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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陈独秀的选择
卢卡奇（Georg Bernard Lukács, 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将物化和階級意識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
在狼烟四起、法西斯主义暴行肆虐欧洲的20世纪三、四年代，流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开始研究德国意识形态，其主要成果是1950年代问世的《青年黑格尔》、《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德国近代文学概述》（包括《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帝国主义时期德国文学主潮概述》）、《歌德和他的时代》等等。以一种历史追溯的方法，卢卡奇意在分析德意志资产阶级缓慢发展的意识形态后果，判定法西斯主义是长期以来德国非民主发展的结局，这就是从谢林开始的非理性主义是“德国在哲学领域通向希特勒之路”；从浪漫派到帝国主义时期的“颓废文学”使德国人民在法西斯主义崛起时丧失了任何防备能力。从而，研究德国近现代意识形态，就是要将德国人民从它迄今为止陷得最深的政治、道德和思想深渊中再带回到文明人的生活中去。德国人民的这种必须由自我负责的自我堕落，只有用最无情的自我认识和最不调和的自我批判才能挽救。
在追溯德国通向希特勒的道路时，卢卡奇认定，纳粹浩劫这“最耻辱的一页”记录的是整个德国近现代史，这就是在近代所有重大转折关头，德国人都对历史向它提出的问题作了错误的、非民主的回答。当伟大的欧洲人民在近代开始就组成民族国家时，德意志走向纯粹的封建割据；当欧洲资产阶级开始其“英雄”的大革命时，德意志只能在哲学、文学领域进行“云端中的战斗”；当一再推迟的民族统一终于在1871年完成时，依靠的却是普鲁士的刺刀。总之，从16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走的是一条非自由民主的道路。即使在经济发展已超过英法两国的位居欧洲第一的19世纪末，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没有建立。由于德国经济与政治之间已经存在的这种矛盾关系并没有妨碍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里恰恰很容易被理解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因此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思想上为德国的这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作辩护，认为它比民主西方更高级的一个阶段，具有更好的发展可能性。
19世纪末，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左（工人运动）、右（如工团主义）两翼均批评民主，德国人接受了西方对民主的批评，又进而使之具有一种深刻的理论性质。从此以后，民主好像成了机械地强制生活、摧毁自由、压抑个性的必然形式，特别是因为民主具有群众的性质。相反，德国的特殊发展和当时状况于是被抬出来，说是与机械的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一种有机秩序，说是与利用民主煽动的不负责任的领导相对立的一种由责任感和有能力的领袖负责的统治。
所以，当19世纪下半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成为西方的流行趋势，卢卡奇基于德国的历史经验，坚持认为德国人没有权利对民主进行放肆的嘲讽和批判：因为在西方它们是对已经取得的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感到失望的一种表达，而在德国它们则成为争取民主的一个障碍，变成放弃为民主而进行坚决斗争的一种言行。对于长期缺乏民主经验和传统、在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德国来说，简单地以民族传统、德意志精神、普鲁士道路来拒绝西方民主，只会加剧德国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主义和政治反动，并带来更大的灾难：
简单地说，问题就在于把德国发展的落后一面加以理想化和德国化，也就是在于一种对历史的描述，这种描述恰恰是把德国发展的落后性质作为特别光荣和特别符合德国本质的东西来加以颂扬，把一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革命发展的原理和结果作为非德国的和与德国民族精神的性质相矛盾的东西加以批判和拒绝。
德国面临的危机是这样的：是陷入法西斯主义的野蛮之中，还是能作为健康自由的民族存在下去。这个危机决定的时刻愈迫近，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后危机以及同这个危机错误地联系在一起的现有文学形式面临最后危机的抽象理论，也就越普遍地被人接受。这样提出问题的普遍就表现在，这样一些观点，甚至连右派思潮的极端代表以及动摇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作家，也能接受。因此，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即使在个别情况下主观上是真诚的，但客观上也定会在许多方面受到法西斯主义社会蛊惑的影响。
卢卡奇从来都不是资本阶级自由民主的赞美者，也不是西方现代性叙述的认同者，但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野蛮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因为法西斯主义不但不能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提并论，甚至在一切反动专制制度中，也是最恶劣的。
陈独秀不是自由主义者，但在民主与独裁、在英美民主制与俄德意法西斯制之间，他坚决选择了前者：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法西斯: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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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泰斗余英时逝世享年91岁
一代史学家殒落，极具影响力的著名史学家余英时2021年8月1日辞世，享耆寿91岁。余英时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及文化史研究，是中西学界皆推崇的学者，有“21世纪中国史学泰斗”之称。
他以精通中国历史和哲学的渊源，在广泛的主题上综合它们的能力，以及对新儒家思想的倡导而闻名。他曾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也获中央研究院颁予院士荣誉头衔，并曾获颁克鲁格奖、首届唐奖“汉学奖”等。
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1930年生于中华民国天津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危急，父亲把七岁的他送回安徽省金城村老家，他在此度过美好的八年时光。
他儿时接受中国传统私塾教育，1949年就读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肄业转赴香港，1950年起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1年就在报刊发表文章，1952年毕业，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在香港的小学教书两年；后来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当代汉学泰斗杨联陞教授，受西方学术训练并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年在哈佛认识张灏。
余英时桃李满天下，于美任教期间，培养出许多史学学者，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学术观点: 余英时著作良多、桃李满天下，著有中、英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他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影响半世纪的全球汉学研究。
以天人合一看传统中国的轴心突破
将中国轴心世纪的突破和西方作对比，余英时认为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为“内向超越”，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国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
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所有历史都是假历史
2002年，余英时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要揭穿伪历史，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资料开放，根据原始资料说话才可以[1]。
政治评论与观点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不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十分强烈。 他认为民主思想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发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严，但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完全被抹灭，从1920年代开始就极力破坏，仅以暴力统治国家，人活着失去尊严；领导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败，变成“最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党的资本主义”，看不见改变的希望，共产党政府一定“会垮台！”[2]
持续声援六四天安门事件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当时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的他也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他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大力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运领袖，包括刘宾雁、苏晓康、孔捷生、陈奎德、阮铭、远志明、张郎郎、张伯笠和白梦等人来说，“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驿站和庇护所，而余英时夫妇的催生功不可没。余英时在专访中透露，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余英时表妹的儿子在长安街附近的二十八中学旁边遇难，年仅19岁。余英时2014年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平反六四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了解中共的基本性质是揭开六四屠杀真相的一把钥匙。对于中共而言，政权就是它的宇宙。
余英时生前大力批判中共体制，也曾支持香港“占中”丶“反送中”以及台湾太阳花等民主运动，不过许多中国媒体仍在第一时间广泛发布有关余英时逝世的消息。
台湾中研院院士称，余英时是一名维护自由民主价值的公众知识份子，“从头到尾反对中共的政权”。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曾筹款于《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而更早前，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时，余英时也曾投书《纽约时报》声援党外人士。
2014年，余英时谈及香港占领中环运动时表示，中共对付香港普选的另一策略是将它转化为变相的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情况下，香港才出现了“公民抗命”丶“占领中环”的大运动。他也对香港争取特首普选表示支持。
隔年，余英时获得首届“唐奖汉学奖”后，赴台北演讲时针对香港议题表示，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容忍任何可能挑战它“一党专政”的反对行动，一旦发生，它势必要镇压到底。
2019年，余英时以录影方式参加台湾政大举行的讲座时，对香港“反送中”发表评论：“香港现在从中学生到大学生，都是用最强烈的方式反抗共产主义。”
余英时说，香港的环境自由丶不受限制，但中共目前是民族主义先行，强调为打造强大国家，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但他认为“这些（香港）学子受人文精神培育长大，是不可能（接受）的。”他接着说，“当然不排除有些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关系的人，会继续支持中共政权”。
针对台湾，他当时也提醒，中共最强的从来不是武力，而是无所不在的统战策略。他当时表示，在面对中共的威胁时，台湾人民必须有深厚的人文修养。
余英时说，民主必须有人领导，一个领导的人应以身作则，光谈空的内容是没有用的。并称领导人要实践人文素养，对人文丶社会等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不只是提出观念，而是要实践。
（综合报导）
参考
[1]余英时, 北明: 到歷史中尋找今天中國問題的根源—余英時縱論中國近代史
[2]何定照. 余英時：共產黨很快垮台. 联合报. 2014年6月21日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Bernard Lukács, 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
看来看去，中国的社会科学里的材料科学，还没有起步。或者是刚刚起步。
社会科学里的“材料科学”，真的不能仅仅简单地把人分成普通材料造成的vs特殊材料造成的，
也不能仅仅把人分成人性善，人性恶。就像小孩子看电影，简单让人定义一下是好人坏人。
仅仅从对James Madison的文章的介绍来看。
美国制宪会议时，他们的经济、政治理论，是相当发达的，对人性了解的程度也是非常深刻的。
不同于人们的误解，以为制宪会议仅仅是争论和偷票权。其实真实的过程更像一个复杂机械系统（比如蒸汽机、甚至火箭）的设计过程。以哈密尔顿，Madison，杰弗逊，Jay, 华盛顿等等等等为代表的人，已经对“人”这种材料（包括普通人，有钱人，政治领袖，等各种层级的人）有了各种角度的了解。
所以在设计这个系统时，充分考虑了人-这个材料在不同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变化（类似火箭发动机在低温时什么情况，高温时又会如何表现），应该怎么用、怎么组织这些材料，才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目标。
从这番对比看，中国的政治科学里的基础材料学科就根本没起步，仅仅把人分成两种材料：普通材料和特殊材料。各种材料在不同环境下会发生什么变化，根本就不承认这是需要研究的科学。
...
还是材料科学不过关，设计一个大的系统怎么可能平滑运转。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