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歷史,尤其是感动人的歷史,我相信可信度极大,部分和大家共享,說的如此温和,不知大陆可看到吗?
ZT《听杨絳谈往事》
……思想改造运动过后，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政治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共產党，北京大学也不例外。他们频频汇报个人思想、反映他人情况，以示向党组织靠拢。
党组织通过思想改造和忠诚老实运动考察，也考虑吸收一批知识分子入党。传闻周扬就曾问过何其芳：「為什麼不发展钱钟书入党？」
钱杨夫妇初闻此说惴惴然，思想不无负担。虽然亲眼看到中国共產党和书上看到的苏联共產党大不相同，而且亲身体会到新中国的种种进步，感到党的巨大作用，但他们是 free thinker，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不愿过问政治，解放前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解放后也绝不入党。
两人正暗暗发愁如何应对党组织召谈；突然，发展钱钟书入党的传说消失得全无影踪，上上下下无人再提此事。
钱杨夫妇私下庆幸钟书这回得以「逃脱」，免於不识抬举，却始终没有弄清此事急煞车的缘由。
两人虽极尽「格物致知」之能，未能解开谜团。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示意文研所发展钱钟书入党后不久，正在有关方面酝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提名之时，不早不迟，一份反映钱钟书「思想反动」、「政治歷史复杂」的黑材料，摆上了文研所党政领导的案头，材料未与本人见面，举报未经查证核实，就不明不白地装进了钱钟书的人事档案口袋。
不仅如此，钱钟书还被当成北大反动教授的典型，写进《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由高等教育部报送中央。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将北大这份典型调查材料收入「会议参考资料」，印发与会者参考。钱钟书的反动名声，亦由此而越传越广。
《听杨絳谈往事》书序
文／杨絳
我不值得传记作者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儘管对我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不过，并没有几个人為我写传。这本用「听杨絳谈往事」命题的传记，是徵得我同意而写的。
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她篤实忠厚，聪明正直，又待人真挚，常為了过於老实而吃亏。她富有阅歷，干练有才，但她不自私，满肚子捨己為人的侠义精神，颇有堂吉訶德的傻气。不过她究竟不是疯子，非但不荒谬，还富有理智，凡事务求踏实而且确凿有据，所以她只是傻得可敬可爱而已。
她要求為我写传，我觉得十分荣幸。有她為我写传，胡说乱道之辈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应。她因此要知道我的往事。
我乐於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眾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跡可记。我感激她愿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不过我还活著呢。我身后的事，她没法儿问我了，怎麼办？我想不要紧，写到九十八岁还忠实，以后的事也不会走样。為我写的传并没有几篇，我去世后也许会增加几篇，但徵得我同意而写的传记，只此一篇。是為序。
杨絳
二○○八年六月八日
From我们仨
…..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訶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產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嚶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 ....For those who like to know more....This news is good for illustrating 2 sides of a story with real nam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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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絳谈往事》遭质疑 学者：有“三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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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1日 16:50 来源：南方日报
今年12月19日,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钱鐘书先生逝世10週年的日子。10月8日,為纪念钱鐘书逝世10週年,一本由著名学者吴宓之女吴学昭执笔的杨絳传记《听杨絳谈往事》由三联书店出版,记录了杨絳98年来的人生风雨。
按照吴学昭的说法,“钱、杨是不可分的”,因此此书虽然是杨絳的传记,却也处处渗透著钱鐘书生活的点点滴滴。但正当《听杨絳谈往事》在各大城市热销之时,一位研究钱鐘书的学者范旭仑却公开表示,书中多处失实,且完全是《我们仨》的重復,不具备史料价值。為此,记者採访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及钱鐘书的学生赵一凡,回应种种质疑。
杨絳自述:“费孝通不是我的初恋”
与以往的传记作品不同的是,《听杨絳谈往事》是“口述歷史”,大多根据作者和杨絳的谈话整理而成,共分為19章。与其说这是一本传记,倒更像是杨絳先生的回忆录。作者吴学昭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吴宓之女,也是钱杨一家的世交,其父更是钱鐘书、杨絳在清华时代的恩师,因此杨絳先生在序言中说:“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有她為我写传,胡说乱道之辈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应。”
此言并非空穴来风,之前有媒体报道称,《一代才子钱鐘书》再版修订过程中,杨絳先生含泪亲笔增补家事,杨絳马上出来澄清并没有这回事。不仅是钱鐘书的传记,杨絳本人的传记也很多,记者在网上搜索杨絳的相关传记作品,竟有三四本之多,包括孔庆茂的《杨絳评传》、《钱鐘书与杨絳》、罗银胜的《杨絳传》,而据杨絳所说,这些传记并未徵得她本人同意、她也并不认可这些传记,借此次《听杨絳谈往事》出版,她也在序言中表明瞭自己的态度:“我不值得传记作者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儘管对我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
这本书确实澄清了之前的一些传言,如数年前沸沸颺颺的“费孝通的初恋是杨絳”一说,杨先生在书中通过和吴学昭的对话对此进行了解释:“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让他们炒去好了,别理它。”
在与钱鐘书交好后,杨絳曾给费孝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费孝通某日竟来清华找她“吵架”,因為他认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
书中还披露,钱鐘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絳,杨絳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但费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杨絳“指正”。吴学昭说:“一次杨先生来我家串门,也让我陪她到同院的费老家坐坐,对他的多次问候表示谢意。费老没想到杨先生亲自登门,兴奋地说个不停,时近正午,定要留饭。杨先生却推说我家已做準备便匆匆告辞。”杨絳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心意到了,礼貌週全,前后用了不到20分鐘,令吴学昭深深感佩杨絳对费孝通始终做一个“普通朋友”的一贯坚持。
《听杨絳谈往事》出版后,很多媒体用杨絳“钦点”来形容这本书,而杨絳自己也说“我乐於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谈到自己的写作缘起,吴学昭在后记中说:“退休后不时帮杨絳先生办事,有了很多当面交流的机会,有时也谈谈往事,话话家常。相处日久,遂萌发了以听杨絳先生谈往事的方式為她写一部传记的想法。在获得杨絳先生许可之后,作者用了两年时间与杨絳先生对谈,对谈过程中作者挖空心思、刨根究底地问,杨先生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答,不厌其烦。”
学者指摘:书中内容有“三大罪状”
《听杨絳谈往事》一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卓越亚马逊的传记类图书销量排行榜上一直稳居第一,在全国各大书城销量排行榜上也都榜上有名。然而,10月22日,《新商报》的一篇报道却让事情又起波澜。
报道中称,专门研究钱鐘书的大连学者范旭仑在提及《听杨絳谈往事》时,认為该书并没有太多史料价值,几乎是《我们仨》的復述或演绎,新鲜事实在太少,又多是家长里短的事,多是无稽之谈,可以稽考的事又多颠倒混乱。
不仅如此,范旭仑还列举了此书“三大罪状”:第一,文体怪异,敬称和昵称乱用,并大肆渲染杨絳的恋爱生活增加卖点,有炒作的嫌疑,并且常暗暗对文学所的领导飞短流长,太不尊重他人；第二,史事失实,钱鐘书与杨絳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的部分细节经不起推敲,且王任叔对於《围城》的评论有误,王叔任与钱鐘书曾是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也无从谈起；第三,论调离奇,书中有一句话称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内容很反动”,大為谬误。
最后,范旭仑还对作者吴学昭的学术标準表示了质疑,表示吴学昭“老早就跟父亲(吴宓)划清界限,乃至不共吴宓同姓,以‘萧(肖)光’著名于革命时代,专门职业是干革命、搞政治、抓法制。一想到这层,我们就对她苛求不起来了。”
有趣的是,记者搜索时发现,这已经不是范旭仑第一次批判吴学昭,早在吴学昭编写《吴宓日记》时,范旭仑和另一位研究钱鐘书的学者李洪岩就发表过一篇题為“《吴宓日记》的整理错误和整理者的故事”的文章,声明吴学昭和吴宓之间的对立关係。
钱鐘书学生回应:它是“知识分子思想史”
针对关於《听杨絳谈往事》的争议和质疑,记者首先採访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吴彬,她告诉记者,书中很多事实都是第一次公开,比如关於钱杨二人的初次见面,以及赴英法留学的细节等,且书中很多插图照片,包括钱鐘书先生病重时的照片都是杨絳先生的私人珍藏,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具有很高的价值。
随后记者联繫上了钱鐘书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一凡。赵一凡表示,他在完整读过此书后认為,此书的写作还是承袭了杨絳的一贯写作风格,可以说是杨絳通过谈话的方式写的一本自传,是钱杨两人60餘年的一个总结。“这本书的语调语气还是杨絳先生的。读的时候,我仿佛能看到先生的慈祥面容。”
针对范旭仑所指的《听杨絳谈往事》没有史料价值,赵一凡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為,国外有一种说法叫思想史,就是记录知识分子在歷史进程中的想法,而这本书正是反映了近现代知识分子如何走过20世纪的里程。杨絳先生本来的写作风格就是淡化时代背景,写自己的事情,所以可能会让人觉得琐碎,但从这些小事情入手,反映的是大时代的隐喻。“《听杨絳谈往事》绝对不是《我们仨》的重復,侧重点不一样。”因為都是自己的经歷,两本书中事实必然有重復之处,但这本书主要从杨絳先生自己的感受,特别是现在的感受出发来写。他建议读者把《听杨絳谈往事》和《我们仨》、《干校六记》、《洗澡》对照起来读,因為这几本书都是反映钱杨二人生活的文库,是互补并且交叉影响的。
对於范旭仑所指出的几项史实上的出入,赵一凡直言,自己并不了解那段时间的事,所以没有发言权。但他表示,关於书中的遗漏可以讨论,但不必拘泥于细节的追究,即使书中回忆的部分有误,对於杨絳先生98岁高龄来说也是正常的,不必太过苛责。“在98岁的高龄留下这样一本充满回忆的自传,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赵一凡说,对这本书作学术上的评价尚早,要细读这本书,将大的时代背景融合进去,才能看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看杨先生怎样用个人化的、细腻的、女才子式的眼光,细緻入微地描述20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赵一凡如是评价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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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絳眼中的钱鐘书:“我对他并非一见倾心”
钱鐘书和杨絳夫妇的相敬如宾向来為人称道,而他们从相知相恋,却只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在《听杨絳谈往事》中,吴学昭问杨絳这是否算得上一见钟情,她却回答:“人世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歷。”
两人的第一次相见是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杨絳形容对钱鐘书的第一印像是“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而当孙令衔告诉她钱鐘书已与叶崇范订婚时,杨絳说:“我第一次见到钱鐘书时,就想到了这位淘气的‘饭桶’,觉得和眼前这个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的书生是不合适的。当时只闪过这个念头而已。”虽然两人并没有互表爱慕,却始终保持著书信往来,“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他也常到古月堂约我出去散步。我不走荷塘小路,太窄,只宜亲密的情侣。我们经常到气象臺。气象臺宽宽的石阶,可以坐著閒聊……以后也走上荷塘的小道了,两人也开始像情侣了。”林间漫步,荷塘小憩,从这裡出发,钱鐘书和杨絳开始了他们长达60餘年的爱情生活。
恋爱是美好的,98岁的杨絳对於那段经歷记忆依然鲜明,带著少女时期的羞涩与不安。“学期终了,鐘书要我留校补习一两个月,考入清华研究员,两人就可再同学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认识才短短几个月,岂不太造次呢?”及至婚后,钱鐘书仍然称杨絳“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但杨絳对於这种近乎完美的讚赏却不以為然:“鐘书称我妻子、情人、朋友,绝无仅有的三者统一体；我认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係,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作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係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一般人眼中的钱鐘书,出身於书香门第,他的童年经歷却鲜為人知。在《听杨絳谈往事》中,杨絳却说“钱鐘书的童年并不幸福”。杨絳先生回忆起夫妇俩在英国留学时想家想得厉害,钱鐘书却不然,“这和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缺乏家庭乐趣有关。家对他来说,抽象又遥远。”
但就是缺乏家庭温暖的钱鐘书,却对杨絳和在牛津出生的女儿格外疼爱。当钱瑗从婴儿室里被抱出来时,钱鐘书看了又看,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女儿懂事后,每逢生日,也会对女儿说这是“母难之日”。钱鐘书没有要第二个孩子,还曾认真地对杨絳说,我们如再生一个孩子比阿瑗好,而喜欢那个孩子,我们怎麼对得起阿瑗呢?
在杨絳这个妻子的眼里,钱鐘书很多时候不是他人眼中的大学者、大作家,只是一个“大孩子”。在书中有很多妙趣横生的细节,讲述钱鐘书是在生活里如何地笨拙而孩子气。
在杨絳坐“月子”的期间,钱鐘书一个人在家过日子,常不经意间闯些小祸,用他自己的话说“又做坏事”了。他不时愁兮兮告诉杨絳: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臟了；他把檯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絳跟他说,不要紧,桌布她会洗,墨水染的,也能洗掉。檯灯、门轴,她会修。钱鐘书一听到杨絳说“不要紧”就放心了。
但这样笨拙的钱鐘书,却有著异常体贴而细心的一面。等杨絳回家坐完最后几天的“月子”,她怎麼也没想到一向不善料理生活的钱鐘书,竟给她端上一碗他亲手燉的鸡汤,汤里还漂著鲜绿的嫩豆瓣!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吴敏
【编辑:张中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