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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五都选举联想：国民党，一张模糊的照片
谢盛友：国民党，一张模糊的照片
台湾五都选举，才让我想起国民党，我天天跟踪台湾新闻。舆论普遍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影响未来政局，也是2012年大选前哨战，台湾著名政论家南方朔更是直言“它结结实实的就是两党的总决战”。
妻子问我：“你每天看台湾选举新闻，有什么用？”
我反问：“你每天教洋人中文，有什么用？是否有用，不是你我说了算；是否有用，不一定是现在说了算。”
这场对国民党充满考验、甚至牵动台湾蓝绿政治版图的选战，与我有何相干？想一想也是，台湾选举跟我实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党跟我实在有关系。
小时候，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恨”。我经常无辜被同学殴打，所以我心里很恨国民党。在学校里，不知道为什么经常被骂“国民党狗崽子”，回家的路上经常被强壮的同学围攻，几乎每天迎接别人扔来的石头，我的书包里经常被人放入狗屎，……。我问我妈妈，为什么这样？妈妈回答说：“你爸爸曾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长大了，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怨”。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父亲“不光彩”的历史给我们兄弟姐妹带来的“耻辱”，因为爸爸1949年以前国民党文官的身份，让我们兄弟姐妹很多次失去升学升迁的机会。
后来啊，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痛”。我没有因为国民党而获得任何好处，却因此而被牵连。奇怪的是，当我知道我爷爷跟随蒋中正北伐，大学毕业后，为了救国，呕心沥血，日夜辛劳，竟然于民国24年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会时病逝，对于国民党，我反而不恨了。
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单位里认识了蒋麦占[1]，我们成了好朋友。蒋麦占年龄比我大二十多岁，我理所当然叫他叔叔。有一次，我们彻夜闲聊。麦占叔叔告诉我，他1981年第一次出国考察，上了飞机还不敢说，等飞机在美国降落后，走出机场，他才跟代表团团长说，他是蒋廷黻[2]的亲侄子。我当时立刻体会到麦占叔叔的良苦用心，若他在上飞机前暴露，出国就免了。到了纽约，下飞机，麦占叔叔当然想去看一看他的伯伯，当然是蒋廷黻博士的安息之地。
2010年1月，我在阅读蒋廷黻，把“蒋麦占”放在Google，竟然看到国内某网站刊登麦占叔叔逝世的讣告。我的脑子一下子回到长沙、回到铜禄山。麦占叔叔的家庭，没有因为蒋廷黻而获得任何好处，与我们家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此而被牵连被迫害。
出国前，我曾经大胆地问我父亲：“爸爸，你1950年为什么不去台湾？” 话说出口后，我立刻后悔，不应该再次用针刺父亲的伤痛，面对我的“逼供”，父亲无语良久，搪塞给我一个“忠孝难两全”：“我去台湾，谁养你的奶奶？”
肩背父亲的“忠孝难两全”，我1988年踏上北去的国际列车，穿越西伯利亚和柏林墙，来到德国巴伐利亚自费留学，不久后，父亲逝世了。与麦占叔叔之间，偶尔（尤其是过年过节）我们还有电话联系。
在德国，我读索尔仁尼琴，大作家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善与恶的界限，不是在国家之间，不是在阶级之间，也不是在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心中穿过。”
读大文豪的话语，我似乎找到了一个小答案。
现在啊，国民党对于我就是一个“伤”。这个“伤”，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其实，现在的国民党与我毫无相干，“哪一个政党最能领导台湾”，国民党的“政权保卫战”，关我什么事？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每次政治“动荡”，每次大选，都会牵动我的每一个神经，都会拨动我的每一根心弦。
也许，就因为国民党在我心中是一张模糊的照片吧。
写后记：
我的“恨”、“怨”、“痛”和“伤”，也许跟国民党有关，似乎不是国民党造成的，这可能就是心中的照片越来越模糊的原因吧。
注释：
[1] 蒋麦占先生曾是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工业与建筑应用电气委员会、美国IEEE的高级会员，同时还是IECTC64中国的委员，长沙电气设计工程师学会理事长，施耐德的《电气装置应用（设计）指南》（中文版）的总译审。他长期从事电气工程的设计工作，不仅在工作中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电气工程的设计技术的研究工作中卓有成就。在他退休以后还积极进行有关技术的研究和交流，深受全国各地业界同仁的钦佩和尊敬！
[2] 蔣廷黻（拼音：Jiǎng Tíng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中國歷史學家，外交家。1906年初，11歲的蔣廷黻進入長沙明德學堂就讀，一學期後轉入美北長老會在湘潭所辦的益智學堂，在那裡深受美國傳教士林格爾夫婦的影響。1911年，16歲的蔣廷黻受洗加入基督教。1911年，16歲的蔣廷黻前往美國求學，就讀於密蘇里州parkville的派克中學，半工半讀。1914年進入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主修歷史學，獲得文學士學位。此後曾應基督教青年會之徵，赴法國為華工服務。1919年，蔣廷黻回到美國，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海斯教授，攻讀歷史，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23年，蔣廷黻回到中國，先後任天津南開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1932年，蔣廷黻與胡適等人共同創辦《獨立評論》雜誌。作為歷史學家，蔣廷黻不贊成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的考據方法，引進西方的現代綜合的歷史研究方法。蔣廷黻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期間，進行了一項建立現代中國歷史學的宏偉計劃，要使中國歷史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專門學者和教授研究。為此他一面著力網羅已有成就的學者，一方面積極訓練一批年輕的學者，減少他們的授課時數和行政事務，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研究條件（參考書、助理人員），讓他們潛心研究學術。因此，清華歷史系中國史研究的形成了陣容可觀的教師隊伍：中國通史及古代史專家雷海宗，隋唐史專家陳寅恪，元史專家姚從吾和邵循正，明史專家吳晗，清史專家蕭一山（兼任北大教授），蔣廷黻本人則專攻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2]。他在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對近代中外關係變化如何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十分重視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他以當時首次影印刊布的清宮檔案《籌辦夷務始末》為基礎編輯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兩卷），收購散藏於民間的檔案，編輯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同治五年以下未編成）。1935年12月，蔣廷黻離開清華大學，以非中國國民黨員的學者身分加入民國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後從事外交事務，1945年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61年11月，蔣廷黻改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1965年10月9日病逝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