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记忆

我和妹妹都是在八一厂幼儿园“全托”长大的。那时妈妈常出差工作，一年几乎有半年在外边。有一次，幼儿园老师叫我：“小桥，看这是谁来接你了？”。我看看那个晒得黑黑的阿姨，吓得躲在老师背后。听爸爸妈妈说过我有好几个没有见过面的姑姑，心里猜想：这一定是姑姑。老师把我推到前面：“这是你妈妈呀”！ 在幼儿园一周六天，周三时有的小朋友会被爸爸妈妈接回家，我们却几乎没有这个“荣幸”。如果碰上有流行感冒什麽的，我们还会在幼儿园“隔离”，好几个星期不能回家。

记得那年我已经上小学，我们家搬到26楼1层，后门和幼儿园只隔一条小马路。有一天傍晚，忽然听到有个小女孩的叫声：“爸爸，妈妈，接我回家，接我回家”。我听得声音像是妹妹， 一看果然是她。她双手攀住幼儿园花砖墙，隔着墙洞眼巴巴地望着家里，一遍遍地大喊。我太同情她了！可是我还是个小孩，不能自己接她。后来妹妹说：那是晚饭后在院子里玩，马上就要回屋洗洗睡觉，是争取回家的最后机会了！真的，那时想回家是我们的最大愿望。好像是60还是61 年，反正是困难的年月，有一天我从幼儿园偷跑回家。知道闯了大祸，不敢上楼回家就躲在单元门的后边。爸妈回来大吃一惊，问我为什麽要跑回来？我想了半天才说：“我想吃点小东西”。 其实那时幼儿园的伙食比爸爸妈妈的好多了，我吃完爸爸妈妈定量才有的一点粗制点心，还是被送回了幼儿园。

妈妈老不在家，爸爸虽然不出差，也很忙，有时顾不上我。我在厂里很多人家住过。记得在李昆伯伯，陈玉莲阿姨家住过； 在张志楚叔叔，张志英阿姨家住过；在程必荣叔叔，王淑华阿姨家住过；还常常到王永国叔叔，易明慧阿姨家喝糖水；燕妹的爸爸杨彩伯伯知道我眼睛不太好，爱逗我玩。他常常站在20楼2层他家的阳台上叫住楼下走过的我，伸出几个手指问：小桥，看看这是几个？有一天中午放学，在食堂每天和爸爸一起吃饭的地方没有看到他。跑回家，门上挂着锁，我真慌了，爸爸去哪儿了？后来是和爸爸同在计划科的郑经芳阿姨（孙照榴姐姐，孙幼安哥哥的妈妈）把我带回她在经济宿舍的家吃饭。原来爸爸突然生病，发高烧去了301医院。过了这麽多年，那些伯伯，叔叔，阿姨的慈祥，温厚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八一厂我们这一级的孩子很多，男孩，女孩算起来几十个不止。1962年9月我还差半年才到7岁，上小学本来没我的份儿。因为从小在幼儿园长大，现在有机会上学，天天在家了，我死活不愿再留在幼儿园。平日胆小，老实的我，哭着闹着，总算“赖”了上来。我在小井中心小学一年级四班，不知为什麽我们班没有在有两棵几百年老槐树的财神庙本校，而在原来的八一厂南大门东侧的一间教室。全班有40多人，除了八一厂的孩子，还有住在人民村，马官营，靛场的孩子。冬天教室里很冷，要每天用纸和劈柴引火，生煤炉子取暖，同学们两人一组，轮班。班主任是和蔼的老太太李丽君老师。记得起来的同学有：王素华，芦小梅，曹晓秋，赵惠敏，杨燕妹，刘苏，刘深秀，郝晓峰，徐晓影，席勤，吴鲁林，田建新，李新生，于泳水，马洪营，杜秀英，杜凤清，左凤琴，李大俊，赵振芳，李宝贵，范小锁，郭庆增等等。班上有个瘦瘦高高的小男孩喊队：“稍息，立正，半臂向前看齐”。堤堤，是这个班的班长。

那时除了算术，语文，体育，画画，还有音乐课。有个吴老师教简谱，教唱歌。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几乎没有人学过乐器， 唱歌走调，能唱齐就很不错了。堤堤的爸爸是搞音乐的，曾教他弹过钢琴，这在当时真是“凤毛麟角”。怪不得他各门功课都棒，连音乐课成绩也很好。八一厂坐落在宣武和丰台，海淀三区的城乡接合部，周围有北京钢厂，芦沟桥公社菜区。记得老师老是告诉我们要“克服骄娇二气，搞好厂里厂外同学的团结”。

我在一年级得了场急性肾炎，前一年舅舅舅妈家的小强表哥因为同样的病没治好丢了性命。爸爸妈妈吓坏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高烧，眼皮和腿肿。爸妈背着我跑宣武，301医院看病，后来住进了３０４医院。我的病房在一栋三层小楼，从窗子可以看到马路对面的３３５路公共汽车站，我每天望眼欲穿地盼爸爸妈妈从汽车上下来，盼他们给我带有玻璃糖纸的水果糖。那时我不会吞药片，一天三次要把苦苦的和霉素药片嚼碎咽下肚，是件很辛苦的事。治疗肾炎要控制盐的摄入，每天的饭菜只放一点无盐酱油，淡而无味。一个月出院后，我急于上学赶上功课。可是何端端的妈妈赵心广医生对妈妈说：“要是我的女儿，我就让她休学再休息几个月，小心复发转成慢性肾炎。”到现在妈妈还总说要感谢赵医生。也是因为这场肾炎，我的视力受影响，急剧下降，变成儿童远视。于是又有了几年跑广安门中医研究院眼科，吃汤药和大丸药的经历。

生病后的两年，医生禁止我剧烈运动。平日不能和小朋友们一起跳皮筋，玩攻城，官兵捉贼的游戏。等我能够玩了，我可比别人“苯”多了，加上个子大，怕人家笑话，我更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起跑跑跳跳了。看书成了我最大的乐趣，先翻遍家里爸爸妈妈的书，再到图书馆借。那时在小卖部旁边的图书馆是我每天必到之处，瘦瘦弱弱的图书管理员张海伦阿姨（朱宁的妈妈）是我最喜欢的人。

我们一，二年级的老师都是李丽君老师，三年级是史淑兰老师。再后来妈妈到山西四清一年，爸爸把我送到昌平的工程兵前锋小学住读。直到文革停止了寄宿制学校，我才又回到小井中心小学。这几年的记忆是混乱的，学校的生活也是混乱的。没有上什麽课。我还在四班，班主任是蒋秀琴老师。班上捣蛋的学生对老师极不尊重，有时还骂她，说她是蒋光头。有一次吃中饭时，和爸爸妈妈讲班上的事情，叫老师“姓蒋的”。爸爸听着大怒，一拍桌子：“要懂得尊重人，蒋老师就是蒋老师，你怎麽可以叫人家姓蒋的”！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几个小伙伴忽然心血来潮。没有问爸爸妈妈，我们四个人 ：徐云，杨燕妹，刘深秀和我走了挺长的路，到岳各庄派出所去改了名字。燕妹改叫杨延军，刘深秀改叫刘哲。徐云鬼机灵，一起去了，却没改。现在想来，我还是更喜欢爸爸妈妈给我取的名字：小桥。可惜除了八一厂的长辈们，还有小时候的伙伴这样叫我，没人知道这个名字了。

小时候，我们最开心的时刻是每周六晚上厂里放电影。放映场地就是几栋楼中间的空场，我小时候住过的21楼的西墙面被刷白做电影银幕，25楼前面有个小放映间。从下午开始孩子们就搬椅子，拿凳子到那小广场上去“占地儿”，待到天黑电影放映前，场子上早已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了。开头总是演纪录片，后面放故事片。八一厂自己拍的电影: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战斗中成长》、《柳堡的故事》、《五更寒》、《黑山阻击战》、《长空比翼》、《红霞》、《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海鹰》、《万水千山》、《赤峰号》、《战上海》、《林海雪原》、《勐垅沙》、《奇袭》、《突破乌江》、《红珊瑚》、《东进序曲》、《哥俩好》、《槐树庄》、《鄂耳多斯风暴》、《碧海丹心》、《夺印》、《怒潮》、《野火春风斗古城》、《农奴》、《抓壮丁》、《雷锋》、《打击侵略者》、《苦菜花》、《秘密图纸》、《东方红》、《地雷战》、《地道战》、《闪闪的红星》…… 我们不知看了多少遍。也许是因为从小长在八一厂大院， 也许是因为妈妈是纪录片的编导， 我至今喜欢看各种新闻纪录片， 专题纪录片。每逢听到电影，电视剧中的各种军队号音，哪怕是起床号，熄灯号，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１９６６年，我只有１０岁，很多事情不明白。
不少同学的爸爸，妈妈昨天还是厂长，主任，演员，今天就成了“走资派”，“黑帮”。我也第一次知道了“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复杂”这些词和自己的关系。听说有人和父母划清界限，甚至造父母的反。有一天在院子里看到大标语：打倒大叛徒高英！我知道这是堤堤的妈妈，那个整天忙忙碌碌，乐呵呵的家属委员会主任高英阿姨。堤堤说过，他和他的小姐姐新新，在学校就是不说划清界限的话，还常和妈妈一起干那些生炉子，扫厕所等惩罚性的活儿。

堤堤有一个哥哥，五个姐姐。在家里是父母宠爱的小儿子，兄姐喜欢的小弟弟。他生下来肩部曾有个血管瘤，长到五六岁时爸妈接受医生的建议，决定做手术去掉它。但这个手术有危险，经历过战火的父母在手术室外也紧张得要命，好在一切顺利，就是在肩膀上留下一道疤。

堤堤的哥哥伙伙是厂里孩子的头儿，他们在厂里打篮球，赛车，斗狗，养鸽子。冬天他们一群大孩子常结伴到莲花池湖面上溜冰。有一次，堤堤玩得正高兴，忽然觉得脚下一沉，掉到了冰洞里，全身湿透，冻得哆哆嗦嗦。幸亏大家动作快，七手八脚把他拉上来，好险呀！

堤堤家那时住在30楼中间单元的一层，后门外种过不少花。每到夏天，枝繁叶茂，篱笆上开满各色的喇叭花。堤堤说过：小时候家里养过兔子，还养过几只鸡。他最喜欢一只正下蛋的母鸡，但有一天这只老母鸡吞下一只蝎了虎子，眼看老母鸡被折腾，堤堤很着急，骑车跑很远的路到前门同仁堂买药，想把蝎了虎子打下来。最终老母鸡还是死了，他伤心极了。

上初中时堤堤跳高摔断了手臂，接得不好，影响手臂活动功能，他每天要到八一厂卫生所烤电治疗。有一天崔医生调了温度，就忙别的去了。堤堤只觉得越来越烫，疼痛难挨；想喊人，又想也许就该这样，忍着吧！等到医生来时已经烤起了大泡，留下形状难看的疤痕。每逢想起此事，堤堤总会笑道：“你说我那时怎麽那麽笨呢”？

初二那年，学校里发生了不小的震荡。家在生产队的同学都想退学回家种地；部队征兵，八一厂很多同学都参加体检，要去当兵了。那个年月，能穿上军装是我们这群小伙伴梦寐以求的希望。可是没通知我去体检，我委屈，不服，伤心地大哭一场。把一锅菜烧得焦黑， 爸妈下班回来竟没有责备我半句。我不明白，他们却明白是怎麽回事。

退学的走了，当兵的也走了，六里桥中学我们这个年级八个班的人只剩下四个班。小学同班的同学只剩下王素华，芦小梅，曹晓秋，刘苏，郝晓峰，徐晓影，堤堤，马洪营，杜秀英，杜凤清这几个人。

那年，小学同学于泳水在网上看到我写的纪念堤堤的文章，给我留言。夏天回北京，那麽巧在我父母家楼下遇到他。说起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算算是从初二那年，竟有近4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