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515)
2009 (91)
2011 (89)
2015 (78)
2017 (115)
2018 (134)
2019 (117)
2020 (196)
2021 (159)
2022 (98)
2023 (111)
中国人深信自己的制度?
尼克松访华时说，“我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来。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见面，并非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
长期以来，美国大选对于中共的领导人来说，既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也是恼怒的根源。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民主活动，北京的政府官员总会密切关注。这也无形地提醒着这个国家的14亿人，在自己的政治路线上没有太多选择，中国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因此受到严格控制。
此次美国大选到来之际，新冠疫情仍在不断蔓延，全球经济遭到重创，政治两极化加剧，中国察觉到有些事情已发生了变化。似乎突然间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不是中国的制度，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国通过一个严厉集权国家的庞大权力，有效而畅通无阻地对民众进行核酸检测或隔离。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场表彰抗疫卫生工作者和英雄的活动中表示。
用来佐证这条信息的，是中国官方电视台新闻报道中充斥着的严峻的统计数字，讲述着美国不断恶化的卫生灾难，以及抗议活动、反对者和大选活动混乱的画面。潜台词似乎是，谁能赢得大选似乎并不重要，重点是美国政治体制出了毛病，它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威望正在下降。
世界史表明，政党是近代民主的产物，是政治自由的产物；作为政治自由产物的政党，必定存在多党。没有政治自由，或许可以有政党，但不可能有多党的和平共处、平等竞争之格局。
“多党合作制”实质上是一党制
中共向世人宣称：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多党合作制”。据说，这种政党制度适合于中国国情，它不是一党制，也不是西方国家流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是中共的独创。在“多党合作制”这一名词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定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此，其完整的名称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民主党派作为被领导的团体，其荣辱沉浮全在中共股掌之中。“反右”、“文革”时期，它们饱受专政之苦；劫后再生，充其量仍是中共的“花瓶”而已。
中共的宣传家声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思想上自由。其实，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不能与中共居于平等地位，组织上不能独立，思想上没有自由，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例如，各民主党派若选举负责人，先得将侯选人名单递交中共有关部门审查(倘改选省级民主党派负责人，即将侯选人名单递交中共省委常委审查)，待中共批准后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交民主党派的代表大会举行所谓的“民主选举”；而且，这样的选举还是“等额选举”，以确保中共所批准的候选人都能当选。一些民主党派的新生代成员不了解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党史，经历了这种奇怪的选举程序和选举方式后不免惊叹：“民主党派不民主！”仅从民主党派负责人换届选举一事即可看出，民主党派被玩弄于中共的股掌之中，哪有什么平等、独立、民主可言。
一党制的困境
传统专制国家是“主权在君”，现代极权国家则是“主权在党”，即主权由党的统帅、领袖掌握。这种国家也声言“民主”，但这种“民主”是党赐予的“民主”，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是专制、极权的伪善言说。主权在党，就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迈向现代文明。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后，提出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三民主义”；“亲民秀”形象着实让百姓乐了一阵子。但也有评论指出，应当讨论的要害问题是“权为民所授”。其实，他的“三民主义”是以“主权在党”为前提的。所谓的“主权在党”，形象的说法是“党天下”。这是“大右派”储安平在1957年说出的大实话，他从此罹难失语。主权在党，则党高于人民、高于国家、高于其他一切党派团体；全体人民、所有国家机关、一切党派团体，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这虽然有违法理，却事实上高于法理。或者说，这就是共产党的法理。宪法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党，党才是权力的支配者。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党的中央，特别是中央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充其量不过是次高国家权力机关，或者说是通过党的决议、指令、建议的“橡皮图章”与“表决机器”。按照宪法的要求，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实际上，各级政府大员是经由党提名、指定，交人大通过，因而政府实际上只对党负责。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通过的党章承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际上，党的活动不时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共产党若放弃这一特权，它也就不存在了。
中共统治的三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它源于中国人对“一党专政”的否定，是统治制度的危机。第二个危机即专制思想的合理性危机，来自中国人对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抵制，是统治思想的危机。第三个危机乃权贵对社会财富占有的正当性危机，来自中国人对权贵掠夺、侵犯国民财富的抗议，是统治者特权享受的危机。
当局似乎在向毛式极权统治回归。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的理性、坚韧、沉着的斗争，中国才有希望。
Capture.PNG
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的计票曲线，注意拜登票那条夜半垂直跳升
政治只看胜负，资本没有记忆。现实主义视角的观察，老川翻盘可能性不大，我估计概率不到5%。川普团队可能会要求重新计票，甚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重演2000年戈尔诉小布什案。考究当年细节，虽然是由最高法院一裁定音，但实际上大法官们是极力避免赤膊下场，介入党派之间的政治纠纷的。法官本人都有鲜明的党派立场和价值理念，但法律共同体的共识是专业主义和司法独立，要想维护最高法院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必须自我克制，不趟政治这滩浑水。也就是，选举的问题尽量由选举规则处理，由民意来决定，大法官不能为美国人民指定一位总统。（关于最高法院轶事，安利一书《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目前的美国最高法院，是川王最大的政治遗产，任内赶上三次提名机会（相当于中头彩），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的席位占比是6:3。但美国法官是终身制，不是谁提名就效忠谁，法官司法唯一服从的是宪法和法律。所以很多川粉期望在最高法院靠人数优势再次翻盘，不太可能。法律精英更注重的是司法的尊严和专业性，不愿意充当政治的工具，典型例子就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是当年共和党提名的保守派法官，但此前的一系列判决他的意见并不有利于川普。
川普就像堂吉诃德，一次次向风车发起冲锋。虽败犹荣，毕竟他努力过，风光过，奋斗到了最后一刻。从大选前后的态势不难看出，不是川普不给力，而是他的敌人太强大。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拜登，而是拜登的身后：民主党+共和党内建制派+纽时华邮CNN几乎所有主流媒体+FAAMG几乎所有科技巨头+华尔街资本+东方神秘力量……
老川凭一己之力，挑战的是整个美国精英阶层和建制派，以及更深远的全球化浪潮，依靠美国中下层WASP（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的充沛元气（本轮大选显示出一个积极信号，非裔拉美裔选民开始更多比例转投共和党，有色移民群体逐渐认同自我奋斗的美国价值观，而不是民主党的福利收买），打成平局，以这种疑窦丛生的方式才勉强落败。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美国辞别堂吉诃德，我送给川王这句话：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圣经.提摩太后书》
Capture.PNG
共和党也不能算输，最大的输家是各大媒体和民调机构。民调几乎全部被打脸，这个行业的存在合理性都被动摇了，因为他们预测的是拜登躺赢，稳赢，大赢，结果是打成平手。事先大多数媒体预言的“蓝色大潮”根本没有出现，坚挺的红色州显示川普主义拥有坚实的选民基础，大选胶着的僵局意味着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无法弥合，一半人反对另一半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美国之变，眼下看起来最可能的结局：共和党失去白宫但保住参议院，依旧维持微弱多数；众议院拿回几个席位，缩小差距，还是少数党；最高法院则保守派保持6:3的优势；总统大位归拜登，以略过270张选举人票的微弱多数险胜。
这注定拜登将是一名无所作为的总统。
不光是他的性格和能力相对弱势，大脑深受老年痴呆症的困扰，更重要的是形势使然，形势比人强。因为拜登面临的是一半美国人强烈反对他的局面，这种分裂程度使他出台任何重大政策都充满争议；参议院有在野党掣肘，最高法院也没控制在手，重大争议提交司法程序后有最终否决权，实质性的变革是举步维艰的。
拜登在党内和国内得以胜出的秘密武器，也许正是他的老年痴呆症。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迈的总统候选人，以垂暮之年被推上位，结合大选前后的种种异象，背后之力是若干无形巨手。这些推手看中的，不是拜登的能力，恰恰是拜登的平庸和无能。
有学者非常敏锐，老拜登只是台前的一具傀儡，分析者与其关注拜登，不如多琢磨琢磨拜登背后的牵线人。
Capture.PNG
因此，拜登的任务只能是做个裱糊匠。他四年恐怕做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决策，缝缝补补，涂涂抹抹，糊弄四年然后下台养老（如果不因儿子丑闻被弹劾），就像他从政47年没有任何显赫政绩一样。
甚至由于身体和年龄原因，拜登可能无法行满任期，半路由贺锦丽接班。拜登曾是奥巴马的副手，延续的是奥巴马的治国路线，何锦丽的背后是奥巴马垂帘听政。这四年，是一条没有奥巴马的奥巴马路线。
Capture.PNG
不要忘了，奥巴马的政治偶像是曼德拉。曼德拉是公认的一代圣人，白左向往的最高境界，但实事求是的说他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南非是冷战后唯一从发达国家降格为发展中国家的范本。正是奥巴马执政八年，全球化，产业外迁，扩大移民，派发福利，过度多元，造成美国今日的社会撕裂，变相催生出政坛的“川普现象”，在铁锈带工人、红脖子农民的狂热拥护下，老川一个政治素人成为黑马异军突起。
所以，拜登-贺锦丽的四年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加深分裂，四年之后，共和党保守派将会卷土重来，没有川普的川普主义，彭斯、彭破袄都可能是下一轮右翼革命的新旗手。那个时候，忍受了八年奥巴马+四年拜登的美国人民，还能对白左抱有期待？美国人民能容忍美利坚变成下一个欧洲，下一个南非？
总体来说，是险胜，是平手，是僵局，而不是一个川粉或白左期待的压倒性胜利。这就是美国社会深度分裂的体现，根源是人口结构已在改变，价值观潜移默化，而政治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的分裂必然投射到政治之上。其实即便川普连任，他敢于面对问题，触及问题，但也很难真正解决美国的深层次问题。
对中国来说，拜登上台自然是一个战略机遇，A股强烈欢迎拜登。虽然拜登对华也不会友好，但遏制主要集中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更强调国际联盟协作，而这方面新中国拥有几十年国际斗争经验，应对策略驾轻就熟。没了老川极限施压，经济方面的压力会大大减少，遭受挫折的全球化进程可能续命，加的关税会被取消，白左的新能源政策对标中国的产业优势如鱼得水，5G方面虽不可能全撤销华为禁令，但估计不会进一步加码……
中国新经济的很多条赛道有大机会，迎来一波“拜登红包”。
天佑中华，愿上帝也保佑美国！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不能重蹈欧美覆辙，人口问题乃一国之本，重中之重，万万大意不得。
Capture.PNG
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的计票曲线，注意拜登票那条夜半垂直跳升
政治只看胜负，资本没有记忆。现实主义视角的观察，老川翻盘可能性不大，我估计概率不到5%。川普团队可能会要求重新计票，甚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重演2000年戈尔诉小布什案。考究当年细节，虽然是由最高法院一裁定音，但实际上大法官们是极力避免赤膊下场，介入党派之间的政治纠纷的。法官本人都有鲜明的党派立场和价值理念，但法律共同体的共识是专业主义和司法独立，要想维护最高法院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就必须自我克制，不趟政治这滩浑水。也就是，选举的问题尽量由选举规则处理，由民意来决定，大法官不能为美国人民指定一位总统。（关于最高法院轶事，安利一书《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目前的美国最高法院，是川王最大的政治遗产，任内赶上三次提名机会（相当于中头彩），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的席位占比是6:3。但美国法官是终身制，不是谁提名就效忠谁，法官司法唯一服从的是宪法和法律。所以很多川粉期望在最高法院靠人数优势再次翻盘，不太可能。法律精英更注重的是司法的尊严和专业性，不愿意充当政治的工具，典型例子就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是当年共和党提名的保守派法官，但此前的一系列判决他的意见并不有利于川普。
川普就像堂吉诃德，一次次向风车发起冲锋。虽败犹荣，毕竟他努力过，风光过，奋斗到了最后一刻。从大选前后的态势不难看出，不是川普不给力，而是他的敌人太强大。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拜登，而是拜登的身后：民主党+共和党内建制派+纽时华邮CNN几乎所有主流媒体+FAAMG几乎所有科技巨头+华尔街资本+东方神秘力量……
老川凭一己之力，挑战的是整个美国精英阶层和建制派，以及更深远的全球化浪潮，依靠美国中下层WASP（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的充沛元气（本轮大选显示出一个积极信号，非裔拉美裔选民开始更多比例转投共和党，有色移民群体逐渐认同自我奋斗的美国价值观，而不是民主党的福利收买），打成平局，以这种疑窦丛生的方式才勉强落败。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美国辞别堂吉诃德，我送给川王这句话：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圣经.提摩太后书》
Capture.PNG
共和党也不能算输，最大的输家是各大媒体和民调机构。民调几乎全部被打脸，这个行业的存在合理性都被动摇了，因为他们预测的是拜登躺赢，稳赢，大赢，结果是打成平手。事先大多数媒体预言的“蓝色大潮”根本没有出现，坚挺的红色州显示川普主义拥有坚实的选民基础，大选胶着的僵局意味着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无法弥合，一半人反对另一半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美国之变，眼下看起来最可能的结局：共和党失去白宫但保住参议院，依旧维持微弱多数；众议院拿回几个席位，缩小差距，还是少数党；最高法院则保守派保持6:3的优势；总统大位归拜登，以略过270张选举人票的微弱多数险胜。
这注定拜登将是一名无所作为的总统。
不光是他的性格和能力相对弱势，大脑深受老年痴呆症的困扰，更重要的是形势使然，形势比人强。因为拜登面临的是一半美国人强烈反对他的局面，这种分裂程度使他出台任何重大政策都充满争议；参议院有在野党掣肘，最高法院也没控制在手，重大争议提交司法程序后有最终否决权，实质性的变革是举步维艰的。
拜登在党内和国内得以胜出的秘密武器，也许正是他的老年痴呆症。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迈的总统候选人，以垂暮之年被推上位，结合大选前后的种种异象，背后之力是若干无形巨手。这些推手看中的，不是拜登的能力，恰恰是拜登的平庸和无能。
有学者非常敏锐，老拜登只是台前的一具傀儡，分析者与其关注拜登，不如多琢磨琢磨拜登背后的牵线人。
Capture.PNG
因此，拜登的任务只能是做个裱糊匠。他四年恐怕做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决策，缝缝补补，涂涂抹抹，糊弄四年然后下台养老（如果不因儿子丑闻被弹劾），就像他从政47年没有任何显赫政绩一样。
甚至由于身体和年龄原因，拜登可能无法行满任期，半路由贺锦丽接班。拜登曾是奥巴马的副手，延续的是奥巴马的治国路线，何锦丽的背后是奥巴马垂帘听政。这四年，是一条没有奥巴马的奥巴马路线。
Capture.PNG
不要忘了，奥巴马的政治偶像是曼德拉。曼德拉是公认的一代圣人，白左向往的最高境界，但实事求是的说他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南非是冷战后唯一从发达国家降格为发展中国家的范本。正是奥巴马执政八年，全球化，产业外迁，扩大移民，派发福利，过度多元，造成美国今日的社会撕裂，变相催生出政坛的“川普现象”，在铁锈带工人、红脖子农民的狂热拥护下，老川一个政治素人成为黑马异军突起。
所以，拜登-贺锦丽的四年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加深分裂，四年之后，共和党保守派将会卷土重来，没有川普的川普主义，彭斯、彭破袄都可能是下一轮右翼革命的新旗手。那个时候，忍受了八年奥巴马+四年拜登的美国人民，还能对白左抱有期待？美国人民能容忍美利坚变成下一个欧洲，下一个南非？
总体来说，是险胜，是平手，是僵局，而不是一个川粉或白左期待的压倒性胜利。这就是美国社会深度分裂的体现，根源是人口结构已在改变，价值观潜移默化，而政治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的分裂必然投射到政治之上。其实即便川普连任，他敢于面对问题，触及问题，但也很难真正解决美国的深层次问题。
对中国来说，拜登上台自然是一个战略机遇，A股强烈欢迎拜登。虽然拜登对华也不会友好，但遏制主要集中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更强调国际联盟协作，而这方面新中国拥有几十年国际斗争经验，应对策略驾轻就熟。没了老川极限施压，经济方面的压力会大大减少，遭受挫折的全球化进程可能续命，加的关税会被取消，白左的新能源政策对标中国的产业优势如鱼得水，5G方面虽不可能全撤销华为禁令，但估计不会进一步加码……
中国新经济的很多条赛道有大机会，迎来一波“拜登红包”。
天佑中华，愿上帝也保佑美国！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不能重蹈欧美覆辙，人口问题乃一国之本，重中之重，万万大意不得。
施化写道: 一般认为，冷战结束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从这个时候开始，共产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了。作为曾经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老二中国，当时看来正在努力脱离共产主义影响，试图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美国人为此次历史性胜利，深深陶醉在庆贺的香槟中。可惜，共产主义并不像教科书中描写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空想和乌托邦，来无影去无踪。这里面的价值和逻辑体系，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套价值观念，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也许还要随着人类的毁灭而毁灭。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貌似光明正大，但其中暗藏着的不劳而获，偷窃吞并，花言巧语，不择手段等意识，代表着人性最恶的那种价值和特性，会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共生。
为什么共产主义并不像教科书中描写的那样，这里面的价值和逻辑体系，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泽东提出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泽东还在交谈中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以上这些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认识，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其中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所有这些言论无须细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乃至全党，那时谈民主自由是与国际接轨的，是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谈的。正是这些思想和主张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帮助共产党打下了江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没有颁布一部新闻法，陈云说出了原因：“国民党统治时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在中国大陆，民众没有开办私人报纸、电视台的权利，媒体被控制在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手里，被喻为“喉舌”，通讯社仅有新华社和中新社两家。尽管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有《新闻法》立法的呼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尚无《新闻法》、《广播电视法》，以行政法规进行规范。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招致美国之音、无国界记者等组织的负面批评。批评中国政府审查民众思想、建立防火长城，审查者对内容进行监控与限制消息，如脸书、推特、YouTube与维基百科等网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屏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新闻业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待方法，即报纸是“党的喉舌”，发出党的声音。新闻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996年明确把中国新闻业定位为舆论导向，他视察人民日报社的时候指示“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舆论导向正确，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党和人民之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在2016年2月考察三大官媒中表示，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过去总有人认为，在剥削阶级统治下没有新闻自由可言，纵有也是徒具形式。但是自由总是从有形式开始，连形式都没有就不可能有起码的新闻自由。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提出新闻自由的4条标准，也就是4种表现形式：自由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批评。这4条标准中，以自由出版报纸和自由批评（政府）两条最为关键。
清末的两部新闻法（《大清报律》和《钦定报律》），采取的均是注册登记并缴纳保证金的制度，即办报无需批准只需呈报，但需缴纳保押费。与国外相比，同一时代的法国《出版自由法》采用的也是注册登记制。日本《新闻纸法》采用的是注册登记加保证金制。这说明清末新闻出版管理宽松程度比法国低，与日本持平。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和《出版法》，集中了日本等国报律中的限制性条文，实行出版物批准制加保证金制，那些规定虽然条文比较严苛，但通常未得到严格执行，使民间办报很普遍。
批评政府也十分常见。1912年1月至1916年7月，《大公报》刊发“闲评”453篇，其中批评政府的有373篇；所占比例为82.3%。许多批评是有相当深度的，例如，在“姚荣泽案”中，《大公报》批评袁世凯“以命令变更法律，大总统之蹂躏司法”。即使在“癸丑报灾”发生以后，对政府的批评仍然很多。恰恰是癸丑报灾发生的1913年，是《大公报》批评政治的言论最多的一年。1913年10月，国会选出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通常是举国庆祝之时，可《大公报》在“报灾”发生之后仍发表文章，讽喻“民国由临时而变正式”，可“大总统如故也，副总统如故也”，乃是“老店新开”，“营业之失败，或更甚于老店”。
在西方，自由与法律是相对应的范畴。法律界定自由，自由对法律负责，“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洛克语）。关于新闻出版自由与新闻出版法的关系，马克思说：“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这些是文明世界对自由的科学认识。自由的概念发展源远流长，有过不少说辞；达成这一共识，是17—18世纪实现的。那些拥护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无论是英国的霍布斯、洛克，还是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直到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本人，都强调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没有一个人把自由解释为“为所欲为”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法律也是可以批评的，也可以建议修改，只是不能动辄以抨击“恶法”为名，煽动违反法律，破坏法律的实施。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的含义与上述普世价值的距离较大。《辞源》列举一些古典文献中谈到的自由，解释自由的含义是，“谓能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大公报》1903年就指出：底层社会所理解的“自由”，“为任便而行，毫无拘束之意。其类则肆意杀人亦可谓自由，恣意行淫亦可谓自由，欲抢掠亦可谓自由，凡出于吾心之所欲，必使偿之而后快皆可谓自由。”（《自由辨》，7月11日）总之，中国人历史上对自由的理解，含有随心所欲，自由放任之意，没有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近现代中国人仍有很多是这样理解自由的，这种理解对新闻自由的健康运行，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因而总是出现很多超过新闻自由范围的非法的新闻活动。如果说，在清末进行那些不遵守法律的新闻活动，就是为了把国家搞乱，把封建王朝推翻，因而还具有合理性；那么在民国成立以后的建设新的共和政体的过程中，报纸动辄扬言杀总统、总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梁启超语），这种“新闻自由”还具有合理性吗？在这种舆论环境中任何政府也治理不好国家。只是由于袁世凯最后上演过称帝丑剧，太臭名昭著，没有人去细分是非罢了。总之，那个时代从社会精英到国家掌权者，都没有搞清新闻自由的法定含义，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由的理解，来实施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新闻自由，使新闻自由走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虽然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受到的戕害也很多。
共产党人从南昌起义开始，就走上武装反对当时政府的道路，同时以“新闻自由”为武器，与当局作斗争。实际上，新闻自由只能由执政党与在野党共享，不能由执政党与革命党共享，因为革命党所做的是推翻现政权和整个现存的法律体系。其报刊活动无法以新闻自由论之，只不过是借新闻自由之名罢了。因为那个年代毕竟是一个充满战争和动乱的年代。但是，许多共产党人却以为他们当年能以报刊从事革命宣传，是他们钻了国民党出版法的空子，其实当时《出版法》就有不得“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等等一系列的规定，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国家混乱，政治腐败，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是很难有空子可钻的。
对新闻自由理解出现失误，也与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出现很大偏差有关。虽然19世纪言论出版自由思想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但中国人却未能把握自由主义的精髓。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方面是缺乏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也出现过绝对主义的言论自由思潮，很少有人谈到言论、出版自由要对法律负责。由于绝对主义的言论自由思潮对革命者利用报刊活动，假新闻自由之名，推翻旧政权，曾经起过很大作用，许多人便误以为，那就是新闻自由；而这种自由似乎又是与制定的出版法不可能很严密，总是有空子可钻有关。这种错误认识，至今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成为通过新闻立法规范新闻自由的重大障碍。
对自由主义的偏颇理解，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与毛泽东1937年9月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有关。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当时革命队伍的各种消极表现。“自由主义”在这篇文章中被解释为“不要组织纪律”，“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等“老子天下第一”的错误做法。出现这些坏现象当然应该批评，但不能把它们扣在自由主义的头上。不难看出，毛泽东是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的含义来理解自由主义的。特别是这篇文章在1949年以后进入学生的语文课本，影响深远，结果自由主义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头脑中非常厌恶的东西。
在西方，自由主义包含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历史上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思想观。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不违法不得禁止。自由主义是在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兴起的平等的思潮，它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老子天下第一”，绝不是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恰恰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又一种表现。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当代中国仍有很多人，包括掌握很大权力的人，缺少“自由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也缺少“自由主义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层认知，他们的认识与普世价值拉开了很大距离，以为有了新闻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因而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充满疑虑、抵触甚至恐惧。这说明，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中国人恐怕需要很长时间来现代化、国际化。
中共除了皇帝不能世袭，和其他朝代也差不多。
第一个危机是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它源于中国人对“一党专政”的否定，是统治制度的危机。
－－－〉没有人质疑土共统治的合法性，除了练功的和魏电工等一小撮
第二个危机即专制思想的合理性危机，来自中国人对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抵制，是统治思想的危机。
－－－－〉没有人质疑土共统治的合理性，除了练功的和魏电工等一小撮
第三个危机乃权贵对社会财富占有的正当性危机
－－－〉有问题，但不构成危机。
...得人心者得天下。
------------------------------
错！二战以后，“得人心者得天下”，说的是民主制度下。
中国，是握着枪的家伙得天下、坐天下 ---- 拳头大的是大哥。
文人的江山则游走于笔和纸之间。
得人心者得天下。
老百姓不去想什么所有制，生活越来越好就行。
.............................................
中國現在還在患窮時期,老百姓容易滿足. 想進入一流國家之列,也就是民生脱貧之後,老百姓就要患不均,対独裁 特杈不滿了.这是資本主義的老路.只是資本家的名字改为党及官僚而已.
道路雖不同,本質仍一样.並不可能比資本主義好到那去.可能收效較快.但如果党及主政者一旦脱軌,將更血腥
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当前的制度肯定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应该是最不坏的制度。
-------------------
你的前半部分没错。
手无寸铁的人民有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