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兰在窗口盛开着。父亲生前最喜欢君子兰，爱其花瓣绽放、姿色优美、挺拔向上。君子兰花语寓意“君子”书理，据说此花能感知人的思想。大学毕业那年，领到了第一份46元工资，马上花18元在北京西四一家花店选购了一盆君子兰，送给了父亲。从此一见君子兰，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老爸。瞧，盛开的花朵昂视着天空，望着通向天堂的路：“爸爸，女儿想您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很帅，高高的个子，有些清瘦，带着眼镜，温文儒雅。不过父亲好像从来没有抱过我，不能说他过分严肃，但总让我敬畏三分。这大概是大多数中国父亲的风格。自幼习惯缺少那些肌肤上的感应，我从不怪我的父亲。
父亲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伴随着中国历史而变幻，一幕幕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
1959年9月 ，中国石油界爆出一个惊人的喜讯：东北黑龙江松辽地区发现了一处丰盛的石油储存基地！1960年初，全国37个石油部门的3万大军，涌进了那片沉默的黑土地。其中包括技术人员、采油、钻井工人、转业军人、医疗卫生后勤人员......一个崭新的名字，写进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大庆”。在这千军万马之中，有我的父亲母亲。
那时我五岁，朦朦胧胧的跟着父母来到大庆。眼前荒芜的野草淹没了我，北风像饿狼似的怒吼着，从耳边呼啸穿过。夹着冰雪刺骨地打在脸上。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硬战，更是一个忘我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些激扬的口号，天天在耳边回响。脑海里展现的是铁人王进喜跳进凝固的油浆，用身体搅拌冻结的油块，保证石油畅顺输出。“学习铁人王进喜，早日拿下大油田。”那股气势，铺天盖地、不可阻挡。
人们身穿统一发放的蓝色棉袄，头带着有护耳的棉帽，脚上穿着黄色圆头的大头鞋，不要命的忙着。那个年代的精神，是一种拼着命的疯狂。这辈子、下辈子都不会再有。这种经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储蓄起一生的幸运和不幸。这份命运和我们的成长联系在一起。
饥饿比寒冷更让人难受。食堂凭票发饭，常听大人说“五两保三餐。”一种黑色的面粉，咀嚼起来如同咬橡胶一样，难以吞咽。多少次，我咽到喉部就反射性的吐出来。粗糙的窝头和咸菜是饭桌上的常客。米饭、馒头珍惜少见。记得住在我家隔壁的王医生，喜欢将不满半岁的小儿子举过头，一边喝儿子流下的尿液，一边说，“纯童的尿液是无菌的，含丰富电解质。”我至今也不明白，王医生是爱子无限呢，还是真的在用此方法补充电解质？
初到大庆，我们一家挤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每天清晨天不亮，我们姐妹还在睡梦中，父母已经离开家了。父亲当时担任研究院生产线负责人，母亲在财务科工作。俩人早起晚归，很少顾及我们。母亲从当地老乡手里买回一些鸡蛋。清晨上班前，煮熟两个鸡蛋，闷在封好的煤炉子上。炉台不高，打开茶杯盖，掏出暖暖的鸡蛋，是一天中我和妹妹最幸福的时光。晚上常没有电，焟烛在北风呼啸中，闪着微弱的光。床是用硬木板拼成，睡上去又凉又硬。
临时搭建的板房和帐篷有许多不安全因素，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消防车刺耳的鸣叫，划破长空。一听到这种响声，我们就会从屋里跑出来，望着浓烟滚滚的地方，恐惧笼罩在心头。父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玩火，注意安全！”
家里有一台缝纫机，我和妹妹穿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遇到机器卡线出了故障，母亲总是喊父亲帮忙。父亲的手很巧，不仅会修缝纫机，而且还会打毛衣。我仍然记得父亲织毛衣的样子，两只手灵巧的交错，织出不同的花色图案。母亲织毛衣时遇到了加减针的关键点，都是向父亲请教。老爸接过她手里长长的竹签，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爸爸，您怎么会织毛衣呢？‘’
‘’小时候跟你大姑学的。”老爸得意地说。
油田的发展飞快，半年后，我们从帐篷搬到了一种用泥土加茅草打成坯块，再垒起房子的“干打垒”。三年后，我们又住进了院里分的新房。红色的砖墙，高高的台阶，明亮的窗户，开始用天然气取暖做饭。我和妹妹有了自己的卧室，写字台、衣柜，我们还收养了一只小花猫。院里办起了自己的学校、商店，生活越来越好。
爸爸年轻的时候，是学校的文体骨干。二胡和小提琴都拉得不错。妈妈告诉我，父亲上大学时，常常和朋友们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练琴。刚解放那年，一支专业文工团来学校演出《白毛女》。乐队几个演员染上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就在即将决定取消演出时，学校推荐了父亲这组人相助，经过仅仅一两天的紧张排练，专业、业余联手，使演出圆满成功。
在大庆的家里，墙上挂着一把二胡。黑色的龙头，白色的弓毛。母亲还用黑白相间的格子布，做一个二胡套。床下是一把小提琴，盒子已经破旧，琴板上有一道裂纹，父亲说，这把琴是解放前用30块大洋买的，音色很好。
父亲用这把琴教我学小提琴，大妹和邻居郑总工程师的女儿学二胡，小妹妹用弹拨琴打节奏。晚饭后，是我们家庭小乐队活动的时间。我们的琴声，吸引了附近很多孩子，他们扒在窗口好奇的看我们“表演“。
记得有一次班主任马老师到我家家访，看到我练琴。老师就在一次学校联欢会上，让我代表班级表演小提琴独奏。当时我只会拉一支曲子——《北风吹》。胆怯和恐惧让我犹豫，在父亲鼓励下，我还是走上了舞台。那是人生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虽然不成熟，必竟是第一次挑战了自已。
到美国以后，思乡和怀旧让我重新拜师学琴。70%的动力，来自老爸当年用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我参加了朋友们组织的“喜洋洋”小乐队，以琴交友，结识了许多有才华的朋友。小乐队已有二十年历史，定期排练，活跃在社区。不仅传承了中国文化，而且和朋友们一起自娱自乐。在异国它乡，减压解忧。这一切，都感恩父亲对我的培养。
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良宵》，曲子深沉优美，如高山流水，穿石裂云，情感在曲中轻轻释放。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家中一片宁静。上班之前，习惯性的先拉拉琴，望着窗外飞舞的雪花，我想起了远方的老爸，琴声充满了思念，眼里满盈着泪花。
暑假，我特地带儿子背着二胡从美国回到北京。我想和父亲合奏一曲。他久久不肯，大概是我的水平太低？第二年，我觉得自己进步了，又背着琴回到父亲身边。终于有一天，老爸在我的坚持下调好弦，试了试琴声，轻轻地揉揉弦，自言自语地说：“老了，音都不准了”。眼神里露出他惯常温和的表情。一束夕阳穿过窗花落在老爸的指间，一曲《良宵》慢慢滑出。我等这一天许久许久，根本不是沉浸在琴声里，而是沉浸在梦幻中，一首《良宵》，把我和父亲紧紧连在一起！
我不否认是为父亲而学琴、练琴，为了让老人家高兴，让他欣慰我可以延续他的兴趣。父亲去世后，我很少拉琴了。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像父亲那样，不管我的水平多么差，总是欢喜地静静地关注我，欣赏我。对我而言，一把二胡，一串岁月的音符，一份深藏的记忆。
父亲不仅琴拉得好，还是一名体育健将，篮球尤其打得不错，他握有国家篮球裁判员资格证书。院里职工篮球赛，常常看到父亲吹哨跃动的骄健身影。小时侯，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张父亲的黑白照片。母亲说，那是一张光荣照。58年父亲被评为市工会积极分子，同时被推荐介绍入党。我常想，父亲是一个对政治不关心的人，做事低调，不善于和领导打交道，如果不是打球、拉琴也许永远也入不了党。离家不远有一所小学校。放假的时候校园里很安静。父亲便带着我和妹妹到操场上打篮球。教我们三步上篮、远近投篮。后来我和妹妹篮球打得都不错，常常各自代表自己所在的球队比赛，有时姐妹俩还场上相逢，互不相让。引得场外观众中知情人格外叫好。我个子不很高，抢球不是我的特长，但投篮手感好，主攻右锋。考进大学的时候，打完新生篮球比赛，就被体育老师选进了学校篮球队。这个爱好绝对来自老爸。
有人曾形容东北的寒冷能把人的下巴冻掉。的确有可能，常常感到牙关节冻得生疼。水泼在地上，淡淡的一层气雾腾升，立刻形成了冰。那可是个滑冰的天然学堂。除了民乐，篮球，滑冰也是向老爸学的。我十岁的生日礼物，从一个煮鸡蛋，变成一副花样冰刀。老爸在家门口平出一块地，帮我泼上水，亮晶晶的表面很快冻成了冰。虽然地方不大，却可以绕着圈子练习，我穿好冰鞋，系紧鞋带。扶着小板凳，一步一步从家里走下台阶，来到冰场。跌倒了无数次，爬起来无数次。老爸告诉我如何控制重心，掌握平衡，我渐渐可以自由了。在父亲的指导下，胆子渐大，很快掌握了花样刀的技巧，后来家里的小冰场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我去学校的大冰场。背着双手，半弯着腰，头带一顶红色绒?，穿梭在飞流的人群中，好像燕子翱翔的感觉真好。父亲多才多艺的生命，在潜移默化中铺就了一条我的成长道路。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孑，何何和我分享一部《东北民间故事选》。书中讲到长白山脚下朝南有一处宝藏，敲三下山门，宝库自动打开。天真的我们居然相信了，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我俩怀着梦想，背着家人向长白山进军。我们完全不知道长白山的具体方位，只知道坐火车向北。从小镇让胡路到萨尔图火车站要步行5个小时，到了车站又没钱买车票，饥饿寒冷终于让我们回到现实。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又乱又脏的小餐馆里喝了一碗五分钱的鸡蛋汤后，我们又步行回返。回家的路上双脚打起了泡，气温越来越低。我们终于在傍晚走到院里的大门口。一位阿姨看见了我们，大呼小叫显得格外激动：
“你们俩上哪儿去啦，你们的父母都急死了！”
院里的广播正在播放寻人启事，回到家自然免不了母亲的挨一顿打，父亲语重心长的对我所说“幸福不是写在小说里，是劳动换来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我平静快乐的少年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天，班上的同学窃窃私语，不时地将目光投向我。一位同学问我：路上看到了一幅标语，“打倒蔡兴权，你爸爸叫蔡兴权吗？”。我的脸一下从红到白，不知所措，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她说的那个人名正是我的父亲。那节课，老师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我沿着那位同学回家的路走，想去看看真假。果然在院里一座红色的大楼窗框下，有一条黑白醒目的大型横幅，打倒走资派的三个人名中最后一个是爸爸。名字上刬了一个红色大叉。我的脑子里空空的，心沉沉的，灰溜溜的回到了家。
“什么是走资派？爸爸是走资派吗？” 我问母亲。母亲反问：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院里主楼下方的横幅：打倒爸爸……”妈妈没有解释，看得出心事很重。
以前都是母亲下班时，路过食堂把饭菜带回来。从那以后。她很少去食堂买饭，买饭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身上。
“食堂里又有什么新的大字报？”
母亲问我。
“某某有作风问题，某某只专不红，某某历史有问题，某某出身于地主，反动本性难改.....” 我努力记住大字报的内容，如实的告诉母亲。自己好像在充当了密探的角色。有一次，大字报上写着：蔡兴权，你的骨子里充满了野心，你为什么叫蔡兴权？你兴的是什么权？你兴的是资产阶级的权....” 我说给爸爸听时，爸爸苦笑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晚饭时，院里的广播总会突然在播放一段毛主席语录后，宣布一批名单，要求他们7:00前到院办公室报到，参加晚上的批斗会。爸爸打开房门，仔细听有没有念到自己的名字，听到自己的名字被点，立刻放下手中的筷子，匆匆离去。
父亲上下班时，身边多了一个用纸糊的锥形帽子，约一尺半高，上面写着“打倒眼镜蛇蔡兴权” 。有时侯，我会悄悄地混进批斗会场，远远望着台上，一排穿着黑棉衣弯着腰的人群中，那顶帽子，是我可以认出爸爸的唯一标志。这个世界上，总是有许多好心人。一天晚上，父亲从批斗会回来，憔悴的脸上涂满了各色染料。普通肥皂又很难洗掉。有人敲门，这么晚谁来了？母亲神情紧张的打开房门，我和妹妹大眼瞪小眼的面面相视。一位阿姨把一瓶专门洗油漆的试剂递给了母亲，“这是洗橡胶的试剂，让老蔡用这个擦掉脸上的油漆。”话音很低，说完就匆匆转身消失在夜幕中。
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把父亲的头发从前到后底推出一条黑白相间的小路。平素文雅的老爸变成了小丑。他决定：“ 干脆全剃光算了。” 第二天，一位叔叔主动带着剃头工具上门，把我爸变成了个光头。从那以后，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父亲总是带着一顶黑色的平顶帽。院里成立了打狗队，一群红卫兵挨家挨户地开始寻狗。那些可怜的狗在悲哀的嚎叫中被活活打死。离我家不远的孙叔叔家养了一条黑狗，那时候我没有养过狗，对狗都有几分惧怕。孙叔叔的那只狗被吊在树上活活打死，一声声的嚎叫，惊动了四方。孙叔叔属于工人阶层，天不怕，地不怕，只要他在场，总是一片朗朗笑声。他端着一碗红烧狗肉来我家：老蔡，这狗肉是大补。吃了批斗会你就能顶住了。父亲接过狗肉，十分感动。一碗狗肉放在了当天的餐桌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狗肉，想起白天狗的惨叫，我不敢吃。以后每当说起狗肉，父亲总会想到孙叔叔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送来的特别的温暖。一位阿姨帮爸爸做了一件加厚的棉背心。“让老蔡批斗会时穿上它，挨打的时候可以保护胸部”。母亲接过了棉背心，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一直对那顶白色的锥形高帽充满了好奇。一天，父母不在家，我从床下把帽子取了出来，这是一顶用铁丝和纸糊成的高帽。我把帽子戴在头上，铁丝扎在头皮上生痛，帽子很重很大，戴在我的头上遮住了双眼。眼前一片黑暗，我摸着黑走了几步。想象着老爸在黑暗中任凭那些红卫兵小将的推来推去的感觉，心中掠过一阵悲伤。小妹出于好奇，也想试一试。正在这时房门突然开了，母亲走进来看到这一幕，她沉下了脸：“谁让你们拿出来的？你们太不懂事了” 。母亲伸手想打我，但似乎打我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眼泪伴着她举起又落下的手，流了出来。
为了防备红卫兵随时抄家，一个傍晚，父亲在门外的一条小沟内烧了点儿火，清理了家里的书籍，凡是视为毒草的小说和外文资料统统化为灰烬。烧到最后，他手里拿着两本厚厚的俄语、英语字典翻了又翻，犹犹豫豫半天，最后还是狠心扔进了即将熄灭的火堆里。不过，书架上仍然留下了一些小说，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茶馆》《红岩》……在那个外面世界红旗飘飘喧喧闹闹，而内心孤独的日子里，一本本长篇小说让我陶醉。更让我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把我带到了世外桃源。以至日后我对语文课产生了兴趣。都与那段阅读有关。又要谢谢老爸了。
局势变得越来越坏。父亲被送到农场去劳动。院里的许多老干部一批一批地受到了冲击。我有个闺密叫何何，父亲是研究院副院长，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学者。因为不堪忍受屈辱，选择了不归之路。听大人议论他走的方式有些特殊，平静地躺在床上，一根绳子绕住脖子，绳子的一端系在床头，另一端拴捆住一块石头，将石头推下床。石头悬在半空中，他最后窒息而逝。那天听到这个噩耗，我到处找何何，最后在我家门前的玉米地里见到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呆呆地发傻。我们一句话也不会说，那份童心，一点点消蚀殆尽，从此没有了笑声。高叔叔是院里的总工程师。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和爸爸在一个农场劳动。一天高叔叔借酒浇愁，最后走到荒凉的草原上。将酒泼在自己身上，焚烧自尽。
我无意中看到抽屉里有一封姑姑发来的电报，电文说爷爷因脑溢血中风，突然去世。母亲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亲。这消息对父亲只能是雪上加霜。毕业于燕京大学法律系的爷爷，风度翩翩，有着仙风古道的模样，紳士雅儒的性格。在当地从事律师工作，小有名气，还被选为政协民主党代表。爷爷一直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年轻时，是一位学霸，后来保送到日本学医，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了日本特务罪名，受到审查，下放到河北某乡村。面对自己儿子和女儿遭受的不幸，爷爷终于没有挺过去，走的那年73岁。爷爷曾经到大庆来看过我们，老人家有一个习惯，每天起的很早，吃几块点心，喝一杯茶，便开始清清嗓子吟诗，声调高低起伏，十分陶醉，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爷爷走了，我读着电报落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天母亲拿出一条烟和五元钱，把我和小妹叫到身边：“你们俩去看看爸爸，我实在不放心他。” 妈妈说。通常妈妈总是劝爸爸不要抽烟，这一次却让我们给爸爸送烟去。农场距离院里的住宅很远，途经一片空旷的草原，没有交通工具，干部们去劳动都是院里的大篷车接送，我和妹妹只能徒步。北风呼啸，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路上没有行人，只听到我们自己的脚步声。我左手拉着妹妹，右手拿着一根木棍，防止野狼袭击，一秒都不敢停留。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看到了远处有几栋草房，又矮又破，孤零零的散落在草原上。
“请问，蔡兴权住哪里？”
“最顶头那间” 。
推开房门，我们见到了爸爸，多日不见，他一下子苍老了，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棉衣，衣服又肥又大，用一根草绳系在腰间。爸爸瘦多了，那装束既不像农民又不像知识分子。
“爸爸，妈妈让我们来看您 “。
“这么远的路，你们怎么来的？”
爸见到我们异常惊喜。但这惊喜随着一个陌生人的吼叫“蔡兴权，该你放马去了！”又瞬间消失在老爸的眉宇中。我把那条烟和5 元钱递上。那时爸爸的工资已经停发，每月只发15块钱，这5元是很珍贵的。
我环视四周。房间很小，很暗，很潮湿。一个煤炭炉，一张上下铺几乎占居了整个空间，床上铺垫很薄，四边露着硬木板，爸爸说，他睡上面，下面是看管他的一位红卫兵小将。光秃秃的桌面上有一碗辣椒格外显眼。我知道爸不吃辣，于是问，为什么桌上有一碗辣椒？他没有回答我。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因为风寒感冒体力透支，晚上睡觉常常咳嗽，那位红卫兵小将从食堂搞来一碗辣椒，如果老爸晚上咳嗽，影响他的睡觉，他就威胁给老爸灌辣椒。因为有人在一旁监视，也不知该说什么。在门口站了一会，我小声说“爸爸，……那我们走了……”“哎，趁天还没有黑，早点回去。”父亲的眼神里，想说些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最后他补了一句：“回去告诉妈妈我挺好”。 我低下头，避升父亲慈爱的目光，退到门外。父亲把我们送到农场大门口。
走了很远，马棚里传出一声马的嘶叫，划破草原的上空。我回头望去，父亲仍远远地站在那里，瘦弱的身体似乎不大的风就能把他吹倒。我强忍泪水，浑身越发寒冷而战栗。像跌入了冰窖一般四肢僵硬，凉透了心，我拉着妹妹在草原深处蹒跚前行。风夹着雪花满天飞舞，草原上留下两行清晰的小脚印。路彷佛越走越长。
几个月后，我正在上课，老师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办公室有两个陌生人等着我，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院办工作组派来的。
“你父亲目前是我们看管的对象，你是否了解你父亲的反革命行为？”
其中一位问我，我茫然地摇摇头。另一位胖子接着说：
“组织上决定让你父亲回家去住，希望你帮着组织继续监督他的反革命言行，如果有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你办一个家庭学习班，帮助他改造思想。”
我又茫然地点点头。一种被信任的感觉油然而生，似乎接受了党组织交给我的重大的任务。那些日子，因为父亲的问题，有谁能看得起我呢？每天上学提心吊胆，常常受到班上同学的歧视。原来我一直是班干部、三好生，可后来，重要会议我都被赶回家。被出身好的同学训斥是常有的事。我甚至开始恨这个家，带给我诸多的不幸。家里常常断了煤气，老妈干脆带着妹妹卷起被子去办公室睡床椅。我招呼俩个黑五类子女来作伴，白天去食堂打卡买个馒头，晚上早早关灯上床，躲在黑暗、冰冷的被窝里不敢出声。一有风吹扫动，屏住呼吸，恐怕红卫兵来抄家，恐惧笼罩着本应欢乐的少年时代。
父亲回到了家里，话还是不多。而我却显得异常活跃，按照党的指示办起了家庭学习班。每天吃饭的时候带着全家人向毛主席像敬礼，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晚饭后开始学习毛主席语录，一本正经地让老爸斗私批修。俩个妹妹不懂事，听凭我折腾。终于有一天妈妈不耐烦了，对我说：
“你没大没小，没事儿找事儿呢，你懂什么？”
父亲劝了劝生气的母亲，转过身来对我诚恳地说：
“你办学习班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要相信爸爸，因为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说这话时，他的语气那样坚定，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锤出来。我站在门口，十分尴尬。从那以后，我老实了许多。那个年代，让我唯一的欣慰的是，爸爸始终没有被开除党籍。
好景不常，老爸第二次隔离审查。这次的理由是历史问题，组织上怀疑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其原因是因为抗日爆发时，正在北平读大学的父亲听到山海关被日本军佔领，连夜与俩个同学爬上了向西的一辆货车，流亡落脚到西安。 西安正处于兵荒马乱国共两党的统战区。为了生存，他们进了国民党临时收容所。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三个人走了三条路：一人留下参加了国民党；一人延安投奔了共产党；而老爸一心求学，离开收容所，继续西行。文革期间，人性扭曲，黑白颠倒。迫于威逼，那位参加国民党的同学，在交待材料中将父亲列入了囯民党的名单里。谈到这段历史父亲总是感慨地说，人生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未来的命运，一念之差可以毁掉人的一生，也可以成就人的一生。
文革终于结束了。七十年代初， 全家从大庆调到了江汉平原。父亲从干校回来，被分配到研究院小学当校长。学校正在初建，条件十分简陋。湖北的夏日酷热，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常常看到父亲一个人关在办公室大汗淋漓的编写教材，有时候把我叫去刻钢板，我的仿宋体字写得还可以，常常受到老爸的赞美。
一次暑假，老爸带我去武汉，乡下人进城，满心欢喜。从潜江到汉口正在修路，颠簸了3个小时。繁华的城市里，父亲最喜欢坐在长江边望着长江滚滚的浪涛沉思。这时我就沿着江边戏玩，我看长江，半小时就就够了，而老爸居然在江边一坐2小时不动。
老爸去武汉是利用假期帮学校采购教学用品。为了帮助学校省钱，从武昌到汉口走街串巷寻找最便宜的货源。最后从汉口选中了一块18元，竖起来一人多高的黑板。可是从汉口拖到武昌石油招待所。运费要花5 元。为了节省这5元钱，我成了搬运工。天气闷热，高温40度。父亲抬着黑板这头，我抬那头，双手卡在黑板边上，生疼。走几步，停一步。望着前面的长江大桥，心中充满了疑惑，这要抬到什么时候啊？这哪是带我逛武汉啊？早知如此，我才不会来呢。”一位大妈艰难的蹬着三轮车慢慢骑上引桥，车上堆满了煤炭。老爸走过去和大妈商量，黑板放到了煤炭上，老爸成了蹬三轮车的人。上坡时我和大妈在后面帮忙推车，下坡时，我们跟在车后小跑。老爸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太阳落山时，我们终于回到了油田招待所。回到家我对母亲讲了这件事，妈妈说爸爸：死心眼！爸爸却说：“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湖北雨水很多。
油田初建时路况不好，路面积水。常常看到老爸在雨中，把1，2 年级的小朋友背过积水成河的地方，也常常听到老师和家长对父亲的赞誉。
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顺利地考进了同济医科大学。想起初中毕业后，我们被送到农场劳动。得悉油田要开办第一个高中班，父亲带着小妹专程到农场找到我，站在一片白杨树下，父亲劝我报名入学。那时候我满脑子读书无用。
“知识总是有用的，这么年轻怎么能不学习呢？” 老爸说。
那天，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我想起文革中，我领着妹妹去农场看老爸，而今天是老爸带着小妹来农场看我，时代变迁如此之快，趁芳华之龄多学些知识。我不再犹豫，报名参加了高中班。高中弥补了我贫乏的知识，也为高考备下粮草。而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正如当年父亲所说：
“人生的路，每一步都决定了未来的命运。”
后来父母因工作需要调进北京石油勘探规划研究院。妹妹们相续去外地读书，家里清静了。本以为该是老爸老妈享受的时候了，没有想到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母亲出现了病况。那年放暑假，走出北京火车站，没有见到母亲来接我，只有父亲一人姗姗来迟。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我，母亲最近精神状况很差，经诊断患有“精神忧郁型强迫症”。
母亲生在优越富有的环境中，是姥姥姥爷唯一的掌上明珠，过惯了大小姐的生活。文革几年中，因出身不好和父亲受审承受着巨大的内心压力。她担惊受怕，为家人操碎了心，久疾成病。文革结束后，随着院里平反大会频频召开，情感再次受到刺激，彷佛又回到文革恐惧的日子，外表上看似平静，却总是觉得身边有人在监听监视自己，常怀疑并揭发老爸对毛主席不忠。严重时还独自去中南海上访。
精神分裂的病人是拒绝进医院见医生的。父亲想尽办法带母亲定期去医院就诊，为母亲求医买药。白天上班，晚上抱着我的大学课本，自学钻研。除了照顾母亲服药，还学会了针灸。每天根据母亲睡觉的状况和呼吸频率，精心加减药量。日久天长，几乎成了妈妈的半个医生。三年过去了，在父亲的照料下，母亲的病情几见好转。在这期间父亲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人知道母亲的病况。有一次我去父亲办公室，书柜里除了地质专业书籍，最下层卷放着一床棉被。原来母亲有时拒绝父亲回家，父亲安排好母亲以后，夜里就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当时父亲在院里试验中心担任要职，工作很忙，但他谢绝了医生送母亲住进精神病科的建议，坚持自己照料母亲。他说精神病患者，需要得到亲人更多的关爱。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病毒所工作。第一次领到工资，骑车路过北京西四的一家花店，选了一盆君子兰，特地送给父亲，感谢他这几年照顾妈妈的辛苦。父亲自然十分高兴，精心培育。每当君子兰开花的时候，总是拍出照片送给我。那花金黄灿烂，朵朵争艳。我仿佛看到了老人家开心的时刻。
通常我住在所里的宿舍，离家一个半小时车程，只有周末回家。那一天真巧，因为回家取东西，破例周二下班回家。计划吃了晚饭回所，因事耽误决定改到第二天清晨走。深夜突然听到父亲痛苦的呻吟，我走去一看大吃一惊，父亲双手按住胃部，缩成一团，汗珠挂满额头，面色苍白。这是典型的“临床急腹症。”母亲因为正在精神治疗恢复中，服用了药物，神情反应麻木，不知情况的危险性。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院里车队值班室，叫车送老爸进了北医三院急诊室。并果断地在手术单上签了字，父亲当时已是休克状态，值班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再晚几分钟老爸就没命了。我在帮老爸换手术衣服时，翻出一张当天记事日程，除了相关业务外，还有所里大大小小的锁事。“某某分房问题，某某家生病……”数了数共12项。党政不分，老爸一身多职，地质所所长、实险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都是他。官不大，事不少，加上照顾患病的母亲，终于累倒了。手术很成功，不久父亲出院了。每每提到这件事，他总是笑着说我救了他一条命。自然让我得意几分。
1989年母亲癌病弥留之际对我和妹妹说:
“我走了，最放心不下是你们的老爸，他一辈子老老实实，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回想父母这辈子，风风雨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始终不离不弃，相互鼓励，相敬相爱，深深感动着我：
“妈妈，您放心，我们会的”
处理了母亲的后事，擦干眼泪，我就登上了赴美留学深造的飞机。初到美国，独自远行、孤独与语言障碍困惑着我。我曾怀疑自己的选择。老爸不断书信鼓励，是来自后方亲人的关爱让我坚持。半年后老公赴美读书，儿子来到身边。老爸在我和先生最艰苦的早期两次来美国，默默无闻的帮助我们照顾儿子，分担压力。有空还义务教几位美国朋友学中文。
2008年早春，突然收到妹妹的信息，老爸因肺部感染入院，并告病危。我急急忙忙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悄悄地流泪，心里默念着，人总是要走的，老爸求求您，不要走的这么急。下了飞机直奔医院，老爸见到我清醒了许多，人也精神了。几天内病情趋向稳定。两周后，我的假期到了，只好依依不舍地对父亲说：您一定要顶住，等我休假回来，带您走遍大江南北。父亲笑着说：“好”，一言为定，我等你！”
晚年的老爸，更像一位朋友，我们彼此交流，分享感受，无话不说。他身上有着老一代人诚实善良的品质。家里的电表坏了，几个月不走字，没有帐单，老爸硬是催着妹妹去院里请来电工，修好电表，还主动补齐半年的电费，电工师傅说：“这年头，像你爸这样诚实的人太少了。”父亲单位盖了许多新房，按照级别与工龄，老爸分到三室一厅，“我们现在住的不差，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他把新房让给了需要的人。白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改革开放初期，白叔叔辞去工作，自己创业。那时父亲刚刚离休，清闲的日子还没开始，白叔叔就拉着爸爸去帮忙。并许愿业务渐好后，会发工资。三年过去了，爸爸从来没开口提工资一事。
“老爸，您不能老这样为白叔叔义务服务”。我和妹妹打抱不平的劝老爸。
“算了，你白叔叔也不容易，能帮多少是多少。” 老爸说。
媬姆小红因老家有事，急需要钱，老爸立刻拿出6000人民币，催她上路探亲。后来小红途中因心脏病突发，走在了老爸之前。因为老爸太善良，怕他老人家伤心。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个不幸。
探老爸回到波士顿不久，接到妹妹的电话，老爸还是走了。终年84岁。时间4月11日清晨。妹妹说老爸走得那天很平静，只是眼角边落下两滴泪，缓缓闭上了眼睛。我想这两滴泪里凝聚了多少的遗憾、不舍、思念……他酷爱体育新闻，昐着奥运会在中国第一次举行，却没有等到；他等着我和他周游祖国大江南北，没有等到。当他等我时，我在为自家的生存忙碌，当我有时间了，已没有他同行。父亲健在时，我远游，我回来，父亲却远走了。这就是人生的残酷。
再一次回到北京，正值奥运会开幕。我在父亲生病前早早从网上订好了票，如今却成了一场空梦。走进老爸的卧室，触景生情：书架上仍然摆着父亲慈祥的照片，夹着老爸“高级工程师”、石油部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等证书。一切如故，只是没有了我的父亲。跪在父亲生前睡过的床边，泪如雨下…… 我将父亲的照片放到衣袋里，带到了奥运现场:
“爸爸我带您来看奥运会了，您可以为中国队加油”。
父亲一生平平淡淡，却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他坦率真诚、淡化功利、不卑不亢、不吹不拍、不滑不奸！苍天賜给我们一位好父亲，丰富了我实实在在的人生。教我做一个正直的人。老爸热爱祖国，热爱生活，也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忘不了他教我学会第一支小提琴曲《北风吹》〉；扶着我们去滑冰；带着我们在蓝球场上奔跑；集邮、读书、爬山…… 爸爸，你在我的心中是一枝迎春梅，铁骨冰心、凌寒吐艳、内蕴幽香，一个真正有骨气的中国人。
人总是要走的。 老爸，走吧，去找老妈。在我去找您之前，珍惜当下，留下美好，做一个您所期待的女儿。
“爸爸，妈妈让我们来看您 “。
“这么远的路，你们怎么来的？”
-------看到这里我流泪了，脑袋里设想两个可怜的小女孩艰难跋涉见到饱受委屈惨兮兮样子爸爸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