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戈尔巴乔夫?

中国为什么没有戈尔巴乔夫?

作者:谢盛友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2022年8月30日以91岁高龄去世，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文章，评说戈尔巴乔夫的历史贡献。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1990至1991年间当选唯一一任苏联总统，也是唯一一位在十月革命后出生和在任期内辞职下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执政取得了重大甚至是非凡的成就：

· 在他的主持下，美苏达成了一项武器协议，首次消除了一整类核武器，并开始从东欧撤出苏联的大部分战术核武器。

· 从阿富汗撤军，默认1979年的入侵和九年的占领是一场失败。

· 虽然一开始含糊其辞，但他最终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暴露在公众面前，这种坦率的表现在苏联前所未见。

· 他批准在苏联城市进行多党选举，在许多地方，这种民主改革把目瞪口呆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台。

· 在他的领导下，苏共对高层腐败进行了打击，数百名官员被免职。

· 他释放了异见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这位物理学家曾在苏联氢弹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他取消了对媒体的限制，允许出版之前遭到审查的书籍，允许放映之前被禁的电影。

· 他背离苏联官方无神论的历史，与梵蒂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联系，并帮助颁布了一部良心自由法，保障人民“满足其精神需求”的权利。

我有很多朋友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东欧国家，这些朋友的成长背景跟我很相似，他们从小同样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尤其是俄罗斯、乌克兰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他们与我们不同的经历是，在共产党时代，东欧同样保持“自主教会”或“自治教会”。比如，在苏联的共产党人是可以加入教会的，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接受东正教的洗礼，每个人结婚时除了在民政局办理登记手续外，一般都在教堂举行结婚典礼。

他们也必须参加政治学习，不是每个星期一次，只是每月一个下午。共产党员做到“政教分开”，在教会不谈论政治，在政治学习时不谈论宗教。

根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1991年苏联解体是沃伊蒂瓦（Karol Woytjla）教宗宗座任期内的转折点，并为受到七十多年共产主义严峻考验的基督徒开启了一个新阶段”。由神学及历史学教授米克鲁特（Jan Mikrut）博士负责编辑的新书《若望保禄二世与苏联和其解体后所成立国家中的天主教会》讲述了那些年的历史。新书谈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和被并入其内的国家中天主教会发展的历史脉络，重点讲述了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米克鲁特教授首先讲述了苏联境内的天主教徒的处境。他解释道，苏联时期的天主教会情况因地而已，特别是在1945年之后，困难重重，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被并入苏联。这些地区传统历史上与波兰的天主教会和波兰文化有著紧密的联系。

戈尔巴乔夫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戈尔巴乔夫于2008年3月19日前往意大利圣方济各的墓穴祈祷，这位前共产党领袖在墓穴跪下来祈祷约半个小时。根据英国《电讯报》报道，戈尔巴乔夫说：“我是通过圣方济各才加入教会的，所以我来他的墓穴是非常重要的。”“来到这个不止对于天主教信仰非常重要，而且对于所有人类也很重要的地方，我非常感动。”他表示。

英国《电讯报》报道，戈尔巴乔夫曾经受洗加入俄罗斯东正教会，而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另外他的妻子的父母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因为在家中藏有宗教物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杀害。很多人猜测由于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官方立场是维持一个无神论主义的国家，因此戈尔巴乔夫惟有被迫隠藏自己的信仰。

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身份前往梵蒂冈与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见面，也成为了他真正信仰的线索。当时他对教宗表示，苏联长期处于反对宗教的状态，他认为必须要有道德伦理的力量来帮助他制定恢复社会的计划。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基督教要义》(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 1536) 以《圣经》为基础，加尔文的出众之处在于逻辑严谨，让千百万普通教徒读后折服。他的很多具体主张直接影响了民主的实验，其中包括：

1.  政府与教会分离。他认为教会与世俗政府应该互不干扰。与现代人不同，他更担心政治污染信仰，所以要求教会与政府保持距离。

2.  教会与政府都应该普选。教会管理应该本地化，所有职位人选应由内部信徒投票决定。在早期清教徒移民社会里，政府比教会小，管理方式参照教会。

3.  政府与老百姓之间本质是契约关系（covenant），双方互有义务与权利。自由选举产生最高统治者比世袭制度好。

4.  权力需要相互制衡。他主张受老百姓欢迎的贵族、或选举产生的高官们，监督制衡君王，避免残暴极权。

关于普选问题，基督教认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人人灵魂平等，都应该有基本政治权利。根据《圣经旧约》弥迦书第5章，亚述人入侵以色列时，犹太老百姓自己选了“七个牧者，八个领袖”。加尔文解读时认为，这代表普选是最符合《圣经》精神的领袖产生方式，任何人用武力夺得权位都属暴政，世袭君权也不符合神意，剥夺了《圣经》里神给人的自由。

关于权力的相互制衡原则，《圣经》中耶稣说，“要爱你的敌人”。基督徒都知道这段话适用于民主制度下的敌对党派之间。《圣经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讲到，保罗告诫基督徒，当他们中有人行为不当时，要记下他，“但不要把他当仇人，要劝他如劝弟兄”。加尔文基于此认为，应该在教会与政府中贯彻“兄弟般相互修正” (fraternal correction)原则。在主持日内瓦教会工作时，他把这个原则写入教会章程里，实质就是后来的“权力相互制衡”。

中国没有基督文化土壤

中国是非宗教型文化。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拟定于4月4日，借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年会。3月9日，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通电反对这个年会在中国召开，呼吁支持。3月11日，北京学生响应上海的呼吁，成立“非宗教大同盟”，蔡元培等人均予支持。

3月21日，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3月31日，北京的五位大学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反对攻击基督教。

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年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如期召开，受到大批军警保护。4月4日，李石曾、李大钊、邓中夏、萧子升等12人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萧子升分别发表文章，批判宗教。4月8日，年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3千多人参加。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教会学校的教育与宗教分离。

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大第三院正式成立。6月，非宗教同盟编辑出版罗章龙编辑的《非宗教论》一书， 该书收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萧子升、周太玄、朱执信、罗章龙等人写的31篇批判和否定基督教的文章。

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从《左传》的“三不朽”到《论语》的“仁以为己任”，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到张载的“横渠四句”，从《大学》的“修齐治平”到明清之际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一直遵循着用世、入世的传统，其实践品格十分鲜明。

中国人没有上帝，中国文化没有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

英文的Puritan，意思是“纯净者”，指人们要用《圣经》净化教会和人。中文译名含“清贫”之意，因为清教徒大多非常虔诚，严格用《圣经》自律，工作勤奋，生活清苦。清教徒特别强调《圣经》，认为所有权威都来自《圣经》，所有人在神面前都平等，包括教皇与国王。

我们来看看世界历史，非基督教国家从未靠自己发展出人人平等的民主。不是说中国人信基督教了，中国就会自动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会自动变成民主。但是，基督教要义可以让国家实现民主。耶稣为人揭示真理，人为真理而皈依他。有基督信仰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让民主化变得可能。

 

[Dalidali]

不是中国没有基督教的土壤， 是共产党不允许任何宗教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