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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大学主楼前的白玫瑰传单图案
“白玫瑰”朔尔兄妹的反抗之路
朔尔兄妹
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1921年5月9日－1943年2月22日） 是一位纳粹德国时期的德国反抗组织白玫瑰的成员。她和她哥哥汉斯·朔尔在慕尼黑大学发反战传单时被发现，后以叛国罪处死。自从1970年代以后，她因战争期间反抗纳粹德国而被当作英雄纪念。
汉斯·朔尔（Hans Fritz Scholl， 1918年9月22日－1943年2月22日）是一位纳粹德国时期的德国反抗组织成员。他出于人道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的精神反对纳粹主义，因组织和参加白玫瑰的活动而被处死。
纳粹政权自以为控制了青少年的思想，然而索菲·朔尔却不愿意屈从，加入了非暴力反抗组织“白玫瑰”，希望能够通过发送传单唤醒人们的良知，反抗希特勒。80年前的今天，她和哥哥汉斯·朔尔被纳粹政权送上了断头台。
黑色的领巾围在胸前，她成为“德国少女联盟”（Jungmädelschaft）的一员。这是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女分支组织。而3年之后，她和哥哥汉斯·朔尔又在乌尔姆的保罗教堂宣誓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 ）。
朔尔兄妹的这段经历常常被人在讲述这对反抗纳粹政权标志性人物的时候单拿出来介绍，以说明他们最初曾经对这个政权有过好感。
然而研究索菲·朔尔生平的专家米尔施泰因（Werner Milstein）则不以为然：“对于索菲·朔尔来说，德国少女联盟之所以对她来说充满了吸引力，是因为她可以在那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亲近大自然，爬树，坐在篝火旁边。她坐在那里干什么呢？她在读里尔克的诗集——这与纳粹的意识形态恰恰是格格不入的。”他对于索菲是否曾经是纳粹政权的狂热追随者持保留态度。
1933年纳粹上台之时，汉斯14岁，索菲12岁。他们的父亲罗伯特(Robert Scholl)持有自由派的政治立场，对掌权的纳粹党不以为然。他与妻子玛格达莱娜(Magdalena Scholl)尝试将基督教的宽容理念传授给子女们，然而孩子们却着迷于纳粹思潮。
对于当时的青少年来说，加入青年团就意味着自己能够当家做主、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尽管纳粹的青少年组织其实是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成员绝对服从的。纳粹政权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的一腔热血，来服务自己的政治目的。
然而，这些年轻人事实上并没有希特勒所期待的那样热衷于纳粹主义。米尔施泰因分析道：“他们自以为控制了年轻人，充分进行了洗脑，所以当事态出现不一样的发展时，他们感到十分震惊。”
有几个重要事件促成了索菲·朔尔从纳粹青年组织的成员到誓不妥协的反抗斗士的蜕变道路。这其中包括她的男友弗利茨·哈尔特纳格尔（Fritz Hartnagel）在书信中描述的战争前线，以及她父亲因为批评希特勒的言论被判刑。她的世界开始动摇，而在这样的时刻她看到了时代前进的方向。
“我宁愿承受难忍的痛苦，也不愿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我宁愿忍受灼人的干渴，我宁愿为了疼痛而祈祷，也不愿意成为心灵空空如也的行尸走肉。我想要反抗”，索菲·朔尔在1942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这之前，她刚刚在慕尼黑大学登记入学。同年，她在一封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根据米尔施泰因撰写的索菲·朔尔传记，她还对自己的闺蜜苏珊娜·希尔策尔（Susanne Hirzel）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希特勒现在出现在我面前，而我的手里有一把手枪的话，我一定会开枪打死他。如果那些男人不动手的话，那么这件事就要由一个女人来做。”
也是在1942年，她和哥哥加入了反对希特勒的运动——“白玫瑰”组织，秘密散发传单。索菲从男友弗利茨那里拿到了1000帝国马克，用来购买一台复印机。反抗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是采购油墨、纸张和邮票等物资。尽管她的哥哥汉斯，还有汉斯的朋友亚历山大·施莫雷尔（Alexander Schmorell）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但是索菲作为年轻女性的加入则赋予这个组织更多的吸引力。
兄妹俩的反抗斗争在1943年2月18日被划上了终止符。那天上午10点，他们带着一个沉重的箱子来到大学，里面装满了传单。他们秘密分发了1700份传单。然而这时候索菲——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地抖落了一沓传单，纸张如同和平鸽一般散落在校园的中庭。这一举动造成了他们的毁灭——11点15分，慕尼黑大学的校管人员大喊道：“站住！你们被捕了！”
被捕之后，针对朔尔兄妹和另一位“白玫瑰”成员克里斯多夫·普罗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的审判只用了短短四天。2月22日，他们被判处死刑。宣判之后几个小时，他们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这是多么美好的，阳光明媚的一天，而我必须要走了。可是如今又有多少充满希望的年轻男人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觉醒，那我死又何足惜？”——根据当时和索菲·朔尔同一个监室的狱友回忆，这是她在上断头台之前最后的遗言。
白玫瑰
白玫瑰（德语：Die Weiße Rose）是纳粹德国时期一个知名的非暴力反抗组织，其成员包含了慕尼黑大学中的许多学生及教授，主要是由汉斯·朔尔、索菲·朔尔、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库尔特·胡贝尔和维利·格拉夫所领导。而此团体之所以为人所知乃是因为其于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间陆续发送了6张未具名的传单，主要内容在于呼吁人们参加反抗希特勒政权的运动。
白玫瑰的6名核心成员于1943年时被盖世太保逮捕，并于同年被送上断头台。而他们所散发的第6份传单后来由法学家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带出德国，并辗转透过北欧流入英国，且于1943年7月被大量印刷后透过同盟国的飞机发散在德国境内，其标题为：“慕尼黑学生的声明”（The Manifesto of the Students of Munich）。
由于他们无惧于死亡而仍坚持对抗第三帝国的统治，白玫瑰的成员们在今日广受德国人尊敬，且几乎被视为是英雄。如同冯·毛奇所言，“它们搭起了通往无纳粹世界的桥梁”。
“ 难道不是每个正直的德国人这些日子以来都对他们的政府感到羞愧？我们之中，谁能想像当面纱从我们脸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远超出过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于世时，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将会感受到多大的羞耻？ ”
——白玫瑰的第一份传单。
白玫瑰的核心成员是由慕尼黑大学的成员─索菲·朔尔、他哥哥汉斯·朔尔、亚历山大·施莫雷尔、维利·格拉夫、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Traute Lafrenz、Katharina Schueddekopf、Lieselotte (Lilo) Berndl、Jurgen Wittenstein、和Falk Harnack所组成，大部分的人都仅20多岁而已。一位教授哲学和音乐学的教授，库尔特·胡贝尔则与他们发起这个运动的动机有关。另外，威廉·盖尔（Wilhelm Geyer）、Manfred Eickemeyer、Josef Soehngen、以及Harald Dohrn则参与了他们之间的讨论， 盖尔教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如何制作他们印制传单的锡模板。斯图加特的Eugen Grimminger资助了他们的运动，Grimminger的秘书Tilly Hahn将她自己所有的存款都拿来资助此运动，且为Grimminger和白玫瑰之间的中介者，她时常从斯图加特将信封、纸、和多出的复印机等资助品带到慕尼黑给白玫瑰使用。
在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间，他们印制并发散了6份传单，在其中，他们号召德国人民一起共同对抗纳粹的专制和暴政。最后一份传单是由胡贝尔教授所撰写。第7份传单的草稿是由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所草拟，而这份草稿在汉斯·朔尔被盖世太保逮捕时被发现了。索菲·朔尔在她被监禁以前试图把所有的罪都揽在自己身上，汉斯则没有这么做，因为他身上有普罗布斯特的草稿和盖尔给他的烟草卷，这使得普罗布斯特难逃一死，并几乎毁了盖尔。
白玫瑰的发起有受到德国青年运动所影响，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为其成员之一。汉斯·朔尔在1937年以前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且索菲·朔尔也是德国女青年联盟（Bund Deutscher Mädel）的成员。成为这两个团体的成员是德国青年的义务，尽管许多像是Otl Aicher和Heinz Brenner从未加入过这两个团体过。Deutsche Jungenschaft vom 1.11.1929对于汉斯·朔尔和他的伙伴有着很大的影响。d.j.1.11是在德国青年运动中由Eberhard Koebel于1929年发起的团体。
白玫瑰的传单广泛引用圣经、亚里士多德、和诺瓦利斯，另外也包含了歌德、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言论。他们诉诸那些德国知识分子，相信他们能唤起大家发自内心的反对纳粹政权。首先，那些传单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被邮寄出去，因为白玫瑰的成员们认为南德人应该较能接受他们的反军国主义讯息。
“ 国家从来就不是目的，唯有当他成为让人类实现目标的条件时，他才具有重要性。人类的目标不外是提升个人的力量来促成进步。如果有任何国家体制阻挠个人内在力量的发挥、妨碍思想的进步，即使她的思虑再细密、结构再完备，她还是有害而无用的。 ”——白玫瑰的第一份传单。
亚历山大·施莫雷尔所写下的这些文字是白玫瑰的传单中最为人所称道的部分。许多最为真实的资料－关于战争和杀戮的资料－在亚历山大的笔下被一一道出。汉斯·朔尔则从哲学的领域出发，并以此为理由，劝诫德国人必须要有所行动。
在1942年7月底，成员中的部分男学生在暑假期间被征调到东线的德苏战争中去服兵役（从事医疗服务）。而在之后的秋天，那些男学生回来了，于是白玫瑰便继续他们的反抗活动。在1943年1月时，利用手动复印机，他们的第五份传单，“呼吁所有的德国人”，被认为约莫印制了6000到9000份不等，并且被邮递分散至许多城市之中。这些传单曾在斯图加特、科隆、维也纳、弗莱堡、开姆尼茨、汉堡、因斯布鲁克、以及柏林出现。而这第五份传单是由汉斯·朔尔所草拟，并由胡贝尔教授修改后完成。这些传单警告大家，希特勒将会把德国带入万恶的深渊之中，随着联军力量的集结，德国无疑的将会战败。他们敦促看到这些传单的人“支持反抗运动”，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保护个人免于受到罪恶的独裁国家之独裁行为所迫害”而奋斗！而这些原则将会成为“新欧洲的基础”。
“ 尽管在被德国征服的波兰中，已经有30万的犹太人在这个国家被以最残忍的手法屠杀...德国人仍然笨拙的静止不动，愚蠢的沉睡着，并且助长那些法西斯的罪行。...任何人都希望对于此类的行为能被宣告无罪，每个人都希望继续以最平静的步伐，最平淡的良心走完人生的路途，但他不会被宣告无罪，他将有罪、有罪、有罪！ ”
——白玫瑰的第二份传单。
这些传单触动了盖世太保的警觉，他们开始积极的寻找出版者为何人。
在1943年2月的3日、8日和15日，“自由”和“打倒希特勒”的口号出现在慕尼黑大学及其他的建筑墙面上。亚历山大·施莫雷尔、汉斯·朔尔和维利·格拉夫以沥青将这些口号写在各个建筑的墙壁之上（相似的涂鸦也在同一时间被模仿者绘制在周遭区域）。
在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德国遭受到令人震惊的惨败，这促使了白玫瑰的第六份传单的完成。由胡贝尔教授主笔，标题为“同学们！”的传单。其内容写道，“我国人民一直以来所遭受的那种卑劣暴政”结束的那天预估即将到来。如同德国人在1813年时曾经盼望大学生帮忙推翻拿破仑一样，现在他们也盼望着大学生帮忙推翻纳粹的恐怖统治。“斯大林格勒的亡灵是如此恳求我们！”
1943年2月18日，正巧与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总体战演讲中召唤德国人民拥护总体战同一天，朔尔兄妹带着一整个手提箱的传单到了慕尼黑大学。他们匆忙的将一大堆传单投入空旷无人的中庭，希望其他学生从演讲厅出来后可以发现这些传单。他们本来应该在下课前离开，但在离开之际发现还有一部分的传单仍在手提箱中，而他们决定不要留下这些传单，要将之全部发完。于是他们便返还了中庭，并且爬上楼梯到了顶楼，索菲将所有剩下的传单撒向空中，而这个举动被校园管理人Jakob Schmid看到了。于是警察便来到了校园之中将朔尔兄妹带走，并且交由盖世太保拘留。其他的活动成员很快的也全都被逮捕了，所有和他们有关连的组织和个人也都被抓去讯问。
朔尔兄妹和普罗布斯特是人民法院（人民法庭是审理对抗纳粹德国政府之政治犯罪的法庭）第一阶段的审理对象，1943年2月22日，他们被由罗兰德·弗莱斯勒法官负责主持审理的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三个人并于同日被送上断头台执行死刑。他们三个人皆因为他们在面对死亡时的勇气而留名于世，特别是索菲·朔尔，尽管受到相当激烈的审讯（尽管有报告指出，他因为受到酷刑而断腿的事情是错误的），其意志仍然相当坚定。她在审讯时告诉弗莱斯勒：“就如同我们所知的一样，你也知道这场战争我们是输了。但为什么你却如此怯于承认这件事？”
白玫瑰的第二阶段审理是在1943年4月19日。在审判前只有11个人被起诉，但在最后一刻，检察官将Traute Lafrenz、Gisela Schertling、和Katharina Schueddekopf追加起诉。没有人有辩护律师，只有在其中一人由她的朋友替她向法院提起上诉时有被指派律师。
胡贝尔教授被指控后，由他的好朋友Justizrat Roder，一个高级的纳粹份子当他的辩护人，但Roder在胡贝尔被审讯以前却未去看过胡贝尔，也未曾读过胡贝尔的传单。另一个辩护人完成了整个预审文件。而当Roder意识到所有的证据对于胡贝尔有多不利时，他辞职了，由那个年轻的律师继续处理。
Grimminger最初因为资助白玫瑰而被宣判死刑，但他的辩护律师成功的运用技巧，让Tilly Hahn说服弗莱斯勒相信Grimminger对于那些钱被用于何处毫无知悉。于是后来Grimminger逃过了死刑，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白玫瑰的第三阶段审理在1943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进行，因为弗莱斯勒预期威廉．格拉夫、Harald Dohrn、Josef Soehngen、和Manfred Eickemeyer将会被判死刑，而他不希望一次的审理中有太多的死刑，所以将这四个人的审讯延迟到隔天。然而，针对这四个人的证据却遗失了，所以审理时间被推迟到了1943年7月13日才进行。
在这次的审理中，Gisela Schertling，他背叛了他的朋友，即便像是Gerhard Feuerle这么要好的朋友也背叛了。但他最后撤回了对于她们所有人的证言。由于弗莱斯勒并未主持第三次审判，所以最后除了Soehngen (他只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以外皆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告无罪。
亚历山大·施莫雷尔和库尔特·胡贝尔在1943年7月13日被斩首，而维利·格拉夫则在1943年10月12日时也被斩首。白玫瑰成员的朋友和同学、同事，曾经帮忙准备或发送传单以及帮普罗布斯特的遗孀和稚子募集金钱的人也都被判6个月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4月19日被释放后，Traute Lafrenz又再次被逮捕。她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都被关在牢里，而由于联军的空袭，她的审判一直被延期并转移至别的地方审理。他最后在1945年4月时被判刑，且之后很有可能被执行死刑。然而在判决后三天，联军解放了他被监禁的城镇，而因此救了她一命。
在慕尼黑大学中有两座纪念此事件的广场，一座是被称为朔尔兄妹广场的中央广场，而与之对立的广场则是胡贝尔教授广场。另外在慕尼黑大学的前方还有两座大型的喷水池，分别位于路德维希大街的两旁。一座是为了纪念朔尔兄妹，而位于大街对面的另一座则是为了纪念胡贝尔教授。在德国境内许多学校、街道和其他场所皆以白玫瑰中的成员名字命名，以纪念白玫瑰运动。白玫瑰也成了许多艺术家的题材，包含了由作曲家乌多·齐默尔曼（Udo Zimmermann）完成一部相当受欢迎的歌剧─“白玫瑰”。
随着纳粹政权的殒落，白玫瑰成为了德国人心中对抗暴政的代表，赞扬他们的行为不为个人权力或是自我膨胀。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众所皆知的事，作曲家卡尔·奥尔夫在他受到联军审讯时表示他是白玫瑰运动的发起成员之一（尽管有些人表示不认同），且最后被释放了。事实上，他只是认识胡贝尔教授，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奥尔夫曾经参与该运动。
导演米高尹奥云的1982年德国电影"Die Weiße Rose"和导演马可罗夫蒙特（Marc Rothemund）的2005年德国电影"Sophie Scholl – Die letzten Tage"都是讲述白玫瑰事迹。
They should have survived the war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mocratic new Germ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