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传和曲解的“共产共妻”

误传和曲解的“共产共妻”


德国左派提出口号“Ehe für Alle” （婚姻属于大家），把同性婚姻推上一个台阶，保守派担忧，
一个幽灵，“共产共妻”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1545年至1573年，在意大利特兰特召开的罗马天主教大主教会议上，一夫一妻制婚姻法正式实行。早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帝政时代就已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神圣婚姻”，但那时还有自由离婚制度和占有女奴的习俗存在。

基督教教义认为，上帝造人，起初只造了两个人，也就是一夫一妻。因此，在神前发誓的婚约，是“安定而纯洁的婚姻”，是“神圣的持续”，既已结婚，就不得离婚。一夫一妻制自产生以后，就成为基督教国家婚姻制度的根本，也成为全世界婚姻制度的主流。但是我们承认，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里，一夫多妻制仍然存在。

安广禄在《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写道：
1927年4月的一天，汉口三分区的十字街头，一位年轻的女子对着聚集的人群和过往路人，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不人道主义的！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为什么要束胸？”
讲到激动处，这名女子突然解开纽扣，脱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顿时，呐喊、笑声、口哨声四起，人群中一片骚动。女子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

李炎胜在《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写道：
发生在远东传统社会里的疯狂行为，甚至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在民族主义首都武汉，发生了一起由八名庄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女大学生举行的沿江裸体游行”。4月25日，《时代》如是报道。这则报道如今看来都触目惊心：走在前排的，手举竹竿撑起的标语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镜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其余七个也都赤身裸体。标语牌上写着：“自己解放自己！我们丢掉的是基督教的耻辱，而赢得了自由。把中国从基督教列强手中解放出来！”

事实上，这是武汉妇女协会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之一。而在1927年的部分武汉女性的认知里，裸体、解放自己的身体，就是革命的行为。就在3月8日那天，武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女界领袖和20万军民在汉口举行国际妇女节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些赤身裸体、手举彩旗的女人们冲进游行队伍。游行的人惊呆了，队伍有些混乱，但这些裸体的妇女却顾不得街上众目睽睽，依然随着队伍前进，边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在192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革命风起云涌。长久以来，中国妇女被压抑的人性，被禁锢的生命突然有了冲破禁闭的可能，那些猛然爆发出的激情，身体本能的狂热往往无所顾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股潮流与剧烈的社会革命相结合，性与政治交织，上演了一出版本不同、内核皆为谣言的戏剧，其最耸人听闻的内容就是：“共产共妻”。

 
 “共产共妻”这个名词来自关于从社会主义苏联的传闻。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制度开始实行，大部分人对此感到新奇陌生，也自然地设想起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一些荒唐的愿望也由此而生。甚至有材料显示，在俄国，私底下存在过“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

尽管在苏联的正式文件中，始终找不到关于女人“公有化”的任何文字。但是，有关共产主义政权“共产共妻”的说法，却不胫而走。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在西方各大报纸上，“苏维埃的一夫多妻制”、“社会主义将卖淫合理化”、“布尔什维克将俄罗斯丢在了人类文明的角落里”等等。很快，这则在俄国起源的谣言，就转道进入中国。

苏联确实曾经努力要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丈夫控制的经济权力中解放出来。在1917年和1918年，列宁颁布了两条法令，废除男性对他们的家属拥有的特权，确定了妇女拥有完全的经济、社会和性自主权力。但显然，这些做法在数千公里之外被误传和曲解了。

当中国的革命者把目光投向苏联的时候，改变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便成为最有表现力的革命行为。激进的青年人掀起了一股毁家、废婚运动的高潮。诸如“工读互助团”、“男女生活互助社”、“利群书社”等团体也在古老的中国社会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团员们纷纷脱离与家庭的经济联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然后过起了群居的“公社”生活。

于是，当“安那其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依然让人着迷不已的时候，“共产共妻”的谣言，也与这群看上去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如影相随。

孙中山不但讲三民主义，又与赤党合作，唱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高调，国民党保守派受不了。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夏曦在《湖南政治党务报告》中，总结地主土豪劣绅压迫农民之手段时，第一条便是造谣农协及本党是共产共妻。与此同时，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一位农协会的代表发言说：“我们在家乡时，常听见土豪劣绅们说：国民党是赤化，赤化就是共产共妻。但是我们来到武汉一看，我们才知道完全没有这么回事，这完全是北洋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的谣。他们怕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好处，怕我们赞成国民党。”

孙中山联俄以来，国民党的左派逐渐主导了这个政权。但随着革命的进行，国民党右派对左派势力严重不满了。此时“共产共妻”不仅是外界对这个亲俄政权不满的发泄，而且也成了右派对左派进行打击的武器。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文章，说“少数无知妇女发起举行各界妇女免耻裸体游行大会”，“名为免耻，实反增耻。发起者形同狗屎，赞成者无异禽兽”。“创此荒谬绝伦之邪说者，实系共产叛徒，以恶毒之设想，用狡诈之手段，利用无知妇女，举行免耻裸体游行，打破妇女廉耻，扰乱社会秩序，以为实行公妻之动机，遂其无限之欲望，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严行禁止，何以敦而维人格！”。文章并恳请各总司令总指挥，迅速禁阻，“并将赤党首领发起诸人，通缉严惩”。（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1931年5月，毛泽东来到江西省寻乌县做调查。他发现：运动胜利的地方，女人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乡政府成立之初，每日所接离婚的案子必数起，而且“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女人们从“魔爪”下挣脱出来，“决没有守独身主义的，离婚后必然很快地就要结婚。”有些男人失望地说：“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