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谢盛友先生之商榷

谢选骏：答谢盛友先生之商榷

谁都没有误读黑格尔：答谢盛友先生之商榷

谢选骏来稿／谢盛友先生在《谁误读了黑格尔？----与谢选骏先生商榷》一文中表示：“我不同意选骏先生的说法，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胡作非为，全从蔡元培那里出来的。如果是，可能也只是‘内因’，恐怕还有更多的‘外因’，对黑格尔的误读误解误会，就是‘外因’之一。”

然后，谢盛友文笔锋一转，到了黑格尔身上：“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德文原文：Was vernue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enftig.)。此句出自《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权利的哲学纲要》一书)。

一直以来‘存在即合理’被误传为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几乎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可能我们真的误读了黑格尔，我们中国人几几代代都这样认为黑格尔：凡是存在的事物就天然具有合理性，‘存在’是‘合理’(价值判断)的必要充分条件。”

谢选骏不会德语，无从阅读黑格尔的原文，本来不该评论黑格尔及其哲学；但是后来我发现，黑格尔不会中文，却纵论孔子及其思想。那么我们也就仿照一下黑格尔，对自己不会其语言文字的德国作品，也来评头论足、发表看法。于是有了下面的“答谢盛友先生之商榷”，一篇用黑格尔的方式评论黑尔格的文字。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对孔子思想的了解，来自传教士的译本，且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因为他接受教育的时代，还在十八世纪，那时候欧洲人还不懂得印度的梵文和希腊语属于同一个起源。而德国的东方学要到十九世纪才开始，那时黑格尔的大脑已经完全僵化，无法吸收新知了，难怪黑格尔对东方文化完全外行。

结果很不幸。“黑格尔论孔子在世界哲学史中的零地位”，虽然是十八世纪的陈酒，但通过马恩列斯的暴力推销，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却成了一个流行。我记得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曾经大肆宣扬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里批判孔子的段落：“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经注释了经籍，特别是历史方面的〔他还著了一种历史〕。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学方面的，也是对传统典籍的注释。他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他的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

孔子的传记曾经法国传教士们由中文原著翻译过来。从这传记看，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同时代的人。他曾作过一个时期的大臣，以后不受信任，失掉官职，便在他自己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但是仍旧常常接受谘询。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对孔子的批判，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吹捧，而在1970年代风靡整个中国大陆。直到今天，还有网文指出：“没有逻辑和思辨的语言实在不能称之为哲学！黑格尔批评得很对，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哲学家的，只有一些思想家。先对于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其实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我觉得主要是缺少了逻辑这个工具，所以根本没有完整的能串联起来的思想和理论。而且中国人很不注重辩证的思维，中国相对于西方整个社会都缺少思辨。很少认真完整的严肃的思考一些问题。”

有的网文进一步指出：“孔子确实没有留下什么思辩的东西，所以能反驳的地方也不多了，或者不同国度的人也觉得没有反驳的价值。我觉得孔子的功劳，就是帮中国人卖了广告，让世界上的人知道中国人有道德。曾经在书上看到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比，大概意思是中国哲学谈生而避死，就是说中国人绕过了死亡，就对生活上的事情进行思考讨论。但是，偏偏西方人却认为，‘死’是哲学领域最丰富的金矿，哪个哲学家都可以从’死‘里‘捞一笔’。难道这么伟大的孔子，思想这么开阔的孔子没有想过死？怎么不去研究研究呢？可见中国人做学问比较狭隘，而且受封建制度约束，不能谈性。人进化过程中，吃跟性是没有改变过的本能，所谓食色性也，生和死于我们也无法避免，为什么舍近求远，谈读书谈交友？相比之下，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要深刻多了。（午睡前脑袋不灵活，以上纯属扯谈，无逻辑无根据，只不过不想冷落了牧童一番苦心发这个贴，希望大家继续讨论，没有你们的讨论，引发不了我发言的灵感。本来还想写更多，无奈已经睡着………）”
国学家尤其是喜欢儒学的国学家以孔子为“中国伟大的哲学家”，但黑格尔的徒孙毛泽东却看法相反。他根据黑格尔的普鲁士精神来扫荡孔庙，战绩远在明代中期草寇刘六、刘七之上。刘六、刘七的“起义部队”在孔庙驻屯，但仍然不及毛大的解放军和红卫兵那样进行系统的“改造”和毁灭。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当然没有哲学，因为连“哲学”这个词汇都是近代才从日本输入的。但是中国有儒学、道家、玄学，这是希腊和德国所无的。正如德国没有汉字文献一样。没有水墨画的德国，可以从事油画活动。所以孔子的“仁”显然不是“哲学范畴”，而在儒学范围。

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在东方国家里“找不到哲学知识”，“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这话并不错，这等于说：“真正的德语是自德国开始”，“外国人说的德语必须排除在德语文学以外”。但是当黑格尔认为哲学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就陷入无稽之谈了。1806年耶拿战役前夕，三十六岁的黑格尔看到了拿破仑，于是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写信说：“我看见皇帝──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穿过城市，看到这个人具有一种高尚的感情。这个人目标始终如一，他骑在马背上，向全世界扩张并统治世界。”这就是黑格尔的头脑所能理解的“历史的终结”？我嘲笑黑格尔，是因为拿破仑连乌拉尔山都没有越过，还不如新老沙皇们呢，何来“向全世界扩张并统治世界”？看来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真是一个廉价的封条。

但黑格尔这个廉价的封条，后来却不幸成了一句传世名言。当然，在我看来，这比起项羽、刘邦看见秦始皇的仪仗队时，所发出的那两句传世名言，就相差太多了：项羽：“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而这个两千年后的黑格尔呢？却把拿破仑看作上帝的化身。这个拿破仑还没有把欧洲各国“搞定”，远远不及两千年前就已经搞定了中原各国的赢政。可见黑格尔这个普鲁士哲学家的胸襟和思维，还不如秦末的动乱和暴乱分子。其实，这种廉价的胡言乱语，不仅是黑格尔的个人特点，也多少是德国哲学至少是黑格尔前后左右的那些德国哲学的共同特点。

例如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年〕─就与黑格尔一脉相承，是德国自然哲学的梦游者。他们胡作非为的“自然哲学”是荒唐闹剧，其喧闹史仅仅表现了普鲁士小人国的妄自尊大。看来不仅是其命题的意义，而且整个说理系统的意义──都须到“自然哲学”所显示的扩张欲望里去寻找了。在我看来，哲学只是哲学，“自然哲学推理”要想取代自然科学实验，不过是一种德国推理狂的病态症状罢了。可惜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从“自然哲学”这个中学课程学到足够的教训，还是一味玩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等等的“社会科学推理”，结果弄得天下大乱，狼烟四起。如此看来，德国式的“自然哲学预测”的破灭，为“社会科学预测”的破产，作了预告，尽管其落实过程，又花掉了将近两百年。
这些德国的“推理思想家们”，都是些绝对主义份子。除了康德以他不彻底的相对主义启发了自认为天真的尼采。“德意志的精神”，在此显示了某种两重人格，那也许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残酷后果所造成的日耳曼民族分裂，在其精神世界所留下的持久创伤？尼采是真的傻气？还是以真诚为手段而哗众邀宠呢？当真诚被作为一种方法在使用，真诚也就不存在了──戏子和街头宣传家的时代破晓了。实际上哲学家尼采很迷恋戏子，而后来的街头宣传家又很迷恋尼采，这真是有趣的罗圈。
“思考”是一种“逻辑”，是用来辅佐并证明意志的。当意志产生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用思考即逻辑去鼓励或抑止自己。思考的作用还在于可以深化意志，尽管它并不能产生从高级精神到普通意志的所有自发性。虽然实证主义者力图使意志服从思考，但这种“力图”不也是一项“实证主义的意志”么？有什么样的意志，便有什么样的思考和什么样的逻辑。可以和意志相匹配的，不是“思考”而是“眼光”。眼光不能对意志发号施令〔用叔本华的话说，“没有支配意志的意志。”〕；但可以分散意志，甚至转移意志。所以我们认为：从意志中生出宗教；从眼光中生出哲学；从验证中生出科学。

在一个优秀的心灵中，意志和眼光常常是相对分离的、独立的，由此取得互补与协调。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却完全泯灭宗教的意志与哲学的眼光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这显示，他不但是个绝对主义者，还是个心存愚民之念的售卖狗皮膏药的大师。他的主要成就是剽剥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加以改换并套用在本体论上，于是这个绝对的牧民哲学家就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精神”的代言权，就可以由宇宙精神〔即斯宾诺莎的“神”〕去推论一切属于宇宙精神的派生物〔即现象世界〕了，这就完成了“德国自然哲学”的完全堕落史。但事实证明，这不过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笑柄而已。这位大导师最后也很难下台，好在他的门徒盘踞的领地太野了，所以通过游击战争救了他的驾。

而黑格尔本人在《宗教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中所表明的离奇论点，则比斯宾诺莎的荒唐论证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假冒为善的此公还偏偏要为自己的藏头露尾的伪善镀上一层客观真理的金箔，尤其要了读者的命。只有卡尔马克思那样的蠢材，才会被他迷惑，竟然想起来要把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

如此，拯救黑格尔及其各类门生〔包括卡尔·马克思及其各派门徒〕的最佳方法，唯有烧毁黑格尔以前所有的人类著作。据说，柏拉图就是依靠烧毁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前460─前370年〕等人的著作，才得以成为大师，为自己创下了不朽的声誉。果然，二十世纪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也开始销毁或篡改黑格尔的私淑弟子马克思以后的时代所产生的几乎一切哲学著述甚至科学著作。因为黑格尔不及柏拉图，必须扩大销毁面才能达到愚民效果。所以，“文化水平”最低的毛泽东，其销毁书籍的规模要超过了列宁和希特勒。

显而易见，一切超过黑格尔“宇宙精神大全”、马克思“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等“必然性胡诌”的典籍，只要存在一天，就能证明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不是真理，并会一举击溃其独尊地位。如此看来黑格尔的出现，确是“德国哲学的终结”而不仅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实在很有些相似。虽然黑氏与亚氏一样“博学”，可他比亚氏更多专横的普鲁士气味。毕竟，亚氏还没有将马其顿的秩序等作宇宙精神的最高体现。黑格尔哲学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进击世界，广泛流传，进一步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堕落。结果，连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实证材料，也不得不屈从于“黑──马”这一套思想把头的控制。

黑格尔不懂中文却批判孔子，但在《易经》面前，即使像黑格尔这样心胸狭窄的哲学教授也不得不发出赞叹，《哲学史讲演录》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到了晚年，他终于吐露了一个终生的秘密，在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

难怪黑格尔临死的时候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过了不久他又说：“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其实，连黑格尔自己都不能理解黑格尔自己；所以，谁都没有误读黑格尔。正因为黑格尔自己“本来无一物”，结果任何正确的理解也都成了“何处惹尘埃”的无稽之谈？

浮士德死去了，他的历史终结了。周易的乾坤死而复生了。在即将来到的时代里，周易的乾坤将化育天下。让我们被这透彻的全球时代的预言静静催眠吧：“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辞》〕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坤卦彖辞》〕

[谢盛友]

黑格尔对孔子和儒学的批评 黑格尔对于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很蔑视的，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到孔子时，指出孔子没有“思辨哲学”，《论语》中只有一些“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因而不值得一顾。我们读到这些议论会感到不舒服的，但是从德国注重思想体系和黑格尔辩证哲学出发，黑格尔的责备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对中国哲学还是知之甚少的。中国哲学的主流是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学的问题（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常识道德”）自然是备受哲人们关注的。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家大多不倚靠“思辨”“论理”去推导，而是靠感情的打动和突发的感悟。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自然不能入黑格尔的法眼，因为，西方哲学即使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运用研究自然的方法，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的理智思辨。因此，缺少理性、缺少思辨的中国伦理哲学就很难被西方哲学家认同。我想中国伦理哲学可称为感情哲学。也许哲学界很难认同这个词，哲学就其本义来说就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与感情是不相容的。实际西方哲学家也承认“感情哲学”这个概念。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哲学的分类的时候说，如果“按照促使哲学家作哲学思考的主动欲望来分，这样就分出来由爱好幸福而产生的感情哲学”，与之并立的还有“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王学泰


黑格尔论孔子在世界哲学史中的零地位 (2007-08-20 18: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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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以孔子为“中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却看法相反。他在190年前对孔子哲学思想的评价是——零。是何道理？咱来看看。


“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经注释了经籍，特别是历史方面的，〔他还著了一种历史〕。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学方面的，也是对传统典籍的注释。他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他的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孔子的传记曾经法国传教士们由中文原著翻译过来。从这传记看，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同时代的人。他曾作过一个时期的大臣，以后不受信任，失掉官职，便在他自己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但是仍旧常常接受谘询。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



黑格尔看不起孔子。他对孔子的评价，建立在他的哲学史观念上。

黑格尔认为“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哲学的真正起始”，是思想要把握“一切事物的本质”。而要做到这一点，思想必须是自由的，这样思想才能“深入自身”，“达到自由的意识”，使思维“把一个对象提高到普遍性的形式”，从而建立真正的哲学观念。

所以，哲学发生的前提，是“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人的精神与自然意识，与现实对象相分离。在人的“精神与自然合一的阶段，如“东方人一般的存在方式”，就没有哲学。孔子时代的中国，“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是专制阶段。”人的思想范畴处在“恐惧”的状态下，意志和思维没有自由，所以孔子也只能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他的道德教训中没有一点“思辨的哲学”，因此也不能算是哲学家。黑格尔承认孔子的思想里有“高尚、伟大、崇高，但仅表现为自然的特性或主观的任性”。但他不能自由地思辨，使“最高尚的东西与最恶劣的东西并存着”。

黑格尔在孔子那里“找不到哲学知识”，也找不到“自我”。而“自我的自在性、人格性和无限性，构成精神的存在。精神的本质就是这样，它不能是别的样子”。黑格尔评价孔子的境界是“没有意识的”，也不能保持“自身的客观性”，因此也是“毫无精神意味的”。他认为“这种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故哲学实自希腊起始。”



以上引文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816年海德堡大学）



×××



什么是哲学？中国人与西方人认识似乎不一致。东方人的思辨与西方人的思辨肯定不是一回事。这里有认识上的鸿沟。反方说：如果说孔子思想中没有哲学，是不是也意味着说中国水墨画不算画，只有油画才算画呢？正方说：那么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又属于哲学的哪个范畴？认识上的鸿沟是由两套语言产生的。

如果说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都各自成立，目的、方向、标准、界定是不同的，那哲学就要分东、西两个各不相干的阵营，双方可以互相说对方是“挂羊头卖狗肉”，而永远没有交流的可能。因为大家在谈论真理时用的是两套语言。这样的话，国学大师们在向西方介绍孔子“哲学思想”的时候，就会象墨汁与油画颜料不能相融一样遭遇困境。



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

发布时间：2006-07-16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王子仪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是熔哲学史的宏观研究与哲学家的微观研究于一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蔚为壮观的鸿篇巨制。

　　然而，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对中国哲学一一特别是孔子哲学的评价却存在着明显的偏见。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在东方国家里“找不到哲学知识”，“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孔子哲学，“它是一种道德哲学”，是不能登“属于思想的领域”的哲学的大雅之堂的。“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即《论语》一一引者注），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黑格尔把哲学的“思辨”形式，与哲学的基础一一道德割裂开来，而且贬低后者。黑格尔既然认为哲学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而真理的目标总是有助于实现人类道德的完善、精神的文明的。那么，也就不能无视孔子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二千九百年前，就提出了人类认识自己，对待他人的“克己复礼”的原则，提出了“仁”这个哲学范畴。从而，在东方哲学中，在历史上树起了一面千百年间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旗帜。当着耶稣会神父普罗斯配利·若内塔等在十七世纪把孔子介绍给西方，，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和中国的学问》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先导莱布尼茨，一六九七年曾热情赞赏孔子哲学在欧洲的传播认为：“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陆两极端的二国，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现在是集合在一起了。”（《中国近事·导言》）

　　显然，在对孔子哲学的认识上，黑格尔远逊莱布尼茨。他正像中国的有些研究者那样，把孔子哲学的外在形式——“礼”，当作了它的主体，认为孔子哲学“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特别与以隆重的仪式庆祝一年的季节的典礼相联系”。“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就是从孔子那里发挥出来的道德教训。”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同前）

　　鉴于“礼”的形式，（“义务”），长期被用来为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服务的特点，所以，黑格尔就认为“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的哲学。”这是一种并未深入“礼”的内在本质的观点，正和国内一些以为孔子思想体系是“礼为第一位”的持论一样。其实不然，孔子的“礼”是服从于“仁”的。“克己复礼为仁”。“克己”的范围是对所有人的，不分地位、等级的。根据这一儒家学派的基本观点，后继者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所谓“存天理”，其实就是指遵循必然规律；“灭人欲”，并不否定人类正当的，合理的欲望，而只是去除自私的贪欲，达于“大同”——“天下归仁”。历史上封建阶级中腐朽势力的代表，取孔子哲学中有利于等级特权制度的“礼”的形成，大肆宣扬，而把它的合理“内核”——“仁”抛弃了连复辟封建帝制的窃国大盗袁世凯，都大搞“投壶之礼”，拿了孔子哲学“外壳”来愚弄辛亥革命后的人民，妄图实行精神奴役，以满足一己一家的“大欲”。这些，实质上是跟“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孔子哲学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但这都无妨于他们打着孔子的招牌去骗人。孔子哲学的理性原则就是“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德”在“礼”先。“礼”是实施“仁”的手段和方法。去“仁”之礼，是“非礼”。“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纵观“仁”、“礼”、“政”三者的关系，“仁”为“德”之本，“礼”为仁之表，“政”为“仁”之用。“天下归仁”是对三位一体的高度概括。由此可以推断：孔子的“克己”首先是对当时诸候国君而言。《尚书·皋陶谟》对“天子”有九德的要求：“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而认为协助天子处理政务的诸候，要具备其中的六德，自然亦非“克己”不可。于中可见，孔子哲学思想，是继承并发展了《尚书》中有价值的思想资料的。他主张对国君应比臣下有更严格的要求，跟韩非置国君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约束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极端自私自利的独夫思想是截然相反的。黑格尔低估了孔子这一古代民主思想的深远意义。孔子哲学的核心部分，不是“道德的哲学”，而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国君的超然于法律之外的特权的否定，蕴藏着极大的“维新”精神。韩非曾极诋孔孟推崇尧舜汤武之道：“皆以尧舜汤武之道如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韩非子·忠孝》）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代表，为维护不公正的等级特权，对孔子思想中民主性的“内核”的恐惧。如同“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 的合理“内核”一样，“仁”正是孔子哲学的合理“内核”。

　　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是因为他经过西欧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这后，把孔子哲学中易于为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利用的“礼”的陈旧的外在形式，当作它的主体，所以得出“毫无出色之点”的结论。如果他对照过韩非反儒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抓住“仁”的本质，就会发现孔子哲学本身包含着变革封建专制主义的积极因素。“天下归仁”是对古代“大同”理想的集中概括，对历史上的封建专统治者也未始不是一种制约。它在历史上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条纽带。孔子哲学不是“一种常识道德”，对此我们应当比黑格尔有更多的发言权。



曲阜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隶属于济宁市，古称鲁县，是鲁国国都，更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被中国政府第一批授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它和临近的邹城市被并称为“孔孟桑梓之邦”。


历史
古称“少昊之墟”，据说上古时炎帝、黄帝和少昊都曾在这里定都。商代属奄国。周武王开创周朝时，将其弟、开国功臣周公旦分封在此，称鲁公，但只由其子伯禽领国，而周公本人则留驻中央、辅佐朝政。于是，从周初起，这里作为鲁国都城，历经了八百七十三年历史，是周朝各诸侯国都中，定都时间最长的。当时的曲阜，城墙长约12千米，四面各开三座城门。城西南为内城，包括了宫殿和祠庙等建筑，城西为制陶区，城北为冶金区，城东为军营，其余皆为民居、市场和娱乐设施。整座城市遵照周礼的规范，左坛右社，面朝后市，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出现了一位被后人尊为“文圣”、“大成至圣先师”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他的思想流派后来被称为儒家，影响中国达几千年之久。孔子逝世后仅一年，鲁哀公就下令祭奠，到西汉时，汉高祖刘邦更以祭天的仪式来祭孔子。孔子的后人们便世居于曲阜，并接受历代朝廷的封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家族并延续至今。他们的家庙及府第曲阜孔庙及孔府在历代帝王的支持下，不断扩建，现已形成规模极其宏大的一组建筑群。其北的孔林是孔氏家族的墓地，大约有十万座墓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曲阜孔府孔庙孔林（“三孔”）目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战国末期，鲁国被楚国灭亡后，楚国设置了鲁县。西汉时，这里是宗室鲁王的封地，亦称为鲁国。三国时复设鲁县，为鲁郡治。隋代易名为曲阜县，以“城东有阜，委曲长七八里”而得名，属兖州。目前，城内外还遍布着祭祀孔子大弟子、“复圣”颜回的颜庙以及西夏侯遗址、周公庙、春秋书院、汉鲁王墓、少昊陵、石门寺、宋景灵宫故址等无数文物古迹。于1982年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撤县设市，由地级济宁市代管。

曲阜孔庙位于孔子的老家山东省曲阜县，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孔庙。它与孔府、孔林并称“三孔”，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四大古建筑群之一。


建筑结构
整个孔庙总面绩大约327.5亩，呈长方形，南北约长1100米，延中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严谨。庙内共有九进院落，前起棂星门、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和十三御碑亭。之后从大圣门开始分为三路建筑群，分别是祭祀孔子以及先儒、先贤的中路建筑群（大成门、杏坛、大成殿、寝殿、圣迹殿、两庑等），祭祀孔子祖先的东路建筑群（崇圣门、诗礼堂、故井、鲁壁、崇圣词、家庙等）和祭祀孔子父母的西路建筑群（启圣门、金丝堂、启圣王殿、寝殿等）。


1949年，中共政府在中国大陆建立职权以后，基本取消了祭孔的活动，被有些人认为是去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批林批孔的运动，祭孔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各地很多孔庙，包括曲阜孔庙的文物古迹都被破坏。从1984年起，曲阜孔庙恢复了民间祭孔。以后中国其他地区陆续开始祭孔的活动。


1994年，曲阜孔庙、孔林、孔府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