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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说:“大谈爱国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毫无底线无耻的骗子,一类是非常激动的傻子。这两类人是绝配,前者负责收割,后者负责奉献。”
在中国舆论场活跃了数十年的司马南近日被指“翻车”:这位以“爱党爱国”而著称的公众人物、网络大V近日承认,早在2010年就在美国购置房产。司马南本名于力,在90年代因为气功打假而出名,之后一直活跃在中国政治评论领域。他经常批评美国和西方社会,发表过不少带有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被一些评论人士称为“大五毛”、“反美斗士”。近年来,针对司马南“向海外转移财产”、“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之类的质疑和传闻不断,他本人则一直强调这些是不实信息。近日,又有人曝光其在美拥有目前已价值百万的房产。
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以小说《日瓦戈医生》闻名于世。他出生在一个犹太“艺术家庭”,父亲雷奥尼(Leonid)是名画家,母亲罗莎(Rosa)是钢琴家,从小就能作曲,也会写诗。莫斯科文学院毕业,留学德国的马尔堡大学,攻读哲学,又在欧洲各国游历,小说《日瓦戈医生》因批判了苏联体制,长期被列为禁书。后来以意大利以及其它二十多国译文,在欧洲广为流行。
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他感动地致电瑞典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Immensely thankful, touched, proud, astonished, abashed.”)伊万诺夫、丘科夫斯基等邻居都向他祝贺,四天后由于苏联众多舆论的反对,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甚至有人举著标语游行要求驱逐出境:“犹大——从苏联滚出去!”他只好拒绝领奖,致电写道:“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他又一一签署致《真理报》和致赫鲁晓夫的信文,并“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他苦难一生中的最后两年”。
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1989年12月10日由其子代领,会中演奏巴赫D小调组曲中的“萨拉班达”大提琴独奏曲。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时刻感受到自己在同时代人面前负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是试图偿还债务。当我慢慢写作时,还债的感觉一直充满我的心房。多少年来我祗写抒情诗或从事翻译,在这之后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
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创作,就不能不提及其中篇小说的代表作《柳威尔斯的童年》。《柳威尔斯的童年》《柳威尔斯的童年》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最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说。故事的主角叶尼娅·柳威尔斯出生于彼尔姆城。一天夜里,她因看见河对岸的冲天火光而大哭起来。
第二天一早,她得知那里是家官办工厂。不过,叶尼娅·柳威尔斯并没有向大人提出在她看来最本质、最让她不安的问题。岁月流逝,孤独伴随着叶尼娅·柳威尔斯的童年。父亲经常外出,母亲也总是在孩子不需要的时候出现。后来,叶尼娅·柳威尔斯和家人搬到了叶卡捷琳堡。这里的生活是全新的。父亲有一个即将回国的比利时朋友,他在临出发前说自己的一些书籍放在茨维特科夫那里,如果叶尼娅·柳威尔斯需要可以去取。
过了不久,一个出现在陌生花园里的跛脚人引起了叶尼娅·柳威尔斯的注意,这就是那个比利时人提到的茨维特科夫。然而,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产生过什么直接的联系。一天傍晚,父母去了剧院,叶尼娅·柳威尔斯留在家看书。不知过了多久,叶尼娅忽然听见许多杂乱的声音,其中凸现出母亲的喊叫声。原来,在戏剧结束后,父母乘坐的马车压死了路人。而这个被压死的人正是茨维特科夫。说实话,这个故事没有多少情节,也没有什么波澜不惊,只是很平常的作品而已。小说中没有过多的关于叶尼娅·柳威尔斯童年经历的锱铢必较的冗长叙述,也没有像一般传记体小说那样沿着时间的自然顺序逐再现她的见闻,而是将叶尼娅·柳威尔斯的精神心理的成长变化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经由若干时空场景的转换、日常生活事件的发生和人物形象的素描,勾画出女主人公从走出童稚阶段步入少女时代、走进青春时期的心灵历程,着重表现了她的女性意识萌生、青春期的激动不安,以及对于爱情、婚姻、生育和家庭等人生问题的最初感受与理解。
不管是他的成名作《日瓦戈医生》,还是《柳威尔斯的童年》,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将个体的生命自然化,通过回归自然来打破社会的桎梏,重新获得了心灵的自由。生命是脆弱的,意外死亡更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因此人需要战胜死亡,寻找让生命永恒的途径,这个方式就是回归自然。死亡并不意味着个体生命的消亡,而是生命的迁徙和移居,它更新了生命的存在形式,使之变换形态继续存在于自然中,生命依然得以诗意地栖居。同时,自然也革新着人的精神面貌,它让个体生命得以升华,并获得终极意义上的救赎与超越。
社会由个体组成,无数个体汇聚而成国家和民族这些整体。而任何整体为了其目标和利益的实现,必然或多或少限制和牺牲个体的权益。个体渴望自由和解放,但为了更大的自由和解放,他又必须接受整体的限制。这是一个永恒的二律背反。帕斯捷尔纳克生活的年代正值宏大叙事、整体利益的时代,无论是革命之前,还是革命之后。革命之后,整个社会进入一种实现乌托邦理想家园的狂热之中。整体对个体的压制达到了极致,个体必须完全服从整体,把自己当作整体的一个符号和工具,从而彻底丧失个体性,个体被完全消解。
整体遮蔽个体生命是专制的,宏大叙事也必然走向专制,最后成为一种极权社会。帕斯捷尔纳克或许已经感受到了一种极权社会的前奏。在宏大叙事和专制统治下,整个国家都在监控下,到处都有告密者,人们的活动受到各种镇压和迫害,民众深深地感到恐惧和害怕,每天忧虑重重,变得谨慎保守、麻木不仁、胆小怕事、奴性十足、苟且于世。个体变得越来越渺小和微不足道,他们的命运越来越不受自己控制,没有自由,没有选择,只能认命和服从。正因为如此,帕斯捷尔纳克才要强调自然,将个体融入自然,到自然中寻踪庇护,唤起了人的心灵之善,也让人的灵魂得以安息,彰显出他对圆满、永恒的人类精神家园的追求。
几个五毛不干了!
爱美国,德国的人,是天天批评美国,德国,挑政府错的人,因为他们Care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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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这个逻辑合理,那某些半路出家的“美国人”,听到别人评论美国的恶事丑事的时候,就不应该说“既然美国这么不好,那你就应该回中国去啊”。对不对?希望你今后不再说那句话。
整天写文章骂祖国的人,可能是骗子,绝对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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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能批评中国的统治者,只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坏,这样他们可以世世代代永远统治广大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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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爱国”甚于爱人的人,都符合这个“不是骗子就是傻子”的标准。因为“国”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人是个具体事物。人是你的亲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把一个抽象概念置于亲友,邻居,同事这些具体事物之上,不是骗子就是傻子。
我觉得问的好,是很原始、很朴素、很常识性的提问。
其实无论什么东西,值得爱就爱,不值得爱就不爱,才属于正常。
普通人对爹妈都是如此,对“国”,更应该如此。
“国”是个什么东东?比爹妈都不容置疑?
所谓“爱”,本来就是一种情感而已,甭管爱什么,总是先有情感然后才会或有行为,止于情感没有行为的“爱”更多。
怎么到了中国那里居然就成了资格、权利、义务之类的东西了?
更荒唐的是“爱”还不够,还要“主义”,还要义务化?
更更荒唐的是,十多亿的人还要争先恐后的比着来“爱”,生怕别人说自己“不爱”。
就没有人觉得这事情荒唐可笑么?几千年的诗书礼义之国,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随手举个例子:大家要不要评评爱因斯坦当年是否爱国?
看见一堆人在那里比着说自己爱国就感到恶心,不是说博主。有那时间干点啥不好?
我见到的自己周围的“爱国者”们(都是中国人)有些共同特征:
1,基本上都不爱人,所以全国四处有小悦悦,四处有人倒街头没人助。
据说胡适说过,中国人都爱国,但是都不爱人。因为爱国很容易,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行了;而爱人则费精力、费时间、费钱,太麻烦。
2,基本上人品次的特别多,不守信、欺软怕硬、斤斤计较、占便宜没够等等。
3,总体上中国人里人品次人性差的比例比许多发达国家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因为爱国者太多。
人都不爱的人,舔着B脸说他爱国,就是鬼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