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我们中国人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所有我中华儿女都必须牢牢记住！”。

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差距很大, 西方在根源上对中国就存在仇恨和孤立。所以只要中国还是维持现在的社会制度,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放弃颠覆中国的想法。

所以, 所有我中华儿女都必须牢牢记住！

巴色会，譯自原名Basel Mission，基督教新教差会，1815年成立于瑞士北部德语区的巴塞尔市（Basel），最初稱德国差会（German Missionary Society），最后改为巴色会。

1847年巴色会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主要在广东省。到1919年时，在广东省有130所堂会，并且开设了梅县德济医院（1893年）和河源仁济医院（1907年）。该会深入到客家地区，对客家语言和客家文化有比较多的研究。

1847年派黎力基（Rudolph Lechler）和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两牧师来华，主要在广东客属（客家话）地区发展教务。总会设于广东老隆，下设有13个区会：香港、李朗、浪口、葵涌、古竹、河源、连平、和平、龙鹤、元紫、五华、兴宁、梅县。1919年，该会有布道区36个，正式教堂130所，教会职员135人，受餐信徒1874人，办有小学72所．中学2所。1949年，该会有堂会112处，牧师45人，传道111人，信徒达21756人。有中学4所，医院2所，神学院1所。

长期以来，对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大抵集中在中原文化的渊源，以及客家人南迁后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融，而对于西方文化对客家文化的交流及影响，却鲜有涉及。历史上，深圳的李朗村和梅州的樟村，成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客家村庄。西方文化通过传教的方式与客家人结缘。从1846年到1949年，瑞士巴色差会向广东客家地区派遣了一批批基督教传教士，兴办了一所以客家话教学为主的现代学校，给封闭的客家山村带来西方的文化和现代教育的启蒙。然而，由于“文革”劫难等原因，这一历史真相被过早地失落了，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佐证这段历史的图片。

百年前，瑞士传教士在客家地区办客语神学院1842年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西方传教士开始纷纷涌入中国。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信义宗之三巴——巴冕、巴色、巴陵传道会，就是其中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在1846年至1949年之间，来自瑞士的巴色差会向中国广东客家人区域总共派遣了62批188名传教士（不包括传教士的妻子，另有两名不是由差会派遣、志愿到梅县德济和河源仁济医院的欧洲籍护士尤丽书乐姑娘和柯尼逊姑娘）。

同样，22岁的黎力基（Rudolph Lechler），在1846年漂洋过海从德国来到中国。不久，他的未婚妻也追随而来，并由此开始了他这一生与中国的情缘。黎力基牧师在中国传教48年。曾任巴色差会驻华总牧师；在香港西营盘创办华人女子首间西式学堂、在李朗创办巴色差会第一所以客家语言为教学语言的神学院，将香港巴色义学搬迁到新安县浪口村，在粤东北山区办起了数量庞大的乡村小学、两所中学。在传教办学间隙，他先后编写了《客语德华词典》、《潮语德华字典》，《巴色会崇拜礼仪》，以罗马拼音翻译成客家话的《马太福音》。他在晚年以中文出版了一本小型的儿童客语歌谣集。

可见，在一百多年传教办学的岁月中，巴色差会派遣的传教士们与客家人一道经历了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而他们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李朗、樟村，中国最早开放教会的客家村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虽然明确了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被迫开放的五大口岸通商、居住、办校、行医、传教，但当一些传教士试图由此进一步向内陆省份扩展时，却遭到民众抵制甚至被当地政府驱逐。大约在1850年，新安县布吉李朗村里有一户江姓人家的男子江觉仁，在香港谋生期间接触了基督教，并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江觉仁回到家乡李朗村时，向村民传播《圣经》。久而久之，围绕着江觉仁的十几个乡亲，都有了信基督教的想法。于是，江觉仁再次回到香港，找到了巴色差会的传教士韩山明。此时，巴色差会在华传教士正在为寻找一个内地落脚处而着急。于是，韩山明、黎力基、韦永福牧师很快来到了李朗村，并在此购买地基筹建福音堂和男童学校。总面积600多平方米的李朗教堂于1855年3月11日开幕，布吉聚会所迁至李朗。因此，李朗成为巴色差会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基督教根据地，也成为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第一个村庄。1864年，从德国武腾堡来的传教士贝德明抵达李朗，创办存真书院——中国内地第一所以客家方言授课的中文神学院。李朗因此成为培养传教人才的教育中心。神学院在李朗时间长达61年，它无疑是深圳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它为教会培养了许多传道和教育人才，早在咸丰七年（1857年），巴色差会就选派新安县布吉李朗村人江云章、观澜樟坑径人陈乐真、李承恩3人赴德国柏林神道大学留学。新安县这3名赴德留学学生，不仅是新安县私人到欧洲留学之始，也是近代中国官费、私费到欧洲留学之始。色差会在毗邻香港的新安县一带立足之后，又将目光投向客家人最集中的嘉应州（嘉应州即是今天梅州市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了一个多世纪向客家人居住的珠、东、梅三江流域传教办学活动。而长乐（今梅州市五华县）的一个偏僻山村樟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樟村不单是粤东北客属第一间教会所在地，还是第一间“现代小学”和第一间“女子学校”开办的地方。抗日战争时，又是梅县黄塘教会“心光盲女院”四十多个盲女避难、学习的地方。

巴色差会开始在客属地区创办现代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开了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先例，小学开始教国文、算术、圣经、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等。中学时加教德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还有管风琴、五线谱。1848年，韩山明在新安县沙头角设立了第一个客籍学校，并组织神学训练班。1862年，黎力基在香港西营盘建教会新楼，随之兴办巴色义学（女校），这是香港第一间女子学校；1879年，龙川县鹤树下墟博石村办日校，招收成人和小孩，以教授基督教教义为主。1889年，龙川县鹤树下教会办小学。到19世纪末，鹤树下的9座村庄里都办有学校。1891年，香港巴色义学迁址到新安县龙华墟浪口村福音堂左侧，更名为虔贞女校（1913年改为男女生混校，更名虔贞学校）。1881年，巴色差会在荷树湾设宣道所。1892年，梅县建校舍办黄塘乐育女子学校。1899年，龙川老隆建男童学校。1904年，长乐县元坑村东南4小时步行路程的梅林开办英文授课的“中英书院”。1906年，梅县设乐育中西学堂等。

培养了民国时期广东省教育厅长黄麟书、教育家张道隆、医学博士曾宪文和刘学贵及著名中学校长黄崇礼、张学文等。而虔贞女校里则走出去五名革命军军官（四名黄埔军校的军官，一名保定军校军官），参加了北伐和抗日战争。虔贞女校的教育功能一直延续到1985年，在六七十年代，从这所小学毕业的学生在成年后有四十多个校长、老师、工程师及商人。

得益于教会首先开办现代学校，粤东客属之地成为十九世纪下半页至二十世纪上半页人才荟萃之地，前期的才子、文人、教育界、军政界、实业界的名人大多出于教会所办的现代学校。教会学校除了文化知识之外，还将现代体育运动也带到内陆山区来了。瑞士籍牧师万保全原是德国国家队足球队员，中国近代第一份足球比赛规则，也是由万保全制定的。1914年，他到梅县乐育中学任校长后，将学校门前草地开辟为足球场，并亲自教学生踢球，引起其它学校纷纷效仿，使梅县成了中国有名的足球之乡。

由韩山明主持编写、黎力基完善的《客语德华字典》，应该是巴色传教士为客家人所做的第一件伟大的工作。韩山明遗稿影印件16开本共180页。该字典按照客家方言声、韵、调的顺序编排，同一声母的按照不同韵母的顺序排列，同一韵母的字按照不同声调的顺序排列。据有关学者介绍，黎力基编写的《客语德华词典》是按照客家方言音节的音序编排的，与韩山明编撰的《罗马字客语德华字典》相似并加以完善。读音、意义相同的音节为同一个字头（语素），用罗马字拼音的大写形式打头，然后用罗马字拼音的小写形式罗列含有这个字头（语素）的词语，接着对每个词语在客家方言中的用法加以解释。

梅县黄塘乐育女学校简章、教材和书除此之外，在瑞士巴塞尔使命21档案馆里，收藏着大量百年前客家地区的教会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差会档案馆的馆藏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当年全国通用的国民教材和大清时期的教材，这一部分收录得十分齐全，有学生使用的课本，也有老师使用的教课书，国文、算术、地理、音乐均有收录；二是巴色差会编印的宗教读本，多以客家话写作，有适合各种程度学生阅读的读本，甚至有专门为女生编写的《女徒镜》，其中对于男女平等，女性素质决定民族未来等普世价值的阐述；三是巴色差会编印的客话国民教材，这是让人十分钦佩的做法，将全国统一的国民教材（普通话）翻译成适合客家地区使用的客话版本，这即使在现代教育中也不多见。可见当年这些传教士是秉承着尊重当地文化的理念来进行传教和授课的（这种观点在档案馆馆藏文献中有多处体现）。由此也不难推测，一个外来宗教能在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客家地区生根、发芽，乃至结出果实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