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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德国统一日 中国月圆时
今天是2009年10月3日，是德国人的统一日，中国人的中秋节。我在阅读台湾朋友邮寄来的中国时报集团出版的《旺报》。
读了 黃奕瀠 女士的《知名学者钱理群的分裂家庭》，感慨万千。
1995年，理群从韩国、我从德国到台湾参加中国青年团结会组织的第五届全球中国学联“台湾之旅”研习营。当时参加“台湾之旅”的学员均是大陆在海外的学生学者，有的20多岁，有的已经70 岁。大陆学人经常把“中国青年团结会”念成“台湾青年团结会”，时任会长杜宝瑞教授听了不高兴：“是中国青年团结会，我们都是中国青年！”
“台湾之旅”藉由座谈讨论及参观访问形式，加深全球两岸青年学者情感与知识层面的交流，所获致之成果不仅得到参与学人的一致肯定，更受到海內外各界的瞩目与重视。中国青年团结会秉持一贯促进中国人社会相互了解之精神，为两岸青年搭起沟通了解的桥梁。
理群是中国鲁迅研究的权威之一，比我大19岁。时，还差几年即花甲的他，每天与我“谢兄长”“谢兄短”。我生来（遇到三年饥荒）就挨饿、上学（遇到文革）就停课，何德何能当“兄长”？然而，理群的自信与众不同，而且还夹着中国式幽默：“你算很好啦，37岁留洋读博士，看我生于四川，长于南京，在贵州流放18年，两鬓斑白才当上老童生，42岁才获得文学硕士，被视为青年学者，还添称北京大学中 文系 教授。……”
理群的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他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理群在《我的回顾与反思》中表示，“我们家有两次家庭分离，一次是抗战，一次就是1949年，这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家庭中很典型。我们全家没有一张合影，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与理群一样，我家也没有一张合影，同样有一个分裂的家庭。我爷爷谢熹大学毕业后，为了救国，呕心沥血，日夜辛劳，竟然于民国24年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会时病逝，他的堂妹谢飞，为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万里长征，后嫁给刘少奇为妻。堂姑奶奶 谢飞老 太太迄今仍健在，她还是那么好读书，活到老学到老。不过我对她的期许却不是读而是写，希望她能提起笔来，记下她这一辈子冗长的“红色疑惑”。但是，近日接到一位中南海人士的来信说，谢飞对选择革命无一丝后悔。
在中国，恐怕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分裂家庭。我们中国人不论走到哪里，这把骨头，哪怕烧成灰，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是一个大家庭。
如果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大家庭，你我都是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家庭里。
那年参加“台湾之旅”，参访政府机构，很多老国民党人士在接待时，第一句话总是这么说：“欢迎中国学人绕道海外回到台湾访问。”我们听到这样的欢迎词，内心很感动，因为这些老国民党人士视大陆和台湾同为中国的一部分。到民进党党部参访，他们就是“欢迎中国学人到台湾访问。”我们听到这样的欢迎词，没任何亲切感，因为民进党人士不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在台湾大学与同学座谈，他们问我“两岸统一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说，是台湾海峡。同学们笑了，而我是认真的。
缩短台湾海峡距离的第一人就是 蒋经国 先生。1987年， 蒋经国 先生开放赴大陆探亲。那年，有一次我出差北京，坐火车从北京回长沙，同车厢里就有两位从台湾回湖北探亲的国军老兵，他们拿着台胞证到处旅游。一位老兵的话我至今仍然记住：“我当年是一个小兵，幸亏同乡是开船的，才能逃到台湾，如今已经老了，没想到还有命回家看老婆。老婆在家里帮助看管老家，当然已经嫁人了，是我村里的堂哥哥，他们帮助我养育我两个亲身骨肉，都长大成人了，真不容易。……”老兵说着说着，老泪纵横。
火车摇摇晃晃，我昏昏想入睡，突然想起柏林墙，想起施奈德（Schneider）。1961年8月12日至13日凌晨，东德政府在一夜之间筑起这堵围墙，它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这堵墙给德国人造成的血泪创伤，收集于施奈德的《越墙者》(Der Mauerspringer)一书。
东德为了隔绝东德人民与西德的接触与投敌，于是沿着边界在己方的领土上建立围墙，将西柏林整个包围起来。柏林墙的建立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柏林墙倒塌，两德重归统一。
德国统一了，中国月亮何时圆？
写于2009年10月3日， 德国统一日，中国中秋节
发表于 2009-11-04 22:24:31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时，奥巴马说，柏林围墙倒塌即将满20周年，相信这对在东德成长的默克尔来说，是个特殊的时刻，如今德国已经发展成强有力的欧洲盟国，也对全球性议题深具影响力。默克尔则表示，她要特别感谢美国人多年来在东西德统一的过程中，所提供的支持。默克尔随后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在演说的最后，她以英文强调自由的可贵：“柏林的自由之钟，正如费城的自由钟，是提醒我们自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标志，而必须透过奋斗而来，并在我们的生命中日日维护。”
总长169.5公里的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15道防线隔离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含首都东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飞地西柏林，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在东、西德人民的欢呼声中倒塌。
为了纪念20年来这个写下历史的一天，德国人整整花尽了一整年的时间。2009年新年刚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在播客中表示，围墙倒塌20年后的此刻，重整和清算德国共产党的独裁体制显得特别重要，除了历史不能遗忘外，应该让年轻人认清独裁的危险。这位出身东德的总理，2009年10月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女作家米勒祝贺，表示“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后，一个柏林女作家获奖，这是个极其美妙的信号”。米勒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永远需要警惕那个扼杀自由和人性的时代重来。
柏林墙被推翻半年后，民主德国宣布解散，她的5个州和东柏林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0年10月3日，西德完成了两德的统一。于是10月3日被定为德国统一日，是德国国庆节。但德国柏林墙的倒塌，给中国似乎没有带来丝毫正面影响，反而还给了当局为数个月前在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找到了自我歌颂的理由。这种自我歌颂，持续了20年。
德国国庆节，对于遥远的中国实在无甚相干，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在意它。事情就是这么凑巧，20年后的2009年10月3日，却正好是中国农历中传统的的中秋节。为此，现居德国的华友集团总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德国班贝克大学企业文化专业客座教授谢盛友在这一天写下《德国统一日中国月圆时》的精彩文章。
谢盛友教授从1995年到台湾参加中国青年团结会组织的第五届全球中国学联“台湾之旅”研习营说起。当时参加“台湾之旅”的学员均是大陆的海外学人，有的20多岁，有的已经70岁。大陆学人经常把“中国青年团结会”念成“台湾青年团结会”，时任会长杜宝瑞教授听了不高兴：“是中国青年团结会，我们都是中国青年！”“台湾之旅”受到海内外各界的瞩目与重视，是因为其秉持一贯促进中国人社会相互了解之精神，为两岸青年搭起沟通了解的桥梁。
谢盛友教授回忆说，他爷爷谢熹大学毕业后，为了国民党呕心沥血，日夜辛劳，竟然于民国24年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会时病逝；堂姑奶奶谢飞，却加入了共产党，参加长征，后嫁给刘少奇为妻。谢飞老太太迄今仍健在。他说，在中国，恐怕有千千万万个像他们这样的分裂家庭。但中国人不论走向如何，都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是一个大家庭。但他说，如果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大家庭，你我都是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家庭里。
他回忆那年参加“台湾之旅”，参访政府机构，很多老国民党人士在接待时，第一句话总是这么说：“欢迎中国学人绕道海外回到台湾访问。”他听到这样的欢迎词，内心很感动，因为这些老国民党人士视大陆和台湾同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到民进党党部参访，他们是“欢迎中国学人到台湾访问。”谢教授对此没任何亲切感，因为欢迎词不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在台湾大学与同学座谈，他们问我“两岸统一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说，是台湾海峡。同学们笑了，而我是认真的。
谢盛友教授回忆有一次我出差北京，坐火车从北京回长沙，同车厢里就有两位从台湾回湖北探亲的国军老兵，一位老兵的话他至今仍然记住：“没想到还有命回家看老婆。老婆在家里帮助看管老家，当然已经嫁人了，是我村里的堂哥哥，他们帮助我养育我两个亲身骨肉，都长大成人了，真不容易。……”老兵说着说着，老泪纵横。
谢盛友教授突然想起柏林墙，想起施奈德。这堵围墙，它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东德为了隔绝东德人民与西德的接触与投敌，于是沿着边界在己方的领土上建立围墙，将西柏林整个包围起来；直到1989年11月9日，屹立28年柏林墙倒塌，两德重归统一。这堵墙给德国人造成的血泪创伤，收集于施奈德的《越墙者》一书。
阅读谢盛友教授的文章，笔者心情沉重。中国的中秋节，要吃月饼，象征团圆。但是中国的月饼，缺了一块。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徽，就是一个圆圆的月饼，但象征台湾的一块，却被一道弯曲的沟割开。所以，中国的团圆节是不真实的，看似团圆，但中间有一道鸿沟，一道不知如何去填平的鸿沟。
中国分裂分治60年了，阻隔中国团圆的并不是那一道浅浅的海峡之沟，而是由于意识形态和体制制造的无形鸿沟；是为一党之私而难以填平的欲壑。去年，2008年中秋节，为挖苦那些反民主的某些中国学者，笔者曾写下《月光下，猪吃了月饼仍旧是猪》的博文，今年中秋，笔者曾想对那些私欲熏天却口喊大义的某些官僚，说一声“团圆中，狼爱上了羊依然是狼”。不过，怕激愤中的言辞有副作用，就作罢。
其实，中国的不团圆，分裂分治60年，民众的酸甜苦辣，都点滴寸心知。美国之音在中共建政60周年前采访了海峡两岸的4名中国人，似乎从中能让读者体味这种酸甜苦辣。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姚监复出身于一个国民党军官家庭，父亲1949年随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起义。中共夺取政权后没有亏待姚监复一家，他本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四个妹妹也都学有所长。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们没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姚监复说，“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一晚上把我母亲活活打死。我母亲的祖母是黄兴的亲姐姐，湖南人的性格刚烈。另外大概逼她承认是特务，她又不是。分开打的。父亲没死。让他回原籍。他已经耳朵听不见了。第二年，我们农技院的专案组又去逼他，说是‘你儿子是反革命。’第二天，全公社开会斗争。(后来他)上吊了。我跟我们四个妹妹都是劳动下放。斗我比较厉害一点，因为我说了一句话，‘江青有病。有人建议毛主席和江青离婚。’这是64年的。我就告诉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学校里的党支部书记。到了68年的时候，他揭发了。第二天，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样十年文革，一直处于在地狱里的状态。给我留下的一个纪念呢？就是一拳打到我眼镜上，把眼镜打坏了，右眼打瞎了。从此以后，看人看事就‘一目了然’了。”姚监复后来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他说，比起“文革”，中国正在变好、已经变好、明天应该变得更好。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的父亲是1957年的所谓“大右派”章乃器。章乃器1935年与宋庆龄、沈钧儒等组织救国会，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民主建国会；1948年底应毛泽东之邀，舍弃香港的企业秘密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章乃器曾受到毛泽东的礼遇，历任政府要职。1957年，章乃器因对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新时期的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而遭到批判和罢职。章立凡说，他父亲当时很相信共产党的宣传，觉得共产党治理国家很有前途。但章乃器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情况就变了。章立凡说，“从我父亲这个角度，他待遇降低，另外就是还有些司法迫害，用一些官司来剥夺他的个人财产。从我个人来讲，在学校受到歧视，‘黑五类’等等。大家受过的罪，我也都跟着受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我们的幸运与不幸都在我们的经历之中。由于我们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能够比较早地反思体制，比较早地觉悟，这可能是我们的幸运之处。”
杨德禄的经历与前两人不大相同。他是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现在则是北京乡居楼酒家和南官庄园的老板，有600亩耕地；他儿子曾留学荷兰，还娶回一个荷兰媳妇。杨德禄说：“过去社员在生产队里面干活，天天拿着铁锹、拿着镐，到地里头去种白薯、插秧。干这一天的活儿，才挣多少钱？我记得很清楚：一毛七厘七。因为过去我父亲是会计，每年的春节前到我们家那大土炕上，好多会计，啪啪啪啪，算珠非常悦耳，但是打来打去，到年底这么一算帐，社员和家庭都该欠生产队的，没有往回说拿钱的。为什么穷呢？每天你抗着锄头，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干指定的农活。什么都不让搞，就是地里刨食。排着队，军事化，唱《东方红》，早请示、晚汇报，晚上还得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拖拉机也好，大车也好，只能往地里送肥。你想是拉点买卖，这不可能。一拉买卖，就资本主义道路了。家里头养几只鸡，下几个蛋。我母亲带着我卖一筐鸡蛋，回来买点油盐酱醋，在文化革命还给检举揭发了。因为做这点事，我们家还给抄家了呢！从什么时候生活就产生变化了呢？实际上还是这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关键是政策变了。原来不允许的东西，现在都允许了。从改革开放以后，村里面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杨德禄后来当上了工人，再后来就和哥哥一起创办了一家太阳能公司，叫“九阳实业公司”。现在，哥哥继续办九阳公司，他则办起了农家乐。他的乡居楼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餐饮企业”。
谢启大出生在大陆，满月后就跟父母去了台湾，当过小学老师、法官，还从事过司法改革运动，后来从政，参选台湾立法委员，曾任台湾新党党主席。她还参加并通过了大陆的司法考试。谢启大说：“在台湾，也就是在我们的两蒋总统——蒋中正先生和蒋经国先生他们在主政的时候，我受的教育。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我自己也以身为一个中国人为荣为傲。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参加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庆的阅兵，是10月10号。当然，那个时候，对岸，也就是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我们两边是敌对的。随着最近这20多年两岸的往来，两边的敌对的状况减轻。这个时候，我已进入了台湾政坛。当时的执政人其实正是所谓的有台独倾向的，像李登辉或者是陈水扁。虽然我是每一次也会被邀请参加国庆阅兵，可是我从来就不会去的。这一次，中国大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阅兵，我自己就很想参与，我是很想去坐在那边去感受一下，我们两岸之间的界限是不是慢慢地淡了，是不是我们能够不以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敌对的国家的态度来看待这次阅兵，而把它当成是一个大中国的一个国庆，大中国的一次阅兵，一个大中国的一个崛起，和大中国的一个所谓的国力的展现？我比较会希望用这样的态度来看。”
谢启大现在生活在北京，如她在台北生活，恐怕后一段话的说法会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一个大中国、一个团圆的大家庭的期望，都是共同的。
在2009年的华夏中秋节，适逢德国统一日，是对中国传统团圆观念的绝妙现实嘲讽。2009年，两岸的经贸关系很热，但大陆却很希望政治关系也热起来，也一直难有突破。说句实在话，一个社会民主、人民自由的地方，很难和社会集权、百姓禁忌多多的地方发生实质性的政治交流，连美国在政治交流上都会小心翼翼，何况台湾。德国的统一，是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的西德统一了专制、独裁、计划经济的东德。这，恐怕也是今后世界所有尚处在分裂状态中的国家，都必须履行之道路。为了国家的早日统一，笔者期待大陆的执政党尽快全力推动政治改革，否则，是没有资本、没有面目谈“团圆”问题的。
对于我等公民来说，笔者想套用默克尔的说辞：民主、自由和统一，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透过奋斗而来，并在我们的生命中日日争取。
谢谢大哥的分析.辛苦了.纠正一点:我并不崇尚福山.
我希望自由和平,司法独立,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我崇尚:自由经济加社会主义
谢谢LZ看得起，分析谈不上，观察而已。
美国不可能再发动一场战争，一，美国国内民众非常厌战；二，打仗又要向中国，沙特借钱，难度较大；三，伊朗不是伊拉克，不好打。
伊拉克战争吹鼓手们集体亮相华邮，他们基本上以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为大本营的新保守派（你看好的弗朗西斯8226;福山曾经也是，因为说布什的防长是列宁主义后被踢出去了），特点：高调民主人权，实际上是石油军火。他们最近的论调，仔细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外交没用。这次亮相的目的：美国人胆小，应该时时刻刻提醒他们美国有个十分可怕的敌人伊朗，伊朗马上有核武器了。将来某一天他们就会说我早说过了外交没用。
即使打,也不会大!
您在美国? 麻烦分析一下, 伊朗战争会发生吗? 不仅我关心, 德国人也很关心.谢谢!
本来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学说，信也好，不信也好，那是人的自由。苏联成立共产政府以后，欧洲和美国群起而攻之，对国内共产主义信徒严厉镇压。钱学森就是一个例子，参加了一个聚会，十几年以后聚会的组织者被告发是共党，钱就无须审判关在牢里一年多。（谢兄憧憬的人的尊严，自由对共党分子可不管用，那是敌人。更要命的是大多数被指控的共党都是莫须有的。）
老蒋紧跟历史潮流，迅速向美国靠近：一手捧圣经，一手拿起屠刀对根本没有威胁的知识分子。这就开始了拥共和反共的中国版。无数人头落地，兄弟残杀，家庭中一家两党，斗到60年前为止。中国人可以说没有赢家，全是输家。
二十世纪拥共和反共之争唯一的赢家是美国，那是有无数不必要的人头换来的。因为战争的利润实在太诱人了，所以里根时代开始，新保守党们重新捡起自由派扔掉的，原来自己强烈反对的向海外推广民主的老调。高调民主，自由，人权，目的就是对外让一个国家内乱，最好引发战争，对内选民，又有政治红利，正义的化身。说白了，给战争一个机会。
这两天华盛顿邮报很热闹，伊拉克战争的吹鼓手们又集体跳了出来，以民主人权为由，向伊朗发难。
有感于谢兄的“一家两党”。
当美国总统里根1987年6月访问被高墙包围的西柏林时，德国已经分裂了近40年。里根总统呼吁说：
"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座墙吧！"
1985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
呼吁听起来令人鼓舞，但希望却很渺茫。尽管前东德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尤其是苏联，当时已经长期致力于民主化和政治开放，但东德统一社会党主席昂纳克却拒绝戈尔巴乔夫的变革主张。1989年1月他威胁说：
"如果有继续存在的理由，那么，柏林墙在今后50年，今后100年都还会存在。"
1987年昂内克与科尔会晤在这一年里，只有3%的西德人相信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德国统一。但是，历史却像在变魔术。东德人的大规模出逃以及街上的示威游行让东德领导人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11月初，东德领导人匆匆忙忙地出台了一个关于放宽旅行限制的条例。1989年11月9日晚，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过早地宣读了一份有关公民立即享有旅行自由的通告并且作出了错误的解释：
"因此，我们就一项规定作出了决定：每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都可以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过境站离境。"
就在当天晚上，没有放一枪一炮，柏林墙旁边的东德边境检查站被汹涌的人流冲垮。而在那些天里，统一社会党内部也在上演着戏剧性的一幕幕。中央委员会成员君特·匡特，一个老共产党员，呼吁将统一社会党领导层中对民主德国崩溃负有责任的"犯罪团伙"处以死刑。他说：
"在国务院中我们取消了死刑。我赞成重新引入死刑，根据紧急状态法将那些给我们的党带来羞辱，让它在全世界面前蒙羞的所有人都枪毙。"
柏林墙的倒塌是那些在莱比锡，柏林，德累斯顿走上街头的人们意想不到的胜利。他们受到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匈牙利改革派以及戈尔巴乔夫的鼓舞。柏林墙的倒塌为德国统一铺平了道路。没有了柏林墙，整个东德便面临解体。那些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但是民主化国家的声音很快被统一的呼声淹没：
“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是一个民族... ...”
1989年9月4日的莱比锡游行
在东德人民议院举行的首次自由选举中，东德基民盟领导下的德国联盟获得了胜利，该联盟赞成立即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在西方，基民盟籍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早就看到了时代的机遇。他领导的政府在德国联邦议院各党派的支持下与新的东德政权以及取得二战胜利的盟国同时谈判，达成了实现两德统一的协定。科尔向欧洲邻国和全世界承诺：
"我们德国人已经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和自由的民族。我们绝不会将民主交给和平与自由的敌人。对我们来说，热爱祖国，热爱自由和睦邻友好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
与当年二战的战胜国，也就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的协定对两德统一从国际法的角度作出了规定。德国在二战后首次获得了全部主权。前提条件之一是正式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线为德波边界线。
1990年夏，东德引入了德国马克并加入了经济与货币联盟。1990年8月，东德人民议会决定加入联邦德国，之后不久，双方签署了1100多页的统一协定。1990年10月3日，全德国的人都在庆祝德国统一。当时的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说了一段非常有哲理的话：
"人性化地实现统一太好了。这不是政府的契约，不是宪法，不是立法者的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行为。"
1990年12月，统一总理科尔和他的基民盟/基社盟在1933年以来的首次全德议会选举中获胜。
作者：Bernd Gräßler/乐然
责编：达扬
有时候，看德国关于当年围墙倒下的纪念片，我会热泪盈眶，和德国人一起激动。这种情绪是某些原西德人都不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