌唱节目，汉族的、藏族的，不拘一格，并且接过卓玛的青稞酒开怀痛饮。几回车轮战下来，洋相出尽，直到逗笑了所有的人，小屋重又漾起欢悦。

 

原本设计的另一次晚餐被暴雨改变了内容。那是吃土巴的第二天，应副队长多吉平措之邀，我们于傍晚登上了他家的阁楼，就着窗外的蒙蒙细雨，开始新一轮神仙会。在平措端出一钵刚刚煮熟的鸡蛋时，我大概太不含蓄了，迫不及待地剥了皮，几口塞进嘴里。要知道，定居拉萨的4年中，没吃过几次鸡蛋，甚至已经忘了煮鸡蛋的滋味。这种直露遭到才龙的嘲讽，他酸溜溜地表示把自己那份让给我。也就在这个时候，西边山岗上发出“轰隆”的一串巨响，仿佛天崩地裂。平措喊了一句什么。自己先跑出去，他们仨紧跟着跑出去。我不懂他说了什么，也不知发生了什么，想他们会很快回来。雨越来越大，窗外一下子昏暗无比，说不清是穿天雷还是滚地雷，群山战栗，旷野呻吟，察隅沟好像在经历一场战争。他们去哪儿了？我不安起来，再次感到了孤独。院子里已经涨满了水，猪崽子们惊骇地吱哇乱叫，不知往哪里逃好。

 

我也不知往哪里才好，四处跑着找他们。村里唯一的大道被一条河流取代，柱子似的水从山坡上倾斜下来，河水拼命暴涨。透心的雨水把人弄得兴奋不已，不知往哪里跑才是正道。两进卓玛家，只有阿妈和孩子们。他们都哪里去了？听不懂阿妈的话，她用手比划着，手势是往西北指的。我又冲进雨里。一阵“劈里啪啦”的冰雹将我打进屋里，匆忙找出两顶草帽和一件雨衣。

 

远处，坡上挂着一道泥石流的“瀑布”，它仍在缓缓运动着，正威胁着山脚下的秧田。那边传来了卓玛“咯咯”的笑声，撒在雨里真是清爽透亮。笑声起处，我的同道者和村民混在一起，一个个泥人似的赤着脚，铁锹后面，已经有一道新筑起的石堰，泥石流被挡住了。呆愣了一阵，想起手里的草帽，我尴尬地递过去，两顶草帽被推来让去，我愧疚地脱下雨衣，披在卓玛身上。又听见一句嘲讽：“早浇透了，要它有什么用？”此时的我，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只恨入地无门。我扭身就朝村里跑，因为不争气的眼泪已经涌出来了。

 

晚上，卓玛做的包子，闻起来真香，但我没有了一点食欲。我闭门在卓玛的小屋里，搞不清为什么会感到孤独，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吗？

 

入夜，大家围坐在火塘边上，都没有什么话。为了找话说，我叫了一声阿爸，但又卡壳儿了。阿爸对阿多说：“是想爸爸了，她离开父母到处跑，真不容易呢”。当时，阿爸看我的目光慈祥极了。阿妈搬了个小板凳，叫我坐在她的身边，而后又掰了半个饼子递过来，她一直望着我，目光里是在说：吃吧，孩子。我靠住了她，老人的身子竟是那么温暖、柔软。她拉住了我的一只手，轻轻地抚摩起来，让我眼眶里好一阵潮湿。

 

猪崽子不叫了，卓玛说这意味天会放晴。当时，我们都将信将疑，因为已经连续下了3天了。果然，等来了一个大晴天。趁他们上山拍照，我把全家的脏衣服都翻出来，抱到小河边洗起来。我已经发现，他们对衣服“从一而终”，直到穿烂了，也不见得洗一次。我洗的这一次，可能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但我总得给家里做点什么，哪怕仅仅是心理的补偿。太阳偏西的时候，院子里挂满了五彩缤纷的“万国旗”，两个小家伙高兴地从中窜来窜去。

 

前排右起卢小飞和阿妈阿爸抱着孩子，后排右起卓玛、卓玛弟弟多吉、马竞秋、才龙（阿多摄影1980）。

卢小飞2013年重访察隅在八一镇旅馆与卓玛及其女儿女婿合影

 

 

2

察隅毗邻印度、缅甸和我国云南省，史上曾有周边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迁徙到这里，如独龙、傈僳、纳西、僜巴和怒族，多民族成了此地一大景观。在五彩缤纷的女人世界里，东巴央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是个雨夜，我们和卓玛一家正在围着火塘聊天。随着一串酷似缅傣山地语的喊叫，一个人水淋淋地出现在门口，黑色的斗篷里探出一张痩削的脸，让人一下看到黑亮的眼睛。大概是走得太急，耳垂上那对喇叭筒状耳环不停地晃动，那耳环有鸡蛋那么大，银质的喇叭形状，大口朝前，底座穿扣在耳垂上，因为分量重，耳垂被坠得老长。来人站处，已经淌下一地泥水，身上的水还在顺着筒裙往下滴，地板上的那双赤脚很脏，两只脚相互搅动着…….这一切，与方才火塘边上的温馨气氛很不协调。

 

家人都热情地招呼她，卓玛居然能说僜巴话，两人对说了一阵子。看她没有走的意思，我便递过身边的小板凳，她却摆摆手，“扑通”一下坐在地上。这以后，她反倒成了主角，满屋子就听她的高谈阔论。有一阵，她眉目传情地大讲了一通，“咕噜咕噜”的僜巴话，让阿多们也傻了眼。阿爸阿妈竟能会意，还居然被逗得前仰后合。她却像说单口相声，口若悬河，连比带划，逗笑了所有人，自己则一本正经地故作严肃。我赶紧央求卓玛，让她快快给我翻译出来。

 

原来，她讲的是自己那口子和她做爱的事情。她伸出食指，让它来回摆动，并流露出一脸的鄙夷。卓玛说她没法翻译，反正是她瞧不起自己的老公，别看他是什么生产队长。

 

她开始用僜巴话和阿妈交谈，想不到阿妈也能说上几句。这母女俩都是语言天才，也是交际好手。历史上藏族和僜巴有着很深的隔阂，眼前的融洽场景令人感叹。阿爸听不懂，又不甘寂寞，便找茬逗这位年纪相仿的女人。老汉伸出手向她讨烟抽。她从上衣大襟里掏出一个小袋子装的烤烟。老汉像孩子似的拼命摇头，让她再掏掏口袋。她做了个鬼脸，无可奈何地拿出一个小圆铁盒，里面还真有几支卷烟。接过卷烟，老汉得意极了。她呢，假装做出一付心疼的样子，其实心里开心着呢。

 

看到这个铁盒和几支卷烟，我突然想起这是白天我们去僜巴村采访时，同行的记者送给她的。当时她没舍得抽，就放在这个小盒子里面，另一个记者又送他一支，她依然没有抽。我这才把她和白天那个采访对上号，因为僜巴女子的服大体一样，长得似乎都差不多，全是瘦瘦小小的，大概热带丛林的山地民族都是这样。另外，抽烟也是一个因素。成年的僜巴女子人手一杆大烟锅，种植和吸食鸦片比较普遍。不少人家的房前屋后种满了罂粟，他们把成熟后的果汁收集起来，制成粉面掺杂在烟叶里，说这样的烟草抽起来才有劲。

 

翻开采访本，才记起她叫东巴央。那个村庄叫西热贡，属于如苏生产队。我们在村头正遇上刀耕火种的场面，几个女子还真是用竹刀在地上刨坑，那地也还就是刚刚烧过的荒地。几位摄影家算是逮着了，一通猛按快门，我却有些发毛，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到现在，15年过去了，还记得“劈劈啪啪”燎木头的声音和小姑娘用的那把大竹刀。僜村的木阁楼较小，没有晒台，大些的也只是窄窄的一溜。阁楼前后都有高架的木笼子，里面放着玉米棒子。之所高架是防止野兽偷袭。我们按照指引直奔队长家，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东巴央。上了阁楼，从发现队长根本无法接受采访。他那时形若枯槁，正躺在地铺上呻吟，说是肚子疼，也不定是大烟瘾犯了。当时的东巴央也完全没有眼前这般生气，只是沉默地拿出自制的“阿拉”（当地家酿白烧酒），一碗碗地劝酒。环顾窄小的竹楼，几乎没有什么家什。西热贡与慈巴相隔不过2里地，但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两个小村庄都相去甚远。天下事，就是这么蹊跷，文明的布局纵横交错，千差万别。

 

采访本上记录了她的一段话：“原来我们僜巴是不养猪的，现在养了一头，为了给儿子结婚用，也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过去我们僜巴住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很苦。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叫我们下山，我们心里的感激难以用语言来表达”。随去的翻译正是才旺卓玛，因为队长生病，我们只好匆匆告别。

 

痛苦与欢乐，呆滞与诙谐。出了家门的东巴央真是判若两人。她烟瘾挺大，一口接着一口，自打进屋就没停。那杆烟锅有一尺来长，两头包银，还有雕花，竟是个考究的工艺品。由此看来，抽烟在她们还真是人生一大要事。

 

才旺卓玛拿来一壶“阿拉”和一个搪瓷茶杯，让大家用这个杯子传着喝，这大概也是一种传递友谊的方式。从我们远道来的客人开始传起，每人一下，随意喝几口都行，不用像西藏腹心地区那种3口一杯的形式，酒杯转到阿爸那儿，他正抱着外孙女，腾不开手，东巴央端起杯子就灌，弄了老汉一胡子酒，老汉开心地眯缝着眼睛，也逗乐了一屋子人。看东巴央如此跟老伴儿调情，阿妈不仅不吃醋，甚至还有些声援的架势。

 

东巴央终于喝多了。她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又伸出了手指头，这回不是食指，是小拇指“我们是这个”，又伸出大拇哥，说：“你们是这个”。她催着卓玛快翻译。还说，我们今天在她们村，只去了她家，这让她在村里很有面子，就是遗憾没有什么东西招待我们。“现在，我们同用一个杯子喝酒，真正地平等了”。同醉的场面，彷佛真营造出一个平等的氛围。其实呢，我们心里最应该明白。当时，我或许也说了一些关于民族平等的豪言壮语。今天想来，她那种谦卑本身就包含着太多的关于不平等的信息。政治上我们当然是平等的，但是其他呢？向往文明而不达是一种痛苦，但较高社会文明的享有者或许更容易陷于痛苦，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也会羡慕那些还停留在原始文明阶段的人们，羡慕他们的质朴与自然，欣赏原生态的文化，然而真让谁倒退回去过原始生活谁又会干呢？

 

那夜，松树明子忽闪闪不知烧了多少根。孩子和老人都困得歪倒在卡垫上，东巴央还舍不得离去。喃喃的磨叨声，和着雨点敲打铁皮烟囱的“叮叮咣咣”，和着察隅河撞击岩石的“轰轰隆隆”，飘进了迷蒙的夜空。

从故居南眺，东巴央家的竹棚和村寨已然无存。（王权增/摄影）

 

 

3
 

原始森林是个绿色葱茏没有边际的家，它赋予僜巴自由的天性。

 

在拉萨即将出发的时候，同事吴长生提示我不妨多收集些民俗风情类的故事。为此，就要找个精通僜、汉两种语言的翻译。谢天谢地，洞冲边防站有这样的人才。站长松鸟是僜巴人，一番交涉，边防站不仅收留我们住下，还派出了得力的梅内参谋当翻译。

 

梅内是察隅本地的僜巴人，和松鸟一样，早年应招入伍。早年的边防事业，以群众工作为主，边境上的风吹草动，全凭着当地住民的火眼金睛。梅内凭借语言文化优势，在僜家村寨如鱼得水。在洞冲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整日相跟着，去了新村、巴安通、沙琼、夏尼、嘎腰，一路上且说且聊，徒步固然辛苦，可也游遍了察隅的僜巴村寨。

 

通往新村的路边上有一大片水田，正逢插秧，水田里花花绿绿，约莫十几个妇女。见我们走近，她们直起身子，火辣辣地盯了一气，开始“秀嗷——秀嗷——”朝我们一通吆喝。我以为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回赠以“牛布让依提亚（你们好）！”

 

梅内参谋跟她们是老相识了，双方“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话，像是在打情骂俏。在村里采访完返回驻地时，又是这样。这一次。梅内拣起块石头砍过去，水花溅了她们一身，她们却乐得个欢。我觉得可疑，一连追问几遍，才知原来她们那边一直在起哄。她们说：“你讨了汉族老婆，美得不轻啊！”这边回答：“我有这个本事，眼红你了？”那边又还：“不过三两天的事，别烧包了”。

 

原来如此，我好生恼火，我让梅内回敬个干脆的，参谋立时会意。他得意地大喊：“人家说看中我了，不走了。怎么样？”以牙还牙，真是畅快淋漓。这招还真灵。那帮子小辣椒卡壳了，我们占了上风。其实，双方都无恶意，逗逗闷子，开开心而已。

1980年在扎木。年轻女记者外出采访会遭遇黄段子，所以小飞的面部表情有时会露出一种本能的防范。

 

 

使用“辣子”这个字眼想必不过分。在上察隅区委，我住区干部巴松龙家，当时他下乡去了。他妻子松木赛就是个烈辣的典型。她原住“麦克马洪线”南边，十几岁时被卖给蓄奴主同林松当儿媳。因为长得不够漂亮，被主人家降为奴隶，又因为个性强，经常遭到毒打。她从不屈服，几次逃跑，都被抓回去。一次，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又被撬开嘴，往喉咙里灌烟灰水。按照僜巴巫术说法，喝了烟灰水就会鬼迷心窍，就不会再逃跑了。

 

1960年代初期，正是中印边境交火之际，松木赛趁乱再次逃脱。她沿着崎岖的山路，往北走了5天，进入军事区。不想，又被印军抓住当了民工。半夜，她悄悄爬出帐篷，爬过了军事封锁线，终于来到察隅。文革中，同林松派人打听她的下落，要带她回去。她一口回绝：“不！我是人，不是奴隶。他们那边还在吃鸡爪谷，可我现在吃的是大米”。真是掷地有声。

 

僜女烈辣，却也淳甜。在我去过的5个僜村里，有不少人是为了爱情，冒着危险从南边跑过来的。在“麦线”南边，还实行着买卖婚姻，只要男方有钱，女方父母接受了，闺女不乐意也没辙。还有一些父母吃了人家的东西，直接就拿女儿做抵偿。自由恋爱成功的也有，但即使这样，男方仍然得按照规矩出彩礼，跟买卖婚姻差不多。那些自由恋爱又没资本的，只有双双往北面察隅方向跑。我们去的时候，就听说那几年跑来察隅的有好几对，有木龙松和外令色，还有姚夏和嘎细、京都楞和巴定央。我们在的那几天，刚有一对小青年跑过来，被安置在夏尼村。

 

巴安通新村的织布能手马宁央，是无数痴情女中的一个。她丈夫木那目松原来是她家的帮工，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厮磨玩耍，成了青梅竹马的恋人。按照当时买卖婚姻的行情，一个品貌、才干相当，家境又不错的女子，张口价就是5头巴麦牛，近似一个僜巴中等人家的资产，马宁央正属这档，而木那目松却只是光棍一条。两个人的恋情被家人知道了，最初是马宁央的弟弟不断抱怨，因为他刚刚花5头巴麦牛娶了媳妇，这个付出要靠姐姐的出嫁补偿回来，得着机会他就指桑骂槐。哥哥开始对她严加管束，而村里人也在议论纷纷。提亲的人踏破门槛，为了卖身牛的分配，自家人翻了脸，马宁央实在忍不下去了。“我要出门去”。她对妈妈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这不可能，女孩家哪有那个本事？”妈妈不信。可女儿已经打定了主意。

 

往哪儿跑呢？南下，有木那目松的亲戚，生活上可有依靠；北上，要过大雪山，又赶上边境吃紧。

 

到底是新生活的吸引，还有爱情的力量。他们一路跋山涉水，忍受了3天4夜的饥寒，奇迹般地出现在察隅。

马宁央在1980年代是远近闻名的织布能手

 

 

马宁央如今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织手，要论挎包、裙子、花边，谁都承认她织得最好，我们找到她也是以此为媒。几个摄影家要拍摄僜女织布的片子，村长介绍了她。如今，拉萨一些画报上就有她的照片。木那目松成了村里的拖拉机手，我们去的时候，他不巧到昌都学习去了，他俩得的奖状挂了一墙。

 

在下察隅的嘎腰村，有对姐妹与我一见如故。姐姐巴作色是在县上开妇代会时认识的，妹妹拥林亚是村干部，他们家还有个著名的巴都，是巴作色的弟弟，拥林亚的哥哥，是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唯一的僜巴代表，听说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唯一特准他带着佩刀进入大民大会堂参会的人。那天，我们和巴都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姐俩把我拉到家里，脱下自己的筒裙、银头饰和项圈，把我打扮成僜女的样子，然后围着我说笑。

 

她家的“阿拉”是僜家的上品，正说明女主人的能干。酒酣之中，巴作色叙述了自己的恋爱婚事。她也是5头巴麦牛的牺牲品。在丈夫阿依木龙那里，她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奴役。白天，做完田里的活，还要负责所有的家务。可回到家里，丈夫和婆婆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最难熬的是晚上，她常常瞪着眼睛盼天明。阿依木龙同父异母的兄弟典扎十分同情她，经常帮助她砍柴、背水，还偷偷把自己那份肉留给她吃。两个人感情日深，便筹划着私奔。

 

说到这的时候，拥林亚说她还记得姐姐背着她下地干活的时候，经常把她放到地边上，然后就和典扎钻进玉米地里偷情去了。姐俩交换了一下眼神，咯咯地一通大笑。

 

巴作色和典扎开始储备食物。每天悄悄存下一点干粮，终于在一天启程了。他们沿着察隅河一直北上，过大雪山的时候，典扎高山反应，倒在地上。他吃力地说：“我死了你不要怕，继续走，千万不要回去，会被他们打死的”。“不，我们要一块活着”。巴作色说什么也不让典扎再躺下去。她背起典扎的火药枪，搀扶着他，坚持走到察隅。他们在嘎腰安身以后，又托人给南边亲戚捎信。一年以后，母亲和弟弟、妹妹都陆续来察隅定居。

 

巴作色的故事美丽动人，不光我这个访问者，连她的妹妹也被感染了。她的老乡梅内参谋也是头一回听说。他悄悄对我说：“听起来跟小说似的，不是你打破砂锅问到底，谁会想到这些呢！”其实，我也遗憾，行色匆匆中漏掉的细节太多了。

 

好多情侣在来察隅之前并未打算久住，都是想生米做成熟饭后还回南方去，但最终还是留下来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改变了主意？用新生活的吸引来解释似乎俗套了点，况且那时候的察隅仍旧比较贫穷，自然资源也并不比印占区那边更好。但他们毕竟选择了这里，把根扎在这里，这其中的理由一定充足，不用做任何解释。

1980年在下察隅嘎腰生产队巴作色家门口，与巴作色姐妹合影，她们把小飞打扮成僜女的样子。左边是姐姐巴作色，右边是妹妹拥林亚。

 

 

 

4

地球上仅有几万僜巴人，他们世代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横断山脉以西的高山峡谷里，大致方位在丹巴江流域至察隅河流域之间，大部分僜巴居住在印度占领区的热带雨林中，察隅县境内只有几千人。这是一个未被国家民委识别认定的族群，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应该属于珞巴族的一支，且得到一些珞巴族同胞认可。

 

僜巴关于族源的传说和珞巴极其相似。造物主阿加尼生了4个儿子，老大住在长粮食、产金子的平原，成为汉族；老二住在雪山脚下，成为藏族；老三住在沟里，成为珞巴族；老四就是深山老林里的僜巴。这个传说经久而深入，反衬出僜巴的宿命。这也可以解释，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政府派出的工作队劝说僜巴下山落户为何那么艰难。

 

中年以上的僜巴人回忆起老家，印象最深的是炎热和潮湿。人们认准了老祖宗传下的经验：“如果一连3年都是阴雨连绵，准会有涝灾和瘟疫出现，要赶在灾害之前朝北走，那年在察隅沟里种庄稼准好，打下的粮食吃不完”。上几辈有不少僜人是这么迁徙来的。

 

德崩夏说自己是在察隅大地震前来的。著名的察隅地震发生在1950年，这是当地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僜巴文化里没有纪年，“结绳记事”包含了他们对于时间、度量、数字等不以为意的态度。僜巴人也不在意年龄，总是以某一自然现象或历史事件为参照物来作答。德崩夏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只记得全家迁徙的时候自己已经会走路了，但还是走不了多远，是大人背着来的。大地震的时候，他刚刚记事，按照幼童成长的自然规律，我推测他在接受采访时大概40岁左右。他曾经有3个妻子，这是僜巴人富有的标志。于是，在1960年代察隅开始搞民主改革的时候，他作为上层人士的代表，参加了当地政府召开的会议。既然是民主人士，就得开明进步，他于是响应政府号召，只保留了一个妻子。另外两个依然是家庭成员，只不过不是合法的妻子。

 

从南边跑到察隅沟的，大部分是穷人，德崩夏是屈指可数的上层人士。其实，他发家致富的历史很短，只不过比别人更善于谋划，且不失时机地效法蓄奴主的某些生活方式，诸如娶了三房妻子。作为能够参加政府会议的人，他享受着令村人羡慕的政府津贴，尽管数量不多，但足以使他享受别人不曾的优越。

 

儿时留给德崩夏的最深记忆是饥饿。“那时候，简直就是野人，除了蒿子、苔藓这类苦味大的和那些有毒的植物，漫山遍野的野草、树叶和野果子都让我们吃遍了。老鼠是最好吃的东西，但家老鼠只有男人才可以吃，女人不能享用。不过，女人可以吃野老鼠”。“一般过了大年就没吃的了，大概要持续4个月，二、三、四月份如果不出去打猎，不去采蜜，就没有吃的东西。要么，就得挖野菜吃。往往等不到青稞、苞谷、四季豆成熟，就迫不及待的吃了。夏粮和秋粮肯定是受影响的，这样循环往复，一年四季都没有吃饱肚子的时候”。有一回，他和一个小伙伴去打猎，半路遇上塌方，德崩夏当场就被砸晕了。醒来之后，他们找到一个山洞，幸亏上山的时候还打到了一只野羊，在洞子里生着了火，一只烤羊肉让他们坚持了9天。

 

“离了火可怎么办？”这是僜巴式的格言。老辈子传下来的生存经验是“出门火种不离身”。火是僜巴的生命。走到任何僜巴家里，火塘都在屋子的中间，一家人围着火塘吃饭、睡觉，不用桌椅，也不要床。就是盖了高一档次的房子，火塘依然是家中的核心。

 

生产和生活方式简单粗放，决定了僜巴的处世哲学。德崩夏讲了两个小故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也都是因为女人而起的。

 

德崩夏有个姐姐，被父亲卡地许配给了马衣家的熊木松。结婚数年后，姐姐不幸病死了。马衣家又寻上门来要小妹，父亲不同意，小妹也不干，她已经有了意中人。不想，小妹背水的时候，竟被他们马衣家的人抢走了。本来，照老规矩，大的死了可以将小的给她，好好商量也不是不可以，但动手抢人就小看人了。爸爸一下子火了，叔叔也不干了，要维护阿外龙家的面子，于是发生了日卡的那场械斗。那天，叔叔木觉先朝马衣家的觉梅龙吐了口水，这下可不得了了。按照僜巴的习俗，吐口水是一种极大的蔑视。觉梅龙拔刀相迎，双方你来我往，杀了几个回合，有伤无亡。结果，老婆对方没要成，东西这边也没退，木觉还给对方吐了口水，显然是占了大便宜。以后，叔叔过世了，觉梅龙来跟德崩夏讨债，要100个银元，或者相当价值的东西。这中间，还请了嘎背亚梅（世俗社会的调解人）说情。德崩夏也挺横，理都没理他。他说：“我跟你没什么账，叔叔也没拿你什么东西，因为你抢了我们阿外龙家的女孩，叔叔才给你吐口水，但并没有欠你的债”。由于德崩夏强硬，马衣家没占到什么便宜，只得悻悻然威胁说：“好吧，咱们早晚总得碰上的”。言外之意还得跟他打一架。幸亏后来民主改革了，这事才不得不划上句号。

 

其实，这只是种姓之间的械斗。德崩夏还险些遭遇同姓之间的一次械斗。

 

多雄赛原来是德崩夏哥哥的妻子，哥哥死了以后，按照僜巴惯例该德崩夏继承哥哥的女人。如果她要嫁到外姓人家，照规矩过去买婚所用的牛、猪就得还给德崩夏家。德崩夏有个同姓的叔叔，叫阿波瑞丢，因为同姓一家，他也有权接管这个女人。见德崩夏要了多雄赛，他眼红了，非要把买婚用的4头巴麦牛和几头猪还给他。他三番五次派嘎背亚梅来说和。德崩夏觉得太没道理，但为了避免动家伙，还是咬牙给了他不少东西。有10支火药枪，还有铁锅、布匹、猪和现钱，大约合人民币700多元。火药枪是德崩夏用鸦片、羊皮、粮食和绸布换的，为此欠了不少账。

 

过去，械斗是僜巴的家常便饭，不同部落之间的，与义都（珞巴族）之间的，不同种姓之间的，都常有发生。这与那个在藏族领主面前逆来顺受的僜巴完全不同，表现出民族性格中倔强、好斗的一面。

 

僜巴氏族教两个种姓，即达让和格曼，察隅只有嘎腰和沙琼两个村子的僜巴是格曼，其余都是达让。有人说，达让的一部分人是从义都（珞巴族）分流出来的，一部分是从缅甸那边迁徙来的。两个种姓各有其方言，达让人听不懂格曼话，格曼和达让交流时都讲达让话。旧社会，达让和格曼之间的械斗不胜枚举。

 

有一场械斗让僜巴空前团结且扬眉吐气。那是民改前有回扎巴寺里表演跳神舞，上下察隅的藏族百姓全都赶去参加，喇嘛在场子两边划出白线，有个叫京格的僜巴喝醉了酒，不小心踩到线上，遭到喇嘛的毒打。当时他敢怒不敢言，但这事在僜巴心里都不舒服。没过多久，扎巴乡代理人过溜索桥，叫京格帮助驼东西，代理人答应给些银元做工钱，可是运完东西没给钱，反而要京格的腰刀，京格不给，竟然挨了一顿打，脸也被打肿了，路也走不稳了，刀也被抢走了。回到家里，大儿子卡瓦龙一看气坏了，说：“爸爸，你白挨打了，应该报仇啊！”京格一听，立马和儿子一起返回原路，代理人和几个佣人办完事，正好在河对面要过溜索，京格和儿子堵在坡下的坝子里，把代理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刀也夺回来了。刀，不仅是僜巴的荣耀，也是生活和生产的帮手。打猎、砍柴、种地、劈柴、编筐，男人不能没刀。后来，代理人也没敢追过来要刀。

 

这个有趣的故事也是德崩夏讲给我的。在新村，我接连跟他聊了好几天，多半还是因为他肚子里的故事更多些。一边聊，他一边给我和翻译斟酒，僜巴土烧酒“阿拉”后劲十足，主宾双方都醉意绵绵，车轱辘话不断，以至于记录的文字也有些阿拉的味道。

刀，不仅是僜巴的荣耀，也是生活和生产的帮手。

 

 

5

很长一段历史时空里，僜巴在精神世界里被鬼缠着，在物质世界被藏族领主震慑着。

 

既然天灾人祸都是“鬼在作怪”，那么和“鬼”打交道便成了僜巴的大事。死人或者生病都是鬼闹的，就得好好地送鬼。财大气粗的送大鬼，一般光景的送中鬼，送不起大鬼中鬼的可以送小鬼，再穷的人，也不能不送鬼。送小鬼杀一只鸡就行了，如果穷得连鸡都没有，捡几根骨头烧烧也成，这倒是机动灵活。送中鬼就得停工3天，起码得杀一头猪。过去，很多人就是因为送鬼，到处借牲口，欠了一屁股债。送大鬼的都是比较富裕的人家。要杀三五头牛，有的甚至杀十几头牛，也是一种排场，亲朋好友都喊来吃肉，全村人为此都不去干活。看来，鬼不吃素，人爱吃荤，鬼吃完了人再吃，肉反正没浪费，“打牙祭”也于是演绎成一种文化。1980年我们去采访时，当地人说跳鬼女巫还活着，那会儿，意识形态领域管制很严，送鬼这种迷信活动不允许搞，但从思想上驱逐掉魔鬼的阴影却并不那么容易。

 

我们住在慈巴村的时候，那里刚刚发生过一件与鬼神沾边的事情。那是3月下旬的一天，斜阳把大地考得热烘烘的，察隅河水平静如常。多吉平措和村里人正在锯木板。老远，一个女人气喘吁吁边跑边喊：“压死人了！石头塌方了！”多吉平措听罢来人叙述，二话没说，叫上几个小伙子就出村了。原来，附近的巨玉村正在修渠爆破，两个村民不幸被飞石砸死。这是个僜巴聚集的村落，村民们认为肯定是爆破惊动了山鬼，石头是鬼石，谁也不敢碰，两个人就那么活活被石头压着。多吉平措带人赶到巨玉村的时候，邻近的格拥和古巴两村也相继赶来好些藏族村民，众人七手八脚搬开石头，把尸体弄出来，抬下山，按照僜巴习俗安葬了死者。

 

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一场风波由此而起。巨玉村里的人神神叨叨：“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吃苞谷和鸡爪谷的。现在，为了吃上大米，我们才开山修渠，触怒了山鬼，两个爆破的兄弟被石头砸死，看来我们没有吃大米的福气”。村民们疑神疑鬼，战战兢兢，眼看着就要停工歇业，政府派来的工作队反复工作才有回转。

 

就在巨玉村村民心有余悸的时候，察隅河下游的嘎腰村却有人带头对“鬼“宣战。那年老天不作美，春末的一场旱灾枯死了高地上的5亩包谷苗，村民赶紧翻种了荞麦。没想到旱灾引起了虫灾，有5亩早包谷被虫子吃了，村民们又赶紧种上了搀入“六六六”药粉的黄包谷，小苗长出不久，又被虫子吃了。这时候，有人私下里嘀咕，是不是该杀牲送鬼了？村里的生产队长是巴都，他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到过北京，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巴都不信鬼，根据时令又赶紧换种了小绿豆。老天有眼，秋收时亩产达到1000斤。那一年，巴都在区农业技术员帮助下还实验成功了双季稻和冬、春两季麦，还试种了察隅的第一个茶园。那个时候，嘎腰村做的一切都很超前，这大概源于生产队长巴都走出去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回过头来看，也确是巴都自己的造化，大字不识的一个人，却努力学习汉语，敢于突破传统习俗。接受新生事物，需要不同凡俗的勇气。听说有一次他在山里遇到了狗熊，居然赤手空拳制服了那个家伙。就凭这两件事，巴都就够得上是僜巴的英雄。

 

1960年代初期，西藏腹心地区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僜巴却还住在山林里，只是随便搭个棚子栖身，只有窝没有家，也没有形成村落，对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这些事情更是一无所知。直到民主改革后期，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时，政府派出定向的工作队，动员僜巴下山。但纵使苦口婆心，人家也岿然不动。后来，干脆在山下盖好了房子然后上山一个个地找。有的人被动员下了山，但过几天又跑了。如此反复，好不容易先凑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村庄，取名为新村。对于僜巴为什么不敢下山，多数人只道是僜巴胆子小。在新村那回，德崩夏跟我透了底。原来，就在工作组上山的同时，领主代理人也放出口风：“我们这里是税地，你们若是下山来种，就得交税”。于是，谁也不敢下山。僜巴人本来就一无所有，土改 时候分地分牛，竟然都不敢要。德崩夏说：“历史的烙印太深了，僜巴让人欺负怕了”。

 

德崩夏说，他们早期住在夏尼和汪谷的人家共分到了9头牛，还分到了藤子、箩筐。当时尽管工作队已经进驻了，但西藏农奴制度的根还没有拔掉，领主代理人依然在发号施令，叫僜巴给他们干这干那，实际还是过去的那些差役。成人干一天挣一竹筒半的粮食，小孩挣半竹筒粮食，一竹筒相当于一平碗，很不公平，但只有忍受。

 

新村的山坡上原来是一片森林，政府派民工伐木、整体、开荒、盖房子，然后把僜巴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还统计了人口，按人口的多少分配房子。当时，僜巴还不会种水稻，只会种包谷、种洋巴，工作队的人手把手地教。僜巴靠结绳记事，没有文字，就用小木片记工分几分就扎几个孔。互助组是换工的形式，你给我家干了活，我给你一个小木片。一两年后，三个互助组合并成两个小组。到了1971年，人民公社成立了，两个组又合成一个生产队，巴安通、沙马、扎巴、察隅4个公社先后成立，土地连成了一片，没有劳动力的人家高兴了，有劳动力的还是留恋单干，但不管怎样，僜巴是最高兴的，因为他们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精神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同在察隅，僜家的生产方式比藏家要古老许多，而所有进步事物在僜山落脚都经历了九九八十一回磨砺。德崩夏回忆，察隅来往的边民很多，不断有人往来看亲戚，做买卖。有些人专事搬弄是非，乘机散布：共产党让你们组织起来，就没有个人自由了，也没法子出去看亲戚了。还说。僜巴的传统风俗要被破坏了。政府宣传要讲科学，那边的边民就说，我们僜巴的习俗是要送鬼的。政府说鸦片毒害身体，那边的人就说，你们不种鸦片可不行，换东西、买东西主要靠鸦片，你们要多种。还有些人鼓动僜巴回印占区，说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是人家藏族的，你们父母时代生息劳动的地方还在，印度人给我们空投大米等等。如此这般，煽动走了不少人。

 

是战争改变了边境的格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后，很长时间没有边民往来。战争结束后，边境地区逐渐安宁下来，依照村落布局，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渐次、梯度向深山辐射，种鸦片的少了，抢老婆、卖闺女的也少了，逐渐地也不送鬼了，孩子们陆续背上了书报，僜巴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

 

最后一次访问德崩夏的时候，他正在编背筐的竹头套，说僜巴叫“打洪衣”。只见他用光着的左脚踩住竹篾子的一头，一双手在另外一头灵活操作，而右脚则做些辅助动作，如拇指和食指一会夹住篾子，一会又要紧住打好的竹结。这些还不耽误嘴上说话的功夫，只消半个小时，一个打洪衣就编好了。

 

那一次在察隅，我们还跟踪采访过一次沙琼村民采蜜的全过程，见识了什么叫猴子般的灵巧，真的就像猴子一样赤脚窜行在树丛中，而我们却只能用望远镜远处观望。为此，我专门写过一篇散记叫《野蜜香》，发表在1980年某期的《西藏日报》上。

 

这引起了我关于特异功能和人类进化的联想。人类某些功能是伴随着人类的进化而退化的，现代文明已经使人的开发视野走向更微观的更宏观，而人在大脑更发达的同时却使自己的四肢变得越来越懒惰。察隅僜巴，或者类似地方，让人类有幸观察到自己的幼年。

 

1987年6月中印边界吃紧，卢小飞在海拔5100米的前沿指挥所。

 

 

6

这是一次流浪式的采访，边走边发稿子。仅仅是听阿多说林芝的桃花要开了，便死活跟他们上了路。他们仨，一个是拉萨人，一个是工布人，一个是阿里人，都是摄影记者。早期一段路程，还加入了河南人段生华，他是昌都记者站的，在波密和我们分手。不管他们本人接近于怎样的地域文化，毕竟都还是根植于这片土地。从城市到乡间，“回归”这个字眼在当时对他们是不言而喻的，而对我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深入基层”。

 

16年过去了，许多细节早已经淡忘了，留在笔记本上的，只是粗略的梗概，而留在记忆里的，真正如刀刻般抹不掉的，一定是为自己的价值观所认同的，是触动心灵的珍贵东西。而不用翻本子，脑子里出现的人物频率最高的是卓玛，再下来是东巴央和那群僜巴姐妹，还有巴都，他太不平凡了。由于沟通的障碍，很多深层的东西未及挖掘。还有边防站的副站长松鸟和担任翻译的梅内。

 

还有一个人物，让人想起有种难以名状的震颤，我从没有专门采访过他，但只要想起察隅，就会想起他，仿佛又骑在马上，在疾风暴雨中艰难行走，随时警惕着可能的深渊。

 

这个人是卓玛的弟弟次仁多吉，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阿多住，自己住到了一个小伙伴家。那几天，他很少回来，只有家里做了好吃的，妈妈和姐姐喊他回来才露上一面，也是匆匆吃上几口就走，从没听他说过一句话。以至于，直到我们快要走了，才知道卓玛还有这么个弟弟。

 

临走的那天早上，我们按照当地干部下乡的常规，租用了村里的4匹马。从慈巴到下察隅区委有60华里山路，大约是一天的马路行程。我们到区委后怎么把这些马还给乡亲们呢？村里要随去一个人，由他把马牵回去，这份差事有个好听的名字——回马人。

 

过去骑过两次马，但都是别人牵着走几步，照张相片而已。这回可没有人管你了，大家都得各自赶路。还没上马，我就开始紧张。卓玛说没事，给你找的是村里最老实的马，我弟弟跟你们走。我们的5人小队出发的时候，全村人都出来送行。当然，小村庄也没有多少人。上了坡，最后一次回头张望，人们还没舍得走，阿妈好像还在擦着眼泪。

 

在雨后的森林里行走，那才叫空气浴，用个最朴素的字眼就是“干净”。谢天谢地，那里没有伐木队来过，没有山货采购队来过，没有药材挖掘队来过，于是，我们得以领略了真正的原始森林。我曾在既往发表的文章里描述过察隅的景色，由于堆砌辞藻，那森林变得很虚幻，原始生态的察隅森林，和我见过的其他森林不同，因为人迹罕至，它们沉静而松弛，那些年纪大的树木，自然倒卧衰亡，任青苔爬遍全身，凭野花簇拥四旁。到处弥漫着松油的味道，让人觉得死亡一点也不可怕，还充满了诗意。不管怎么说，骑在马上一度僵硬地不知所以的我，渐渐地放松了绷紧的肌肉。终于，我放开喉咙，歌声像阳光穿透了厚厚的森林。

 

那种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小雨点淅淅沥沥地落下来，且越来越紧。可怕的倒不是被雨淋，而是道路泥泞，我胯下的小家伙可不要失足前蹄。但其实还有更悬的事，刚走过几道山岗，就有泥石流挡住了去路，只得翻身下马，牵着它小心翼翼地走。没走多远，一路沉默的次仁多吉喊了句什么，他冲到前面站定，又举起手止住我们的马。看他做侧耳聆听状，仿佛在听着什么动静，那情形真吓人。很快，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响声，一块大石头拌着一堆碎石头滚下了山。这种情形后来还有过几次，不是经验丰富的回马人，那不长眼的石头不定会找我们谁的麻烦呢。也就是这一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名老专家就是这么牺牲的，当时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一块岩石，被山上下来的小型泥石流打中头部。我唱不出歌了，也不敢唱了，生怕影响了次仁多吉的听力。

 

雨季的察隅河无比壮观的，它的壮观也让人类付出了代价。那些溪水潺潺的支流也都充盈起来，小河上一般都是用木椽子搭起的简易便桥，就那么三、四根木头，用铁丝一绞，没有护栏。此时的小桥，被雨水洗刷得光光溜溜，不要说骑马，徒手过桥也够人揪心。和我同行的几条汉子，也不那么逞强了。这回，又得看次仁多吉的了。别人咋样也不用我说了，反正我是腿肚子发软。上游涨水，下流湍急，桥下深渊，还逞什么能？我的马是次仁多吉牵过去的，而我是拽着马尾巴走过去的。他一匹匹把马牵过去，最后一趟，他牵马的时候脚下一滑，藏刀从刀鞘里脱落出来，就掉在两根木椽的中间，就在他弯腰捡起刀子的时候，马蹄子又踩空差点滑倒，他像钉子一样牢牢抓住马，使它不致跌落河里，那一幕想起来还令人后怕。

 

雨一直在下，阳光却一直照着。几年以后，诗人蔡春芳写过一首诗，叫“阳光雨”，诗中说：“所谓阳光雨，就是有阳光的时候，也有雨；有雨的时候，也有阳光”。见到这首诗，我一下子想起1980年的察隅。那天中午，我们在林中草地午餐，就着阳光雨吃着阿妈和卓玛揣在包里的烙饼和卤肉。就在我们大吃大嚼的时候，次仁多吉解开一个小口袋，挨个凑到马嘴边上，里面装的原来是马饲料。他把捆绑在马背上的行李和马鞍子都解下来，心疼地拍拍它们，鬃毛上面淌着雨水，鬃毛下面渗着汗水。马儿真个是领情呢，它们在草地上撒欢打起了滚儿。

 

快到格拥山的时候，一大片塌方区堵住了去路，右边是陡坡，左边是悬崖，也只好垂直着往山上爬。这回，尽管没路，但人倒比马利索，因为人可以抓住枝枝蔓蔓往上攀登，可是马不行。再说，它还驮着我们的行李。多吉的那匹马驼东西最多，除了我的皮大衣，还有摄影器材。快到山顶的时候，它怎么也走不动了，多吉拽着缰绳使劲往上拉。突然，那匹马翻到了，马背上的辎重拖着它不由自主地往山下滑。千钧一发之际，次仁多吉抽出腰刀，毅然砍断马肚带，甩下马背上的东西，包括马鞍子。他自己则站在下风口，死死地用双手托住马的肚子。那马，终于颤微微地直起身子，浑身还在哆嗦。这一切，就发生在瞬间，我惊呆了。这时候，多吉把地上那些原来由马驼的东西捡起来，全部扛到自己身上。一场惊天动地之后，他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依然平静地继续赶路。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下察隅区委，因为太累了，在区委食堂凑合弄了些吃的就早早睡了。这是头一回没开神仙会。那天夜里，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器官能够踏实下来，似有千万条小虫在身上爬，无论肌肉还是骨头，又酸又痒又疼，大概是雨水和汗水搅和的结果。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爬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多吉。还没走到他们的宿舍门口心就沉下来了，拴在院子里的马不见了。是不是多吉去草地上放马去了？走进屋，他的床铺已经叠得整整齐齐，心彻底凉了。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他们。阿多们说，天没亮他就赶着马走了。啊呀，此时我差点就喊出来，多吉次仁啊！我原是想好好谢谢他，好好酬劳他的！可是，人家压根没把这当回事。失落的倒是我了，心里哭的份儿都有了。

 

卓玛的弟弟次仁多吉（王权增摄于2013年）

 

 

 

这使我又想起一个人，是个不知道名字的阿妈。我们从下察隅区委去嘎腰，要走几十里山路，途中路过塔马村的时候，正是炎热的晌午，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在一户人家的门前一屁股坐下就不想起来。一位老阿妈把我们让进屋子，也不问我们的来历，就端出了青稞酒和糌粑，又拨旺炉火给我们烧茶。平静而慈祥的表情似乎在面对熟悉的家人，我们毫无拘束地吃喝了一阵就告辞了。从嘎腰回区委，我们又在这个村庄歇脚。记不得在谁家吃喝，只记得一只大海碗装满了香喷喷的炒青稞。阿多感慨地说，在察隅，只要进了村庄就不会饿肚子。主人不会在意你的身份，多半人不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你要费半天口舌解释什么是报社，新华社和厕所（两者藏语发音接近）是两码事等等。

 

从区委返回县城又遇上泥石流，这次的塌方面积大，公路交通完全中断，也没有马骑了。我们背着行李徒步走了很久，塌方区的另一头有当地驻军的吉普车接应我们。离开县城的时候，我们乘坐的是卡车，是一辆满载着黄豆的运输车，4个人在麻袋上挤坐着，高过了驾驶顶棚，违章也无可追究，这还是县委书记的面子。翻越达姆拉雪山的时候，真也是心惊肉跳。

 

回想这一路，离开拉萨的时候，坐的是拉萨运输公司的长途客车，那老式的破旧大客车像牛车似的，光是从拉萨到八一镇就用了3天，米拉山上还堵了半天。以后，我们搭上了西藏军区汽车16团的卡车。在波密县内采访多数时候是徒步，有两次搭乘了农民的拖拉机。联想我们今日做记者，总是要摆个谱，更有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在然乌兵站小住，我们又搭上了青藏兵站部的车队，随之浩浩荡荡地爬上达姆拉雪山。山这边，是荒漠、雪山；山那边，依然是一片绿色。绿色，果然是生机盎然。山谷里轰响着桑曲河与石头撞击的声音，进入察隅河上游时，那种豁然开朗，使我们忘记了一个多月的艰辛，不知不觉中竟在察隅度过了37天。

村前稻田和近树远山间的贡日嘎布河隐约可见（王权增/摄影）

 

 

后记：这篇东西应嘉措之邀分两期发表在1996年1、2期《西藏文学》上，一晃又过了18年。2013年5月，我带一个小组赴藏采访，有机会再入察隅。因时间拮据，无瑕重游僜山，倒是迫不及待地赶去了慈巴。万幸的是，小村庄大体是梦中的样子，房屋翻新，道路拓宽，物是人非，山水依旧。卓玛已经搬到更张林场二女儿家里，大女儿在八一镇当区委副书记，当年那个走路还不稳的小女儿，已经是波密县委宣传部的干事，阿爸阿妈已经过世。见到次仁多让我开心，彼此都很激动，他家一直保留着我们寄去的照片。这一次，次仁多吉有问必答，父母的身世，村庄的变迁，我的疑问太多了。原来，我们去的时候他是村里的会计，14岁就当上村会计，后来担任过村长、村支部书记，当过副区长，还兼任着村里的电工。在一次抢修电路中，两只手因漏电被烧伤，留下永久的残疾。我担心地问他，那一次我们4个有没有把你家吃穷，他笑着告诉我，我们留下的粮票和现金超过了当时的市价。啊？这些我居然都不知道！顿时对同道肃然起敬。同行的马竞秋和才龙两位新华分社的摄影栋梁已经先后过世，阿多今年夏天来京完成血管瘤手术，有惊无险（注：阿多不幸于那一年秋天过世）。回到下察隅我四处打听，当年结识的松鸟、梅内、巴都、次仁平措、东巴央、巴作色、徐郭（卓玛的丈夫）这些闪光的人物都已经故去，德崩夏竟然活着且风流如故。返回八一镇时，通过卓玛小女儿的联络，得以在宾馆与卓玛相会，她出现在楼梯口的时候，泪水已经打湿了我的双眼。

 

似乎经历了一个悠远的岁月，仿佛我就是从那些村庄长大过来的。我想，我身上大概是流淌着舒张着一些察隅的血脉。（原载《西藏文学》199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