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迷失, 占理却讨不到半分便宜

　　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像押宝。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宝算押着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了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

　　跻身战胜国之列， 国人群情振奋

　　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3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对民众的演讲。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


　　中国人满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3个等级，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人。

　　弱国无外交， 占理却讨不到半分便宜

　　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但当时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中国跟多数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和会上的命运，如同是砧板上的鱼肉，所差的无非是切给谁而已。

　　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位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会议开始之后，若干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为难。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

　　1919年1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认为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不但口音过重，还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

　　可惜，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都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但鉴于日本的实力，绝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5强之中，最强的英、法、美3国，法国一向对华不友好，此番和会，与会的法国总理自始至终对中国代表态度恶劣。英国人在实质上也更倾向于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上，虽然反复强调公理和正义，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可惜，他的这种秩序是要靠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的，而建立这个联盟，必须得到5大国之一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坚持非要山东不可，美国人势必只能答应。

　对美国人仍满怀期待， 恨只恨自家人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在巴黎的中国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还有一个自费到巴黎“观会”的梁启超，统统感到暗无天日。

　　最后，美国人也找到一个借口，为自己的背信开脱，这个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这个换文，是在日本的压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利。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在换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样。据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载录的陆徵祥1919年4月22日电文，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1918年9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出版的反映这段历史的《秘笈录存》在收录了陆徵祥这份电报之后，随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人欧洲来电”，这个某要人明显系指梁启超。这个欧洲来电非常明确地说，1918年的中日换文，被西方误以为是中国为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所以，“惟有使订约之人负担，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该书在收录这篇电文的背后，还加了一句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这个电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载的有点儿区别，但有这么份电报，而且把和会上中国的失败，归罪于“一、二”订约之人，的确是实情。于是，接到电报的梁的儿女亲家林长民，随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报》上披露了梁的电报内容，直接点燃了“五四”的游行示威。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订，林长民在此时，通过国务院方面，探听到中国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情况下，也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遂自撰《山东危矣》一稿，命随员连夜送往《晨报》刊布。有意思的是，在后来“五四”中被火烧的曹汝霖看来，林长民这样做，无非就是因为林曾经借钱于他，受到了怠慢，思以报复。


　　其实，不仅梁启超、林长民们对美国人满怀期待，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闹起来的学生们，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依然有感情，不仅有感情而且还有期待，大游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可惜美国公使施芮恩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学生才转而奔了赵家楼。甚至在“五四”游行过去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还把法国总理克雷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都说成是强盗，而对威尔逊网开一面，说他被坏人包围了，很可怜，云云。

　　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不可挽回的。面对国内汹汹的民情，中国代表所能做的也只剩下拒绝签字了。事实上，也只能拒绝签字，因为即使没有留法学生的包围，中国使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在和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那种认为“中国就要亡”的危机感，其实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其实1919年的中国，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有了变化。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开始怀柔，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至少在口头上说今后要还给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两国的租界收回了，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也收回来了。但是，此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这样的运动，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现这样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