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之谈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

1973年10月21日,发生了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李震自杀事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1974年1 月,破案组确定李震是自杀而死。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这一案件才算是尘埃落定。

刘复之,延安时期曾先后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受冲击。“文化大革命”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武警第一政委、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他是李震自杀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受牵连关押一年多。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介绍了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亲身经历,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李震自杀之谜

李震,1938年参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工作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10人之一。1966年9月3日,李震由沈阳军区副政委的任上调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实际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当时谢富治兼任部长。1970年谢富治得癌症治疗,李震即任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

1973年10月21日夜,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形势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分析案情后,认为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因此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委托华国锋负责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11月11日,正在中央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十届中央委员)、杨贵(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也参与破案工作。

1974年1月,经侦查人员大量调查研究,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是自杀而死。

李震为什么自杀?众说纷纭,至今各种说法都有。李震的女儿李豆豆,前几年找了公安部的许多老人,想了解李震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自杀的。她也找到了刘复之,刘复之让她去找华国锋和汪东兴了解情况,他们当年负责这个案子,当时最知情,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刘复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谈到李震自杀的原因。

他首先否定了一种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李震自杀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

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得从九一三事件后批林整风运动说起。九一三事件后,公安部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罪行的同时,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和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

在核心小组会上,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于桑首先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见,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在公安部全体职工大会上,于桑又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把意见说出来。经过发扬民主,群众提出的意见主要有:“砸烂公检法”,下放五七战校(当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标新立异的做法,全国都叫五七干校,唯独公安部叫五七战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社会治安方面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另外,对于“伪党”一案造成的恶劣影响,向李震、曾威(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提了许多意见。

为此,李震对过去的工作做了检讨,并把检讨和部里“批林整风”情况写成简报,上报国务院。纪登奎看了简报后,把李震找去。李震回来在核心小组中传达了纪登奎的批评:“别的简报我不看,你公安部长检讨的简报我不能不看。你们公安部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各省、市公安厅、局会有影响的。”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提法都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公安部从核心小组到广大干部职工中产生了“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实际上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一部分人认为“算旧账”是于桑、刘复之带头引起的,批评他们有“傲气”、“怨气”、“ 不服气”三气,而另一部分干部则不同意纪登奎的批评。

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公安部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后写报告报国务院。但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最终流产。

刘复之说,李震比我和于桑都大一岁,社会经验很丰富。李震自杀,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谁也没有想到。这也与“文化大革命”“算旧账”联系不上。从中央来看,公安部的争论是个问题,但不会促成李震自杀。“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家都“左”,这种争论怎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呢?李震是1973年 10月21日晚上午夜自杀的,我知道这事是22日。而“算旧账”的争论发生在1972年11月,中间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争论不会促使李震自杀。

刘复之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冲击,直到1971年才从黑龙江“解放”回公安部工作,继续担任副部长,同李震接触不少,总感觉到李震精神很紧张。这和他最终自杀可能有关系。

刘复之就此回忆了两件事。一件事,叶剑英有一次请一位高级民主人士吃饭,看电影。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传新派人盯梢,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叶帅办公室往公安部打电话来问,说叶帅请的客人有什么问题吗?把李震弄得很紧张,让刘复之打电话查问一下,一问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错了, 是个误会。李震带上刘复之上叶帅家去道歉,去了叶帅家也就待了20多分钟,叶帅哈哈一笑,说是个误会,不必介意了。当时规定,坐吉姆车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乱了,这规矩也被破坏了。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叶帅也没在意,阴差阳错下面干的,但李震依然很紧张。回来的路上,李震对刘复之说,唉呀, 要掉脑袋。刘复之说,不至于吧,没有那么严重。另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每人桌上放了一张纸、一支笔。李震当时不知在想些什么,信手在白纸上乱涂乱画。服务人员看到后感到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又是刘复之给打的圆场,说他神经紧张,没什么事。

受牵连遭审查

李震出事以后,公安部立即上报了中央。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又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10月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刘传新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

23日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他们谈各自的看法。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在破李震自杀案的过程中,公安系统有一场斗争,有些人认为以于桑、刘复之为首的人要搞复辟,算“文化大革命”的旧账,把李震杀掉,是要夺权。凡是肯定十七年公安工作成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反对“公安六条”的,都被列为审查对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

于是,很快发生了于桑、刘复之被保护审查的事情。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刘复之也被架走了。

刘复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详细回忆了上述这段亲身经历。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但要抓自己还是没有想到。

李震死后,中央指定施义之负责公安部工作。22日我在公安部礼堂东边的小会议室去看了,李震遗体摆在那里。有人当时就说是自杀,有人背后说自杀。搞公安的都有经验,上吊自杀的征状很明显,舌头伸出来了,绳子勒脖子的痕迹中间深,往两边逐渐浅下去。我当时的心情很惊讶,也很沉重,根本没有高兴得怎么样。我与李震关系还是不错的,1971年从五七战校回部里与李震共事好几年。李震对我还是很客气、很尊重,让我分管业务,于桑分管警卫和外事,工作上的矛盾不会促使他自杀。

当时中央通知10月26日开会,大家都等着。等到26日晚快12点时通知去开会,从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进去的。进了之后被引导往西拐,而以往他们常往东拐在福建厅开会,我当时心里感到很奇怪。于桑在前,曾威跟着他。施义之跟着我,后面还有没有人我已经记不清了。走了没多远,大帷幕后走出两个身材高大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于桑披了一件军大衣,回头看了我一眼,连军大衣都掉下来了。因为离得很近,我还没缓过神来,自己也被架走了。

我虽然没想到自己会被抓,但还是有一点精神准备的。对我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保护审查。”我说“好”。随后两个高大的军人架着我乘小电梯下楼,从西北门走了,到了交通干校。

关我的房子我推断关过王恩茂,因为墙上还写着“打倒王恩茂”。屋里被子上还插着一根长长的针。我的手表也还没有没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很仓促,房子没有清理好。当时的情况是林彪事件后,“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很多老干部都放出来了,院子里基本都没人了。

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人做饭,我吃的是红薯,因为做饭的人也走了。我在那儿关了16个月。

我恢复工作后还念旧,又去关过的地方看了,第一次看还在,以后又去一次时,那地方已被拆掉了。

我出来后给周总理写了两封申诉信,施义之等人认为是刁难当时的公安部领导。我说,其实不是,我是按正常的渠道写的信。可是不久又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事情又搁置了。

10月27日公安部召开动员大会,施义之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他传达了中央指示,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动员会后,公安部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人。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受到了伤害。

1974年1月中旬,破案组确定李震是自杀以后,华国锋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华国锋说: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

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

后来,于桑对华国锋印象一直很好,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华国锋这个人很厚道,坚持实事求是,说“一个副部长怎么会把一个部长给杀了呢?不太可能的事”,让我很快脱离了干系。

至此,这个案子破了,被牵连审查的人绝大部分也被放出来了。但因为种种原因,李震自杀的结论没有立即公开宣布,甚至有人说什么“即使不是他杀也是被逼死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报告称: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