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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传和曲解的“共产共妻”

(2015-07-12 10:51:06) 下一个


误传和曲解的“共产共妻”


德国左派提出口号“Ehe für Alle” (婚姻属于大家),把同性婚姻推上一个台阶,保守派担忧,
一个幽灵,“共产共妻”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1545年至1573年,在意大利特兰特召开的罗马天主教大主教会议上,一夫一妻制婚姻法正式实行。早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帝政时代就已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神圣婚姻”,但那时还有自由离婚制度和占有女奴的习俗存在。

基督教教义认为,上帝造人,起初只造了两个人,也就是一夫一妻。因此,在神前发誓的婚约,是“安定而纯洁的婚姻”,是“神圣的持续”,既已结婚,就不得离婚。一夫一妻制自产生以后,就成为基督教国家婚姻制度的根本,也成为全世界婚姻制度的主流。但是我们承认,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里,一夫多妻制仍然存在。

安广禄在《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写道:
1927年4月的一天,汉口三分区的十字街头,一位年轻的女子对着聚集的人群和过往路人,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不人道主义的!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为什么要束胸?”
讲到激动处,这名女子突然解开纽扣,脱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顿时,呐喊、笑声、口哨声四起,人群中一片骚动。女子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

李炎胜在《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写道:
发生在远东传统社会里的疯狂行为,甚至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在民族主义首都武汉,发生了一起由八名庄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女大学生举行的沿江裸体游行”。4月25日,《时代》如是报道。这则报道如今看来都触目惊心:走在前排的,手举竹竿撑起的标语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镜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其余七个也都赤身裸体。标语牌上写着:“自己解放自己!我们丢掉的是基督教的耻辱,而赢得了自由。把中国从基督教列强手中解放出来!”

事实上,这是武汉妇女协会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之一。而在1927年的部分武汉女性的认知里,裸体、解放自己的身体,就是革命的行为。就在3月8日那天,武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女界领袖和20万军民在汉口举行国际妇女节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些赤身裸体、手举彩旗的女人们冲进游行队伍。游行的人惊呆了,队伍有些混乱,但这些裸体的妇女却顾不得街上众目睽睽,依然随着队伍前进,边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在192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革命风起云涌。长久以来,中国妇女被压抑的人性,被禁锢的生命突然有了冲破禁闭的可能,那些猛然爆发出的激情,身体本能的狂热往往无所顾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股潮流与剧烈的社会革命相结合,性与政治交织,上演了一出版本不同、内核皆为谣言的戏剧,其最耸人听闻的内容就是:“共产共妻”。

 
 “共产共妻”这个名词来自关于从社会主义苏联的传闻。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制度开始实行,大部分人对此感到新奇陌生,也自然地设想起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一些荒唐的愿望也由此而生。甚至有材料显示,在俄国,私底下存在过“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

尽管在苏联的正式文件中,始终找不到关于女人“公有化”的任何文字。但是,有关共产主义政权“共产共妻”的说法,却不胫而走。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在西方各大报纸上,“苏维埃的一夫多妻制”、“社会主义将卖淫合理化”、“布尔什维克将俄罗斯丢在了人类文明的角落里”等等。很快,这则在俄国起源的谣言,就转道进入中国。

苏联确实曾经努力要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丈夫控制的经济权力中解放出来。在1917年和1918年,列宁颁布了两条法令,废除男性对他们的家属拥有的特权,确定了妇女拥有完全的经济、社会和性自主权力。但显然,这些做法在数千公里之外被误传和曲解了。

当中国的革命者把目光投向苏联的时候,改变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便成为最有表现力的革命行为。激进的青年人掀起了一股毁家、废婚运动的高潮。诸如“工读互助团”、“男女生活互助社”、“利群书社”等团体也在古老的中国社会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团员们纷纷脱离与家庭的经济联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然后过起了群居的“公社”生活。

于是,当“安那其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依然让人着迷不已的时候,“共产共妻”的谣言,也与这群看上去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如影相随。

孙中山不但讲三民主义,又与赤党合作,唱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高调,国民党保守派受不了。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夏曦在《湖南政治党务报告》中,总结地主土豪劣绅压迫农民之手段时,第一条便是造谣农协及本党是共产共妻。与此同时,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一位农协会的代表发言说:“我们在家乡时,常听见土豪劣绅们说:国民党是赤化,赤化就是共产共妻。但是我们来到武汉一看,我们才知道完全没有这么回事,这完全是北洋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的谣。他们怕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好处,怕我们赞成国民党。”

孙中山联俄以来,国民党的左派逐渐主导了这个政权。但随着革命的进行,国民党右派对左派势力严重不满了。此时“共产共妻”不仅是外界对这个亲俄政权不满的发泄,而且也成了右派对左派进行打击的武器。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文章,说“少数无知妇女发起举行各界妇女免耻裸体游行大会”,“名为免耻,实反增耻。发起者形同狗屎,赞成者无异禽兽”。“创此荒谬绝伦之邪说者,实系共产叛徒,以恶毒之设想,用狡诈之手段,利用无知妇女,举行免耻裸体游行,打破妇女廉耻,扰乱社会秩序,以为实行公妻之动机,遂其无限之欲望,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严行禁止,何以敦而维人格!”。文章并恳请各总司令总指挥,迅速禁阻,“并将赤党首领发起诸人,通缉严惩”。(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1931年5月,毛泽东来到江西省寻乌县做调查。他发现:运动胜利的地方,女人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乡政府成立之初,每日所接离婚的案子必数起,而且“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女人们从“魔爪”下挣脱出来,“决没有守独身主义的,离婚后必然很快地就要结婚。”有些男人失望地说:“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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