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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迫切了解动乱真相
去年这个时候我给万钢同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都曾经留学欧洲，我们都没有直接参与六四运动，我们承认，1989年发生六四时，我们已经身在海外，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从西方主导媒体的话语而来，我们深知，西方话语权主导下的媒体的报道，也许片面甚至歪曲，也许是错误的信息，也许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全部真相，所以我们迫切想知道1989年的真相，一个在中国人媒体话语权主导下公布的真相。
同学，你现在近距离靠近中央权力，一言九鼎，麻烦在人大开会时提出议案：“四•二六社论”是否可以从新讨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内容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
这篇社论是由国务院总理李鹏下令，胡启立组织，曾建徽执笔起草，社论的大部分内容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8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基层引起反弹，很多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同学，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这是我们出国之前中共中央定性的，我们就是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的，我们深知，我们在国内亲身经历的文革和在海外看到的1989，其“动乱”的情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很想知道真相。
同学，我们现在不论留在欧洲还是在国内，都心系祖国，都得对得起“留欧学人”这四个字，要对得起这四个字，首先要真相大白。真相大白有很多好处：
第一、若真的是动乱，中央领导人会教育人民，请今后不要动乱，我们相信，大多数中国人民都不喜欢动乱，都想过安定的日子的。
第二、若不是动乱，那么那篇社论是错误的，讨论一下未尝不可？
第三、大学者阿克顿说“历史的教训就是，人们往往没有从教训中吸取教训”，那是英国人说的话，我们中国人是善于从历史中总结和吸取教训的，要吸取和学会教训，做到今后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首先要明白教训的真相。
写于2009年3月12日， 德国班贝克
感谢讨论,受益匪浅.
感谢讨论,受益匪浅.
政治也在改变。
我还是相信国人的智慧的。
从广义而言，每一个国民都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因为谁也离不开政治，它管你吃喝拉撒一切。。。吃喝拉撒有政治。
我又认为，政治也是很高深的专门学问，我自己实在难以说清它。
一介平民，也只能祁福上天们，信守良知。
当然，我乐见所有的对老百姓有用的改革。
先生的思考，也是可敬的。
比如，高官问责制。
比如，高官财产申报制。
比如，高官子女任职回避制。。。
或者，想当官，就别发财，要发财，就先别当官儿。分的清些，
倒是可以试试，可能正在试。
小火慢炖，适当加盐。。。别把老百姓饭碗给打了，就行。
愚民愚见，瞎说。
再次拜读回帖：
再谢！也同向谢先生表示谢意！
意见不同，极为正常。
提出问题也很重要。
这件事在中国很不容易做， 要有代价，主要还是过时的君臣观念和依法治国理想之间的冲突， 只有后者真正成为国人精神价值的支柱，中国从精神到制度的文明才能有大的进步。
我很乐意看到国内国外都有愿为推动中国的文明进步而贡献力量的人们， 像博主这样的。
特别感谢谢先生的文章与思考。
我在网上又查了一下， 全国人大现在有初步的宪法审查程序，有就比没有好。 但是这个审查程序里有几个缺陷：
一， 各级政府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似乎不在审查之内， 全国人大只对他们的规章制定行为有违宪审查权。
二，提起审查的案件是否一定立案进入审查， 如果不立案的， 是否要给申请的公民和组织以书面理由， 哪些是合法的拒绝审查理由。这些没有清楚规定。
三， 审查是由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进行， 不同意见如何决策，没有一个法定的投票机制。 不明确谁是有权投票者。 任何多人决策的事项， 都需有具体决策程序才能运作，这个程序就意味着参与决策投票的人真正要负起决策的责任来。责任只有落实到个人才有人承担。
四，审查裁决结果，要公开。 每位参与审查的委员投票情况也应公开，这样他们才能真起到对宪法负责， 对公民负责的作用。这一点也没有规定。
如果以上几点能够改善， 相信违宪审查制度就能真正起到作用。
但是，公民组织可以就政府的一些规定向全国人大提起违宪违法审查申请， 毕竟是第一步， 虽然还不完善。 中国公民应该积极利用这个渠道，试多了，就会变成解决问题的一个渠道，也帮助推动它将来的继续修改完善。
比如说， 如果北京市今天发布一个书面戒严令， 或者国务院发文认为某事的性质是动乱， 任何公民组织如果认为它违宪，都可以向全国人大提起违宪审查的申请。如果人大把政府的这种书面文件认定为法规规章的话。
回复先生以上文字：
1，办法就是小火慢炖。
2，对老百姓的得失，我当然在意，因为我自己一家都是老百姓，也得过，也失过。
再谢你回帖。
拜读先生的回帖。
中国的改变是必然的，做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何尝不乐见更加民主富强的中国呢？
多给些时间，再补补中国的体格，先尽量不要折腾它，还是重要的。此如履深渊，手如握虎，不能不慎。
赌，是容易的，中国失控也是容易的，人们应深思。
其他的，都是通理，所谓普世价值，如你所说，勿需赘言。
愚见，不足道耳。
谢你回帖！
人大可以成立宪法审查委员会，意见不同时，按一定的投票规则决定。这样做出的决定， 每个委员会委员要对自己的投票负历史责任。
或者成立宪法法院， 宪法法院的几位法官意见不同， 也是投票并陈明理由自己为什么支持为什么法反对一项决定。
不管哪项制度，决定是公开的， 决定一出，既有法律效力， 政府和公民都得执行。 而委员或法官个人则为自己依照法律和良心所作的决定在历史上任后人评判。
中国也能作到这些，好处是，免得一件事过去二十年都在人心中悬而未决。也免得发生大事时没有人认真为这个国家承担历史责任。
如何应付老百姓的批评，党早说过：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中国政府， 人大如果总是被供养起来， 当成温室花朵， 何时能成熟，将来如何就有能力以理服人或者依法服人? 在此之前政府滥用权力的事情就都应该以一句中国需要时间而逃避责任么?
真有违法捣乱者， 那么大的国家司法机关依法按正当程序处理，于法有据，于情有理， 有何畏惧?
真是政府的错儿，政府就应该承认错误，或者法院就应该主持公道判政府错， 要依法改正。 不然人心何时能服?
照你的主意， 百姓都该自觉把政府当成神，不要提议见， 这样政府就能进步了， 中国就能发展了?
我从你的主意里既没看到能使中国进步的办法，也没看到你对老百姓的得失有任何在意。
我们讨论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更文明，进步。不是为了给政府的错误找理由。
按照你的思路， 文革是老毛搞的，是党发动的。 错了，百姓也不该批评，人死就死了，事错就错了， 大家都不要埋怨就好， 以免影响中国的形象和稳定发展。
但是， 连共产党里都还有很多有良心的人士，他们认为， 党要是不承担这个责任， 认这个错，良心上就永远对不起那些被冤枉整死的人。 由于他们的努力， 党认了文革的错， 老百姓心胸是宽容的，认了错了， 就不死究着党不放，并没有人造反。
所以， 我觉得你把百姓的境界想得太低了，把党和政府看的太神圣不可触碰了，你所预测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形根本就没有事实根据。
另外，为了稳定就就可以杀人的理由已经被历史否定。公园四五百年前，苏格拉底就因为蛊惑民心腐蚀青年的罪名被杀，但他的名声一直流传，证明着杀人的错误。 西方国家后来从中汲取了历史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帮着自己的政府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才是聪明。
回复以上文字：
人大们讨论再打起来，咋办？
请太空人，联合国来收场？
能不天下大乱？
就是好心，也不是好主意。
正因为是牺牲品,更想知道真相.
你没看出来,我说反话吗?
“我们中国人是善于从历史中总结和吸取教训的....”
事实正好相反：我们中国人是从来不善于从历史中总结和吸取教训的。
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自古到今，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在不断伪造篡改历史，从《资治通鉴》到《二十四史》，到今天的近代史、当代史，太多的假东西被当权者们以各自的需要塞进去。
你说这样的假历史能起到“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的作用吗？
没有经过文革吧？
俺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所以，明白学生们向来是政治上的牺牲品。文革中的五大红卫兵领袖的水平远远高于六四学生领袖们。可是，他们上哪了？
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共产党的成立，都有外部势力介入。什么目的呢？慈善机构啊？
老话一句：政治是鬼祟和黑暗的。学生们，怎一个幼稚了得？
《万润南的悲剧》
芦笛
和合出来胡搅蛮缠一通，倒让我想起老万的悲剧来，越想越觉得悲从中来。
许多网友表示了对老万的钦佩，觉得他为了良知弃荣华富贵如敝屣，光这一点就值得钦佩。我倒不觉得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抛弃国内的荣华富贵跑出来的人也不光是他一个，例如体改所那伙人，若顺风转舵留在国内，现在的富贵日子又岂能是国外能比拟的？极而言之，我党当年弃富贵如敝屣的志士也不少，彭湃烈士就是一位，还带着暴民分他家的家产，这从审美角度来看当然非常了不起，但这种美学上的高尚总比不过神风特攻队或回回的人肉炸弹吧？那又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
老万最难能可贵之处，我其实已经在和合批驳的那篇文章里说过了，那就是，他为现代中国文明化作出了难得的牺牲。光是有他那见识就很了不起了，更别说为了身体力行那见识被迫亡命海外，至今有家归不得。
89年那档子烂事，凡是长了脑袋的人都能看出来，如果朝野不是那么愚昧，完全不必以杀得血肉横飞收场，为全民留下了个无穷隐患。可惜我党的邪恶野蛮统治既败坏了朝野双方的心术，又取消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于是就只好以大屠杀落幕。
这本是全民的大悲剧，但更可悲的还是，直到今天，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反思和激辩的文字汗牛充栋，可中国人仍然没有多少长进。无论是海内外，都仍然没多少人看出这烂事本来完全可以用文明方式解决，而六四的最大遗恨，就是老万及其同道的努力流产了。“杀得好”派的队伍反而还越来越壮大，囊括了许多当年的示威学生，当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如果咱们心态正常、神智正常的话，那就该立即看出来，戒严令一下，朝野对立便成了难以化解的僵局。双方都难以下台：朝廷觉得丢了面子，而人家日本人早就说过了：“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着要面子的血。”中国政府在百姓面前尤其如此，因此不能不使出辣手来，让百姓从此知道敬畏自己，而学生又因为戒严令变相宣告他们是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动摇了政府统治的暴徒，如果就此屈服，乖乖撤回去，则势必要让政府秋后算账，不但学领们要被投入黑牢，就连普通群众都得在档案上记上一笔（请别忘记那是80年代，大众对我党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余悸犹存）。因此，两边都给逼得无路可退，只好顶牛到底了。
老万当初提出的方案，正是化解这僵局的唯一方法：两边都各退一步，学生撤回去，人大常委会使用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审查国务院的戒严令并overrule之（请法律专家们别忘记，宪法规定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完全有这么做的权利）。如此则既使朝廷免去了学运压力，又从根本上消除了学领们的担忧，使学运能以双方妥协的方式和平结束。
可悲的是，在中国那种烂污国家，这种明智方案绝无可能让对立双方接受，只会让自己变成两头受气的风箱里的老鼠，不见容于任何一方。饱受我党“斗争哲学”洗脑的老百姓不可能接受这种“投降主义”，大概还要对这种“体制内人士”的叵测动机心存戒备。哪怕是今天，魏京生辈恐怕还要大义凛然地谴责这种 “怯懦的跪着造反”。另一方面，这更犯了朝廷的大忌，所以老万非逃不可。
和合在楼下质问老万曰：你既然劝学生撤退，又何必逃出国来？心智正常的人早该明白老万为何非逃不可了。我早写过无数文章强调指出，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民主化而是文明化，而所谓文明化，就是严格按照明规则办事。中国社会之所以烂污腐恶，就在于全社会都不按规则，无法无天乱来一气。这就是我党统治作的最大的孽。
上次我写《临时约法：孙大炮扔下的捆仙索》，老金看后说，其实宪法订得再合理也没用，反正大家也不会拿它当回事。我觉得这有点“倒放电影”的意思，即用今日的情况去拟想史事。
须知中国虽无西式法治传统，但自晚清预备立宪开始，朝野都学着西方规矩，抠着法律条文办事，民初尤其如此。无论是国会抨击政府，还是政府答辩，都援引《临时约法》的条文作为依据，袁大总统还为此专门延请了中西法律顾问（古德诺和有贺长雄都是国际著名法学家）。唯一例外乃是孙黄那些造反派，但那几个跳梁小丑并未扰乱大局。
正因为《临时约法》构成了政府与国会唯一的权力来源，而双方都严格照章办事，老袁才会因为它使得政府无法运作而提出改法，在国会拒绝后才借故解散国会。此后又制定了正式的约法（即《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民三约法》），以此作为权力来源与施政依据。即使是称帝，他也严格按照了法律程序，经 “全国公投”同意将国体改为帝国，又经参政院一致推戴，这才在两辞之后“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国民公意”。后来西南军阀护国讨袁，老袁公布了各地的劝进书，说这皇帝是你们要我当的啊，怎么出尔反尔，现在倒来怪我了？西南军阀驳斥曰：你身为总统，宣誓效忠民国都说话不算话，我们凭什么要说话算话？
后来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基本上是《临时约法》对总统与内阁的权界规定模糊不明造成的。当时双方拘泥于法律到了这个程度：总统不盖印，内阁就无法施政，而内阁不副署，总统也无法发命令，为此天天扯皮。双方闹僵后，老黎炒了老段的鱿鱼，他也就乖乖卷铺盖，并没有宣布戒严，派兵把老黎抓起来。即使是遗臭万年的贿选总统曹锟也知道尊重议会，并没有不待选举就靠枪杆子自己爬上去。
这种事，能在今天想象么？谁会在乎宪法是怎么规定的？它与政府的实际权力有何相干？有谁会觉得宪法让政治局的最高统治权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有必要去把“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最高权力机关”？有哪个国务院总理真是人大选出来的？有哪位总理觉得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宪法，施政时想得起宪法的有关规定来？又有哪个国家主席会觉得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他与国务院的分权，要去请求人大修改宪法？
国民党虽然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但上台后还是讲究规矩的。我上次已经说了，人家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还是部真法律，不是糊弄百姓的，上面明确规定了“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而国民政府又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选出。哪像我党制定的完全是假宪法，明文规定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而实际上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最高权力机关！
连宪法那根本母法都是一部毫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假法律，刑法民法等子法还能是真的？这结果便是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法治国家，永远只能是以潜规则治理的下烂野蛮国家。
这就是我上次为何要建议我党停止这种欺骗行为，学习国民党，把宪法修改为反映国家实际权力结构与政治运作的真实法律，规定人大常委会由中共中央选出，以它取代现在的政治局，将实际的最高权力中心与法律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合而为一，向社会诚实化、文明化迈出第一步，最终使政府的一切权力都严格来自于宪法，结束法外施政的野蛮作法。
老万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但在于他看出必须以妥协方式化解朝野冲突，深得西方民主精神，而且意识到必须通过现有的法律程序去作出这种妥协。如果他的考虑能够形成朝野共识，变成了现实，则中国必将向文明化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可这却犯了我党的大忌。我党施政，靠的就是毫无法律约束，任由强人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如果真要行宪，严格按照宪法办事，则邓小平立即失去实际上的国家元首的权力。这个口子是万万不能开的。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答曰：都不大，拳头最大！
这就是我党赖以安身立命的潜规则，而老万恰恰挑战了这潜规则，那还能容忍么？真要按宪法办事，军委主席还怎么能未经人大批准，便擅自调动大军，发动军事政变，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非法囚禁党领袖赵紫阳，非法罢免主张和平解决学运的人大常委？
因此，老万犯的滔天大罪，乃是“试图行宪罪”，他不但试图让朝野双方抛弃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和平解决彼此分歧，而且竟然试图请求党国政府兑现宪法，按法律程序解决学运问题。前者势必被对立双方视为不怀好意，后者则势必被事实上的党魁恨进了骨子里。如果他只是用请客送礼拉关系求情的“合法”手段去游说李鹏解严，则也不至于闯下大祸来。可惜他与赵紫阳一样，觉悟太超前，现代文明意识太浓厚，觉得应该按法律程序去和平化解学运，那就罪无可逭了。
不过，在我看来，老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上次我就说过了，芸芸众生中，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在一生中做件把让后人感念的事，而你就是这种幸运儿。如果你那时没这么干，如今当然安富尊荣，那又便如何？无非是世上多了个默默无闻的富家翁而已。那又有什么稀罕的？但若中国将来真有变成文明国家的一天，在全民唾弃了邪恶的“斗争哲学”以及“拳大即为爷”的土匪潜规则之后，则后人总会感念为中华民族摆脱这上帝的诅咒迈出第一步的先驱们，到时人们就会想起你来的。
当个人悲剧超越了个人不幸而代表了全民悲剧时，那悲剧就格外使人心碎，然而惟其如此，那个人悲剧的意义就不会随时光消逝而磨灭。在我看来，万润南的悲剧就是这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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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万润南：《我坦白：我是“故意犯罪”》
芦兄说得透彻：老万犯的滔天大罪，乃是“试图行宪罪”。另外，我还可以坦白：我是“故意犯罪”。
当时我请曹思源到四通来，办了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政治改革的问题。政改的目标，自然离不开大家耳熟能详的普世价值。作为做具体事情的人，我更关心可操作的途径、步骤，或说路线图。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是使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这是当时的原话）。
橡皮图章自然是指人大。四通可能最早在共产党眼皮下首开院外活动的先河。曹思源成功地通过院外活动催生了企业《破产法》，同人大常委建立相当密切的工作联系。我们还先后举办了几次民间的“修宪讨论会”，在当时《世界经济导报》上都有报道。
1989年那当口，我们很自然地按此思路推动人大召开紧急会议。
基本赞同！
学生们是敏锐的，也是智慧的，虽然缺少经验与磨练，却也是有激情有爱心的。
学生有学生的优点。
单单是学生，大可进一步讨论之，真理越辩越明，大家都长知识。
但是，当举国老百姓都参加进来，用行动参加讨论，就是大事情了。
不想再看到那种战乱的场面了。
谢你赞同！老百姓的闲谈，不足挂齿。
学生们呼唤清除腐败，追求民主，自由，开放，使国家富强。。。无可非议。但再讨论下去，并非学生们的事情，全社会就要参与，意见纷繁，其说不一，就会冲突，当时就已经开始打砸抢了。。。
现在，连网上讨论点问题，都时有冲突，诉诸语言暴力，何况面对面争执。。。
中国不堪如此讨论，因为它注定引发动荡，或许就失控了，崩溃了，国家太大，人口太多，很多事情难以操作。
好心的人们应该给中国时间。
但是全世界都不会乐见中国和平崛起。
一旦中国动荡，失控，必将再度沦为世纪战场。
中国慢慢改变，符合中国的体格！
愚见。
把改革的要求仅仅看成争权的要求实在狭隘。 学生并没有要求掌权， 政府有何心虚，为什么不能把学生们具体的建议拿来认真的讨论，真理难道经不起讨论吗， 如果学生建议得对， 照着建议做了说明共产党真的为人民服务， 如果建议的不在理上，自然党也有的理由不予采纳。
一个政党不能做到这些， 还天天宣扬为人民服务， 人民如何能相信， 不是自欺欺人么。
外国确实有介入， 那是因为党宣布学生运动是动乱， 学生面临进监狱的危险，才有外国势力保护学生。因为在这些国家人民游行示威反对政府都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不仅仅是宪法上的漂亮文字。 为这个手迫害才是不正义的。为遭到政治迫害者提供政治避难，是国际上通行做法， 并不意味着人家是要推翻你中国的政府，但是别国不赞成中国政府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 对中国人民难道没有好处吗， 为什么呢。
还是要理智分析问题才是。没有必要把自己看成永远伟大正确， 把别人任何行为都看成心怀鬼胎，这种认识自己认识别人的逻辑是否太幼稚了。
六四是个难以评说的事件。当时俺也上街游行过。看起来如火如荼，浩浩荡荡，但参与者心态各异。许多人是藉以表达对于当政者的不满，更多人是对于官倒和腐败的痛恨，还有些人则是随大流凑热闹。甚至还有些各名校互相攀比的心态。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初衷和爱国热情是好的。
但是，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外部势力操纵了部分学生领袖，从而扰乱了这场运动。再加上GCD内部的派别之争，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化。不论怎么样，俺总觉得，柴玲之流在明明知道自己可以有门路安全出逃的情况下（当然是在外部势力保护下），煽动他人去流血牺牲，然后自己就溜之大吉，实在是卑鄙无耻。
现在看起来，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六四不可能成功，也不宜成功。否则，一定是国无宁日。小小书生们怎么懂得治理国家？又怎么能够明白政治的鬼祟和黑暗？所以学生领袖们肯定很快会是过客或牺牲品。政客们将会粉墨登场。然后强人们会以武力和军管解决问题。。。
民主好是好，但对于中国应该是个渐进的过程。中国需要和平演变。任何急风暴雨式的革命都会让中国大伤元气。
何况，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家，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星光大道，是值得质疑的了。将来的世界，必定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其实，少谈些主义，多做些实事，才是正道。
就像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啥对错？"
你这种人，没有语言可以形容你！如果吃子弹的被埋的是你爹妈，是你孩子， 你还要为之叫好。。。 好了， 想到了， 无知可怜可以形容你！
“诸如印尼、日本、台湾等亚洲国家的民主就与西方不一样，而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沧桑的历史，使其更具特殊性。但无论怎么特殊，不变的就是监督制衡、追求法治、人权和平等。”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非得和西方怎么看我参合在一块儿。中国人只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监督制衡、追求法治、人权和平等”。 只需要承认在这些方面我们确实还有缺失，这就是需要继续改革的原因。
如果我们在讨论自己国家事务时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先看别人，别国怎样对我， 那是缺乏自信， 也是推卸责任的表现， 不是么。
六四事件没啥对错。
就像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啥对错？
对错，黑白都是人自己分的。
世界的事情，其实是灰的。
争论随时空改变着。
历史事件，以后会有新说。
那是以后的事。
后代咋评价我辈，不是我辈的事。
现在讨论六四，你不是没事找抽？还不打起来？没劲。
要打，也要先歇歇，中国啥体格？自己不知道？
真相？具体的细小的真相永难知。
知也没大用。
依愚见，大真相就是，当年中国改革开放，权力又难以制约，必然滋生腐败，因此官倒横行，贫富差距加大，人民不满意，不平则鸣。要求改革政治。学生带头，精英响应，老百姓支持。
应该说，邓小平先生还满大度的，要你在天安门人山人海叫闹一个月。要是毛泽东先生早就灭你了，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
学生讲的大多没错，叫叫叫，也是有用的，执政者也会警醒。
冲突是悲剧，悲剧警示后人。
小平先生在六四后进一步做了改进，中国因此又进步了。
学生们的叫叫叫有意义。
我想，冲突死伤破坏还是有可能避免的。
六四参加者们太急于求成，想在一个月，以一场举国的街头运动改变中国，改变历史，这不可能，也不可取。
因为，中国的问题决非如此简单。
这是一头刚刚醒来没多久的病人（人们说它是雄狮，夸大了它），腐败是它的癌症，挖掉它，就要动大手术，动大手术，先要养它的体格，先输血，要不一挖就挖死了。我不愿意它崩溃，也不想让它死。
人家邓先生，毛先生们懂这事。
休克疗法，苏式疗法，东欧疗法，西式疗法。。。均不适用中国，毛法，邓法还算可以。
喜爱西式药方给中国治病的人，我也敬重你们，也许都是些好人，却不咋了解他的病人。更不太了解中国人的人性。
想把中国治死，还不容易。
几幅猛药下去，就天下大乱了。
中国一失控，列强们可高兴了，干涉，瓜分，争食，拯救。。。
记住，最先受伤的还是老百姓。
幸亏中国有共产党！
又是愚见，不足挂齿。
这主题，忒敏感，还是听大师们的。
愚没有讨论这问题的能力，也非我专业。
您只说对了一半，反腐败是学生们的目的，但绝不是幕后黑手们的目的。
当年动乱根源不就是反对腐败吗？现在老百姓都见怪不怪了，有时候看到一个贪官给判刑重了还要替她喊冤。
这一混战在2006年显得最为激烈。前人民日报副总编皇甫平（周瑞金）发表 《越南改革值得关注》，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提出具体要求，最为突出的就是要"差额选举"中共总书记，否则中国政改落后于"越南小弟"。
几个月后，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撰写《民主是个好东西》，表示民主虽有其弱点，但却是目前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两个"右"的声音在金融危机之年销声匿迹，国内各主流媒体纷纷援引吴邦国的讲话，表示"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这次金融危机发端于西方，萧条之中的中国经济仍是亮点，这增添了中国坚持和宣传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底气。但话说回来，所谓中国特色的政改谁都没有底，谁掌握了话语权，那就是谁的特色。
包括温家宝在内的有些人将这次金融危机归咎于西方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失败，但这未免过于简单。毕竟，西方经济发展数百年，其创造的巨大财富是中国现阶段还难以比拟的。有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危机迟早会发生，关键是以什么形式、何种程度发生，不在乎是资本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表示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有自己的道理，因为西方之间也没有“照搬”一说，但精髓是一致的。温家宝也承认“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诸如印尼、日本、台湾等亚洲国家的民主就与西方不一样，而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沧桑的历史，使其更具特殊性。但无论怎么特殊，不变的就是监督制衡、追求法治、人权和平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政改话题从90年代就已经讨论得很热烈，但几经酝酿，几经流产，这给百姓一个很不好的感觉：凡是改老百姓的，不管是征地还是下岗，动作都很快，凡是改当权者自身的，都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正如人一样，改革后三十而立的中国已没有多少机会再酝酿下去，而花甲之年的人民共和国仍将面临一场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