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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韬：2020年总统选举与美国的政治衰败
作者： 谢韬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充分表明，美国正在经历政治衰败。这种衰败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总统选举出现了明显的逆向代际更替，尤其是在民主党党内体现得更加明显，其近两届主要总统候选人和最终提名人的年龄越来越大；尽管桑德斯两次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均以失败告终，但其所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却受到大批年轻选民的狂热支持，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全球化时代美国年轻人所面临的结构性经济困境和美国政治的阶层固化；在美国特色的两党制下，第三党几乎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其结果要么是桑德斯这样的极左候选人被民主党建制派压制，要么是特朗普这样的“另类”候选人绑架整个共和党；身份政治等争议性议题导致美国社会深陷分裂，而这种分裂的后果必然体现为政治上的极化并引发政治暴力。即使拜登政府上台，也无法在短期内消除政治衰败。
2020年11月底，美国总统大选基本落幕。回顾这场选战，可以看到美国正在经历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这种政治衰败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统选举出现了明显的逆向代际更替，尤其是在民主党党内体现得更加明显，其近两届主要总统候选人和最终提名人的年龄越来越大，算上共和党74岁高龄的现任总统特朗普，这意味着美国已跨进老人政治（Gerontocracy）。二是尽管桑德斯两次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均以失败告终，但其所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却受到年轻选民的狂热支持。究其根源，“桑德斯现象”不仅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美国年轻人所面临的结构性经济困境，也体现了美国政治的阶层固化。三是在美国特色的两党制下，第三党几乎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其结果要么是桑德斯这样的极左候选人被民主党建制派压制，要么是特朗普这样的保守候选人绑架整个共和党。四是身份政治等争议性议题导致美国社会深陷分裂，而这种分裂的后果必然体现为政治上的极化（Polarization）并引发政治暴力。
美国特色的老人政治
在美国，总统是唯一一个通过全国性选举产生的公共职位，也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因此美国社会的代际更替在总统选举中的体现程度具有标志性意义。
1960年，时年43岁的肯尼迪当选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时年仅46岁，而2008年奥巴马入主白宫时也才47岁。当时的他们年富力强，激情洋溢。在他们身上，美国年轻人找到了自信，看到了希望。套用一句中国俗语来形容曾经的美国：正是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然而，面对2016年和2020年的两党总统候选人和提名人，很多美国年轻人可能满脸疑惑：“未来还属于我们后浪吗？”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68岁的希拉里和70岁的特朗普分获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名，成为1896年以来两党年龄最大和第三大的提名人。特朗普最终获胜，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2020年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民主党内4位人气最旺的候选人年龄都超过了70岁：桑德斯和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78岁，拜登77岁，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70岁。四位“70后”同台竞争总统提名，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绝无仅有。拜登最后胜出并将于2021年1月入主白宫，届时其将改写特朗普创下的纪录，荣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总统的称号。
按照正常的代际更替，接替奥巴马的民主党提名人应该比他更加年轻，并且民主党长期以来为了吸引年轻人的选票，提名人往往都比较年轻（如前文提到的肯尼迪、克林顿和奥巴马）。然而，在2016年和2020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连续两次提名的候选人不仅都比奥巴马年龄大，而且年龄越来越大，这是前所未有的。显然，这不是正常的代际更替，而是不正常的逆向代际更替，其结果就是老人政治。
老人竞选总统无可厚非，但他们获得党内提名或者赢得大选却值得深思。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人口的中位年龄是38.2岁，其中18—44岁的人口占36.5%，45—64岁的人口占26.4%，65岁以上的人口占12%。显而易见，没有大批年轻选民的支持，在上届总统选举中特朗普不可能当选，而希拉里或者拜登也不可能获得党内提名。有分析表明，2016年总统选举中，希拉里和特朗普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分别为58%和28%，在30—49岁选民中的支持率分别为51%和41%。如果回溯到更早，里根在1984年总统选举中更是获得了61%的25岁以下选民的投票。
各种数据显示，78岁的桑德斯似乎是有史以来最受年轻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尽管他两次竞选民主党提名均以失败告终。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桑德斯就在年轻选民中掀起了狂热的“桑德斯旋风”，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71%，获得的票数（150多万）远远超过希拉里和特朗普所得选票的总和（120多万），差点击败希拉里获得民主党党内提名。2020年民主党党内初选，“超级星期二”投票结束后的出口民调显示，桑德斯在30岁以下和31—44岁这两个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分别为58%和43%，远远高于拜登。
然而，几近80岁的老人还能胜任美国总统这一高强度、高压力、快节奏的职位吗？在一次福克斯电视台组织的选民见面会上，桑德斯针对有关他年龄的质疑如此回应：“最重要的不是候选人年龄多大，而是他信奉什么。”一位美国大三学生撰写了一篇评论为桑德斯的年龄辩护，她本人也是“大学生支持伯尼”（College Students for Bernie）组织的创始人。这篇评论的标题（采用了英语的谐音）与桑德斯在福克斯选民见面会上的讲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年轻人关注的是候选人的思想，而不是年龄”（Candidates’Ideas, Not Years, Matter to Young Voters）。那么桑德斯的思想是什么，以至于如此多年轻人对他不离不弃？
美国年轻人的困境
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大量证据显示，桑德斯不是为了笼络选民而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投机主义者，而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就一直坚信和践行民主社会主义，包括身体力行加入多个左派激进组织。2019年6月，桑德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详细阐述：“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必须肩负起罗斯福新政的未竟事业并为其实现而奋斗。我们必须认识到在21世纪的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经济权利就是人权。这就是我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
更具体地说，桑德斯最吸引眼球同时也最具争议的政策主张包括：建立免费托儿所、免费公立大学，提供价格合理的公共住房，推行全民医保、提高社保，推进全民就业，大幅增加超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简言之，桑德斯追求的是中国古语所说的“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社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21世纪的经济权利法案”（21st Century Economic Bill of Rights）。
然而，美国主流价值观强调的是政治权利而不是经济权利，这一点在《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的《权利法案》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美国人常挂在嘴边的“同一条起跑线”，往往指的是政治平等而不是经济平等。这也是美国政府至今都没有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最重要原因。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则是要从根本上颠覆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并对美国的社会财富分配进行重大改革。不得不说，桑德斯版的“21世纪罗斯福新政”非常激进。然而，正是这些激进主张为即将进入耄耋之年的桑德斯赢得了大批年轻支持者。
美国年轻人之所以支持桑德斯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并非他们天生就有极左倾向，尽管西方有句俗语：“年轻而思想保守者无激情，年长而观念自由者无思想。”正如前文中提到的，以保守著称的里根也曾吸引了大批年轻追随者。而当下年轻人之所以拥护桑德斯，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已深陷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经济困境，并强烈期望通过政府干预来摆脱这个困境。
布隆伯格新闻社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这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在已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超过40%的所在岗位不需要本科学历，并且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的岗位年薪不超过2.5万美元；与30年前相比，排名后50%的新近大学毕业生的中位收入减少了约10%。还有数据显示，在今后10年，美国就业岗位增加最多的两个职业将是老人护理助手和个人护理助手，而这两个职业的平均年薪只有2.4万美元。
在本科文凭的含金量迅速降低的同时，美国大学教育的费用却在急剧增长，以至于大多数大学生在毕业时负债累累。据统计，全美大学生的债务总额高达1.6万亿美元。难怪一位评论人士这样写道：“你先给一群人承诺，只要按照规矩行事，他们就会有经济安全，然后你给他们提供了四年批判性思维训练——还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但他们毕业时你不仅不能兑现当初的承诺，还给他们戴上沉重的债务枷锁。这就是培养革命先锋队的秘方。”换言之，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年轻人不能拥有“资产”，他们就很难拥护资产阶级的政策。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既然美国年轻人日益“无产阶级化”并强烈支持桑德斯所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年轻版”的桑德斯？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确实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候选人，他就是年仅38岁的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不过他在思想上算不上激进，并且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3%。
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桑德斯”。然而真正要像桑德斯那样具备丰富的政治经历、享有全国性的知名度、能筹集到庞大的竞选资金，几乎没有一个“年轻桑德斯”能够做到。换言之，美国总统选举似乎正在经历阶层固化：政治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这些人要么来自政治世家（如所谓的“布什王朝”和克林顿家族）、要么是从政多年（如桑德斯）、要么是亿万富翁（如布隆伯格）、要么是媒体达人（如特朗普）。这不仅是美国民主的悲剧，更是美国年轻人的悲剧。
美国特色两党制的弊端
美国是现代政党的发源地，其政党体制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一是受联邦制和个人自由等因素的影响，政党组织极其松散。在个人层面，由于各个政党没有明确的党员资格要求和严格的党内纪律，因此美国人可以随时宣称自己属于某个政党或者在选举前注册为某个政党的选民（或候选人），这意味着政党作为一个组织对其成员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在组织层面，美国政党分为中央、州和地方三级，但它们之间完全不是上下级从属关系，上一级不能任免或者问责下一级。二是由于美国实行的是“相对多数、赢者通吃、单一选区”的选举制度，这就注定了其政党体制由两党主导，第三党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具体来说，在国会、州或者地方选举中，第三党候选人（或者独立候选人）偶尔还能获胜，但在总统选举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第三党候选人胜出。因此，第三党通常被认为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扮演了“破坏者”（Spoiler）的角色，即吸引少数民主党或共和党选民改投第三党，从而导致前者或后者的选票减少并最终在大选中失利。2000年的总统选举被视为第三党“破坏者”角色搅局的典型案例。很多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支持者认为，假如绿党候选人拉尔夫·雷德尔（Ralph Rader）没有参选，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会远远超过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的选票，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计票争议。
组织松散和两党独大的弊端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共和党这边，特朗普长期游离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从1980年至今在选民登记时填写的党派至少变化过5次，在2008年时还注册为民主党人，但2010年开始又转为共和党人。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党派忠诚可言的人，却大张旗鼓地以共和党人的名义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并获得提名。在民主党这边，桑德斯宣称不属于任何政党并一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并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无党派”人士在国会任职最长的纪录。按理说，这样的“党外”人士是不能代表民主党的，但桑德斯却理直气壮地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正是由于两党的党内纪律松散，导致它们无法把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另类”候选人拒之门外。
在两党制这个“紧箍咒”的约束下，特朗普和桑德斯要想竞选总统也别无选择，只能投靠民主党或共和党，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不过，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前者的两次尝试均因民主党建制派的“围剿”而失败，而后者则成功突破了共和党建制派的“围剿”获得党内提名，并顺利入主白宫。而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作为在任总统不仅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共和党的党内提名，更重要的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2020年将继续沿用2016年的党纲，理由是“共和党不仅从上次选举以来而且在今后将继续热情地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总之，特朗普成功实现了共和党的“特朗普化”，而桑德斯尽管在民主党党内呼声很高却无法实现该党的“桑德斯化”。虽然都属于反建制派，但他们的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在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Liberal Tradition），即个人自由、政治平等（而不是经济平等）和有限政府。这个自由主义传统（即当前美国政治话语中的保守主义）与罗斯福新政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即当前美国政治话语中的自由主义）截然相反，后者主张通过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生产和财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这其实就是桑德斯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换言之，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保守主义是理所当然（无罪推定），而自由主义则需要自证清白（有罪推定）。用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哥特华特的话来说：“为了捍卫自由而采取极端主义并非罪恶。”因此，即使美国有千万个桑德斯而只有一个特朗普，后者成为总统提名人或者美国总统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前者。
被身份政治分裂的美国
如果在美国学者、记者或分析人士中进行调查，让他们用一个词描述当今美国社会，这个词多半就是分裂（Divided）；如果用一个词描述当今美国政治，那这个词多半就是极化（Polarization）。
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平权运动、政治正确、性取向平等（包括同性恋权利），还是2013年兴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可以说都属于身份政治。在美国的主流话语中，身份政治是指基于种族、族群、宗教、性取向等因素形成的少数群体为争取自我尊严以及被主流群体公平对待而发起的抗争。2020年5月，明尼安纳波利斯一名黑人遭白人警察滥用暴力致死，引发的席卷全美并持续近半年的抗议种族歧视的大规模骚乱，就是非洲裔追求种族平等的身份政治的最有力表现。然而，与美国历史上类似抗议不同的是，这次抗议引发了一场在全美范围内拆除涉嫌种族主义的历史人物雕像的运动，尤其是拆除内战结束后南方各州为了纪念著名政客和军人为南方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而竖立的雕像。在一些抗议人士的压力下，就连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的雕像也被迫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口移走，而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也迅速做出决定，把前总统、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从学院名称中移除。
如此一来，原本受到广泛支持的对种族歧视的抗议变成了极具争议的对美国历史的清算，而拆除雕像和去掉名字这样“矫枉过正”的行为，必然导致美国社会更加分裂。因为不仅仅是少数族裔有身份政治的诉求，处于主导地位的欧洲裔白人（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社会底层）同样也有身份政治的诉求——老罗斯福和威尔逊就是他们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紧随“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后美国出现了“白人的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运动，以表达欧洲裔白人的积怨。在他们看来，以民主党为大本营的自由派多年来过于关注少数族裔的权益而忽略了白人群体的权益，如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是对白人的逆向歧视、政治正确限制了白人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多元文化主义让盎格鲁—新教文化和价值观日渐式微。大量研究表明，白人的身份政治不仅加强了白人的内部团结，而且导致白人选民的种族憎恨显著增加。而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反移民立场和反政治正确立场吸引了大批有身份焦虑的白人选民。
总之，身份政治让美国社会陷入空前分裂的境地——美国也因此被称为“美利坚分众国”（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政治极化；或者说，社会分裂在政治上表现为极化。在美国特色的两党制下，政治极化就是两党精英和民众在一系列议题上存在高度对立。
精英层面的极化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因癌症于2020年9月18日去世，特朗普在21日即提名巴雷特接替金斯伯格，此举遭到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民主党人的理由是距2020年选举投票日（11月3日）不到两个月，应该等选举结果出来后再提名接替金斯伯格的接班人，并且参议院共和党人曾拒绝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大选前提名大法官。不过在特朗普的坚持下，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迅速就巴雷特的提名举行了听证会并于10月26日以52：48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她的任命。自1789年以来，在选举年任命的大法官共有22位，而巴雷特的任命距离总统选举日最近（只剩8天）。最重要的是，她是1869年以来第一位未获得任何反对党参议员支持的大法官。
民众层面的极化则表现为两党选民在一系列议题上存在巨大的党派鸿沟（Partisan Divide）。以特朗普作为总统的工作支持率（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为例，盖洛普的数据显示，在其任期内第二年（从2018年1月到2019年1月），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对他的平均支持率分别为8%和87%，党派差距为79%。而盖洛普最新的（2020年10月16—27日）调查数据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为95%（就职以来的最高点），而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只有3%，创下了1945年以来该支持率党派差距的记录。此外，在美国经济走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重要议题上，两党选民也存在显著的党派鸿沟。
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势必催生国内政治暴力。特朗普当选以来，左翼和右翼极端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前者包括“反法西斯行动”(Antifa)，后者包括“布加洛男孩”（Boogaloo Boys）。它们经常参加和组织各种游行示威并引发骚乱，2017年的夏洛茨维尔暴乱便是其中之一。在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初，成千上万的特朗普支持者在首都华盛顿等地举行“百万美国再次伟大”（Million MAGA）大游行，并与多个反特朗普的团体发生暴力冲突。
结 语
如果说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最大的输家是希拉里（赢了普选却丢了选举人团），那么2020年选举的最大输家恐怕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无论是民主党的老人政治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无论是金斯伯格尸骨未寒就任命其接班人还是特朗普尚未明确表态接受选举结果，这些都是美国政治体制衰败的迹象。一篇国内评论文章的标题可以说反映了世界各国众多观察者的想法：“一场分裂的选举褪去了美国的民主光环。”
不过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政治体制及其衰败恰恰是他实施政治影响的沃土。没有美国特色的两党制和美国社会的大分裂，特朗普不可能借共和党这个壳实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上市”。更重要的是，即使特朗普2020年1月份如期搬出白宫，也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扮演共和党“太上皇”的角色。赢得了7000多万张选票并且在社交媒体上有1亿多粉丝的特朗普，可以通过一条推特或者一个集会而对一位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前途产生重大影响，也可以威胁要成立第三党而让共和党建制派言听计从。因此说，即使特朗普输掉了选举，特朗普主义这个幽灵还将在白宫和国会上空久久地徘徊。
本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治发展中的新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YY19ZZA007）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0年第12期，注释略
·美国在维护国家团结方面的困难：
当我在1950年代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美国的民意还相对比较团结。那时的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而当时的经济依旧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工业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仍旧没有对手，而其他国家都青睐美国制造的产品。那时候的美国就业充分，国民对自己的国家很有自信。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那时为了国家利益而合作，而美国也全力支持国际组织的发展，大力援助其他国家而使其不致走上战争的道路。
美国的科技持续进步，农业也得益于此继续机械化，用更少的人力获得了更多的产品。在1946年，美国有将近六百万从事农业活动的家庭；这个数字在2000年下降至不到两百万，但我们生产了更多的农产品。在二战后，世界上其他工业国家从战争的创伤中逐步恢复，也参考了美国工业化中的经验，而他们的工人也愿意接受比美国工人更低的工资。
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有着长足的进步，但也在工业转型方面有所不足：我们没能很好地处理那些过去的大规模工农业基地，这些产业对当地社群的就业帮助重大。美国发展出了庞大的服务业产业，但产业人员收入并不平等。一些企业和企业高管由此收益，收入颇丰，但他们并没有给他们的员工支付足够的薪水。我们的国家在军事领域投入了太多的资金，以至于没能够兼顾基础建设设施现代化，也没能给国民提供普适性的公立医疗保险。
美国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教育制度，能够提供给所有国民均等的、高质量的教育。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有着一些国有的电视台，地方城市有一些纸媒给当地社群提供不同观点的信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开始能够“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而这使得不同人群之间观点的鸿沟日益扩大。
在二战时期，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一同站在战场上为国家拼搏；在二战后，我们的国家开始努力逐渐减少针对黑人社群的歧视，在工作场合中的女性也开始能够获得更多机会。不过，当有些并不富有的白人男性发现自己的就业机会比以前少，而一些非洲裔青年却能够通过奖学金去上他们并不能够支付得起的大学时，他们开始对政治菁英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没能给他们提供一个高收入且有尊严的就业环境。
这些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的美国人正是那些会对政府对中国的指责感到满意的人，尤其当他们听到了那些中国政府看似不公和暴力的所作所为：他们听说中国政府给在华的美国企业制造困难，却给中国企业提供优惠；他们听说中国政府对在公共场合表达政治诉求的人不加审判而予以惩罚；他们听说中国通过在华美国企业、在美留学生和电子监听的形式获得美国机密；他们听说中国政府假借“非军事化”之名在南海填海造岛，建设军事设施。
·中国在维护国家团结方面的困难：
面对位居世界第一的14亿人口，中国在维护国家团结方面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当中国有着复杂多样的人口构成，他们有着许多少数族裔群体，和一些并未享受到发展福利的人群。中国人民对自己在19和20世纪的屈辱历史有很深刻的认知，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那时并不团结，而许多人也认同在1949年后形成的国家团结意识非常重要。他们愿意因为这点牺牲自己一部分能在公共场合表达诉求的权利。
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是迅速的，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建设投资基础设施、现代道路、铁路、地铁和炼钢厂来获得收益；但对中国而言，当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几近充分的时候，中国人民很难再期待他们的生活能够再像过去一样有天翻地覆的改善。
当中国在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始时，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家因此积累了不少财富。在中国仍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时，中央政府还能相对轻松的维持政治稳定；但当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家富起来时，维持政治稳定就是相对比较难的任务了。当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家从改革开放中看到追逐个人利益的机会时，中央政府看到的是腐败和潜在的地方主义威胁。面对这些政治问题，中央政府的策略是运用科技手段实施更严格的信息管控、更全面的监控系统。
从九十年代开始，有关二战和抗日战争的中国电影展现了日军在二战期间在中国令人可憎的所作所为，也增强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当2008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体量超过日本时，中日关系也达到了最紧张的地步。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以超过美国为目标，而一些中国人也通过与美国相互攻讦来获得某种支持。诚然，一个国家需要爱国者来守卫他们的家国，但我们也同样需要一些人不通过对外转移矛盾，而通过致力解决本土问题来实现国家团结。
·美国在维护国家团结方面的困难：
当我在1950年代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美国的民意还相对比较团结。那时的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摧残，而当时的经济依旧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工业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仍旧没有对手，而其他国家都青睐美国制造的产品。那时候的美国就业充分，国民对自己的国家很有自信。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那时为了国家利益而合作，而美国也全力支持国际组织的发展，大力援助其他国家而使其不致走上战争的道路。
美国的科技持续进步，农业也得益于此继续机械化，用更少的人力获得了更多的产品。在1946年，美国有将近六百万从事农业活动的家庭；这个数字在2000年下降至不到两百万，但我们生产了更多的农产品。在二战后，世界上其他工业国家从战争的创伤中逐步恢复，也参考了美国工业化中的经验，而他们的工人也愿意接受比美国工人更低的工资。
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有着长足的进步，但也在工业转型方面有所不足：我们没能很好地处理那些过去的大规模工农业基地，这些产业对当地社群的就业帮助重大。美国发展出了庞大的服务业产业，但产业人员收入并不平等。一些企业和企业高管由此收益，收入颇丰，但他们并没有给他们的员工支付足够的薪水。我们的国家在军事领域投入了太多的资金，以至于没能够兼顾基础建设设施现代化，也没能给国民提供普适性的公立医疗保险。
美国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教育制度，能够提供给所有国民均等的、高质量的教育。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有着一些国有的电视台，地方城市有一些纸媒给当地社群提供不同观点的信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开始能够“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而这使得不同人群之间观点的鸿沟日益扩大。
在二战时期，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一同站在战场上为国家拼搏；在二战后，我们的国家开始努力逐渐减少针对黑人社群的歧视，在工作场合中的女性也开始能够获得更多机会。不过，当有些并不富有的白人男性发现自己的就业机会比以前少，而一些非洲裔青年却能够通过奖学金去上他们并不能够支付得起的大学时，他们开始对政治菁英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没能给他们提供一个高收入且有尊严的就业环境。
这些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的美国人正是那些会对政府对中国的指责感到满意的人，尤其当他们听到了那些中国政府看似不公和暴力的所作所为：他们听说中国政府给在华的美国企业制造困难，却给中国企业提供优惠；他们听说中国政府对在公共场合表达政治诉求的人不加审判而予以惩罚；他们听说中国通过在华美国企业、在美留学生和电子监听的形式获得美国机密；他们听说中国政府假借“非军事化”之名在南海填海造岛，建设军事设施。
·中国在维护国家团结方面的困难：
面对位居世界第一的14亿人口，中国在维护国家团结方面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当中国有着复杂多样的人口构成，他们有着许多少数族裔群体，和一些并未享受到发展福利的人群。中国人民对自己在19和20世纪的屈辱历史有很深刻的认知，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那时并不团结，而许多人也认同在1949年后形成的国家团结意识非常重要。他们愿意因为这点牺牲自己一部分能在公共场合表达诉求的权利。
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是迅速的，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建设投资基础设施、现代道路、铁路、地铁和炼钢厂来获得收益；但对中国而言，当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几近充分的时候，中国人民很难再期待他们的生活能够再像过去一样有天翻地覆的改善。
当中国在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始时，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家因此积累了不少财富。在中国仍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时，中央政府还能相对轻松的维持政治稳定；但当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家富起来时，维持政治稳定就是相对比较难的任务了。当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家从改革开放中看到追逐个人利益的机会时，中央政府看到的是腐败和潜在的地方主义威胁。面对这些政治问题，中央政府的策略是运用科技手段实施更严格的信息管控、更全面的监控系统。
从九十年代开始，有关二战和抗日战争的中国电影展现了日军在二战期间在中国令人可憎的所作所为，也增强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当2008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体量超过日本时，中日关系也达到了最紧张的地步。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以超过美国为目标，而一些中国人也通过与美国相互攻讦来获得某种支持。诚然，一个国家需要爱国者来守卫他们的家国，但我们也同样需要一些人不通过对外转移矛盾，而通过致力解决本土问题来实现国家团结。
梁颂恒
前立法会议员、青年新政前召集人梁颂恒(中)，在2020年12月11日宣布与香港家人断绝关系，并辞去青年新政一切职务。隔日，梁颂恒证实自己身处美国华府，将申请政治庇护。
许颖婷
21岁的许颖婷在2020年12月17日宣布离港，她是前学民思潮成员，也是在美港人组织We The Hongkoners发起人，曾在同3月针对美国人口普查发起活动，呼吁在美港人在普查问卷上的种族栏选择“其他亚洲人”，并填上“香港人”，澄清与中国人之间的分别。
许智峯
面对九项控罪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在保释期间赴丹麦出席公务访问，同行的还有其父母、妻子和两名年幼子女。结束外访后，他在2020年12月3日宣布退出民主党、正式流亡，数天后他一家人的银行账户遭冻结，之后又获部份解冻，港府谴责其弃保潜逃行为。
曾志健女友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少年曾志健遭警察实弹射中胸口闻名。图为曾志健2020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指出伤疤。曾志健15岁的女友因参与反送中，2019年曾被检控，在2020年12月14日宣布抵达英国伦敦寻求政治庇护，成为记录上最年轻的流亡抗争者。
香港中文大学女学生
一名因参与反送中示威被控暴动罪的香港中文大学女学生2019年赴德国申请难民庇护，2020年10月14日获批，成为因反送中运动获德国政府批准的首宗政治庇护个案。
朱牧民
朱牧民是美国“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占中三子”之一朱耀明儿子，是美国多部挺港法案幕后推手。他本身是美国公民，但在2020年7月31日同陈家驹、黄台仰、郑文杰、刘康、罗冠聪等人被港府通缉，是首位因《国安法》遭缉的外籍人士，也因此以后不能回到香港。
刘康
18岁的香港效益主义党主席、公开大学学生刘康，在2020年7月30日宣布流亡，指6月底已到英国寻求政治庇护。他曾到英美领事馆请求制裁林郑月娥，并出版主张港独书籍《轻论时政》。他流亡后遭警方通缉，涉嫌违反《国安法》中的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罗冠聪
《香港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在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众志随即解散，黄之锋、罗冠聪等人陆续宣布退党。同年7月2日，罗冠聪透过脸书证实离港，落脚英国。他是反送中爆发后，最早离开香港的公众人物之一。他离港后，被香港警方以违反《国安法》、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名通缉。
陈家驹
“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曾因非法集结罪被捕，在2020年6月保释期间未报到，后证实离开香港，被爆料飞往荷兰，又传转匿英国。陈家驹也曾是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与前公民党成员。他因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于2020年7月31日被香港国安处通缉。
郑文杰
曾在英国驻港领事馆任职的郑文杰曾在2019年被深圳公安以嫖娼为名带走，行政拘留15天后获释。随后郑到台湾暂避，辗转到英国暂居，终在2020年6月获得英国政治庇护。郑文杰现在英国筹组香港“流亡议会”，也创立英国港侨协会，盼协助在英港人融入当地生活又保有原文化。
黄台仰
2019年5月，在反送中争议延烧期间，德国当局证实两位香港人－黄台仰与李东升在2018年已获得德国庇护。黄台仰是本土民主前线前创办人，因参与2016年的“旺角骚乱”被控暴动等罪名，2017年9月弃保潜逃。黄台仰目前在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修读哲学和政治，也有份成立组织“避风驿”，协助流亡港人。
李东升
李东升为本土民主前线前成员，与黄台仰弃保潜逃到德国寻求庇护之后，于2018年获德国政府批出难民身份，2019年起在德国柏林的一所大学修读学位课程。
林荣基
2019年，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因担心《逃犯条例》修订后，自己会被引渡到中国大陆，4月即流亡至台湾，隔年在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
现今的美国除共和党、民主党两大政党外，这些政党也参加各种公职选举，但在美国现行的两党制体制下，胜选几率极其微小。目前，美国主要的第三党有美国改革党、自由意志党、美国绿党、宪法党。 美国选举是“赢者通吃”规矩。所谓赢者通吃，通俗的讲，就是只有第一名是胜者，第二名以下都是失败者。当一个党的票数取得选区半数以上，或者没过半数选票，但票数排名第一，那么这个选区内的所有选票就都归这个党获得。
而在欧洲大陆则实行比例代表制。假设一个选区有10个议席，那么你只要获得10%的投票就有了一定政治影响力，因此小党派也有存在意义，也就有更多的政党活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