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与极权主义

《一九八四》与极权主义

《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创作的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出版于1949年。它重点探讨党和政府权力过分伸张、推行极权主义、实施压抑性统治的后果。故事发生的时间设于1984年——为当时作者对未来的虚构想像。在其构想中，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一场永久的战争、政府监控无处不在、资料记录中满是历史否定主义及政治宣传。其为反乌托邦小说类三部代表作之一（另外两部是《我们》和《美丽新世界》）。

在小说中，英国（第一空降场）成了超级大国大洋国的一个省，整个国家由党所支配，它雇用了思想警察去迫害个人以及个人思考。老大哥是党的领导人，喜欢强烈的个人崇拜，但他可能根本不存在。小说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是一名外围党员，他在真理部（新语称为真部）工作，真理部负责宣传和修改历史，他的工作是重新编写过去的报纸，好让历史记录一如既往地支持政党的发展路线。

《一九八四》是一本经典的政治讽喻和反乌托邦科幻小说。自1949年出版以来，它的许多用语和概念在英语中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老大哥、双重思想、犯罪思想、新话、101室、电幕、2+2=5、忘怀洞。《一九八四》令形容词“奥威尔式的”（Orwellian）普及，它是用于形容官方欺骗、秘密监视并且修改历史的极权主义或独裁状态。在2005年，该书被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至2005年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还在1998年被列入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2003年，《一九八四》在BBC的书籍票选活动大阅读中获得第8位。还在1956年、1984年改编成电影上映。

中国的监控体系

中国的监控体系，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最为有效的。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比前东欧和苏联做得更好。它有一个特别的党务官僚机构政法委，还有大概1000多万的"信息员"，基本上是劳动力强度十分高的一个网络。

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民主季刊》发表主编王天成和知名政治学者裴敏欣的对话《是什么使得中国的民主转型特别困难》。当被问到为什么在毛死后这么多年之后、"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新极权主义没有什么障碍就轻易崛起了时，裴敏欣认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在毛泽东后的所谓"改革开放"，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根本就没有触动极权主义制度的根基。极权主义的核心是对国家机器，特别是专政机器的完全控制。极权党内缺乏制衡机制，即没有所谓"党内民主"。所以，没有任何体制内约束最高统治者的机制。同时又缺乏社会上对执政党的平衡或者制约的机制。所谓"改革开放"，经济上改变最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经济层面，党通过国家对经济有相当大的控制力。比如说，金融体系是党控制的，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其他许多主要行业，电信、能源、交通，基本上是国家控制的。它也可以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来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

裴敏欣还指出，中国的监控体系，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威权国家也好、极权国家也好--最为有效的。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比前东欧和苏联做得更好。它有一个特别的党务官僚机构，就是政法委，在监控体系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协调作用。从组织层面讲，中共作为列宁主义政党，它每个部门--从街道到学校--都有党的存在，通过党来发展告密者。

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为政治学术语，描述对社会有着绝对威权并全然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之国家政治制度。奉行该思想之国称为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

 

该概念在形成之初多含褒义，由魏玛德国法学家、纳粹学者卡尔·施米特与一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关全能（all-powerful，即统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中使用“Totalstaat”一词。 通常被用以强调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相似性。

极权主义的到来标志着20世纪新政治时代的开始。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极权主义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新式专政，由“孤立的个体”组成。她申明，意识形态在定义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方面起著主导作用。根据政治学家胡安·林兹的观点，威权政权与极权政权之间的区别在于，威权政权试图扼杀政治和政治动员，而极权主义则试图控制政治和政治动员。

但是，最新的分类之一未将极权主义确定为专政的一种形式。在芭芭拉·格德斯（Barbara Geddes）的研究中，她专注于精英领袖与精英大众关系如何影响专制政治。格德斯确定了在专政中构成精英政治的关键机构。该研究基于以下因素，并且与这些因素直接相关：分类的简单性，跨国适用性，对精英和领导人的重视以及将机构（政党和军队）纳入塑造政治的中心。根据格德斯的说法，独裁政府可以分为五类：军事专政，单党专政，个人专政，君主制，混合专政。

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是政治哲学家、作家和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她的贡献影响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政治理论研究者。她的作品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但最出名的是那些处理权力和邪恶的本质，以及政治、直接民主、权威和极权主义的作品。

她提倡政治空间中的“多元性”概念。因此，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着潜在的自由和平等。重要的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愿意和合适的人应该尽可能在最具体的层面上参与政治协议、政治合同和宪法。由于这种观点，她批评纯粹的代议制民主。

除了哲学、政治和历史文献，她还使用传记和文学作品作为她考虑的参考来源；她逐字逐句地评析这些文本，并用她自己的方法来面对它们。

汉娜·阿伦特的首部著作就是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她追溯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最后整理出结论：反犹主义与帝国主义共同促成了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的起源》（德语：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初版书名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以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及极权主义三个论述视角来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此书说明极权主义不同于传统专制独裁的现代性特质，说明为何极权主义的意识型态动摇启蒙理想及普遍人权原则，最终使欧洲国家面对国内少数族群时未能阻止不当国家及集体暴力的历史及意识型态问题，特别是帝国主义扩张所带来的“种族思想”与“官僚统御”。此书确立了阿伦特作为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

阿伦特主张极权主义的成长是传统意义民族国家解体的结果；她认为，极权主义政权，为追求政治权力而不顾物质或功利考量，彻底改变政权下的社会结构。和过去任何专制独裁相比，极权主义统治形态的残暴及侵略性，不是为了权力渴望、版图扩张或利益，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可以把人民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以集体改造与屠杀进行施暴，以证明其意识形态的意义是永远正确并连贯一致的。

阿伦特认为，欧洲国家面对国内少数族群时，帝国主义扩张所带来的“种族思想”与“官僚统御”，是动摇启蒙理想及普遍人权原则，而最终未能阻止不当暴力的最大问题来源；最终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的特性却是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