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抗日中的角色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失去了在中国的租界和殖民地。但是这也为德国改善中德关系减少了一个障碍。1920年，德国代表卜尔熙率代表团来中国，经过谈判，双方于1921年5月20日签订了《中德协约》。这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少见的平等条约之一，因战争而中断四年的中德关系得以恢复。

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德国魏玛共和国吸取当年三国干涉还辽导致德日关系恶化的教训，以及《凡尔赛条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参加解决国际问题的条款，对中日冲突采取 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场是，中日争端应该在华盛顿会议及《九国公约》的框架内解决。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指责。

1933 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东亚政策上保持中立， 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新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 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资。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走扩军备战路线，急需中国南方出产之钨和锑等战略物资。这是当时中国能大量 提供的原材料。德国军工业对钨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时开始，获得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主要的因素。

抗日战争 爆发初期，德国外交部希望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远中国。虽然武者小路公开要求德国采取对华军火禁运措施，但在1937年7月仍有7艘 德国商船离开汉堡前往上海，向中国运去大批军用物资，另有3艘商船准备起航。为稳住日本政府，德国外交部在7月25日谎称已对中国实施军火禁运，德国驻日 武官奥特同时指责日本在华北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德中经济关系。

中华民国方面，在7月21日至28日的一周内，蒋中正先后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 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方态度强硬，宣布不欢迎 任何第三国的调停。7月26日，陶德曼对蒋中正表示，虽然德国愿意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因此调停不会收到成效。蒋中正指出，中日战争的继续 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在中苏关系上发生转变，以此来要挟德国出面调停。

这一谈话传回柏林后，德国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苏联插手的问题。7月28日，希特勒指示狄克逊，要求他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由于害怕苏联恢复对华影响，德国的对日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德国外交部要求狄克逊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图利用反共产国际协定来为其进犯中国找一个体面的借口是不合适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精神，妨碍中国稳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表示拒绝终止对华军火输出，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实 际上，虽然德国纳粹党在中国的机构声明日本是中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后防线，但是德国和日本的友谊并未能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希望垄断中国北部地区和满 洲的资源，因此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只能经营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这个地区的资源。虽然德日政府从1938年中就开始为解决这 些经济利益问题而展开对话，但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1936年签订的《德日反共产主义协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阻断了德日通过对话解 决经济问题的可能。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逐渐转向日本，其中前期中德合作的德国顾问有些被日本收买，向日本泄露大量中国军事情报。1939年蒋中正的德国炮兵顾问韦伯将重庆的情报发给日军，造成重庆大轰炸中的巨大损失，同时还参与日本伞兵密谋空降活捉蒋中正的计划，对中国造成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