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神秘性

中国文化的神秘性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从神义论上解释世界历史中曾出现的各种不同宗教的救赎途径，并用复杂而交织的概念构造出宗教系列的理想类型，目的在于用禁欲主义/神秘主义和入世/出世两个纯粹类型判定不同宗教与其经济心态的关系，从而建构出其比较宗教研究的框架。新教属于入世禁欲主义，而儒教属于入世神秘主义。

韦伯在著作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自然、社会、人生划分出一系列两极对立的概念范畴，表明他认识事物使用的是排除中间状态（排中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二值逻辑。西方文化这种“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式，凡事先将对象分解成对立的两极，如神人、物我、身心、灵肉等，然后再寻求它们统一的途径。与此不同，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神秘主义。

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走了。” (马太福音 22:15-22 和合本)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

自从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后，全人类和神之间就有了罪的阻隔。因为罪，人再也不能来到神面前与神同在。更不能进入神的国了。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叫祂降世为人，担负世人的罪，把世人的罪都归在祂身上。祂救了人脱离黑暗的权势，把人迁到耶稣的国里；人因为耶稣才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中国文化抬高了人，把人抬高到与天同等的位置。无论这个天，是自然天、道德天，抑或最高的存在、主宰天，就是神，在基督教看来，人都无法与祂合一。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人的原罪使人无法靠自己来拯救自己，从而与神和好如初。只有籍由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将基督的生命内注到人心中， 神人才能够重新合一。

冯友兰提出中国哲学即是关于人生境界：第一层是自然境界，第二层是功利境界，第三层是道德境界，第四层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就是天地合一，即是在有限的人生中追求无限的自由。故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基督教认为，天地境界的实现是在彼岸，中国哲学说，天地境界在此岸就实现了，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而要实现这一点，不靠“他者”，乃完全在于自我成全，自我实现，通过德性的培养成就来成圣，即实现天地合一、天地境界。这样，对人生有限性的超越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中国哲学如此既外在又超越。

《易经》是古代中国巫师用以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卜筮书，用一套符号形式系统描述事物的变化，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它的中心思想，是以阴阳符号（卦象）代表世间万物的运行状态。卜筮者向神明问事，求得卦象，借此预测事情（例如：战争、政事、农收等等）的成败吉凶。自从十七世纪开始，《易经》由耶稣会的传教士引介至欧美国家。

《周易》是人们研究不透的，周易的神秘主义第一个是符号神秘。虽然只有阴阳两个基本符号，但是这个符号的象征性和符号的叠加打开了神秘主要的想象力。周易的作者是神秘，伏羲是半神半人的人，这为周易的神秘主义带上了总的开端。

伏羲是远古时期中国神话人物，为《史记》中的三皇五帝之一。后被道教吸收为神祇，亦是儒教的祭祀对象。根据先秦古籍《世本》记载，伏羲就是天皇。

根据战国时期出土文献《楚帛书》甲篇的记载，伏羲是楚国神话中的始祖神、创世神。另有一说，以为伏羲即盘古氏。学者以文字学的角度考证盘古氏，“盘”字古义为开端，“古”即葫芦，寓意生命繁衍。黄帝取代炎帝，击败蚩尤后，炎帝、蚩尤等部落的一部分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以后，其先祖伏羲在传说中演变为盘古，流传于南方少数民族当中，演变出“盘古开天”的传说，而盘古传说开始出现，伏羲的地位便开始低落了。当代学者一般认为盘古神话与伏羲神话属于两个不同的神话谱系，盘古神话则可能与盘瓠神话有关，但仍有争议。

伏羲、女娲交尾的形象在汉朝时已相当盛行，但伏羲、女娲兄妹婚并繁衍全人类的神话，晚至唐朝才在文献中被记录，且与女娲造人的神话矛盾，可能是后来才从南方引入的，其原型就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广泛存在的兄妹婚创世神话。

半神半人的智慧和半神半人的预见性都使人进入神秘莫测之中。

周易的流行有多远，神秘主义就有多远，周易的神秘主义不仅是因为原始宗教和占卜文化的粘连造成的，也是符号的难以确定造成的，即使是清晰的头脑进入周易之后也是神秘的，清晰地进入，神秘而永远难以出来。儒家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也是继承其神秘主义，儒家把圣人进行神秘敷设，对自然进入神秘的敷设，对儒家的各种思想，包括“天”“命”“理”“道”进行神秘敷设。周易就行儒家的神秘主义的衣服，儒家被周易的神秘主义敷设之后变成了一种东西，它不仅表现在孔子是个神秘的圣人，论语是圣人的言语。儒家的这种神秘变成了政治上的神秘主义，皇帝是天子，出于神秘的。

中国文化的神秘性在于，中国人来自龙。龙是一种神秘性的动物，据说动物界没有龙这种动物，龙的神秘性是出没的神秘，形象 的神秘，智慧的神秘，以及具有神秘的力量。中国人就是来自龙，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国人的始祖。这就是中国文化神秘思想。

中国人会把正常的事情也看成是神秘的，神秘的关系，神秘的结构，即使是最常见的事情也是神秘的。这就是神秘的癖好。生生死死都是神秘的，地狱是神秘的天堂也是神秘的，生命自身是神秘的，人体是神秘的，中医作为科学也带着许许多多的神秘色彩。

中国人是神秘的人，对比西方而言，虽然整个中国文明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宗教文化传统和独立的祭司僧侣传统，但是，先秦上古时期“天”之信仰是非常明显的，祭天地社稷之礼，亦一直为后代儒者所重视。先人的基本态度是：敬天，畏天，绝不欺天、瞒天。一部中国哲学，其中心问题就是天人关系亦即为“天人之学”。

在《圣经》中，“上帝”则为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绝对完美的终极实在、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人类的拯救者。上帝一方面是超越的、绝对的、永恒的；另一方面又参与历史、干预历史、在历史中显现和展开自己。

如果说先秦诸子的 “天”主要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那么《圣经》中的“上帝 （神） ”就表现出一种宗教精神。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最终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人本，一是神本；一是人在做（人为）、天在看，一是神在做（天行），人在看；一是追求超越性，一是信靠内在性；一是世俗功利，一是神圣永恒。

[谢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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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看来，血缘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君臣、朋友等关系均由此推出，个人在这些群体的关系中是相互依存的分子，几乎没有“自我”的空间和余地。天人合一的哲学演进观点使中国人自然而然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事就是天命，人道即天道。人伦、人情与人缘三位一体，使个体成为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纽结，个体的价值只能依存于群体的实现而实现。无论是儒家“以天合人”，还是道家“以人和天”，最终目的是达到“天人合德”，既然是“天”与“人”的和谐关系，也就在理论假象上，天然地肯定了人的个体主体地位。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是“以人合天”或“以天合人”，最终都将“人”凌驾于“天”之上，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政权，自称其权力出于“天”，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故称天子。

[谢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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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的传说的起源

没有人知道关于龙的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这个符号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根据一种理论，传说中的中国龙是由古代图腾崇拜习俗演变而来的。古代人可能是将老虎、蛇、鹰、鲤鱼等几种生物的属性结合起来创造了龙。

另一种不同的理论认为，炎帝（炎帝Yándì）是中国前朝时代的传奇领袖，是与一条强大的龙相遇而诞生的。因此，炎帝比大多数领导人更强大。他与黄帝合作，共同征服了敌人，统一了中国，并根据神话，开创了中国文明的先河。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中国人开始相信炎帝是他们的祖先之一，进而认为他们也是龙的后代。

[谢盛友]

回复 '海边公园' 的评论 :
中华龙文化有八千年的悠久历史，代表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在这八千年里，龙活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许多龙的民俗，其中最古老的是龙的图腾民俗。龙是中国远古的图腾，后来更成为了象征。龙的精神充分体现在中华儿女龙的传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祖先都是龙，从盘古、伏羲、女娲、炎黄，到尧舜大禹，都是龙。龙是我们的图腾标志，一代代传下来。从先秦以后，龙发展至已经不是图腾，而成了象征。龙是杰出人物的象征，帝王的象征，也是中国国家民族的象征。



龙虽然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是我们的祖先在幻想中合成的，但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图腾。早在伏羲、女娲时期，汉族图腾有龙与蛇；在《尚书?尧典》中，虞舜领导的氏族干部中，有朱虎、熊罴、龙、夔等等图腾氏族的人物；《汉书?天文志》：“轩辕，黄龙体。”其注引孟康曰：黄帝「形如腾龙」，这当然是龙图腾氏族的首领了。

[谢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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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受益。

平安！

盛友

[小二哥李白]

中国文化缺失了形的思想，在客观关系上走上了“大象无形”的神秘主义道路，在主观关系上走上了经验主义的道路。
西方文化的有形思想在古埃及和古希腊时期灿烂过并且奠定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形的基础。中间经历了中世纪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反复，但是通过有形艺术的文艺复兴运动回到了科学和理性的道路。

[谢盛友]

回复 '海边公园' 的评论 :

谢谢！

不接受第一点，改天回应评论。
接受第二点，有待查证。

平安！

盛友

[海边公园]

希望纠正几点：1、中国文化并未“抬高了人，把人抬高到与天同等的位置”。“天”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最高权威。古人向来讲究敬天、顺天、事天，哪里敢与天“同起同坐”？博主从“天人合一”一词中发现人把自己抬高与天同等的证据。但“天人合一”的本义是人遵循天理，最终达到与天理贯通，并与天合为一体。这里的“天”， 是指天理。

2。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一说，也从来没有把龙当作中国人的祖先。翻遍四书五经，相信你找不到这说法一点踪迹。“龙的传人”之说是假古董，开始于侯德健的同名歌。这些年民族主义之风日盛，这种说法才广为传播。民族主义者借此说来抬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在古代，龙只是皇帝的图腾，而非民族的图腾。只有皇帝及其后人，才能称“龙种”、“龙孙”。

[谢盛友]

中国文化压抑个性发展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分析，自由的伦理理性化推动了以“纪律化”（Disziplinisierung）为表征的“入世禁欲”的日常生活行为的条理化(Methodisierung)，亦即为“除魅的世界秩序图景”建造一套发达的形式技术，从而促进了社会理性化的发展，并具有实质理性性质。就是说，纪律一方面构成了社会理性化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个人对自身生活进行全面组织和安排的技术；它是社会理性化与自由的伦理理性化之间的衔接点。
在韦伯有关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的复杂中，个性与培养个性的天职是二者关联和紧张的核心环节。在韦伯眼中，个性意味着一个人的尊严，它是人们的最终价值，意味着要按照既定的价值全面组织自己的整个生活。所谓的伦理理性化，亦即信仰与道德的高度统一，就是使信仰能够落实在行动上，使信仰成为有效的信仰。换言之，只有伦理理性化才能使一个人获得“个性”，这即是自由意涵的真谛所在。
儒家哲学主张“超越性”和“内在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亦称“内在超越性”，就成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它不仅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中西文化之间本质差别的精神根源。从中可见，西方宗教主张的“超越性”是一种本体论的信仰（ontological commitment），它为西方文化中“神人隔绝”确立了根据；新儒家主张的“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是在与“超越性”相对的意义上使用“内在超越”的，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理据。西方的“超越性”是以“弑父（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为表征的“分”“二”的理路，意在隔断传统，除旧布新；中国的“内在性”是以“亲亲孝道”为体现的“合”“一”的理路，意在慎终追远，薪火承续。其间的差别，洞若观火，由此导致中西文化不同的发展路向。
基于中西方“天人合一”和“神人隔绝”的文化价值观，中西方文化差异集中体现在中国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由于所接受的文化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点。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个体信仰自由、平等，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兴趣，通过自强、自立、竞争和创新来实现。中国奉行的是集体主义思想。集体主义主要表现集体永远优先于个人，社会中的个体相互依赖，而且社会鼓励大家相互依赖，先考虑集体的利益，要顾全大局。
在中国的文化里，是把“人格”视为一种“做人”的方式，是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集体主义更加强调的是“为人”，而不是独立性。尊崇个人主义的社会，人际关系结构是相对松散的。个人主义更注重“我”，而不是“我们”。西方的“自我”是纯粹的“个我”。在西方人特别是存在主义者眼中，作为个体的“人”只有从其所属的各种社会角色和关系中跳出来，自我的“存在”才会浮现，才算是真正的“自我”。自我只包括他自己，是真正的个体自我，即个体对自己的自觉与反省，并不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其他的亲戚朋友等。一般个体的人格相对来说都较独立，对“自我”都是比较清晰的、稳定的、相当有组织的、有边界的和理性的，且大部分是反应一个人真实状况的。
尊崇集体主义的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紧密。中国文化里的“自我”是几乎没有纯粹的“个我”。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关系网”中。中国文化一贯主张“人是关系的存在”，中国人的自我里除了包含“个我”，还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其他的亲戚朋友等。假若一个人没有与他人有社会联系，没有获得某种社会角色，那他就没有真正的“自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曾提到：“中国社会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差序格局，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都立在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层一层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1]圈内部的成员就像波纹，你有更亲近的圈内部成员，他们组成的圆圈离你就越近，维持比较好的关系。相比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独立性较差，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特别是对于圈内部成员。
西方人所持的观点是不自由，毋宁死。西方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追求自由。他们倡导人们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有权不按常规生活。西方的自由体现在方方面面，有言论自由，人民可以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社会来说，生活方式不是个人决定的，集体主义不强调个人的立场。在集体主义中容易形成依赖的人格。中国人做事是被很多事情束缚住的，往往在做事情之前都是需要考虑过他人的感受，他人的利益，三思而后行的。
中国人习惯将人的社会性作为确定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依据，而人的社会性差别很大。因此，在这样的传统文化里生活的人很容易养成等级观念。而西方人倾向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追求生命的权利和追求自由的权利，西方倡导“天赋人权” 。
中国家庭教育中智育是最重要的部分，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教育内容是不平衡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甚至提早给孩子补习各种上学的内容，不考虑孩子的意愿，强行逼迫孩子去学习，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就减少了孩子玩耍的时间，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受到限制，很多情绪、情感得不到正常的释放，这对孩子日后的人格有着消极的影响，孩子的内心是压抑的、孤独的。
西方家庭大多采取民主型教育方式。在家庭里，孩子被看作独立的个体，他们尊重孩子的个性和权力。亲子交流频繁，给予孩子适当的关注，关注孩子的成长。遇到问题，会和孩子沟通商量，尊重孩子的想法，让孩子有家庭参与感。这种家庭教育方式会使孩子形成积极的人格特征与品质：积极乐观、独立、谦逊、善交际等。中国家庭大部分采取权威型教育方式。权威型的父母控制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不怎么考虑孩子的感受，只从父母自己的主观意见出发，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孩子必须要按照父母的认识和意志去活动。
中西教育在教学目的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中国更多采用的是应试教育，采取考试的形式来选拔人才，所以学校培养的是学习型人，并不注重培养创新型人才。在这种教育方式下的学生缺乏实践和创新的能力，许多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受到限制，思维不够活跃，想象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西方比较重视培养学生实践和创造的能力，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也注重学生的合作精神，重视学生学习的过程，重视学生的认知能力及做人、做事、合作交往等多方面能力的养成。
在尊崇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重视个人价值，推崇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激发了个人的主动进取精神，这种提倡个性、强调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文化推动了人格个性的扩张。而这个扩张的个性使得人们勇于表现真实的自我，形成了开放的、合作的、创造性的人格。而中国是尊崇集体主义文化的，集体的价值是高于个人价值的。
参考
[1]http://ww2.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