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欺骗了李大钊？

谁欺骗了李大钊？

我先以偏概全，用一竹竿打翻整船人。

黄嘉略（法语：Arcade Huang 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沉睡了约三百年，如今中法交恶，我们中国人才把他挖出来，我则想起他的帽子。
大约三百年前，黄嘉略有一次竟然放心地把他那顶帅气的帽子留在了教堂里，并在外面独自逛了一会儿。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帽子已经不翼而飞。黄嘉略相信“人性本善”，更相信欧洲人（尤其基督徒）有极高的道德要求。
看来我们中国人对基督文化至少误解三百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朋友萧瀚（画家）到达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他认为，资本主义人人道德高尚，况且资本主义世界个个富有，不乏货，哪里会有人偷东西，下了飞机，他急迫要看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丢下自己的行李箱子不管，当他看够了资本主义，回头准备提箱子时，箱子已经不翼而飞。
看来我们中国人对资本主义至少误解三十年。

毫无疑问，李大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扬苏联的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李大钊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论文中，李大钊写道：“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也发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正宗的社会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有风靡世界之势，他编这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918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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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要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伟大领袖”说：“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但是，我们接受的教育，没有人把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告诉我们。
马克思　(Karl Marx，1818 - 1883)是犹太人，六岁时在特里尔洗礼，改为信仰基督教。他对宗教的批判不是对上帝的批判。(W. Hasenclever: Ehen werden im Himmel geschlossen, Reinbek 1963, S.262f. )

当然，马克思六岁洗礼不能证明他就是有神论，他后来更加叛逆，鼓吹无神论。其实，无神论是认为神灵不存在或者不接受有神论的一种哲学思想和立场，广义上则是对神存在缺乏相信的思想的总和。无神论并没有统一的哲学思想。成为无神论者不需要任何诸如皈依或洗礼之类的仪式，因此对于无神论者不容易判断。只有少数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一般可以肯定他们是无神论者。

马克思六岁时接受洗礼，这是历史事实，我不敢说，中文资料里没有记载，但是，我敢说，我没有读过。我不明白的是，我读书不多，可是为什么我读到的全是无神论的马克思、唯物论的马克思、辩证法的马克思，而没有读到有神论的马克思、唯心论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对于我这些读书不多的人，为什么人们总要把马克思“不光彩的一面”掩藏起来？总是不断地推销马克思“光彩”的一面？

新闻学有一个铁律：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像新闻学一样，有神论和无神论也有一个铁律：在无神论里，没有上帝把真理交给人类；在有神论里，上帝没有把真理交给人类。

可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违反了这些铁律，因为我们被教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到了1978年，邓小平号召“摸石头过河”地改革，我说邓小平是胡适的好学生不是李大钊的接班人，那不，我们的总设计师喊话：不问姓社姓资，管他白猫黑毛，管他什么主义，发展是硬道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以人性开始，以非人性结尾结论，哪怕是现在金融海啸，西方人也就是喜欢读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出版的第一卷，很少人喜欢读第三卷。人，自私自利，喜欢相信：原来我之所以穷，是受别人的剥削；人，害怕面对现实：金融海啸来了，资本家倒了，连受剥削的机会也没有啦。

李大钊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当成科学介绍给我们，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唯物辩证法是达尔文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不是什么科学，由于十月革命由于五四，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但是，李大钊又忘记告诉了我们，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空想就是唯心论。

根据历史资料，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1872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工人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思本人，对自己也怀疑。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施密特，提到马克思曾自讽地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日前纪念中共确定改革开放路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表示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胡锦涛说，中国将坚持“由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
什么是外部压力，胡锦涛没有说，总不该是马克思主义吧。

写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德国班贝克

 

[谢盛友]

中国将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海外人才回归势必加剧国内就业市场紧张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准备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以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建设新型国家。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政策措施，做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

《意见》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在当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的情况下，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高端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越来越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特需资源。

中国政府说，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大举措。

根据《意见》建议，中国将重点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其中包括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

但是目前中国包括高层次人才在内的就业市场并不景气，大学毕业生难找工作，许多人甚至争当有钱人家的保姆。

分析人士认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归，势必会使国内就业市场更加紧张。




中国还有共产主义者吗？－毛主义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文浩博士在河南农村
正值2008年中国两会召开期间，柏林办了一个关于毛主义与中国的研讨会。主讲人、维也纳大学文浩博士（Dr. Wemheuer）就此向德国之声谈了他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为何失败？毛主义与今日中国是怎么一种关系？毛泽东和中国与传统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今日中国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吗？文浩先生的一些观点也许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和当前的两会也不无参考意义，比如中国是否能让农民和农民工建立自己的协会的问题。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脱根’......引发了现在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

德国之声：毛泽东追求在发展中国家里建立另一种社会的理想。为什么他建立这么一个解放性的社会模式的试验失败了呢？

文浩：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很多人长时间研究。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时代，没能成功地从根本上让中国农村现代化。大家知道，农民虽然曾经是革命和1949年革命胜利的基础，但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保持了50年代的水平，人均粮食消耗量也没有变化。当然，在卫生、教育、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农村的情况变化很小。70年代末时，中国人中还有80％的人是农民，20％的人是城里人，这跟1949年的情况是一样的。

德国之声：可以说毛主义对中国转向资本主义模式反而起到了刺激作用吗？

文浩：这也是个非常难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也跟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关。从1966年开始，中国发生了一个社会变化，年轻的大学生、工人等为文化大革命所激动，但这种激情很快在派别斗争中结束，直至武斗发生。我认为，70年代中时，中国对仍然不间断的革命宣传感到疲劳了，于是在中国一旦产生了一种走向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倾向，它便得以相当顺利地展开。当然，改革的成功给毛泽东的事业画上了问号，许多农民在80年代发现，没有了人民公社，在国家土地上发展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比以前要好得多。尽管如此，毛泽东的精神还经常返回到今日中国，因为许多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另外，一方面是一个资产阶级、富裕阶层的产生，另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脱根"，进入城市去工作，于是不断提出诸如平等这样的问题，引发了现在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




"中国正在发展出一种类似于工人运动的东西来"

德国之声：您提到"阶级斗争"。您认为中国现在有阶级存在吗？

文浩：是的，社会差距之大，只有世界上少量国家可与之相比。这得到了基尼指数的证明。在中国，至少在相当大的私有经济范围里存在着没有社会国家因素的资本主义，那里的流动农民工和妇女情况，人们只能跟19世纪的英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毛泽东时代，每天都在宣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国家作的宣传，各种坏分子受到批判，成为受害者。而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反。比如，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再用象"资本家"这样的概念，而称这些人为"企业家"。现在有许多动荡从底层发生，农民抗议他们的土地被拿走，退休者抗议退休金保险机构的欺骗行为，中国每天都发生各种抗议行为、罢工，中国公安部自己公布的数字说有8万起发生在2006年（假如我没有记错）。这些虽然是地方性质的示威抗议，但现在我认为在中国正在发展出一种类似于工人运动的东西来。




"中国共产党拿出‘和谐’的口号，也可以理解为警告，警告不要损害这种和谐"

德国之声：是工人运动，还是公民社会，怎么定义更好呢？这是毛泽东时代提的那种阶级斗争吗？还是另外一种？

文浩：今天的冲突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的。如果农民工罢工，或者发生冲突，不一定非要理解成阶级斗争。现在也有工人上街去示威抗议，他们举着毛泽东的像，表示怀念毛泽东的时代。但我认为，他们并不想原封不动地回到那个时代去。而今天的国家试着抵消这种倾向。胡锦涛、温家宝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表明，国家要通过做工作，同时也通过压制，把和谐引入这个社会，而这种和谐本身是被这个社会的矛盾所啃碎了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冲突潜力存在着。今天，中国共产党拿出"和谐"的口号，也可以理解为警告，警告不要损害这种和谐。




"中国今天是一个主要按资本主义原则作用着的国家，但无论如何还是一个混合体制"

德国之声：可以说，中国今天是"滑"入了毛泽东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中去了吗，还是应该怎么说呢？

文浩：我想，毛泽东自己也无法设想，改革政策会带来什么。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就说，如果邓小平这样的人掌了权，中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而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在中国这里看到一种复杂完整的结构，那里多年来存在着的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按欧洲标准完全可以说成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市场化的，但另一方面，土地在中国始终还是国家所有的，农民只得到使用权，还有很多工业和农村企业始终在集体和国家的手中。我认为，中国今天是一个主要按资本主义原则作用着的国家，但无论如何还是一个混合体制，还有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因素存在。我想，在70年代中的时候，毛泽东和那些极端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想到今后的中国会是这个样子的。




"毛泽东与其说是被宣传成共产党人，还不如说更多地被尊成国家的创建者"

德国之声：1978年中国发生了一个转折。今年中国隆重纪念这个转折－改革开放－30周年。那是与毛主义、毛泽东思想决裂呢，还是继承呢，还是一种混合？

文浩：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人们没有象苏联当时那样，也就是说在斯大林之后，给予完全的否定，就象赫鲁晓夫60年代时做的那样。党决定采用一种总体的解决方法，他们说：毛泽东思想仍然是重要的，但它的内容，它在当时的意义，应由党自己来定义。在实际上，尤其在经济领域，离开了毛泽东的制度，取消人民公社，展开经济局部私有化，但有些毛泽东思想，如党的群众路线，让政策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有些口号，比如为人民服务，一些毛泽东的口号保留了下来。今天在中国仍然是这样，在大学里有毛泽东思想的必修课。但我认为，从整体上看，人们用另外的内容来装填了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合法化的形象，对中国的党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说：我们完全告别这一遗产，在中国的宣传中，我的感觉是，毛泽东与其说是被宣传成共产党人，一个在文化革命中做了错事的人，还不如说更多地被尊成国家的创建者，我今天在中国的宣传中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背景。




"如果今天问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那是有很大差别的"

德国之声：有中国理论家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今日中国的渊源，而非本源。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文浩：我基本上同意。这个问题让我感兴趣的方面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完全告别毛泽东。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需要一种合法性，另外，毛泽东在历史分析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比如人们说，对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须承担责任。但中国共产党后来也从中获得了经验教训，于是它说，这些事件是有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党的合法性。当然了，如果今天问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那是有很大差别的。我认为，许多年轻人跟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少，在年纪大些的人那里，比如说，我在河南1959年至1961年间饥饿非常严重的地方，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对毛泽东很少有什么好的看法，如果跟东北刚失业的工人谈，他们几个月没有得到工资了，他们就完全可能对毛泽东时代表示好感，那个还有国家保证的铁饭碗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出租车司机挂着毛泽东像章，贴着毛泽东画像的原因，我觉得，这不是跟历史密切相关的什么现象，而只是一种一般性质上的吉祥物了。




"中国领导人从文化革命中获得了一个教训：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

德国之声：毛泽东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影响吗？

文浩：老实说，很少。毛泽东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是，群众是历史的英雄，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所以，毛主义的一个中心是群众运动，与苏联不同，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在毛泽东时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个群众运动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体制里，还是在政治体制里都不存在。中国领导人从文化革命中获得了一个教训：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于是出现了一些口号，比如建设法制国家，党恢复了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机器。所以，在今天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群众应该说是一种消极的对象。这对人们来说，并非完全是负面的，这有积极的方面，比如说不必象毛泽东时代那样每天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从经济体制上说，毛泽东的目的自然是，完全废除私有制，取消私有财产、生产资料、土地。他甚至对农村的家庭经济发起攻击，说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可以说，今日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完全是与毛主义体制决裂了的。




"我在中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德国之声：今天，中国的党仍称自己为共产党，并表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您在中国还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吗？

文浩：我认为，在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一点作用都不起，或者只起到很小的作用。它在政治体制中始终起着一种作用。党表示自己的一脉传承性，说自己是共产党，不象东欧一样国家的前共产党那样把自己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因为中国共产党需要这么一种一脉传承性：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是它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等等。从合法性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还很重要，因为它要借此给一党专政制度一个合法性的解释。整个社会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中国还是要继续坚持的，还要继续保证党和国家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的状况。也还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机构，比如人民大学里的，而中国共产党仍然用着成千上万的教授、专家，他们给中国新的政策配上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概念。但我要说，我在中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德国之声：也包括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

文浩：我在北京生活过两年，几乎到过全国，包括中国西部。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人是我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上称为共产党人的，认为应该废除私有制，返回计划经济的。




"中国领导人很重视年轻人的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际上退到了幕后"

德国之声：那么凭什么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呢？在中国能见到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吗？

文浩：中国领导人这样说：在毛泽东时代，遵循着苏联模式，中央的计划经济，而把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说成是中国模式，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人们从马克思主义中提取出其它的东西来，以前总是强调阶级斗争，而今天人们更多地强调马克思的其它思想，比如说，一个不发达国家首先要发展起来，在这之后才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据此，中国领导人说，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初级阶段。人们拿来马克思的一些说法，说社会主义只能在一个发达国家存在，据此来解释与维护中国的现行政策。这从一定意义上看是"拧错了水龙头"了。但中国领导人无法不这样做。关键是要能够解释，中国的党现在有什么样的合法性基础。我这样看，在教育中，中国领导人很重视年轻人的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际上退到了幕后，被人看得无所谓了。




“比如叫社会民主党了，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党制呢？”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称呼、共产党的名字好呢，还是哪天改称为社会民主党或者工党之类的好？

文浩：至于哪个好，这应由中国的党和政府自己来决定。但是有个问题，如果现在共产党改变名称，说我们现在比如叫社会民主党了，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党制呢？为什么在中国不举行自由选举呢？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对党来说存在这么一个危险，尽管有很多难解释之处，但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假如它现在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方向，那么，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变强。

德国之声：人们一直在说是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现在中国让一些其它党派的人来担任部长职务。您是怎么看的呢？

文浩：不能说中国一点都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人大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决议不再是全票通过，也有反对票，也跟其它党合作，相当于民主德国时期说的盟友党派，人们也在村一级上进行选举。这些选举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有的村庄，村长被民主地选出，在有的村庄，则由于腐败和权力关系太强，不能展开真正的民主选举。这当然是一种尝试。但这里也有个矛盾的问题，共产党说，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程度，以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但与此同时，那些经济上处于非常落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得到选举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那些农民。而在比较发达的中国地区，则还没有展开全面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党陷入了一个磨盘中，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在政策上更多地考虑社会因素，必须把自己显示为接近人民的，另一方面存在一个危险：通过深入的改革会使权力受到威胁。人们不会忘记1989年的教训，那时，中国领导人受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的挑战，他们从镇压中吸取了教训：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次发生。所以现在发生冲突闹事，在萌芽状态就把它压下去，在它们获得广泛影响力之前。1989年的经验使中国的领导人在是否展开深刻的政治改革方面变得非常谨慎。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有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

德国之声：您认为毛泽东更多地是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比如儒家学说，或者还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多？

文浩：我认为，毛泽东确实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了起来，比如讲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不是象俄罗斯把革命放在工人身上，能够在城市展开。当然了，一些思想，比如人民公社，也跟传统的乌托邦有关，就象康有为当初的思想那样。在中国也存在着长期的乌托邦理想传统。一方面，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有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在文化革命中要摧毁许多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他个人的藏书里有中国古典的作品，他也用中国古典方式写诗。我认为，毛泽东自己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但对中国的文化有着一种复杂矛盾的关系。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是马克思主义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呢，还是中国更大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观念中一定的因素是由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决定的"

德国之声：可以说他想要的是一种混合物吗？即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混合，但他又是叛逆的，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叛逆出来，却又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很成功？

文浩：毛泽东观念中一定的因素是由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决定的，比如一个国家一定要争取迅速地，在短暂的时间里工业化，必须获得生存之本，必须要有能力强的军队，必须要对全民展开教育，让农民进入生产程序，这些思想我们也在其它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里见到。同时这个政策里也存在着强烈的中国因素，比如拒绝法制国家的思想，毛泽东直接提到孔夫子，说，中国有着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至少在形式上存在着一种修剪过的司法体制，而在中国，比如刑法在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正式生效，法律在毛泽东时代作用始终很小。我认为，这种以人治为本，拒绝法律和法制国家的观念根源在儒家学说传统那里。叛逆的文化根源也存在于中国的传统里，比如红卫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西游记里美猴王孙悟空那儿找到他们的前身，中国的历史也充满了造反，毛泽东也直接以此为依据。

德国之声：可以这样说吗：人治的传统从毛泽东那里一直还延续了下来。现在的人们也还不那么愿意走向法制社会？

文浩：人治是孔子的一个思想，这一点毛泽东继承得相对较少。在毛那里，斗争是第一位的，冲突，阶级斗争，而这些当然跟传统的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冲突的。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对法治的拒绝传统，在毛泽东时代继续存在，今天仍然是按西方模式建设法制国家的障碍。今天，中国政府通过"和谐社会"的口号，更向孔子的思想靠拢。




"在70年代初的时候，政治上的中国在世界上比现在的影响更大"

德国之声：您能简单谈谈欧洲和世界上的的毛主义吗？

文浩：今年是1968年学生运动4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运动不仅震撼了欧洲，也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的讨论中，尤其在德国，人们过于忽略了中国的因素。当时，在这一学生运动的各种不同的流派中，包括在70年代初的新左派里，中国的文化革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中国作为经济样板，在世界上被视为成就，但人们却忘记了，在70年代初的时候，政治上的中国在世界上比现在的影响更大，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运动直接声明是受中国影响的。

德国之声：人们说，中国现在的模式是成功的。西方是否有这种观念，或将来是否会有人认为，应该学习中国的模式，包括有一定的专制？

文浩：中国受到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和企业家们一定的妒忌，妒忌一些政策可以很容易地被中国政府付诸实施，比如很容易地让几百万人搬迁，也可以基本上不去考虑损失的方面，相对快地实施经济改革措施。而在这里，人们害怕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失败，所以对一定的措施瞻前顾后，缩手不前。尽管如此，我不相信中国会成为西方的一个政治模式。当然有发展中国家，比如古巴，或者越南，他们局部地试着学习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由一党制中的一党究竟能统治多长时间？中国这个模式，从过去的20多年的经济发展看，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个国家里也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冲突，矛盾，可以说那是一个沸腾的魔锅。从长远看，是很难这样统治的，我认为。




"直到今天就是没有农民协会"

德国之声：您认为，长期地看，不进行政治改革是不行的？

文浩：我不能作出对未来的预测。比如说，且不说进行全国普选的问题，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明确地提到一些问题，比如工资没有发给工人，腐败的干部骗走农民的土地，这些都可以在中国报纸上读到，政府决定通过减税减轻农民的负担，保护农民工利益。但这些法规经常被视而不见，或者贯彻得非常迟缓，人们想要改善局面，但同时又禁止这些受涉及的人自助，比如在中国现在有企业家协会、宗教社团，但是直到今天就是没有农民协会，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通过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组合起来，我觉得，有些问题本身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让工人有罢工权，通过自由的工会来提出与解决问题，那么工人与企业家之间的许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改善总的局势。但中国中央政府显然对此有害怕心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今后几年里中国是否会实行议会民主，而是，能在多长时间里坚持不让那些现在在那里抗议的、不满的人组织自己的组织。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受采访人简介：

Dr. Felix Wemheuer（中文名：文浩）生于1977年，曾在德国波鸿大学就读汉学，2000至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从2004年开始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任教，从2005年开始担任汉学教研室副主任，2006年成为全职副教授。与中国李女士缔结了姻缘。他先后出版的书有河南省大饥荒调查报告；中国的"大跃进"；以文化革命为榜样？－德语区的毛主义。还有大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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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困境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上海复兴公园里雄伟的马克思、恩格斯
2008年初中国理论领域空前活跃。胡锦涛接连发表贺词和文章，主动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提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共党报评2007最具影响力文章，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入选，新华网又推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最新概括”。德国之声记者在此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中共十七大推出的重点概念略作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艰难可想而知



石仲泉文章标题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最新概括”。哪两大概括？一是“十个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的最新概括；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而“十个结合”中的第一个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但是，坚持了哪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哪些马克思主义内容中国化了呢？通篇没提。作者只是说，马克思主义内容非常丰富，需要长时间地研究，看看是怎样中国化了的（大意）。也就是说，要找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来，来印证它是仍然在被坚持着的，并且在它的基础上发展着的。



问题是，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年了，中国那么多理论人员也已经为此工作了30年，居然一条也没有理出来，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了吧？西方的新闻界、理论界其实对此并不关心，他们只是简单地说，中国实际上已经是资本主义了，只是执政党还叫共产党。对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并无人去关心，觉得只是说说而已。这种印象之所以难免，就在于中国理论界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建树。建树不出来。几乎非人力之可为。



一个根本的抛弃



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理论呢？中国的历史性定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百度知道”里一篇写得比较完整的文章一开始是这么定义的：“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和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就这么一句话，一个定义，“无产阶级”这个词出现了3次。这篇文章下面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推翻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百度的这篇文章写错了吗？不是吧。中国从毛泽东以来从来就这么定义着，没有人去改变过。马克思自己也是反复这么说的，还记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在中国最著名的马克思语录吗？



再阅读一下包括十七大文件在内的中国近年来官方文章吧。你能找到“无产阶级”这么一个概念和定义吗？没有了，可以说完全消失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是一个“最后的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什么事。而且，这个理论推出后，有了新老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了。



那么，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成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吗？至少，“无产阶级”这个词不适用了，“阶级斗争”不能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自然也不能再提了。那么，只剩下一个有待重新定义的思想体系和主义了。



一个断面的确定



要说石仲泉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些可读性的，是其第三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最新解读”。这里牵涉到了今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重新界定中国历史的问题了。是否要，以及如何划分中国最近的历史？一般的大陆中国说法把近代定了下来，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为中国近代。石仲泉提出“’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列举了十七大、十三大等里面的相关提法：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接下来，作者又作了一个确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他说：“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认识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印记很明显。”这段话说得还是有些意思的，也比较有实在内容和根据。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延续了“现代中国”吗？是否也可以说，既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本源”，那么，毛泽东思想所忠实依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本源呢？如果这样看问题，可能还靠近一点现实。至少，人们在意识形态，在思想方面，看到的是一个断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延续。



马克思主义与今日中国有相合之处吗？



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只能在此简单地比较一下。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



百度知道的文章里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它的任务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本身的性质。”显然，随着“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失效”，“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已经无从谈起。推翻今天的资本家们，包括买办资产阶级？那就成笑话了。“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在今日世界上是不怎么说了，但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无阶级社会”，即使在今日中国也没人再提了。再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可能吗？今天世界上也已经几乎没人相信了，更靠近这一“理想”的反倒是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至少那里的贫富差距每天都在努力地不让扩大。按今日中国贫富差距之大，更不敢有人作如是想。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呢？“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指出资本积累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更为尖锐。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从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社会主义。”这段话，不是让人觉得对严重两极分化的今日中国是一个讽刺吗？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称。西方认为，这两个部分分别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拿来”的。唯物主义且不去说它，西方人可以有唯心的，但西方资本的发展却不会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点是：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发展史。另一个关键点（也跟政治经济学有关）是：经济是基础，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是上层建筑（现在也有人说国家机器是中间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上层建筑不符合经济基础了，就要革命，要推翻。今日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实事求是地说，还是更接近资本主义吧？或者说就是马克思描述的那样的资本主义的样子，只是多了一个比西方更严厉的国家控制（当然西方也有一定的国家控制）。



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拿来的辩证法主要是3个规律：“从量转化为质和从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从中国这40年来的经济发展看，这3条规律是很有意思的：私有的量越来越多了，本应该有质的飞跃了；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中国经济和外国经济相互渗透；否定了原来的纯粹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了，如何再否定之？这些问题就不在这里探讨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还可以找出一些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确实在延续的地方，恐怕也只有哲学里还能试试了。但这方面又能说明多大问题呢，或者说，说明的问题是否会是所需要的呢？



马克思主义真正可以“洋为中用”的东西，恐怕还在于它的“动”的方面。当年中国爆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时，只用了一个“依据”：马克思主义最讲实事求是。当然了，这一类的言论（实事求是）不会只有马克思讲过。同样类型的还有，就是马克思是注意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德语维基中介绍马克思的文章里提到，凡是有道理的批评，马克思就吸收过来，据此修改自己的理论。马克思自己说过：“任何科学的批评中的指责我都是欢迎的。”（Jedes Urteil wissenschaftlicher Kritik ist mir willkommen）德语维基还列举了一些马克思修改自己理论的例子。



有必要坚持说是马克思主义吗？



总体上看来，说今日中国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实在太难圆此一说了。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啊。那么，就依据马克思勇于修改自己理论的这一点，依据实事求是这一点，来修改一下？似乎不太可能。



原因也许用一个词就可以说清楚了：稳定，或者安定。中国要有一定的延续性，有了延续性才能避免大的动荡；要有政权的稳定性；要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了合理性才能让人信服，包括一些始终不同意改革开放的人；要有一定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社会会是糟糕的社会。如此而已。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个“外壳”是不可弃的，只能给它找出内容来。再难也要找。



然而，今年年初的一系列“理论风暴”又启示着什么呢？星岛环球网的一篇文章就胡锦涛年初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分析道：“在中国政治语境下，纪念过去往往和当下工作密不可分，舆论甚至可以通过其纪念主旨、规格来推测后续动作…如果说2006年属‘被动回应’，2008年则是最高领导人掌控话语权的‘主动为之’。”



除了胡锦涛外，海外也注意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人最近的讲话。汪洋说：“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上海俞正声等人也要求“解放思想”。这个“大解放”会意味着什么呢？年初热捧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又意味着什么呢？年内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内有什么大动作吗？



恐怕不能有太多的期望。十七大定了个基调，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万变恐怕也不会离了其宗。今后一段时间里，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切也还是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子里去找，去变（即使有变）。对中国许多民众来说，还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乐就好。爱说是“马克思主义”，就说是“马克思主义”吧。然而在国际上，这种外壳的坚守总是不那么被喜欢的，无论内容已经多么的资本主义。这对两岸统一的前景也不那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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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

[谢盛友]

余孚：纪念启蒙运动九十周年和重新启蒙
一、启蒙运动的失败与教训 7|1~cgT
明年, 2009年, 是我国启蒙运动九十周年, 九十年前的今天，军阀混战, 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宰割和瓜分，国家危在旦夕。而全国人民却仍然处于宗法制度、三纲教义和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 做顺从的奴隶。袁世凯在1915年5月25日在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上签字，12月12日宣布登皇帝位, 在同年9月15日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 揭开了我国启蒙运动的序幕。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 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中国，“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 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 都不推辞”。陈独秀的启蒙运动就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几千年的黑暗的深夜，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为民族和国家起来斗争。 vwK 7b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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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转变，说明了陈独秀虽然向往民主与科学，但是他究竟没有到过西方，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如何改变一个时代和社会，使之摆脱中世纪的黑暗, 进入现代社会，没有亲身的体验。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欧洲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那时翻译到中国来被普遍宣传的《共产党宣言》告诉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再容纳不了它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了”。马克思将要建立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美妙的社会, 至于马克思为了要实现这样一个美妙的社会，前提条件是要把一切人的“生存条件都控制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没有翻译到中国来，陈独秀还不知道。至于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 国家机构就会变得象工厂里的会计和监工那样简单不但没有实现，而且苏维埃的专 制政权却立即迅速膨胀，官僚化和没有效率，列宁在取得政权以后并不能恢复工农业生产, 全国陷入饥饿, 强征农民粮食, 没有工业品交换，即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又使得工人很不满意, 甚至造成工人的游xing示威。列宁还未病倒以前, 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斯大林利用他的管理组织的职务已经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在列宁病倒以后，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束手无策，只能痛苦地死去。陈独秀对此毫无所知。陈独秀是在既不了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 也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他的启蒙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 {.=h^7/G
二、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k> 97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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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一开始投身于启蒙运动时并不是对启蒙运动的内容就那样明确的，陈独秀在1904年在他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时还只提出国家为“全国人民所公有”，“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为捍国家主权，必须提倡民权”，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他的《新青年》时写的《敬告青年》，第一次把“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都作为要求青年的六项标准的内容提了出来，这应当就是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一旦产生，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 制制度及其三纲教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父为子纲，则子属于父的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奉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国民如要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 =b6R$_
陈独秀十分强调学术自由，“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两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 B}/I@V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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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提倡启蒙运动，并不是仅仅在唤醒国人起来救中国于危亡之际，这固然是他的直接的目的，他的更长远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奴隶思想，把国人推进到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从而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先进之林创造条件，这才是陈独秀发起启蒙运动的真正目的。他的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所参加的中西文化的论战之中。 pk$Mn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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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独秀终于回归民主 ,(o
为了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为9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5月已经突破16万亿元，七年增长7万亿元，一年增加一万亿。为了加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2006年底，国务院转发国资委文件，作出规定，国营企业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必须保持绝对控制，对基础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行业等等。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都要增强。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行业和企业都必须由国有经济进行垄断。 [;@ 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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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国家想出了许多办法，但是企业总是困难，原因是企业总是缺乏资金。1994年以后国家下狠心拿出两万亿元为企业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企业依旧困难。实际上我国的投资从来是十分巨大的，国家发改委主委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去年（2007年）超过13万亿，今年可能超过17万亿，明年预计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所有这些投资都是天文数字，而且大部分是投向国有企业，依然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投资依然没有效率，并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扩大内需，原因是国有企业是一种无底洞，下面还有一个权力阶层在张之大嘴等着呢！这就是我国缺乏内需的原因。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中央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次的改革开放，都成为权力者积聚财富的机会。权力垄断，权富民穷，历史上就是如此。在我国历史上，真正从贫苦农民出身后来作了皇帝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人，由于亲身的体会，他十分痛恨官吏的贪污，非法取夺民财，对贪污官吏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取消宰相，自己亲管六部，然而明朝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马克思对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真理毫无警觉，竟然建立起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专政的制度。 'yRrJ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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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私有制，在我国宪法的多次改革上，都得不到与国有企业的平等待遇。在宪法上1982年还没有提到私有制，到1988年才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2004年提到对私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2006年才由国务院发布非公经济36条，对“鼓励、支持和引导”作出具体办法。但是在实际实行中，要真正实现仍然是困难的。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真正能够创造利润，增加税收和增加就业的却是私营企业。据2007年8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垄断已经为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所说，在国有经济垄断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民间经济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占GDP的贡献率仍达三分之二，吸纳新增就业率仍达80％，真正能够产生效率的是私有经济。 ?H"8i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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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出卖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但在我国，这却成为政绩工程，城市现代化，高楼群拔地而起，政府机构的扩大，干部的特殊享受，以及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成为财富向权力集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渠道。 RRH:xf?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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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权力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党和政府的机构的惊人膨胀, 2007年和2008年国代和政协两会的代表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总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 日本为1.38人, 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倍, 日本的28倍。这还是从财政开支的比较来计算的, 至于几乎普遍性的贪污腐化的收入更加无从计算, 数量是惊人的。 LKDId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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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引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给权力拥有者以前所没有的机会。我国的改革形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运动的涡流，所有人民创造的财富都随着这种涡流最后流向权力中心，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集中的经济体系，造成的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3亿人民的购买力难以提高，严重的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内需的缺乏，所有这些都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锢疾。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日益仰赖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甚至血汗工资所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以支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府和国内外的评论家都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出口为主转变为以内销为主，但是我国这种依赖出口为主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正如前面的分析，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要把经济的发展改变为以内需为主，就必须改变我国的制度，把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改变成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这种改革是一个方向性的决策，困难是巨大的。 =YQ?B Xk
五、重新启蒙——对人类历史的思考 I6Se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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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切割开来，马克思是正确的，列宁和毛泽东是错误的。马克思是要解放全人类，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却全都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大搞阶级斗争，对人类的文化、知识和经济进行全面破坏，以至在他们领导下死亡的人数比在希特勒屠刀下死亡的人数还要多。然而他们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正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导者。马克思要造成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生产条件都要“控制起来”，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绝对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自在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设想只有在这样的绝对的专 制统治下才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彻底反对西方在人类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总结经验才产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所发现的科学、自由、民主，予以全面的否认。原因是，他们所创造的自由和民主是“虚伪的”，是对人们的“欺骗”，只有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所产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B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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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和西方的历史说明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式，东方的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是绝对的封建专 制统治和为巩固这种专 制统治的宗法伦理的统治。每次改朝换代都只能由农民革命来实现，那是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却根本没有历史的进步。西方的历史发展，无论从希腊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社会只要我们看了历史，就发现并不是阶级斗争造成的，阶级斗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的动力。相反地，从古代希腊开始，就在不断探索自由和民主发展的道路，正是希腊人发现了城邦民主和个人的自由，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才有希腊的科学、艺术和哲学，才为人类建立起人类最早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世纪也没有中断过，以至中世纪的中期就开始了人的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才有科学革命对自然和宇宙发展规律的发现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对自由、民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规律的发现。 'W)&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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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人类形成社会, 并不是要消灭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创造能力，个人的兴趣、爱好等等, 而是在社会中实现相互合作与协助，以便更好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和他的兴趣和爱好。因为人类的任何的发明、发现和创造都是个人的才能实现的, 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的产生就是为了最充分地实现个人的努力。康德说的人是目的, 不是工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所极力宣传的就是要求实现这样的社会, 陈独秀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 而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 人类从仅仅依靠体力操作的手工业社会进入脑力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机器生产的社会, 在进入现在的以知识作为生产力的因素的社会，就是十八世纪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灵活性，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全面继承了十七和十八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现，才有可能不断调节自己的社会制度，为历史的发展不断开拓发展的道路。 m~x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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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要解决它在三十年的长过程中所无法解脱的困境, 我们也必须重新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是发现真理、创造真理、推进真理的唯一基础。西方的历史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的普遍的真理和普世的价值, 是人类发展必由之路, 人类普遍的思想财富，让我们像当年陈独秀那样，重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我国改革的成功，国家和民族的进入先进世界的前列创造条件。

[谢盛友]

余孚：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二)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
标签： 马克思主义
● 余孚

马克思自称他的理论是一门历史科学，是严格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真理。实际上他是从人道主义的片面观点出发，把历史上所产生的分工都看成是人类的罪恶，他要消除产生罪恶的分工的历史，重建一个没有分工，因而也没有因分工而造成人类罪恶的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的历史，因此他就完全脱离人类自己从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现实的历史，用他的头脑来创造一整套符合他的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并且设计出一个理想的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社会，然后用最激烈的手段，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强力推广实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 http://www.tecn.cn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

马克思开始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已经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时在英国，原始积累时期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诞生的早期资本积累的残酷剥削也已开始好转，工业革命已开始走向完成，对待工人的剥削也已开始有了缓和，整个英国都处于十分繁荣的时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正在加快生产，把她的产品运销到全世界。但是那时的欧洲大陆显著落后于英国，法国在那个时，现代化的工厂建设还刚刚开始，工业革命从法国来说，还没有展开，从法国全国来说，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工厂虽然已经开始建设，但却是建在巴黎以外的一些城市，巴黎基本上还是手工业作坊，占绝对多数的工人还是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工人。马克思在1842年到1843年是莱茵报的主编，那时他还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1843年秋季来到巴黎才成为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那时马克思只能从英国的经验来总结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而那时他却不在英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的实际，马克思还没有亲身体验，尤其是那时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所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时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的发展及其变化，马克思身处法国，是很难察觉的。因此当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完成，原始积累已经成为过去，阶级关系正在好转的时期，马克思仍然按照他从原始积累和资本的早期积累剥削所得到的那种残酷剥削的资料，来创造他的共产主义的理论，然而恰巧这个时候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创造是很丰富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就在远离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历史，完成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是在1843年秋来到巴黎并且立即参加当时巴黎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活动，并且立即从事对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建立工作。马克思在来到巴黎以后就立即写出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第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导言》，1844年1月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有些基本观点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例如，把无产阶级理想化，说成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对资产阶级必须进行“武器的批判”，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思想都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产生了。理论只能由哲学家提出，灌输到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等等也在这个时期提出来了。写完这篇著作以后，又立即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如他这本著作的书名所体现的，他是以哲学的思维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社会的最富裕状态……对工人来说，是持续不断的贫困”，“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呈正比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越大，数量越多，他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最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呈正比”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哲学家的理论式的推导。但是，马克思已经把共产主义、人道主义都提升到自然主义的高度来进行论断，“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完成和实现就是人道主义的完成和实现，它们的完成和实现，和自然的运动的规律一样，是一种必然要实现的，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马克思后来还把他所说的这个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又一次作为历史的论断重新提出，他认为他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已经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一种客观的真理，“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是必然要实现的。在巴黎时，马克思真正完成的第一部重要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部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都是马克思在巴黎与恩格斯见面以后两人的合著，《共产党宣言》所谈到的理论都是在第一部著作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的，但是以更概括的、更加系统的理论论述进行全面论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完全凭想象力推论出来的，是马克思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体验的情况下用逻辑推理推断出来的。马克思首先想象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和在这样一个理想社会中的理想的人作为出发点，来设计马克思的整套的历史理论和理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然而，那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还是从农业社会的德国和法国得来的，因此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处处体现出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特点。 ( http://www.tecn.cn )

二、马克思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理想

马克思为了设计他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他首先设想出一个理想的原始社会，在那里，由于还没有产生分工，因此每个人都是完全的和彻底的自由的，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限制，因此他是全面发展的，他可以在任何一个方面和部门中去发展，他是完全自由自在的。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理想的社会，这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共产主义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这样的自由和这样的全面发展。于是马克思就从他所设想的这样的理想中，设计出他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 http://www.tecn.cn )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7-38页）。 ( http://www.tecn.cn )
对于这个共产主义的模式，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不重视，因而也不加注意，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说明了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所要实现的一个核心的理想，就是消灭分工，每个人都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是从消灭分工来实现的，消灭分工是马克思以终生的努力为之奋斗的理想，他的全部的理论的创造就是建立在消灭分工这个理想的实现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三十年后写《哥达纲领批判》时，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个理想，马克思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从五十年代开始直到1883年去世，花了三十年的时光研究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为了要从理论上证明必须要消灭分工。 ( http://www.tecn.cn )
但是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模式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他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模式，农民小生产者一家一户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他们从生产劳动到自制生产工具，农闲时出去打猎、捕鱼，样样都干，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马克思把这种没有分工样样都干的生产方式上升为理想，就成了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我国有一首描述小农经济的《击埌歌》（《古诗源》第一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相传是尧的时代的农民唱的歌词）不也是一幅农民小生产者样样都干的理想化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图景吗？马克思就是把这种没有分工自食其力的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加以理想化来模拟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 ( http://www.tecn.cn )
分工和自由是既有联系又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概念，原始社会即使没有分工，因为人对自然的不了解，生活仍然是艰苦的，产生分工是原始社会的一种自然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产生了一种强制的“自发”的力量迫使人们产生的。马克思把这种自然发展的分工设想成为强制产生的。他设想原始社会有一种“自发”的力量，强制人们实行分工，因为分工是强制产生的，因而就不是“自愿”的，原因是有了分工，人们就失去了自由，分工把每个人都限制在“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之内，“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因此，分工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与人对立的力量”。因此，为了人的自由，就必须消灭分工。但是，要消灭分工就还需要消灭产生分工的社会，再由人们按“自愿”的原则，自由参加，重新组织一个“自愿联合”起来的新的集体或社会，重新获得自由。马克思从这里建立起他的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分工，这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实践证明，分工不但不是使人失去自由的原因，而是使人能够实现自由的原因，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只能通过分工和合作，才能满足每个人生活的全部需要，但是马克思却把分工说成是使人失去自由的原因，因此不但要消灭分工，而且要消灭产生分工的社会，再重新建设一个永远不再产生分工的社会。然而，马克思自己也知道，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产生分工，要使社会不再产生分工，就必须设计一种强制的力量来控制分工的产生，而且还要把社会也也严格控制起来，使这个社会不可能再产生分工才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以后不再产生分工，于是人才有可能永远处于没有分工之中，只有这样，按马克思的想法，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为了设计这样一个以后再也没有产生分工的社会，不是一次实现的，他是经过逐步思考，逐步设想，最后才实现的。还在他提出第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模式时，马克思就已经考虑到了，当大家都实现了随自己的心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整个的社会生产由谁来管理呢？于是他就已经设想由“社会来调节整个生产”。但是当他已经设想由社会来调节整个生产以后，他又发现仅仅由社会来调节生产还是不够的，因此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设想把“自发”产生分工的社会消灭以后，建立起一个由每个人按“自愿”的原则建立起一个“自愿联合”的社会，但是如果这个“自愿联合的”社会仍然“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所共同建立的共同计划”，那么，旧的分工仍然是可以复活的，自由还是没有保障。于是马克思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设计建立一个永远不再产生分工的社会，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迫从属于一个阶级，同一个阶级的成员都被锻炼成相同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条件”于是马克思最后设想，由“革命的无产者”不但把本阶级“的生存条件控制起来”，也同时把“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也全部控制起来，使大家的“生存条件”都成为一律，用这个办法来消灭分工产生的原因，使每个人的自由得到保证，马克思的理想的自由社会就实现了。从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是如何把他所设想的绝对的自由一步一步地与绝对的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从这里，我们也会同时想到，在农业社会中，农民的“自由”思想也是与皇帝的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这也说明马克思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发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农业社会的法国却已经产生了。 ( http://www.tecn.cn )
在写完《德意志意识形态》大约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以更加成熟和完整的，但又更加集中的理论论述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完成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首先把人类的历史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欧洲的历史，希腊罗马帝国的灭亡，从中世纪转向资本主义，没有一次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原因实现的。我国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都与农民革命有密切关系，但每次农民革命都没有造成历史的进步。而且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是在和平的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战争只能产生破坏，不能产生建设。然而马克思却作出结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也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然而马克思接下来不是研究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够实现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是转过来说，“商业危机”造成“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和“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所有这些话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还基本上是小作坊生产的巴黎写的，而英国却正在经济迅速增长和繁荣中前进，英国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早期以及七十年代都经历过经济危机，但是并不严重，毁灭商品和生产力根本就不是事实，而且危机过后是更大的繁荣。事实上在《共产党宣言》所作的最后的结论中，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十九世纪生产力飞跃发展。马克思又把共产主义革命将实现更加彻底的自由的预言在宣言中加以重述： ( http://www.tecn.cn )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http://www.tecn.cn )
这一小段话实际上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的简化。这里所说的“联合体”就是前书中所说的“自由联合”的联合体，马克思认为，由于在这样的自由联合体中，每个人的“生存条件”都已全部“控制”起来了，因此，马克思式的自由已经有了充分的保障了，再也不会每个人的自由会妨碍别人的自由的事情发生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很自然地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了。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与两千多年前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柏拉图从希腊的城邦民主看到了“社会的腐败、退化和衰亡”，设想了一个善和正义的《理想国》，在那里所要实行的一切都是合乎柏拉图所设想的“善”和“正义”，并且由一位哲学家作为王来统治和治理，以保证柏拉图的主张能够实现，这个善和正义的《理想国》也是一个古代的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级都按本阶级应当做的事去完成，不得有任何违背，绝对服从就是善，因而也是正义。波普称它为“极权主义的正义”，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完全自由也只能是“极权主义的自由”。 ( http://www.tecn.cn )

三、马克思来到英国

1849年6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来到英国以后，就长住在英国，一直到去世，长达34年之久。马克思来到英国，己经是四十年代结束，五十年代开始。那时英国的原始积累已经结束，英国资本主义诞生以后早期资本积累也已开始好转，工业革命也已完成，世界市场正在形成，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英国正在利用工业革命所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力，开足马力，用全力进行生产，把自己生产的产品运销全世界。英国是西方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最先进，也最完备，工业技术也走在所有国家的前面，应该说，英国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关系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但是，马克思来到英国以后深感失望，英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并不是象马克思在法国时所描述的那样，没有看到街垒战，也没有看到罢工斗争，事实上，在马克思还没有来到英国时，英国的工人阶级曾举行过一次宪章运动，聚集有一百万人游行罢工，而且组织起三百多万人签名向议会递交要求工人享有完全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的请愿书，马克思曾欢欣鼓舞，写过不少文章进行鼓励，但是由于工人的要求被议会部分接受而和平结束了，而且后来工人们所提出的要求都在英国的议会选举中实现了，而且也在欧洲所有的国家的议会中通过了，马克思曾怀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把英国的工人宪章运动变成一次阶级战争，然而马克思的希望没有得到实现。马克思来到英国以后，看到英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种和平相处的关系，确实也说过，英国可以经过和平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但是这到底不是他的初衷，马克思所希望的不是这种和平的结局，马克思原来在法国时希望阶级决战的到来的愿望来到英国以后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所盼望的通过两大阶级的决战来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看来已经不可能在英国实现了。于是马克思只好钻进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去搜寻英国原始积累和英国资本早期积累残酷剥削的历史资料，去研究剩余价值的理论，以此来证明他在法国所作的结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不可改变的，因此阶级斗争和最后的阶级决战是迟早要到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必然要出现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英国这种阶级关系的和平的气氛使马克思感觉到英国的现实对他的理论创造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在英国时对他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已经不可能再有新的创造了，原因不但英国的现实没有供给马克思发展他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现实的条件，而且从整个的欧洲的阶级关系来说，也越来越走向“和平和协调”（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只能 ( http://www.tecn.cn )
根据他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所找到的历史资料来证明阶级斗争和决战不可避免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灭亡的结论。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写他的《资本论》第一卷时，他在《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论断，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来代替中世纪农民小生产者的所有制。而资本主义的这种私有制所造成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的垄断”和“在这种垄断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外壳”已经达到“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所有这些结论都是从尘封的历史资料中作出来的，这就必然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在书房里作结论时，整个欧洲却达到从来没有过的繁荣，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变得更加稳固，阶级关系更加和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这个论断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作过，在以后还做过。后来恩格斯说过，他们太乐观了，然而这不是乐观的问题，而是错误地判断了历史。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既然在英国找不到发展他的理论的条件，他只能另找机会，他终于找到了，那就是1848年巴黎的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斗争。马克思在这两次事件中建立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http://www.tecn.cn )
1848年的巴黎的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那个时候，在巴黎现代工业还没有产生，巴黎的工人还是在小作坊里做工的手工业工人，巴黎还没有由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所组成的无产阶级，参加这次革命的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这是一次知识分子的革命，恩格斯后来也说，“1848年的巴黎革命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次革命起来得很快，消失得也很快，虽然这次革命波及的范围很广，欧洲大陆有二十多个国家都发生了骚动，但是革命并没有统一的发起和组织者，因此是互不联系的，革命的结果对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不是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并没产生什么影响，但是马克思却在这次革命中第一次建立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写道：“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都“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都“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马恩选集》第一卷第477页）。“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同前第479页）。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关于巴黎1848年革命可参考英国阿克顿勋爵主编的《新编剑桥近代世界史》第十卷第十五章《1848年革命》和第十七章《法兰西第二帝国》） ( http://www.tecn.cn )
巴黎公社的战斗是在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俾斯麦的军队在占领巴黎以后旋即退出，巴黎的市民以工人为主自动组织起来，命名为巴黎公社，起来保卫自己的城市，梯也尔的法国政府军前来包围了巴黎，要求巴黎公社的工人投降，于是一场保卫巴黎的战争产生了，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战斗只持续两个月就结束了，但是巴黎的工人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抵抗，坚持不屈，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这场战争中，巴黎处于被包围之中，外援全部断绝，公社不能不采取彻底的战时管制，把现有的物资进行全面集中和控制，把全部人力，包括妇女在内，都全部组织起来进行坚决的抵抗。战斗是十分惨烈的，这确实是可歌可泣的一场战斗，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军队的战斗，但不是一场无产阶级起来要求改变法国政治制度的革命，工人阶级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但是马克思就把巴黎公社战争中的全面集中和统一领导的全部经验拿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进行论述。取消三权分立的政府制度，把全部资源都绝对集中在政府的手里，所有人都拿工人的工资，取消军队、警察和官僚等等，这些战时一切集中和绝对统一领导的战时体制全部变成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专政的手段。马克思还说在这种绝对集中，绝对统一领导下就能够把政府的工作变得十分简单，政府选择国家工作人员就像企业选择监工和会计那样简单。而且这种权力集中就能够为国家奠定“真正民主的基础”，而且“劳动一解放，大家都变成工人”，于是一个完全平等和自由的国家就产生了。马克思这样不加区别地照搬战时经验作为国家管理的经验，是有它的思想基础的，因为马克思很早就已经主张把全社会的成员的“生存条件”都由无产阶级“控制”起来以实现人民的最大的和最全面的自由，只不过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名字，现在找到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马克思住在英国三十四年中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作出来的一个最大的创造。而这个创造并不是从英国的经验中得来的。 ( http://www.tecn.cn )

四、马克思关于他的理论的全面论述

——《哥达纲领批判》

欧洲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工业革命已经普遍完成，科学研究的成果已经开始应用于生产，生产在以更大的速度在发展。整个欧洲一片繁荣，在政治上，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民族战争已经结束，民族国家已经实现，各国都在致力于建设自己的民主和宪政制度，协调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用全力加快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社会开始走向协调的时代。从工人和国家的关系来讲，工会已经为法律所承认，以产业为基础的全国性行业工会也已普遍建立。工人已经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工人的生产条件，卫生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工人的实质性工资得到了增加，生活条件也在改善。虽然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案还没有解除，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增长，也为了平息工人的斗争，俾斯麦却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成十小时工作制，工人的暴力斗争已经缓和了，这是一个大改变的前夜，如何应对当时的形势，成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所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由于形势的需要于1875年在哥达举行会议，讨论联合的问题。在这个联合会上，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联合起草了《哥达纲领》。 ( http://www.tecn.cn )
这个时候马克思正在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使用他的全部精力撰写《资本论》，用剩余价值理论来证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能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因此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能用决战来解决，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而《哥达纲领》却讲利用国家的合法手段，对国家的民主监督等等，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当马克思看到《哥达纲领》，情绪非常激动，《哥达纲领批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由于《哥达纲领》涉及到各个方面，因此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也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乎所有方面，因而成为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的全面论述。因此《哥达纲领批判》就成为马克思最后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全面的也是最后一次的重要文献，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还是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家都奉为经典。 ( http://www.tecn.cn )
在批判中，马克思并没有考虑形势的改变，仍然把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说成是“奴隶制”，而且“社会生产劳动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就“愈残酷”，这是马克思的一贯的不变的观点，马克思特别重视消灭私有制，他在批判开头就提出来不应当“泛泛地谈劳动”，而应当首先谈“所有制”，应当“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个祸害”，把“劳动资料”变成“社会公共财产”，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对消费资料的分配应当按每个人每天提供的劳动量折合成劳动时间，领得一张证书，再去社会储备中去领得相当于他所做的劳动小时的一份消费资料，因而不需要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通过商业去购买，再受商人的剥削，应当消灭商业。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还批判了纲领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也没有提到在资产阶级这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进行最后的决战。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他开始成为共产主义者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就已提出来的作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的消灭分工的问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再一次作为共产主义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重新提出。但是如何消灭分工，马克思所设想的还和三十年前一样。 ( http://www.tecn.cn )
“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况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亡之后”，个人的全面发展“就实现了”“生产力就迅速增长起来了”，于是集体财富也就跟着“涌流”，于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按需分配”就到来了。 ( http://www.tecn.cn )
从马克思创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哥达纲领批判》将近三十年是一个欧洲巨变的时代，工业革命把科学和知识引进生产力，引起了生产力的迅速增长，这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感觉到了，那时马克思还在基本上是农业社会的法国，没有亲身体会到这种生产力猛烈增长的原因，不但没能考查生产力的这种猛烈增长，至于由于机器应用于生产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例如工人需要掌握机器的知识，工种之间的更加需要协调配合，机器更加需要保护，都需要工人的合作，而且生产力的迅猛增长，财富的增加，工人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开始在改善，所有这些条件的变化至少在英国已经开始产生了，马克思在法国，当然不可能有亲身的体验，但是马克思在1849年6月移居英国以后，他已来到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也是最典型的国家，应当说他已经有了条件去亲身体会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条件了。然而马克思从来没有去认真研究过英国的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这些具体的问题及其变化，却把自己封闭在大英博物馆中，与世隔绝，研究剩余价值理论，从理论到理论去推断七十年代的历史，仍然用中世纪后期的原始积累的残酷剥削不加区别地套在七十年代已经变化了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上面，欧洲的资产阶级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也和中世纪的原始积累一样，仍然是“掠夺”，仍然是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的积累仍然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一卷704页）。在谈机器的使用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用机器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至于机器的广泛使用将开创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从来不加思索。正是由于马克思对机器的使用将要带来一个知识社会和知识时代的到来，为消灭体力劳动创造条件，马克思更不去考虑，马克思就只有仍然用三十年前那种简单的强制方式去思维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还在设想“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的分工”一旦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就随之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旦消灭了以后，每个人都成为生产劳动者，生产力就能迅速增长，财富就随之涌流，于是“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就到来了。马克思的这个惊人的简单的思维方式不禁使人想起毛泽东的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生产就立即翻番，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就实现了。看起来，毛泽东的大跃进，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的根据就是马克思。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的思想看起来是十分激进的，但是却是十分落后的。亚丹斯密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生产的方式还是手工操作，但是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因此亚丹斯密立即把劳动的概念扩大，把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商业劳动都概括为劳动去建立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是完全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点的。而马克思已经开始处于知识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时代，还仍然把知识排除在生产力之外，他幻想只要大家都成为工人，大家都负担起生产劳动的任务，生产力就立即增长了，这不就是后来毛泽东所发明的大搞群众运动吗？马克思也确实说过，科学是生产力，但是在他建立他的政治经济的理论中却没有知识的地位，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劳动的概念仍然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他完全不去考虑一旦知识进入生产力，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以后，就将改变整个政治经济学的面貌。 ( http://www.tecn.cn )
从《哥达纲领批判》中还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斗争，没有和谐。《共产党宣言》宣称，自从产生阶级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宣称：“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是在西方生活的，西方的历史恰巧不是这样，希腊的灭亡，罗马的灭亡，一个新时代的产生都不是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现代社会的产生是中世纪为之创造了条件，没有中世纪的商业的大规模的发展，没有中世纪后期的自由城市和自由中产阶级的产生，没有一系列思想解放和知识的革命等等，现代社会的产生就没有条件。马克思把对立面的斗争绝对化，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他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只有阶级斗争才是一个新时代产生的原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恰巧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没有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就找不到对立面的斗争这个名词。马克思很尊重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因为赫拉克利特是希腊的最早的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那个时代希腊人和外族的战争很频繁，赫拉克利特是歌颂战争的，但是在他谈辩证法时，不但谈对立面的斗争，同时也谈对立面的统一和互相依存，以及和谐。他形象地说，弓弦和琴弦两种不同的东西相互作用奏出美妙和谐的乐曲。事实上，西方的历史也是这样，希腊的奴隶是没有人的身份的，但是希腊人对待奴隶并不苛刻，奴隶们通常和希腊人做一样的事情，耕地、经商、手工业、制造、家务等等，有些有文化的奴隶还可以以文书的身份服务于国家，但矿山上的奴隶的劳动是艰苦的。罗马自从斯巴达克奴隶起义战争结束以后，奴隶主对奴隶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对待奴隶的待遇有了很大改善，奴隶主给奴隶一笔资金、土地和工具，允许奴隶独立自主经营，缴纳租金，奴隶可以有自己的积蓄，可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奴隶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自主经营的权力。到了罗马帝国的后期，奴隶转变为隶农，已经开始向中世纪的农奴制转变了，农奴人身是自由的，经济上也有一定的自主的权利。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从初期的残酷剥削逐步向阶级协调发展了。从现在来看，趋势已经很明显，社会将从阶级对立走向阶级协调，最后走向消灭阶级。西方的历史的发展就成为从丝毫没有人身权利的阶级关系逐步走向完全平等的关系，而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也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的历史恰巧证明，对立的斗争绝不是绝对不变的，并不是阶级对立一经产生就必须一直斗争下去，只能你死我活，不能有别的，事实 ( http://www.tecn.cn )
上对立面的双方是在不断地运动和相互转化之中，并不是象马克思所说的，只能等待由两个阶级进行最后的决战来解决。 ( http://www.tecn.cn )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对于对立面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当列宁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他对黑格尔的对立面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么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列宁：《哲学笔记》第86页）。“对立面的同一——这是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同上第162页）。“辩证法的本质，对立面的统一”等等。但列宁后来在他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对于辩证法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了。 ( http://www.tecn.cn )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是绝对的一样。”（同上第362页） ( http://www.tecn.cn )
这里可以看出列宁的这个辩证法的观点是来自马克思。后来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很显然是继承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不是毛泽东的独家发明。 ( http://www.tecn.cn )
还有一个问题，不论是赫拉克利特还是列宁都是主张万物是发展的、运动的，没有静止不动的。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但是，马克思在巴黎一开始发明了他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后，就不再改变了，与时代的变化相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和谐，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思想越来越绝对化了，以至他的《哥达纲领批判》最后完全离开了他的那个时代。因此，马克思建立他的理论时，也就是他的理论被修改的开始，而第一个修正他的理论的人就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 ( http://www.tecn.cn )

五、恩格斯谈历史观

恩格斯和马克思合作写过很多文章，表现出意见的一致，但是恩格斯在他自己写的文章中常常提出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观点，恩格斯对他自己所提出来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在提出来以后或者不再进一步发展，或者放弃了进一步研究，退回到马克思的观点，也就不再探讨了。不过从恩格斯提出的那些不同的观点看来，常常有其值得重视的地方。对历史的总的看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在马克思逝世三年以后为总结他和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所写的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这本书中恩格斯对历史观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很值得人们去重视。恩格斯在本书一开头就引黑格尔的话说： ( http://www.tecn.cn )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

黑格尔是用这些观点来赞颂普鲁士皇帝弗列德里希威廉三世的统治，但是恩格斯则是引用这些话来说明自己的历史观的。恩格斯在说明了黑格尔说这些话的观点以后，接下去说： ( http://www.tecn.cn )
“历史上依次交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无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 http://www.tecn.cn )
“历史和认识一样，……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永远不存在的，人类只能走向完美，而不可能实现完美的理想状态。” ( http://www.tecn.cn )

这种情况，在“认识的领域中和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都是一样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观上，从上述观点看来是绝对不同的，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的规律，马克思认为他所发现的历史规律与自然运动的规律同样都是绝对准确的，也就是绝对的真理，历史就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规律运转的。人类在自己的历史实践中所产生的这些阶段都是人类所不必要的，都是人类的祸害，造成人类的剥夺和被剥夺，奴役和被奴役，是对人的苦难，都是人类所不需要的，都是人类不希望产生而被迫产生的，因而都是应当消灭的。因此，马克思要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消灭，马克思要结束存在着阶级的社会，建立起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在那里，人是完全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物质财富的丰富使每个人都能够“各取所需”，也就是说，那才是人类所真正需要的。 ( http://www.tecn.cn )
由以上还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永不结束的过程，而是既有起点，也有终点的一个过程，它的起点是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完美的社会，它的终点也是回到同样完美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这个完美的终点的第一阶段。物权法没有说明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第二阶段，如果真的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就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的这个历史的理想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波普所指出的“历史决定论”，历史的进程是被思想家所设计出来的，这个设计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按照一定的模式制造出来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模式实际上就是斯巴达，因为斯巴达在专制贵族的统治下，建立起一个完全遵守秩序的绝对统一和绝对服从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合乎理想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完美的理想的社会虽然是马克思所设想出来的原始社会，实际上也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因为在那里，是连“生存条件”也已控制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的理想的国家实际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已经实现了。 ( http://www.tecn.cn )
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学说，它从道德要求出发，要求消除人类社会中的恶，实现道德的善。波普说，历史决定论常常把他的道德要求扩大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实际上马克思是把他的道德论扩大成为历史理论体系，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出现的恶都看成是一种罪恶，因此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历史理论体系来说明恶的来源，并且设想一个革命的理论体系来消除人类的恶，建立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实现完全善的完美的理想社会，把现实社会中的所有的现象，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私有制所造成的富贫差距，阶级的分工等等都说成是产生恶的原因，都必须消灭。恩格斯说，“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去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也是一样，他也不再去研究这些道德上的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是尽一切力量去揭露它的罪恶。马克思反复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掠夺性，把资本主义制度的雇佣制说成是奴隶制，资本家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资本家的财富积累得越多工人的折磨就越严重，因此是不可能由剥夺者发善心来改善被剥夺者的苦难，要实现道德的善只有被剥夺者自己起来消灭剥夺者，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也没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的社会，真正实现善的社会，恢复马克思所希望的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唯一的办法，最后，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人的实践创造历史，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只能是哲学家的创造，通过无产阶级来实现。这就是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说明了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由哲学家出主意，无产阶级去实现。 ( http://www.tecn.cn )

六、恩格斯关于分工和私有制的思想

马克思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私有制产生以后产生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的产生和分工都概括为分工，并且认为当人类还没有产生分工以前，人类是完全自由和全面发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这是人类最理想的时代，产生了分工以后，这种理想的生活就失去了。马克思对他所发现的这个观点很重视，把它作为一个他的历史理论中的关键问题而多次提出，但是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来不谈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反杜林论》《暴力论（续完）》这一章中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当人类还处在原始社会时，由于人对自然还是完全不了解，生疏的，不可能顺利地利用自然，自然的力量与人是对立的，不断地在侵袭着人类，人类在自然中要实现自己的生存是十分艰难的，人终日艰苦劳动，还很难满足自己的生活要求，人并没有那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相反的，人是极不自由的，人也不可能是全面发展的，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生存的办法。相反地，人为了争夺相互之间的生活空间，不断进行战斗。对待战俘，最早的时候就是“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经济情况”发展了，找到了使用他们的价值，于是‘奴隶制’就产生了。”恩格斯还认为是奴隶制才造成大规模的分工的可能，为古代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而且还说：“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 http://www.tecn.cn )
关于私有制的问题，恩格斯也有不同的观点，恩格斯认为，当人类还处于自然经济的时代，人们之所以要组合成为公社，是由于生产力还很低下，个人每天的生产还很难满足当天生活的需要，结合成为公社是为了要利用集体的力量捕获食物，能够提高猎取食物的效率，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满足生活的需要，真正能够在当天获得的食物除当天食用，能有剩余，成为公共集中保管的财物只不过是偶然的现象。当个人的生产力提高以后，生产有了增长，生产的产品除了当天食用以外，经常有多余能够积累成财富时，私有制就开始产生了，私有制一旦产生，公有制就开始走向瓦解，当个人生产物有了多余，能够拿出来，与邻近公社进行交换以扩大自己的食用来源时，恩格斯认为，如果这种交换日渐增多，公有制就进一步瓦解了，私有制的产生就成为人类的重要的所有制方式，标志着经济的进步，历史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公有制的原始公社是当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能力还很低时的一个过渡。在人类的发展史中，也有一些部落或氏族由于当时获得食物的比较便利，而且与其他公社处于隔绝状态，就一直停留在这种公有制的原始公社之中，就有可能因此停止进步，在其他民族进入现代社会时，他们还仍然停留在采集渔猎和极其原始的农业生产之中。 ( http://www.tecn.cn )
人类的历史还证明，分工的性质和私有制的发展对于经济和历史的发展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既缺乏分工，其所产生的所有制也是地主占有土地而远离生产因而不关心生产，只顾剥夺佃农的劳动产品，以及以农民小生产者的自耕农为主的这种土地占有制度，这种所有制，都是造成经济和历史停滞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农业生产的特点是把人固定在土地上，如果不能发展出其他各种生产和经营方式，只能固定在农业生产方式，就会造成一种严重的自我封闭状态，既屈从于地域条件的限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也屈从于血缘关系的王和贵族的统治，就会产生墨守陈规，不求进取。毛泽东照搬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说中国西周是奴隶制，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很低，而需要的劳动力的投入很多，因此，农业生产都是聚族而耕，自食其力，自给自足，没有多余的粮食能够供养大批奴隶，而且也不需要奴隶制，这一点梁启超在他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已说过了。事实上，我国的西周时代已经是文字十分成熟，历史记载很详细，但从来没有关于奴隶制的记载，即使殷商时期，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文也没有这样的记载，有些学者根据甲骨文上的一两个单字来推断这是奴隶制，更没有根据。事实上，我国《诗经》中记载批判贵族剥夺农民的诗歌不少，而记载奴隶制的却没有，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我国并没有发现奴隶制的任何根据。我国的文化也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组织和宗法文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也是随宗法分封制度进行分配，封建制改变以后，这种土地分封制度也随之改变为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一直持续不变，虽然在我国也产生过商业，但是商业是受到压制的，对商人采取各种压制的办法，使之在社会低人一等，如，不得衣丝绸，不得乘车骑马等等，但把盐、铁、茶等大宗产品则收归官营，迫使私人商业发展不起来。即使这样，在我国历史上也发展出相当大的商邦，例如在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晋商，远达俄罗斯，而且还发展专门经营金融的票号，徽商遍及长江流域，但都在清朝被抄没，所抄财富尽入皇宫，成为皇室的享用，这种情况使中国的经济再也无法发展。在我国历史上专制统治和官僚特权统治使每个朝代经过一两百年到两三百年以后就彻底腐败，剥夺民脂民膏，最后激起农民的反抗和农民革命。我国的改变朝代，都经过激烈的农民革命战争，造成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人口丧失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田园荒芜。但恢复和重建起来的仍然是专制统治皇朝，历史再回到原来那种平静，一切恢复原状。与西方比较，农业社会的改朝换代才真正是阶级斗争，但是农民革命的阶级斗争并不能造成历史的进步，阶级斗争并不是革命的动力。阶级斗争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火车头。我国的文化发展，也非常狭隘，我国的春秋战国因为分裂成许多国家，有了一些学术发展的空间，被称为百家争鸣的时期，但是那个时代的国家仍然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那时的学者也只能奔走列国为加强皇帝的统治做说客以取卿相利禄，学术的发展是极其狭窄的。以孔子而论，他的《论语》的内容也是这样，孔子很重视仁，对仁有很好的发挥，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是他的礼是巩固统治阶级上下等级的礼，他的正名就是正君臣父子的地位，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甚至孔子的仁最后也以“克己复礼为仁”，把仁也回归到礼。在历代皇朝，真正得到发展的是礼和正名，发展到南宋成为理学，成为最严密的和系统的纲常伦理及其哲学，严密地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这与欧洲的希腊的哲学，科学的发展有完全不同的区别，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即使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除。 ( http://www.tecn.cn )
西方的历史与东方完全不同，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他们很早就从地域限制中解脱出来，发展了商业交换，形成一种与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实现财富的方式，因而也发展出不同的文化。欧洲历史发展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定居在两河流域的交汇处，以农业生产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如石料、木材、矿石都产在两河流域的上游，很早就发展相互的贸易关系，商业交换的发展使他们产生了规范商业交换中所产生的相互关系的法律思想，产生了人类最早的汉谟拉比法典，对公平交易，防止高利贷，保证借贷关系等等做出规定，为保护因商业交换所产生的财产提供立法。到了希腊的时代，商业的发展就以更广阔的规模进行了。而法律也就更加完备了。 ( http://www.tecn.cn )
希腊人本来也是农业民族，依靠农业为生。从北方迁来爱琴海边，由于那里的土地不适于种植谷物，满足希腊人生活的需要，而爱琴海为他们提供一条航海的通道，他们就把原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结构改变为海外贸易服务的经济结构，农业改种橄榄榨油，葡萄酿酒，发展陶器制造，纺织，开矿等等出口所需要的产品，扩大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出口贸易和国内工农业的分工，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经济的发展，希腊进行了多次改革，限制贵族的特权和过多占领的土地，把贵族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取消平民的债务负担，解放因负债而成为奴隶的债务奴隶，使更多的平民能够参与城邦公民大会，有权讨论城邦的政治事务，使更多的平民能够参与海外贸易的各种经济活动，更加促进了希腊的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希腊的城邦成为以发展海外贸易为中心的城市，雅典当时发展成为希腊人古代世界概念的贸易中心。希腊的城邦公民大会的召开，每年多达四十次，临时召开的会议还不在内，并且使许多希腊的思想家能够有时间从事各种学术的研究和辩论，使希腊成为哲学、科学和艺术蓬勃发展的第一个古代的城市。如果没有把农业经济完全转变为海外贸易，并且扩大各种分工，改进了制度，使希腊人能够实现个人财富的发展，使希腊人能够有多余的生活资料能够养活奴隶，发展奴隶制，使希腊人能够有时间从事其他政治和文化等等事业的活动，希腊的文明发展是不可能的。希腊的商业的发展是与发展个人财产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是发展奴隶制分工的经济基础。恩格斯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希腊人能够有自己的财富保证自己的生活，并且有能力养活奴隶，这才是希腊能够成为一个哲学、哲学和艺术都能蓬勃发展的真正原因，像希腊这样能够把自己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完全改变为以为海外贸易为主的经济的这样一个古代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所很少有的。这才是希腊能够成为希腊的真正原因。 ( http://www.tecn.cn )
实际上，阶级关系既是一种分工，也是一种剥削，但是要使阶级关系达到分工的目的，过分残酷的剥削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欧洲的历史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阶级剥削都不是过于残酷的，希腊也是如此。希腊人在对待奴隶上并不是很残酷的，希腊的奴隶通常与雅典公民做着同样的事，如耕地、经商、制造、家务等等，有文化的奴隶还可以文书身份服务于国家，享有特殊地位，但矿山上的奴隶遭受的待遇比较残酷。 ( http://www.tecn.cn )
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对待奴隶是十分残酷的，引起了奴隶的激烈反抗，导致多次奴隶战争，最后一次奴隶战争是斯巴达克奴隶战争，罗马人费了三年的时间用尽全力才得以消灭，从此以后，罗马人完全改变了对待奴隶的态度，奴隶主给奴隶以土地、工具和资金，允许其自主经营，缴纳租金，允许其积蓄个人财产，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这种对奴隶制方式的改变不仅为罗马帝国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对中世纪的农奴制的产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http://www.tecn.cn )
罗马人继承了希腊的文化发展出一个多民族的罗马大帝国，完全不同于希腊的城邦制度，由于他们以强大的武力，征服了沿地中海几乎所有的民族，为了维持多民族的关系和社会秩序，他们非常重视建立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他们建立了万民法，保证凡是在罗马帝国管辖下的各个民族的人民都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都享有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公民的权利，以维持帝国的统一，尤其对财产的私有制作出特别详尽的规定，诸如所有权、债务权、契约、财产的继承权以及各种权力的产生转移和消失等等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以至马克思也说，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的法律表现，以至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实质性的修改”（《马恩全集》第21卷第454页）。它反映了西方历史一贯重视私人财产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 http://www.tecn.cn )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蛮族的入侵达几百年之久，造成欧洲田园荒芜，社会和经济受到彻底破坏，交通阻塞、商业几乎全部停顿，这种情况反而为中世纪的恢复以后在废墟上建立起新制度创造了条件。 ( http://www.tecn.cn )
当欧洲处在长时期的蛮族入侵的过程中，国家的统治已经瓦解，国王已经无权统治，国王、封臣、领主之间的关系只能靠罗马的法律和日耳曼的法律来维持彼此之间的责任和义务，除此之外，彼此之间都是独立的和自由的，不受任何管辖，在彼此的领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空间没有人管理。作为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基层组织庄园也是独立的，在庄园内部，庄园主和农奴之间的责任、义务和权力也是按照传统的习惯法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办事。农奴在个人身份上是独立的，在经济责任和义务上还受到习惯法所规定，所限制，但已完全不同于奴隶，庄园主和农奴都有自己的土地，在经济权利上，庄园主对农奴已经不能自由买卖，农奴只能随土地转移主人，农奴按规定每周在庄园主的土地上耕种三天，其余时间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对于农奴负担的其他劳动义务也只能按规定实行，庄园主不能任意增加义务。中世纪这种完全依靠法律来规定各级地方官吏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连庄园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一种十分进步的制度，它为中世纪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更加重要的是它为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也有落后的一面，如等级制和世袭制，但另一方面，中世纪的这种按法律确定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制度，为现代社会因素的产生提供了很多的空间，实际上许多现代社会的因素都是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许多历史家都认为，没有中世纪就没有现代社会。 ( http://www.tecn.cn )
由于中世纪中的庄园主和农奴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都存在独立自主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自的私有的土地的制度，各自都关心自己的财产的发展，在蛮族入侵停止，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以后，各种事业都发展起来了，首先是农业技术革命的兴起。重犁的使用使土地得以深耕，三田制的推广，使地力得以休闲和恢复，马拉挽具和铁马掌的使用使运力大大增加等等，都是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社会富裕大大增加，社会的安定和道路的畅通，所有这些都为使贸易大量恢复创造了条件，商业一旦发展起来，就在地方政府管辖地区以外的无人管辖的空地上建立起商品的集散地，很快发展成城市，这些城市从建设起来的开始就是完全自由的，自己选举自己的城市管理机构，一旦早期所建立的行会被消灭以后，完全自由发展的工商业就兴起来了，自由中产阶级就兴起来了，资本主义前期的商业资本家也就发展起来了。在商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荒地的开垦，一方面是受到商业发展的刺激，庄园经济也开始瓦解，农奴或者进入城市成为工人，或者开垦荒地成为自耕农民。 ( http://www.tecn.cn )
商业的发展为商人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当时的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都是十五世纪发展起来的重要的自由商业城市。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就是当时商业起家的巨商之一，随着商业的发展，一种新的思潮也就开始产生了，这就是商业的发展所要求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梅迪奇家族首先起来支持这种思想的解放，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文艺复兴运动要求否定中世纪的观念，追求发展个人的才能和抱负，追求财富，追求世俗生活，强调勤奋努力。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宗教改革也开始了，要求从宗教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新教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风貌。 ( http://www.tecn.cn )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旦突破了思想的篱范，在过去被压制的科学研究就开始蓬勃发展，牛顿发现了宇宙运动的规律，鼓励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去探索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天赋人权。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三权分立和立宪政治等等都被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提出来了。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从欧洲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欧洲的历史并不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相反地是从分工和私有制中产生。而商业发展的积极的作用就在于为推进分工和私有制创造了条件，这才是历史真正发展的秘密。 ( http://www.tecn.cn )

七、马克思主义和知识时代

科学革命发现了自然的运动规律，启蒙运动发现了社会运动规律，这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自由和用自己的劳动以合法的手段获得自己的财产的权利，并且为保证这些自由和权利的实现建立起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三权分立和宪政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工业革命适时产生，把科学革命的成果引进生产力，现代知识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社会的和科学的条件就这样具备了，适应于知识时代和知识社会的社会制度也就同时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社会主义者从来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贬斥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奴隶制度，列宁把它说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制度。从此以后，社会主义者都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很坏的剥削制度。实际上，原始积累是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原始积累由于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逐渐结束了。资本早期的资本积累确实是残酷的，但是，当资本主义进入知识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的利润创造就越来越依赖知识的创造，资本主义是一种知识创新的制度，它大幅度地把科学和技术推向前进，它依赖于对工人的剥削就越来越少了。现在工人的生产劳动时间在发达的国家已经缩短到每周35-36小时，价值的创造越来越成为知识的创造，马克思主义概念中的什么也没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步走向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工业社会推进到信息社会，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就。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制度样样都好，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缺点，完美无缺的制度在人类社会是永远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前进，实际上也在前进。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种制度，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把以体力劳动为主要因素的生产力推进到以知识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因此迅速解放了生产力。 ( http://www.tecn.cn )
当资本主义把知识引入生产力，把生产力迅速推向前进的时候，马克思还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研究资本家是怎么用剩余价值来剥夺工人并为此愤慨不已。资本主义已经在改变它的经营方针，把它获得利润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转向依赖知识，而不是仍然片面依赖对工人的体力劳动的剥削了。资本主义一旦转变了它的获得利润的方针，不但生产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资本家的利润也出现了大量的增长，整个社会的结构就开始在改变，资本家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也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在缩短，英国在1870年就开始把工人每周60小时的生产劳动时间改变为55小时，全国性的行业工会也在许多国家成立了，实质性的工资也在增加，英国工人宪章运动的要求已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被接受，工人与资本家的紧张对立的关系也改变了，街垒战早已没有了。恩格斯在1892年为他在43年前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出版序言中也说：“至少在英国，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期已经过去了，”大工厂主“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因为资本家已经不需要采取“使工人命运恶化”的“欺压现象”了。资本家和工人“和平和协调”的时代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而正在到来，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了。马克思对这样一个正在转变的时代木然无所感觉，他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仍然说：“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阶级的属性了。”也就是说，当每一个人都“变成工人”，负担起“生产劳动”的任务，阶级存在所赖以维持的基础就根除了，社会主义就到来了。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在反复申述，“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消灭以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个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了，“生产力也增长起来了”，“集体财富”就开始“涌流”，“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就到来了。但是马克思再一次错了，不是大家都成为工人，负担起生产劳动的任务，生产就突然增长起来，而是知识引起了生产力的革命，生产才能“涌流”，如果大家都变成体力劳动的工人，那么，我们的社会就退回到原始社会了。马克思一直不理解体力劳动是怎么消灭的，生产力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了，马克思还在设想如何消灭分工，实现他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 http://www.tecn.cn )
从十五世纪开始到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450年的长时间是欧洲向全世界扩张的时期，一个世界市场正在逐步实现，欧洲人正在把它的产品运向全世界，而全世界的财富正在向欧洲集中，造成了欧洲从来没有过的繁荣，马克思所在的十九世纪正是这个繁荣的高潮到来的时代。恰好是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十九世纪的1843年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的四十年，这个时期正是欧洲十九世纪变化和繁荣最快的时期，也是最关键的时期。马克思也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但是马克思并不去研究为什么欧洲的生产力能够实现差不多500年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到来的不到一百年更加猛烈增长，他却因为十九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一次经济萧条就判定资本主义“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都已经“被毁灭掉”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写的关于英国的事情，恩格斯后来也不能不说：那次危机“仅具有次要的性质”。马克思是完全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制造经济危机，而且极力渲染暴力革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革命的火车头”。“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并且把巴黎公社两个月的残酷战争中的物力、人力的全面集中的战时经验直接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平时的统治之中，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个惨无人道的绝对专制的恐怖统治，而事实上这时还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走向“和平与协调”的时期。 ( http://www.tecn.cn )
我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知识社会迅速成长的时期。我国虽然在第一个五年时期建成了前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骨干重点项目，把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突然提高了几十年，但是毛泽东仍然搞他的土办法，土法上马，大搞群众运动，大炼钢铁，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彻底抛弃了科学和知识，最后以饿死四千万人而结束，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满。于是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又死了一千万人。毛泽东去世以后，邓小平接收了一个烂摊子，不能不进行改革，但是改革是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统的，只能在接受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遗产中进行。 ( http://www.tecn.cn )
由于以上缘故，我国的改革是用极大的代价实现的。为了保证我国的改革最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在所有制上放宽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是国有制经济，因此坚持国有制经济为主体。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当然包括私有制，只能在国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被“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实际上是在不平等的待遇中艰难前进。在2006年2月24日通过了一个《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36条的文件，但是有人说，文件发出去一年了，在“融资渠道”、“土地使用”、“地方保护”仍然是“涛声依旧”，也有人说，“行业准入的大门理论上说是敞开了，然而中间还隔着一层‘玻璃门’。”这就很难让私有制发展。对于国有经济，因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就必须千方百计维护其存在。于是采取许多办法，国家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股市圈钱，国家不知花了多少万亿，仅“三年解困”（二十世纪末）国家一次就花了两万亿，但是国有企业总是解不了困，还是活力不强，效益不高。国营经济改革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做到产权明晰。但是产权属于国家，国家就应当是法人，而国家是不能直接管理企业的，只能由政府派官员去管，不但产权明晰不了，而且蜕变成一个吃国家的机会，以致每一次的改革“深化”都成为国家财产流失的原因。三十年的改革，借改革之名，行侵吞之实，“花一元买下千元的国家资产”（《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月30日《国企改革：渐进式改革反思》）。国企内部薪酬相差几百倍，企业连年亏损，老总收入百万。然而这是明的工资，灰色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外人很难知道，只知道国有企业总是困难拮据，因此物价上涨几乎总是国有企业打头阵。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老板的收入甚至超过美国同行的老板也大有人在，不能不由国家为国有企业的工资封顶。而2002年国家制定的国企负责人工资比一般职工大过12倍，这就是国营企业。三十年的改革，国营企业不知培育出多少亿万富翁和权贵。2007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的分配不均》的报告中说，中国是纳入研究范围内分配不均的第一位。国有经济因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所以不惜一切都要支持，我国的人民不知因此而负担了多少。私营企业虽然效率高，为国家作的贡献大，但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即使文件上说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实际上得不到平等待遇。在一个国家里为什么必须分成社会主义企业和非社会主义企业？私营企业就不是社 ( http://www.tecn.cn )
会主义企业？实际上，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更加大。
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的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得意之作，马克思曾写信告诉别人，阶级斗争不是他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的发明。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直接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党来实现，然而他没有来得及发明专政的党，这个发明权让列宁获得了。列宁要把党建成一个“有组织的部队”，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并且把党的领袖打造成独断专行的统治者。毛泽东则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说了算，凌驾于组织之上。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通过党的专政和书记的层层专政而实现了，把党变成一个严密的专政的体系，严密的控制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马克思的控制所有的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就通过列宁和毛泽东所建立的专政的党全部实现了。 ( http://www.tecn.cn )
党领导一切，样样都管，必然要迅速变成一个大党，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党就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活了五年，已经感觉到前苏联的党是一个没有效率的越来越庞大的官僚主义的大党，但是他无能为力，痛苦地死去。我国也是这样，我国的党从建国以来，年年都在膨胀，毛泽东年年叫精简机构，但总是越精减，机构越膨胀，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三十年，趋势并没有改变。现在的党和政府机构加在一起，三十年中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如果统计一下，其庞大程度是惊人的。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党管的事不是减少而是越管越多，管得越多，越要加人。而且党管得越多，权力就越大，就样样都要你管，于是如此循环不已。在这个循环中，另一个循环产生，机构越大，效率就越低，效率越低就越要加人。随着这种循环，又一个规律也同时出现了，权力使人腐败，权力越大越使人腐败，而且这种腐败常常是高官带头，扩及全党。1989年的学生运动，提出的要求有两项，一是民主，二是反对高干子女经商。学生的这两项要求是值得党和政府重视的，但是不但没有接受学生的意见，反而对学生加以压制，这就使得全党和政府的腐败更加泛滥起来了。腐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一直成为党和政府的不治之症，最近中央公布了2008年-2012年打击党和国家官员受贿和侵吞国家财产的五年规划，并且指出“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已经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地步。 ( http://www.tecn.cn )
我国党和政府的腐败之所以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造成机构过于庞大，权力大，机构大，管得多，任何国家处于这种状态之下也不能不腐败，而且缺乏民主，不是向人民公开，让人民、媒体和舆论压力一起参与惩治腐败，仅仅由党和政府来监管和惩治，加之还有投鼠忌器等等问题，要达到惩治的效果是很困难的。 ( http://www.tecn.cn )
因此，要真正达到防止腐败，只能是实行民主，实行政党政治，还政于民。党的经济自主，不再依靠国家财政，党不要享有特权，党的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的选举，执政能力不好，人民可以撤换。缩小政府权力，可以由人民自己办的事人民自己去办，政府不要多管，建立起一个管事少，机构小，办事透明的政府。政府的工作有所专注，不要样样都管。只有民主，还政于民，党和政府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效率才能提高，腐败的机会也就大大减少，即使产生一些腐败，也不至泛滥成灾，易于防止。由此可以看出，为了整个国家体制的改革，还必须改革党，不改革党，整个国家的改革也不可能实现。 ( http://www.tecn.cn )
大权力大政府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权力在于人民，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由人民授权，办人民自己不能办的事。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优点，只有这样的民主政府，一个权力小、机构小、效率高的小政府，才能实现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有效率的政府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府。社会主义制度要在民主后面加上专政，变成民主专政，于是把一个政府变成大权力、大政府，样样都管。毛泽东还说过他办事不是靠法律是靠党的决议，样样都要党和政府去决议，于是文山会海就来了。权力越来越大，文山会海也就越来越多，大权力大政府是不可避免的，腐败也就随之而来，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也是一样，本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制度，私有企业为了自己的盈利，首先是为了生存，企业自己就会去调查研究市场的需要，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研究如何搞好经营和管理水平，使自己成为有效率的企业，否则就被淘汰。马克思只从原始积累和资本的早期积累的残酷剥削现象出发，就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判处死刑，要用公有制经济来代替私有经济，把所有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不但如此，还要把每个人的生存条件都控制起来，这样做的结果反而把有效率的经济变成没有效率的经济了，并且为机构的庞大化、官员权力的扩大化，官员的特殊化、享受特殊化，直至为腐败提供了机会。三十年来，党和政府不知花了多少力气去改革国有企业，不知花了多少人民的钱，产权不明晰，效率不高，活力不强等等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而政府的监管机构却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改革已经三十年了，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人民比过去富裕多了，但是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引进外资和技术，增加出口，国内的内需还是没有得到相适应的增长，我国过去那种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又高于人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的那种经济规律仍然没有改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我国的改革再不改变，把经济的发展从过度依赖出口改变为主要依靠内需的增长和把没有效率的经济改变为效率经济，前途是危险的。如果社会主义就是专政，国有经济为特权者创造机会，那么，我们宁愿不需要这种社会主义，因为这实际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到现在，全世界人民的二百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人类追求的理想就是民主、效率，公平，正义。只有民主，人民有了自己的主人感，才能产生效率，才能在民主和效率的支持下实现公平和正义。这不但是人类的普遍的要求，也是人类的价值，也应当是社会主 ( http://www.tecn.cn )
义的理想。因为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也不应当在这些普遍的理想和普世的价值之外，再去找什么社会主义。如果这些普世的价值实现了，应当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最高目标的实现，我们应当与资本主义一起进行竞争，为实现这样的目的而努力。 ( http://www.tecn.cn )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发生了一场关于“公平的正义”的大争论，罗尔斯提出公平的正义原则，他认为正义的原则必须包含公平，对于那些由于能力差，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也就是他所认为最少受惠者给予适当的照顾，也就是说，社会分配的正义应包含公平（罗尔斯：《正义论》），诺齐克予以反驳，他认为罗尔斯的主张是侵犯他人的所有权，因此是不合理的。这个争论之所以产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有关系，七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社会已经发展到顶点，正在开始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为发达国家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社会，对劣势群体的考虑已经受到社会的关注。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经重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他们的争论把这个问题推到理论上来进行研究。这确实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研究公平和正义的时候了。知识成为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知识创造财富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富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差距所产生的财富的差距也在扩大。从美国来说，有钱人已经越来越多。因此，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的思潮也产生了。乐捐好施越来越普遍，不但捐出上亿美元的比比皆是，而且一般平民捐助也不落后，捐款人数在美国的人口中多达75%。每个家庭年平均捐款多达1000多美元，美国政府也在税收政策上鼓励捐助，这只是一种社会风气，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随着知识时代的到来，社会的越来越富裕，公平和正义的思想也在发展。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来社会的发展太快了，它处处说明，一个理想的社会不是用马克思那种从原始积累时期所产生的思维方式所能解决的，它只能依靠人的实践去探索，跟着实践的步伐前进才能得到解决。毛泽东曾经说过，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句话是对的，我们的包袱也太沉重了，我们也应当放下历史所给我们的包袱，认真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社会变化，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思维定位。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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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

余孚：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
标签： 马克思主义
● 余孚

马克思亲眼看到在资本主义产生早期所出现的对工人阶级非人的残酷剥削，使他产生了无比的义愤和人道主义的激情，积极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研究，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1843年底到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他认为他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的“主要感情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他要在他的理论工作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丑恶。这种情绪见之于他的许多理论著作之中。这就驱使他下决心要从历史上去探索人类社会产生剥削和被剥削的原因，从而建立起一个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以及哲学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最终结束阶级和阶级剥削的社会, 建立起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他所设想的这种理想社会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实现（《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0页）。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从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来研究历史，难免不受到情绪的影响，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这就如恩格斯引证黑格尔的观点来批判费尔巴哈一样，把历史上所产生的“恶”作片面的理解，而没有看到“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33页）。”阶级的产生是一种“恶”的表现，它造成了“恶”的分工, 使一些人遭受剥削和压迫，但又使另一部分人脱离了苦难的体力劳动，从事更高级的智力劳动，正是这种“恶”的分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基于阶级划分的这种“恶”的分工又是要消灭的。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就是逐步消灭这种“恶”的分工的历史。从奴隶到农奴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就是剥削逐步减轻的过程。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真正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兰领工人正在消失，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要另行建立一种历史观的理论来拯救人类，这样，他就脱离了真正的历史发展，而是从他的人道主义的要求出发来创造他所想像出来的救世理论。这样的救世理论一旦创造出来，又必然要找出一个救世的阶级来担负起实现他的救世理论的任务，这样，他就找到了工人阶级。于是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一切优点，使这个阶级成为“社会的普遍代表”，成为“真正的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而另一方面把“社会的一切缺点”都集中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这就是资产阶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全集》第1卷第12页＝。这样，马克思就找到了一个救世阶级，由它来担当马克思所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是他的复杂的理论是不可能被工人阶级所理解和接受的，于是像列宁所说，只能由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来建立一个党来代替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的头脑中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救世的党。当马克思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时，欧洲那个时候的社会已经开始走向繁荣和发展，工人的暴力反抗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以后就停止了。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计的那样，革命的形势就要到来，于是他要用暴力革命和专政作为手段来推进这样的革命。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学说，建设起一个高度集中的极端专制的党来推行沙皇俄国的革命，这就必然要产生一个专制的和救世的领袖。这样，马克思从他的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通过一系列思辩的方式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观都脱离了欧洲社会实际的发展，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空想。他是当时欧洲所出现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理论最完备的、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波普（二十世纪很有影响的西方理论家）说，马克思的动机虽然是高尚的，但也难免陷入人道主义激情的陷阱（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38页）。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虽然有上述种种错误和缺陷，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也时时出现过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他所创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过时的、错误的，但仍然有一些有远见的观点在闪现。如把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论》第一卷第53页）。这是正确的，为邓小平所采用。马克思在他的晚年曾认为管理者也表现为“劳动者”，而且“表现为雇佣劳动者”，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劳动”，也“创造剩余价值”，也就是创造价值（《资本论》第三卷第429－431页）。但是，科学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智力劳动，承认他们的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承认智力劳动创造价值，如果从这里出发，继续前进，就有可能在他的理论创造上开拓一片新天地，可惜他没有这么做。在他的晚年也看到在英国的社会中产阶级正在扩大（《资本论》第三卷第1000页），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还有。并不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的阵营”，因而“使阶级关系简单化了。”如果他认真研究他的新发现，也许有可能从新考虑他的革命理论。可惜他在晚年所出现的这些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只不过是黑夜中的一道闪光，瞬即逝去，并没有从这里突破他已建立起来的理论的重重迷雾。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在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果仅从提出这一观点来说，不能也说是错误的，更不能说是虚构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有了自由，就能够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自觉地处理这些关系，使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推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为了要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问题是片面地、简单地解释了这些关系，才造成对历史的许多错误理解。 ( http://www.tecn.cn )
由上可以看出，一个理论体系已经建设起来，就成为一个封闭的和排他的体系，再要由建立理论的本人来突破是很不容易的。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正确的东西还不止这些，这里不一一列举。正如恩格斯批评黑格尔那样，“革命的方面被过分茂密的保守方面所闷死（《马恩选集》第四卷第714页）。”马克思正确的东西也被他的过分茂密的错误方面所闷死。马克思主义是在东方得到推广，并且还在产生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还有必要。马克思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1页）”。马克思是从历史研究出发首先建立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全部理论体系的，因此，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也应当从这里开始。 ( http://www.tecn.cn )

一、 前提转向以物质生产力为前提是马克思历史理论错误的开端

马克思在开始从事他的历史观的研究时是以人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早期合写的理论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反复强调了这个思想。“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这些前提是人。”“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我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种研究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 “这些前提是人”。等等。在马克思早期的另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说“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恩全集》第118－119页）。”这与前面所引思想都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当马克思实际论述他的历史观时，谈的却不是“人”而是加上限定词的“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另一处在谈到“人”时，还把原来初稿上所写的“这些人所产生的观念”也“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这一句话从后来的正文中删除了。而且紧接着就只论述物质生产和生活是怎样成为历史发展的原因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于是把人类能够创造历史的原因完全归之于物质生产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论证，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生活资料；第二个历史活动是制造工具以引起新的需要；第三个历史活动是增殖，产生家庭；第四个历史活动是产生社会关系。“只有在这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以上都摘自马克思、恩格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见《马恩选集》第一卷）。不对，这是对人类历史产生过程的错误论述。人之所以能够离开动物成为人就在于人在开始创造工具时，就同时产生了思想，从而产生意识，人是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动物只能凭先天就有的本能来获取食物，有的动物也能对自然物进行加工，如蜜蜂，但这只是先天的本能，是无意识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动物不是在制作之前先有设计，这与人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动物没有进步，也不能创造历史。人在离开动物成为人以后，在利用自然物进行加工，改变自然物的形状以适应生产的需要，这就是人成为人的第一个标志，这个标志证明生产和思想是同步发展起来的。考古发现，最原始的石器时代的石器就已经有了根据削、砍等各种不同用途对石块进行加工的痕迹，这证明人类制作工具的过程就是产生思想的过程。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人在劳动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大脑，也就是在制造工具以改进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发展了大脑，观点是相同的。人不但简单地制造工具从事猎取和采集食物，而且发展到进行种植和养殖以培育和扩大自己的食物来源，从而产生了农业和畜牧业，使自己的生产活动实现第一次革命，并且在集体生产和生活中产生了政治关系，建立了社会和政治制度。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每一步的发展都有思想和意识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如马克思最早所说，都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因此，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思想和意识从一开始就发挥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仅仅从“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的简单的生理的现象出发就推论出只有物质生产活动才是人类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推论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结构，完全否认了思想、意识以及社会、政治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就必然要否定他开始时所提出来的把“人”作为研究历史的“前提”的初衷，这是大前提的转移，必然要引起逻辑上推理的错误，造成对历史的片面理解。这种片面性在他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得十分清楚。而这是公认的马克思对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经典的论述，被列宁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反复引证。“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结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从而在经济基础上产生思想、意识、观念和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于是，“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基础的变更”制约着“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层建筑只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或慢或快地变革。”因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样，在马克思历史发展的模式中，起作用的只有物质生产力，没有人的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是把作为包括思想、意识在内的全面的“人”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而仅仅是生产力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巴8226;瓦8226;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人们所面对的是历史中已经形成的生产力，于是又把生产力说成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实际上，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等上层建筑也是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也不是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的，而且思想意识、观念、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发展成为传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既不是可以随意消除的，也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也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自动变革的，而是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对历史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正确地说，是在历史上发展和形成的物质生产力和思想、意识、社会、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共同构成历史的全部基础，历史是在这样的全部基础上发展和前进的。但是，马克思不是这样说的，而是只把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生产力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这样，历史就简单化成只有生产力才是推动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原因。于是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每一步的发展都可以用历史上已经产生的生产力的物质水平来说明。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与自然发展一样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在1867年马克思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十分自信说，他所发明的这种科学社会规律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与自然规律决定自然的发展一样，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这样，马克思就把思想、意识、观念、社会、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从历史发展中排除出去了，实际上是把作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的“人”和具有思想和意识的人排除出去了,把历史发展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排除出去了。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规律没有区别了。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这种把生产力作为唯一的决定历史发展因素的历史观被马克思主义者定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更确切的说，应当是物质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观，这似乎更符合马克思理论的实际。 ( http://www.tecn.cn )
由于马克思过分强调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思想、意识、观念、政治等方面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引起了当时思想界的不同意，恩格斯在他晚年不能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对反对的意见进行反驳，对马克思的关点进行辩护，这些反驳和辩护都是在恩格斯去世前几年内与人通信中进行的。 ( http://www.tecn.cn )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8226;布洛赫的信中说：“提起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实现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荒诞无稽的空话。”“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反映出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对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反驳时说：“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的观念：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他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辨证地看成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视了相互作用。”在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弗特尔乌斯的信中说：“并不只是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以上都见之于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关于这方面的辩驳还有一些这里不多引用了。 ( http://www.tecn.cn )
以上可以看出，恩格斯虽然驳斥了别人对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力是唯一的起决定作用的历史观作了片面的理解，但也同时承认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不能不承认，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与物质生产条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相互作用。但是恩格斯却把马克思这种理论上的片面性说成是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当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它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1890年２月21日致约8226;布洛赫的信）。”然而马克思本人对自己的理论的叙述却是十分肯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的状况等等。马克思就是用这样明确肯定的语言来肯定只有物质生产力才是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完全否定了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作用。并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因为没有时间和机会“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一个片面的观点出发论述了历史的发展，必然要脱离历史发展的实际，从而导致马克思所发明的理论不但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而且马克思根据他自己的理论对他自己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的历史可能发展的预测以及他所做出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的估计和由此而作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等等也都是错误的。 ( http://www.tecn.cn )

二、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

根据以上的论述，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是参与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必须从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去研究历史，找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了解历史，解释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还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生产力和思想、意识、社会、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的复杂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条件上。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中进行的。发展不能离开条件，条件制约着发展，条件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这对历史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事实上决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之间，原因和条件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规律就可以概括的。东方和西方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都产生了氏族制度，都是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但仍然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到了今天还在影响着东方和西方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情况说明只有对历史发展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根据实际情况作符合实际的分析才能真正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仅仅用物质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理论是不能说明历史的真实发展的。为此下面从东方和西方的历史的实际发展来说明决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是怎样发挥各自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中国是东方古代文明先进的国家，我国的古代文明产生于内陆，依靠农业生产作为生活的来源。农业生产方式把人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氏族之中，形成一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社会，把人束缚于氏族血缘纽带之中、屈从于以王为首的氏族贵族的统治之下。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欲求都消失于集体之中。王的统治很早就获得了绝对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的历史中没有产生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意识，而只能产生极端集权、无视个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原因。 ( http://www.tecn.cn )
我国的无视个人存在和价值的封建专制的思想意识以及在这种思想意识中所产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在我国所特有的绝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中经过长时期的不断完整而形成的哲学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在西周早期就已经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但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到了西汉早期，董仲舒提出了“君权天予”，“唯天子自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8226;主完神〉）。”皇帝的权利已经来之于天,皇帝是天的儿子,代替天来统治人民,这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是一种依靠天来进行统治，还是带有强治性的。真正把君权变成一种客观的真理，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客观的真理则是北宋的朱熹所完成的。朱熹发明了“天理、君权”的学说，皇帝的权利并不是谁所给予的，而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天理”，也就是“理”，“理”是先天地、先宇宙而存在的，是宇宙、自然、人以及万物的本源，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是先天就存在的，这种“绝对精神”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朱熹的“理”也是一样，“理”产生了宇宙、万物和人，并且产生了君权和维护君权的纲常伦理，君和君权就是在这种“理”的实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君作为统治者，君权作为一种人必须遵从的伦理，体现为“三纲”和“五常”也都是“理”的体现，“君权”就是“天理”人遵守纲常伦理不是来自任何强制的力量，而是“天理”所使然，“天理”体现为人的本性。因此，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记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8226;读大札》）。”这样，遵守纲常伦理就是遵从“天理”，就是人的至高无上的美德，违背纲常伦理，就是逆天，就是违背做人的道理，就为世所不容。朱熹也看到，人是有欲望的，人如果追求欲望就很容易产生“非分”之想，就会影响对纲常伦理的绝对服从，因此，追求个人欲望的思想必须扫除干净，才能自觉自愿地为实行“三纲”而献身，因此，人欲就成了一种绝对的恶，于是朱熹提出“明天理、灭人欲”，而且要“灭净人欲”、“复尽天理”，使人没有任何欲望，在心中只有“天理”，纲常伦理才能真正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这种思想一旦出现就为所有的专制统治者所拥护和倡导，不但历代皇帝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例外。共产党员是一种特殊材料所造成的，共产党的伦理中，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只有党的利益，没有个人利益，因此要消灭一切私心，等等，实际上只不过是我国传统纲常伦理的复活。 ( http://www.tecn.cn )
当然,“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体系是约束人民的, 不是约束皇帝的, 皇帝的权力来自“天理”，就不可能受民间的约束, 于是皇帝的奢糜无度, 敲骨吸髓的剥夺也是不受限制的。但小农经济的生产率是很低的, 不可能供应这种无限制的剥夺, 于是把有利可图的商业收为官营，比如盐、铁的经营从来就为历代皇朝所垄断榨取, 以利所得专供应宫庭和官僚的奢糜无度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民营商业是难以发展的。即便在我国也有过民间商业的发展。例如晋商和徽商都在北宋兴起，在明清两代有较大的发展，晋商不但经营商业，而且经营票号，从事汇兑业务，是我国金融业的前身。晋商足迹不但遍及全国，而且远达印度和俄罗斯。徽商遍及长江中下游，都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本, 为我国早期的商业和汇兑业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最后都被清廷所抄没, 供皇宫的奢糜无度的挥霍。这说明在一个绝对专制集权的制度下面, 商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没有商业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准备条件和积累资本，真正的工业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了工业革命只可能产生于西方而不可能产生于中国一方面的原因。 ( http://www.tecn.cn )
到了清末，由于西方的侵凌，不能不实行变法，但是仍然要顽固地维护绝对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即使打开国门，实行变法，也只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固守自己的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张之洞就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积极倡导者中最重要的清末大臣。他极力主张学西方的科学技术，主持创办汉阳铁厂，建立了当时在东方最大的现代化钢铁企业，但是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大本，人伦之大防，”是绝对不能变的。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顽固守旧的思想就为我国一直到今天所有的专制统治者奉为圭臬，只不过是不断地改变其形式而已，使我国的历史出现惊人的停滞。甚至在建国之后，经过三十年的封闭和专制统治，造成了各方面的极端落后而又不能不再一次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还仍然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世界潮流拒之于国门之外，实际上仍然是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准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准改革政治体制，以致经过二十多年长时期的改革开放，许多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由此可见，历史的发展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我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一种违反人性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必然要不断巩固自己，形成极大的阻力，阻碍历史的前进。 ( http://www.tecn.cn )
在西方，从很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商业和交换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社会，商业促使人的流动，鼓励个人的发展，促使人与人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但很早就破坏了氏族血缘纽带，消除了以王为首的绝对集权的专制统治的土壤，给人的发展以自由的空间，思想的解放和人自身的觉醒，形成一种开放的和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人不满足于现状，使人产生了追求、探索和进步的欲求，从而产生了与农耕民族完全不同的精神文明。这种文明一旦形成，就成为人自身的发展，从而为历史的发展开拓前进，与东方文化和历史的停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具有独特的发展观的古代文明的形成从古代的希腊就开始了。 ( http://www.tecn.cn )
在古代希腊，由于地理条件，很早就鼓励了希腊人从事海外商业活动，航海和海外商业活动推动了个人发展的欲望和创造的才能，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自信，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相信是人不是神是宇宙的中心，很早就产生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因而很早就能够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相信自然界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神的创造，而且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从而开始对自然的探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创造出以个人的权利为中心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法律制度以保障这种民主制度的实现。古代希腊人的这种探索精神在政治上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最早的传统，他们对自然的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早的开端。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学的文明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造成西方和东方历史的不同发展的趋向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 http://www.tecn.cn )
应当说, 古代希腊人所创造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 往往成为煽动公众进行派别斗争的工具，成为造成雅典没落的一种原因。对自然的认识还是一种智慧的猜测，但是它却使人认识到自身的力量，相信人的理性和智慧能够使人达到完美，认识到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意义，为欧洲人的理性、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传统提供了最初的信念，对自然的探索给后人提供了科学研究的启示。这种传统和信念一旦建立，就与东方的文明相反，它不是封闭的、停滞的而是开放的，进取的，是不断要求完美和进步的，因而能够成为不断把历史推向前进的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欧洲的每一个时代都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新时代，从而把欧洲从古代推向中古, 又从中古推向近代和现代, 把欧洲文明从落后于世界变成领先于世界。从这里可以看出, 一种真正成为人的觉醒, 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的文化一旦产生, 是多么强大的推动人自身前进的动力，而压制个人的文化一旦成为主流，又是如何成为人类进步的阻力的。 ( http://www.tecn.cn )
罗马帝国是一种奴隶制的社会，奴隶并不是人，而是一种能说话的牲口，然而古代希腊的传统和日尔曼人的法治传统又使罗马帝国产生了最先进的罗马法，要求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包括她所征服的民族的人民，都成为罗马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公民的权利（罗马经过激烈的奴隶起义战争以后对奴隶的非人的待遇也有很多改变）。以及保护私有财产，把人与人的关系都规定为契约关系等等，从而使得罗马法成为现代欧洲法律的起点。马克思也指出，罗马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马恩全集》第21卷454页。）”马克思对罗马法的这种评价是很高的。事实上，罗马法所有这些平等、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契约关系等等概念都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也就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没有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和保护，就不可能产生积累，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上的关系，就是一种不断增加积累，扩大经营、获取利润的制度。罗马法所具有的这种超前的思想为现代法律提供了基础。而这在东方是不可能产生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欧洲虽然也产生了与东方相类似的以等级制和世袭制为特征的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个人意识、理性、自由和法律的种种传统又使西方发展出完全不同于东方的中世纪文明。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中央权利瓦解之后，并没有重新产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是产生了与东方完全不同的权利层层分散、以契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王、领主、与封臣都受到契约的约束，每一级都享有权利，又负有义务，为了使这种权利和义务得到实现，还发展出国王的议事会和法庭来进行监督和处理违反契约的种种问题。对农奴是没有契约关系的，但也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约束，以保障他们所获得的部分人身自由和一定限度的私有财产的权利。 ( http://www.tecn.cn )
欧洲中世纪农奴人身的一定限度的解放为中世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为中世纪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中世纪的以庄园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又成为欧洲议会政治和法制政治得以发展的原因。特别是这种极度分散的，各不相干的庄园制度是商业发展和后来城市诞生的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给欧洲长途贩运的商业发展以很大的空间。在中世纪，商人长途贩运经过领主的领地要向领主纳税，一时关卡林立，给商人以很大的不便，而且沿途盗匪抢劫，甚至商人本身也从事抢劫，商匪难分，所有这些，都成为商业流通很大的阻力。但是，商业流通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其他行政上的限制。商人为了销售的方便，在河流和陆路交通的枢纽地带和庄园的外面，逐步设立货物集散地，由于没有政府管辖，也是完全自由的，这种商品集散地逐渐发展成城市，也是完全自由的。在城市中，商人自己建立管理机构和议事机构，自由成立行会，自己管理自己。最初的工商业资本家就是从这里诞生的。不但如此，农奴从庄园里逃出来，进入城市，一年以后也变成自由民。后来，有些农奴自愿向领主交纳赎金，变成自由民在城市里当手工业工人。这就为欧洲自由城市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近代欧洲产生的重要条件。由以上可以看出，中世纪是一个从古代到近代和现代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为欧洲现代社会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被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欧洲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起进步作用的一种制度。 ( http://www.tecn.cn )
在这里，有一点是必须说明的，我们把东方从古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停滞不前的中央极端集权的、极端专制统治的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把欧洲中世纪的这种虽然也存在等级制和世袭制，但却是完全不同于东方的权利层层分散的制度也说成是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制度，但在名词上混淆在一起，这种混淆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名称加以区分。 ( http://www.tecn.cn )
城市的诞生反过来造成庄园经济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城市不但发展成经济的中心，而且发展成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中心，成为欧洲向近代化转变的革命的中心。这种革命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还在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就已开始发展成城市国家，成为地区繁荣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他们的经商往来不但遍及地中海沿岸而且远达波罗的海沿岸，他们已经是资本主义式的商业了。他们把财富不断投入商业和工业，进行积累，扩大经营。他们不但摆脱了封建贵族的统治，而且这些封建贵族们、国王们和教皇还得向他们借款，这样，佛罗仑萨的梅迪奇家族才有条件支持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可以说，没有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也就没有文艺复兴，也就没有启蒙运动也就没有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产生。 ( http://www.tecn.cn )
文艺复兴的到来还不只是商业的发展起了支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世纪自由城市的兴起已经在许多方面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创造了条件。中世纪自由城市兴起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大学的诞生, 大学的兴起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原因。在大学里，学者学习和研究哲学、法律、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这些学科的材料都是来自拜占庭、伊斯兰教所保存和翻译成拉丁文的希腊著作和罗马著作以及由他们带来的阿拉伯、埃及以及东方的科学和数学，但成为中世纪研究中心的是希腊的著作, 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学习希腊古典著作到文艺复兴时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他们从希腊著作的学习中寻求尘世的观念和价值, 成为后来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最初的知识来源。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相信上帝的权威是不能动摇的, 但也把基督教的教义和希腊传统的理性结合起来, 相信人类理性和自然科学的价值, 为世俗文化的产生准备条件。 ( http://www.tecn.cn )
以上事实说明，欧洲从中世纪发展到文艺复兴一直到启蒙运动，为现代社会的到来建立了基础，但所有这些历史发展的物质生产都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是不可能推动现代思想和现代文明的产生的。造成这一系列革命，从而把欧洲推向现代化的是欧洲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商业的扩张和城市的兴起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在一起，互相推动，使欧洲的中世纪成为现代文明的开端。 ( http://www.tecn.cn )
当然，这不是说中世纪的许多旧观念没有对近代和现代观念的产生发生阻碍的作用，中世纪的旧观念、等级制、世袭制、贵族特权、教会和教士的特权仍然是近代社会制度及其观念产生的阻力，超自然的神的启示还在统治着人的头脑，人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对自然的解释都必须符合宗教教义,这就必然要与已经产生的新的近代观念发生冲突。清除这些旧观念和旧意识，为近代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革命就提到历史发展的日程上来了。这种观念的革命一旦开始，就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出现。还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就已经开始了。还在宗教改革的后期和科学革命的高潮中，启蒙运动就开始了。从而为最后扫除中世纪观念和制度的残余，为推动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真正的生产力的革命，即工业革命也是在这一系列的原因和条件的推动下自然地诞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种有活力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会以多么强有力的步伐争取自身的发展，并且使自己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力量。 ( http://www.tecn.cn )
在这里还必须对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形成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作一点考察。在欧洲中世纪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２到13世纪由于中世纪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中央政府的税收增加，财政充实，政府机构得以逐渐建立和完备，君主国家相继诞生。在中央政府的政权逐渐巩固的过程中，领主们由于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与国王产生了矛盾，起来用法律限制国王的权力，国王的专制权力在其诞生的过程中就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在英国，早在1215年，领主们就强迫国王在大宪章上签字，承认国王的行为也必须遵守大宪章上条款的规定。大宪章明确规定，“除非全国普遍同意”国王不得任意增加捐税，“非经有陪审团参加的合法判决”不得对人民进行拘捕或监禁，人们有自由的权利，这种自由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并且成立了议会以保障自由和法律的实现，议会制度一旦产生就成为国家的正式政府机构，并且成为欧洲民主制度的重要特点。虽然这些君主国家都是封建的国家，权利完全掌握在地主、贵族和国王手里，但是，这些君主国家成立以后，都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把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以国家的力量来打破地区之间的相互封锁和孤立的状态，清除领主在各自管辖区内沿商路所设置的征税关卡，肃清盗匪，使商路畅通。用政府资金成立银行向工商业者贷款，支持其发展。对当时新生的手工业工场给予多方面的辅助，除了金融上的支持以外，还给手工业工场的业主以免税、免服兵役的优待，提高其政治地位等等。随着商业的扩张，必然要推动农业的商业化和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在这方面，政府起了积极的作用，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时政府是禁止的，到后来政府成为圈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的到来扫清障碍，这是工业革命得以兴起的重要条件。随着近代国家的建立，重商政策越来越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自觉的行动，对东方和新大陆的航路的开通，各国贸易的竞争，对殖民地的掠夺都是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和进行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力量的支持，欧洲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顺利实现。 ( http://www.tecn.cn )
有人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西方历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能够说明西方的历史，但是不能说明东方的历史。不对，从以上的东方和西方的历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既不能说明东方的历史，也不能说明西方的历史。不论东方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都说明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思想、意识、观念、政治、法律等等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就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都是相同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形成传统，就决不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或快或慢地“变革”。但是上层建筑对历史的发展发生什么作用，在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上则是各不相同的。上层建筑可以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阻力，阻碍历史的前进，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推动历史的前进。上层建筑发挥什么作用，关键决定于上层建筑的性质。 ( http://www.tecn.cn )
中国的历史证明，在一种极端专制的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统治下，人人自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正如鲁迅所说，只有做稳了奴隶和作奴录而不可得的感觉，其他都顾不上了。历史是人创造的，当人处于这种情况下，也就必然失去了一切做人的正常追求，人的精神处于极端萎缩之中，人要创造历史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只有一面倒的关系。马克思说，东方没有历史只有改朝换代，这是确切的。 ( http://www.tecn.cn )
在西方，由于人很早就认识到自己是人，意识到人是自己的主人，使人产生了不满足于现状的欲望，产生了探索和追求的欲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和思想、意识、政治、法律等制度之间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交互关系，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罗马帝国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推动了奴隶制度的改革，给奴隶一定限度的做人的权利，到了中世纪，对农奴的待遇比奴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有了更多的自由、如私有财产的自由和结婚组织家庭的自由，从而推动了农奴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资本主义把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具体化成为可以实践的制度，清除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和旧观念对人的束缚，把人简化为平等和自由的关系，在政治上实现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实现自由竞争，这就使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充分的激发，既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自由、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交往才能无阻碍的实现，这才能使人类历史高速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有了民主，就可以不必再通过流血的冲突而是通过人们之间的民主交往的方式来解决。 ( http://www.tecn.cn )

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困境

以上说明，在中世纪结束以后，启蒙运动所提出来的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科学革命的发现和工业革命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就完成了现代社会的到来所需要的全部制度基础和认识基础。从此以后，西方的人们就开始按这些原则来塑造历史，也塑造自己，人类就开始以过去没有的速度大踏步前进，迎接现代社会的到来。 ( http://www.tecn.cn )
应当说这些原则的确立是在十八世纪，然而，真正消除中世纪观念和封建制度残余，使这些原则开始实现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是这些原则进一步实现和推广的时期。十八世纪出现的工业革命的成果也是在十九世纪进行推广和以更大规模向前发展的，把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因此十九世纪是一个承前启后，为以后的发展开拓前景的时期，这也是一个从中古时期转向现代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时刻。十九世纪前半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所带来的那种非人的残酷的剥削使工人奋起进行武装斗争，曾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但是随着工人生活的改善，工人的武装斗争随之结束了。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只有1871年由于普法战争，法国失败，以工人为主体的巴黎市民组成巴黎公社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而举行的武装起义以外，再没有发生过其他的工人武装起义。十小时工作制度和八小时工作制度先后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在以后陆续得到实现。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提出来的关于议会选举的各项条件也先后在欧洲各国议会得到通过，工人的选举权利得到保证。此外在欧洲大陆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和战争，民主政治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实现，民族统一的国家先后建立，社会走向安定，经济步入一个持续繁荣的时期。虽然还有经济危机，但是危机过后是更大的繁荣。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十九世纪逐步实现的，从而使欧洲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成为一个繁荣、安定和逐步走向和平发展的时代。 ( http://www.tecn.cn )
从西方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在自由和民主得到实现以后的国家，就很少发生内战了，原因是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可以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通过协调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现相互适应，无须诉诸暴力和阶级战争。由于这些原因，英国自清教徒革命以后，三百多年来一直处于和平发展之中，把英国从农业社会带入工业社会，再带入今日的信息社会，没有发生过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而需要用革命的暴力来解决。美国建国以后到现在，中间只经过一次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从那时到现在已经150多年了，把美国变成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也没有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而发生暴力冲突和战争。欧洲大陆的国家在民主和民族统一的国家建立以后，同样再也没有发生过国内的暴力冲突和战争。这些国家的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一直是在和平中实现的。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正是处于十九世纪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十九世纪正是把启蒙运动的伟大哲人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付诸实现的一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的开始，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所涉及的不只是思想意识的革命和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也涉及到科学和生产力的根本变革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一旦开始，就连续不断一直发展到今天，把人类从农业社会带入今天的信息社会，并且使自由、民主的信念变成制度向全世界扩展。当十九世纪的人们满怀信心地把这场革命推向前进时，马克思却把眼光停留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早期积累所出现的残酷剥削而没有认真地对待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仍然固执于他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研究，并且仍然消耗了他最后20到30年的全部精力来研究剩余价值的理论，为他的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建立理论基础。这样马克思就严重脱离了他所处的哪个时代。 ( http://www.tecn.cn )
这场伟大的革命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学说是从英国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正在美国得到全面地实现。但是马克思却对于启蒙运动所建立的原则对历史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全然不顾。作为建立启蒙运动的最伟大的哲人洛克、孟德斯鸠的学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得到反映，对于亚当斯密也只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片面的理解。洛克所建立的原则，“人是生而自由的。”人有“依照他自己的意志行动的自由，”只要这种行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孟德斯鸠认为没有制约的权利必然趋向专制，使人的自由化为乌有。要保证自由能够实现，必须使各种个别的权利相互牵制，没有任何一种权利能够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最大的自由才能实现。根据这个原则，他建立了三权分利、互相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则。美国独立以后就是按照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国家最完善的例子（马恩选集第一卷69页）”。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对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在北美得到实现，在欧洲也在逐步推扩的事实作认真的研究，仍然固执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认为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实行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阶级，人才能获得自由。 ( http://www.tecn.cn )
对待亚丹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学说也是马克思的一场悲剧。亚丹斯密的真正伟大的不朽的创造是他所总结出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正是亚丹斯密的这个伟大发现引导全世界的经济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但马克思无动于衷，他所热中的却是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要用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去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事实证明，劳动价值理论恰巧是即将过时的东西，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将开启一个知识应用于生产和知识即将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的新时代。知识一旦成为价值的源泉就将改变生产的面貌，也将改变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并将改写政治经济学。这对亚丹斯密是不应当苛求太甚的，因为亚丹斯密在写他的《国富论》时还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体力劳动还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原因，他难以预见到知识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进行他的理论研究是在亚丹斯密写《国富论》100年以后，那时工业革命已经蓬勃展开，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也已经出现。马克思在他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生产力时也指出“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一卷53页）。”科学是一种知识，知识应用于生产，也就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而知识是不能用劳动小时来计算的。然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仍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仍然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他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以劳动小时来计算剩余价值率，并且以每天12小时的劳动作为计算的根据。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个时候，十小时劳动制已经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正在逐渐推广实行。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造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是落后于时代的。马克思完全不理解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个新世纪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用他那套过时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他还在世时的十九世纪的革命，这就必然南辕北辙，处处碰壁。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诞生以后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并且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精辟的描述。“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气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是多么精辟的描述，以至有些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描述。因此，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只不过仅仅在于创造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在它还刚刚出现时就已经严重落后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却又断言：“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还正在开始创造它的强大的生产力的时候，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已经不适应于它所创造的生产力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必然要找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不能适应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根据，然而他所找到的却是“商业危机”。商业危机证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以上引文都来自《共产党宣言》）。”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 http://www.tecn.cn )
应当说，这是马克思对历史发展判断的一个最重要的失误。马克思没有看到商业危机是整个经济向上发展过程中由于竞争的盲目性所造成的经济的失衡，是在自由竞争的初期阶段人们还没有经验来处理好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关系时所造成的一时的生产过剩。但是，经过一个时期生产的停滞和下降，恢复了平衡，生产又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生产关系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也有所察觉，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但没有引起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思考。事实上，经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以后，罗斯福实行了新政，以政府的干预来消除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失衡，这是人们对经济发展自觉调节的开始。凯恩斯从理论上论证了危机是可以通过人们的预见，用财政政策的办法对经济进行干预来缓解和避免的。从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理性认识的时代。由于这种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就在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调节之下发展得越来越快，再也没有产生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了。马克思没有认真对待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种巨大变化，仍然固执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论断，这就不能不使他所做的革命预言不能不累累失误。然而马克思并没有从他预言的失误中警觉过来，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论断的失误来源于他的理论错误，以至他的一生都坚持这种错误。 ( http://www.tecn.cn )
由于这个原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预言，以后还多次重复这样的预言。1848年巴黎六月革命工人起义引起几乎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的革命，但1849年就已经平息，而且接踵而来的就是和平发展，马克思在1850年所写的《1846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不能不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以在资产阶级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发展的时候，已经谈不到真正的革命。”但是他仍然相信“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的革命必然要“来临”。恩格斯更加乐观：“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使革命无法避免，……生产过剩会置他们（资产阶级）于死命（《马恩全集》第七卷第274页）。”直到1860年2月马克思在致福格特和泰霍夫的信中还说：“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慲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然而他仍然在期望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马恩全集》第14卷第479-480页）。”马克思仍然相信，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 http://www.tecn.cn )
由于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还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反封建和争取民主与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的运动在十九世纪中叶是蓬勃发展的，因此，在依靠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希望变成失望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寄希望于民主和民族革命。还在1847年初，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8226;梅尔岑》一文中说：“民主主义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马恩全集》第四卷第306页）。”马克思也说过：“在欧洲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是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当时十分积极地参加欧洲的民主运动，曾担任过布鲁塞尔民主运动组织的副主席，而且说，我们都成为“民主战士”了。 ( http://www.tecn.cn )
由于当时俄国还在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奥地利还是多民族专制统治的国家，意大利的民族还没有统一，波兰民族还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之下，因此，在六十年代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的斗争非常活跃，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期望在欧洲爆发反封建与民族独立和统一运动的战争。马克思号召：一旦战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使人民广泛起来开展革命运动，把这场战争变成全欧洲的革命战争，并且把这场战争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马恩全集》第13卷说明中所引马克思语）。”马克思和恩格思十分乐观，认为当时欧洲“到处都堆满了易燃物（仝卷第194页）。” ( http://www.tecn.cn )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欧洲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任务已经完成，反封建战争变成各国之间的争夺战而结束了，专制统治的国家或者瓦解，或者进行了改革，民主政治制度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建立起来，从此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欧洲没有发生过战争，欧洲越来越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经济繁荣，工人生活改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欧洲已“十分资产阶级化”，欧洲各国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处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三十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预言：资产阶级已经处于“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的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判断完全落空。到了1874年恩格斯在《英国选举》一文中才不能不承认：“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马恩全集》第18卷第547页）。”从此以后才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暴力革命和战争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念头，把希望转向合法斗争。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全力以赴去写他的巨大著作《资本论》，而且身体条件也越来越不行了，因此欧洲的工人运动也越来越由恩格斯个人独立指导了。从此以后，恩格斯已经把他的活动全部转入合法斗争，号召工人积极投入普选权的斗争。“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马恩全集》第17卷第304页）。”并且表扬了在德国，组织合法的工人政党，选出代表参加议会竞选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够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利得多、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同上）。”从此以后，工人运动所能作的也就只能是议会斗争了，第二国际在1889年成立以后，在它指导下的工人政党的运动也都转为议会斗争了。 ( http://www.tecn.cn )
从80年代起，工人运动在议会合法斗争中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进行合法斗争已经发展成德国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因而受到恩格斯的赞扬。恩格斯在1890年2月底写的《德国1890年的选举》中说：“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他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马恩全集》第22卷第4页）。”在《1893五一节致德国工人》中，恩格斯说：“工人群众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作斗争以争取得到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在于组织成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特别是在临去世的那一年1895年3月6日（恩格斯是在7月24日去世的）所写的《卡尔8226;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这种合法斗争的思想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恩格斯十分赞扬德国工人阶级在合法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世界面前（《马恩全集》第22卷第201页）。”德国通过普选权的186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只有两个议员，五十万党员，到1890年已经有35个议员和150万党员。同时恩格斯还指出：“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和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页）。”“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获得多得多的成就（同上604页）。”“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同上610）。”从这里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修正实际上恩格斯已经开始了。但是恩格斯还只把它当成一种策略上的改变并没有忘记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恩格斯在他逝世前曾多次提醒共产党员不要忘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他逝世前一年的1894年1月26日写的《未来的意大利和社会党》中写到：“社会党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标：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马恩全集》第22卷第516页）。”在他逝世的当年1895年３月６日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还说：“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都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马恩全集》第22卷第610页）。”但是，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实质性的修正还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由伯恩斯坦首先进行的，然而，不可否认，是恩格斯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开启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 ( http://www.tecn.cn )
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由于专注于他的《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没有认真研究欧洲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仍然坚持他的暴力革命。他在1871年10月15日写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还说：“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取自己解放的权利（《马恩全集》第17卷第468页）。”但是，现实的形势不能不使他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失去了指望，在他的晚年，转而研究东方的社会，希望从那里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马克思特别重视俄国的农村村社所有制，并且学了俄文以便直接阅读俄国的资料。他对俄国的农村村社内部土地集体所有制发生了兴趣，投入很大的注意力。他开始设想，是不是可以把俄国这种村社集体所有制直接变成“共产主义的起点（《马恩全集》第19卷第326页）。”而且相信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到今天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农村公社（即村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马恩全集》第19页第431页）。”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中也说：“俄国发展它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赞成。”这就是说马克思已经转而相信俄国的村社所有制是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但如何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这种跨越称之为“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对于如何实现跨越这一道“卡夫丁峡谷”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俄国农村公社”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事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来（《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通过这样的设想，马克思就认为俄国从一个极其原始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俄国就可以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甚至还设想，像俄国这样一个以俄国沙皇为首的封建贵族层层统治的社会也可以垫款支助农民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不只是空想，而且变成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马克思去世的前一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合写的《序言》中还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 ( http://www.tecn.cn )
然而，在1874年到1875年恩格斯写的《流亡者文献》中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却正确指出“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这种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曾反复说明，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而现在竞然认为以十分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也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就说明马克思为了追求空想的目的而直接背弃了自己所建立的原则。马克思已经陷入了自己理论的困境，使自己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自信走进了迷惘，应该说这是他的理论的贫困。 ( http://www.tecn.cn )

四、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了时代，他的理论在西方没有市场，只能经过伯恩斯坦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断地修正，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才能使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获得发展，并且作出贡献。但在东方，却被列宁原封不动地全面继承下来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都一一在十月革命后实现了，说明列宁是马克思的真正的继承者。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东方找到市场，是由于东方农民小生产者占人口的主要部分的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与马克思的集中的强制革命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列宁所建立的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党和国家，并没有改变沙皇俄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列宁在挑选接班人时，不满意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利用权术排除了他的对手，成为比沙皇更加残酷的专制统治暴君，这实际上是列宁所建立的专制主义的党所必然要出现的后果。 ( http://www.tecn.cn )
中国是一个比沙皇俄国更加落后的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不但农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90%甚至超过，而且城市也是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只在沿海少数几个城里刚刚产生。工人阶级还十分微弱，甚至还没有完全摆脱农民意识，因此，中国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是更加典型的一场农民革命。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那是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也必然要按照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再解释，把马克思主义改变成农民革命主义，这种改变在毛泽东思想中是处处可见的。例如马克思说，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发展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但毛泽东却说：“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就为生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学》61500;社会主义部分61502; 笔记61481;。”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就是这样干的。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还不丰富，还只能“按劳取值”，毛泽东在生产力还十分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就要搞绝对平均主义，恢复供给制，有饭大家吃。马克思尊重科学，把科学发展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毛泽东排斥科学，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认为低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要用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搞大跃进，人海战术，大炼钢铁，粮食亩产十万斤，所有这些都造成生产的彻底破坏。马克思建立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已经是错误的，但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普遍化，对不论什么问题都要上升到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辩证法庸俗化，发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时把不同意见的人们打成敌我矛盾，等等。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建国以后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中，造成了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知识分子遭到无情打击，据官方数字，仅在一次反右派运动中就有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斗，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实际上不止此数）。这说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地道的农民革命，他的理论也是地道的农民革命的理论，他的真正思想源头来自农民。因此，从一方面说，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我国自己的历史，有利于对我国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的改造。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源与流的关系，基本的理论构架仍然来自马克思，从而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农民革命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 http://www.tecn.cn )


本文责编：zhangchao

[谢盛友]

在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都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探索和论述，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篇重要论著，集中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回答了中国革命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毛泽东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部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毛泽东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通过这样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苦农民）、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就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正确解决了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是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下阶级分析论的典范，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的重要标志。1926年，《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在广州汕头出版单行本。本文发表前后，毛泽东还以该文为教材，在广州第五、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政治讲习所等进行讲授，并收入第五届农讲所教材。此后湖南省各县主办的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也几乎都以此书为基本教材。

后来，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并亲自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PPT] 第三节、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Dateiformat: Microsoft Powerpoint - HTML-Version
经济前提：工业革命的发展. 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思想基础：欧洲社会 ... 蒲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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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
余 孚
　　余孚先生是位出身贫寒的老共产党员，靠就读有公费的师范学校而自立，抗日战争时期又考入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以后长期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前在五柳村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民革命》，受到读者的重视，已有三千多人看过。2004年4月,余孚先生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word文本)》托友人交给五柳村首发。因全文很长，发在此处的是编者摘出的要点， （见后）或有不当，概以原文为准。

为保持原文的准确无误，按余孚先生发来的原件上网在此

http://www.taosl.net/ac/ac038.doc

是word文件，但打开尚属方便，点击网址出现询问时，选择打开或下载均可。

2008年7月6日余孚先生再次发来的历时四年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二)》 ，即发在五柳村国内版，是HTML文本，点击这里即可直接进入阅读，不再摘要。


下面是五柳村编发的《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的摘要。


马克思亲眼看到在资本主义产生早期所出现的对工人阶级非人的残酷剥削，使他产生了无比的义愤和人道主义的激情，积极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研究。

他要在他的理论工作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甚至整个人类历史的丑恶。这种情绪见之于他的许多理论著作之中
从他的人道主义的要求出发来创造他所想像出来的救世理论。这样的救世理论一旦创造出来，又必然要找出一个救世的阶级来担负起实现他的救世理论的任务，这样，他就找到了工人阶级。于是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一切优点，使这个阶级成为“社会的普遍代表”，成为“真正的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而另一方面把“社会的一切缺点”都集中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这就是资产阶级。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学说，建设起一个高度集中的极端专制的党来推行沙皇俄国的革命，这就必然要产生一个专制的和救世的领袖。这样，马克思从他的人道主义的激情出发通过一系列思辩的方式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观都脱离了欧洲社会实际的发展，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空想。他是当时欧洲所出现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理论最完备的、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波普（二十世纪很有影响的西方理论家）说，马克思的动机虽然是高尚的，但也难免陷入人道主义激情的陷阱（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138页）。这个意见是中肯的。
　　马克思虽然有上述种种错误和缺陷，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也时时出现过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他所创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过时的、错误的，但仍然有一些有远见的观点在闪现。如把科学的发现应用于生产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正确的，为邓小平所采用。

但是，科学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智力劳动，承认他们的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承认智力劳动创造价值，如果从这里出发，继续前进，就有可能在他的理论创造上开拓一片新天地，可惜他没有这么做。

他在晚年所出现的这些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只不过是黑夜中的一道闪光，瞬即逝去，并没有从这里突破他已建立起来的理论的重重迷雾。
　　
一、 为前提转向以物质生产力为前提是马克思历史理论错误的开端


马克思在开始从事他的历史观的研究时是以人为前提的。

马克思仅仅从“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的简单的生理的现象出发就推论出只有物质生产活动才是人类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推论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结构，完全否认了思想、意识以及社会、政治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就必然要否定他开始时所提出来的把“人”作为研究历史的“前提”的初衷，这是大前提的转移，必然要引起逻辑上推理的错误，造成对历史的片面理解。


二、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


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是参与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必须从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去研究历史，找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了解历史，解释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
中国是东方古代文明先进的国家，我国的古代文明产生于内陆，依靠农业生产作为生活的来源。农业生产方式把人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氏族之中，形成一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社会，把人束缚于氏族血缘纽带之中、屈从于以王为首的氏族贵族的统治之下。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欲求都消失于集体之中。王的统治很早就获得了绝对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的历史中没有产生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意识，而只能产生极端集权、无视个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的原因。
我国的无视个人存在和价值的封建专制的思想意识以及在这种思想意识中所产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在我国所特有的绝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中经过长时期的不断完整而形成的哲学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
当然,“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体系是约束人民的, 不是约束皇帝的, 皇帝的权力来自“天理”，就不可能受民间的约束,。
到了清未，由于西方的侵凌，不能不实行变法，但是仍然要顽固地维护绝对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即使打开国门，实行变法，也只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固守自己的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

我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一种违反人性的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它必然要不断巩固自己，形成极大的阻力，阻碍历史的前进。
在西方，从很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商业和交换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社会，商业促使人的流动，鼓励个人的发展，促使人与人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不但很早就破坏了氏族血缘纽带，消除了以王为首的绝对集权的专制统治的土壤，给人的发展以自由的空间，思想的解放和人自身的觉醒，形成一种开放的和进取的精神。

因而很早就能够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相信自然界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神的创造，而且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从而开始对自然的探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创造出以个人的权利为中心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法律制度以保障这种民主制度的实现。古代希腊人的这种探索精神在政治上形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最早的传统，他们对自然的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早的开端。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学的文明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造成西方和东方历史的不同发展的趋向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与东方的文明相反，它不是封闭的、停滞的而是开放的，进取的，是不断要求完美和进步的，因而能够成为不断把历史推向前进的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欧洲的每一个时代都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新时代，从而把欧洲从古代推向中古, 又从中古推向近代和现代, 把欧洲文明从落后于世界变成领先于世界。从这里可以看出, 一种真正成为人的觉醒, 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的文化一旦产生, 是多么强大的推动人自身前进的动力，而压制个人的文化一旦成为主流，又是如何成为人类进步的阻力的。

有一点是必须说明的，我们把东方从古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停滞不前的中央极端集权的、极端专制统治的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把欧洲中世纪的这种虽然也存在等级制和世袭制，但却是完全不同于东方的权利层层分散的制度也说成是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制度，但在名词上混淆在一起，这种混淆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名称加以区分。
文艺复兴的到来还不只是商业的发展起了支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世纪自由城市的兴起已经在许多方面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创造了条件。中世纪自由城市兴起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大学的诞生, 大学的兴起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原因。在大学里，学者学习和研究哲学、法律、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

学习希腊古典著作到文艺复兴时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他们从希腊著作的学习中寻求尘世的观念和价值, 成为后来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最初的知识来源。

欧洲从中世纪发展到文艺复兴一直到启蒙运动，为现代社会的到来建立了基础。
中国的历史证明，在一种极端专制的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统治下，人人自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安全感，正如鲁迅所说，只有做稳了奴隶和作奴录而不可得的感觉，其他都顾不上了。历史是人创造的，当人处于这种情况下，也就必然失去了一切做人的正常追求，人的精神处于极端萎缩之中，人要创造历史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只有一面倒的关系。马克思说，东方没有历史只有改朝换代，这是确切的。
在西方，由于人很早就认识到自己是人，意识到人是自己的主人，使人产生了不满足于现状的欲望，产生了探索和追求的欲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和思想、意识、政治、法律等制度之间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交互关系，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资本主义把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具体化成为可以实践的制度，清除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世袭制度和旧观念对人的束缚，把人简化为平等和自由的关系，在政治上实现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实现自由竞争，这就使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充分的激发，既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自由、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交往才能无阻碍的实现，这才能使人类历史高速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没有缺点，而是说有了民主，就可以不必再通过流血的冲突而是通过人们之间的民主交往的方式来解决。

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困境

从西方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在自由和民主得到实现以后的国家，就很少发生内战了，原因是不同的利益和观点可以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通过协调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现相互适应，无须诉诸暴力和阶级战争。
马克思并没有对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建立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在北美得到实现，在欧洲也在逐步推扩的事实作认真的研究，仍然固执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认为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实行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阶级，人才能获得自由。
对待亚丹斯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学说也是马克思的一场悲剧。亚丹斯密的真正伟大的不朽的创造是他所总结出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正是亚丹斯密的这个伟大发现引导全世界的经济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但马克思无动于衷，他所热中的却是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他要用亚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去创立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事实证明，劳动价值理论恰巧是即将过时的东西，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即将开启一个知识应用于生产和知识即将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的新时代。知识一旦成为价值的源泉就将改变生产的面貌，也将改变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并将改写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在他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生产力时也指出“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一卷53页）。”科学是一种知识，知识应用于生产，也就会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而知识是不能用劳动小时来计算的。然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仍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仍然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他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以劳动小时来计算剩余价值率，并且以每天12小时的劳动作为计算的根据。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个时候，十小时劳动制已经在各国议会通过，并且正在逐渐推广实行。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造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是落后于时代的。马克思完全不理解十九世纪已经开始的这个新世纪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用他那套过时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他还在世时的十九世纪的革命，这就必然南辕北辙，处处碰壁。
事实上，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诞生以后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并且在他的著作中作出了精辟的描述。“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气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是多么精辟的描述，以至有些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描述。因此，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只不过仅仅在于创造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在它还刚刚出现时就已经严重落后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却又断言：“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也就是说，资产阶级还正在开始创造它的强大的生产力的时候，它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已经不适应于它所创造的生产力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必然要找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不能适应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根据，然而他所找到的却是“商业危机”。商业危机证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以上引文都来自《共产党宣言》）。”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消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由于这个原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预言，以后还多次重复这样的预言。

到了七十年代，欧洲民族国家已经建立起来，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任务已经完成，反封建战争变成各国之间的争夺战而结束了，专制统治的国家或者瓦解，或者进行了改革，民主政治制度在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建立起来，从此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欧洲没有发生过战争，欧洲越来越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经济繁荣，工人生活改善.

到了1874年恩格斯在《英国选举》一文中才不能不承认：“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马恩全集》第18卷第547页）。”从此以后才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暴力革命和战争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念头，把希望转向合法斗争。
马克思曾反复说明，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而后竟然又认为以十分落后的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社会也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陷入了自己理论的困境 。

四、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由于脱离了时代，他的理论在西方没有市场，只能经过伯恩斯坦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断地修正，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才能使社会民主党继续存在，获得发展，并且作出贡献。但在东方，却被列宁原封不动地全面继承下来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都一一在十月革命后实现了，说明列宁是马克思的真正的继承者。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东方找到市场，是由于东方农民小生产者占人口的主要部分的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与马克思的集中的强制革命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列宁所建立的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党和国家，并没有改变沙皇俄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列宁在挑选接班人时，不满意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利用权术排除了他的对手，成为比沙皇更加残酷的专制统治暴君，这实际上是列宁所建立的专制主义的党所必然要出现的后果。
中国是一个比沙皇俄国更加落后的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不但农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90%甚至超过，而且城市也是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只在沿海少数几个城里刚刚产生。工人阶级还十分微弱，甚至还没有完全摆脱农民意识，因此，中国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是更加典型的一场农民革命。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那是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也必然要按照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再解释，把马克思主义改变成农民革命主义，这种改变在毛泽东思想中是处处可见的。

因此，从一方面说，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我国自己的历史，有利于对我国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的改造。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源与流的关系，基本的理论构架仍然来自马克思，从而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农民革命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2004年1月30日最后改完

[谢盛友]

就《谁欺骗了李大钊？》一文与谢先生商榷

---兼谈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之不同-----

谢盛友先生的文章《谁欺骗了李大钊？》的连接 (点击阅读)。

马克思自己多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之间划了一条线。

但是现在还有些人以为辱骂马克思是个强盗，酒鬼或强奸犯就可以骂倒马克思主义了。他们似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政治社会学科，其正确性是要经过社会实践验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早期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批判，任何人只要看一看今天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有多么的不同，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否正确了。

在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说至少是起到推进作用的。

谢盛友先生在他的帖子中抱怨说，李大钊先生当年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时，并 "没有人把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告诉我们"，这显然对谢先生不公。但谢先生自己马上作了补充："伟大领袖" 说："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我这里请谢先生看仔细了，伟大领袖并没有说 "认真学习，认识马克思"，而说的是 "弄通马克思主义。"

向这样逻辑上的问题，谢文还有好几处。比如，谢文在末尾不也重复了马克思说他自己不是个 "马克思主义者" 吗？那为何还要抱怨李大钊没有介绍马克思给中国呢？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 GCZY (缩写， 呵呵) 理想，这一学说成为 GCD 人的政治信仰，这是不同于宗教信仰的。在宗教信仰里，教徒崇拜的是个人。比如在基督教里，教徒崇拜的是耶稣基督 (或人，神，父子三位一体的)，新约中不是就有很多耶稣传教，救难以及殉天的故事吗？在这里，耶稣必须是完美的，是永生的，否则无法救赎信徒。

而李大钊，毛泽东等 GCD 人顶礼膜拜的是 GCZY 理想，是一门政治社会学说，他们并没有将马克思当作神来敬拜。马克思主义的 GCZY 学说一经提出，得到一部分人民 (信徒) 的支持，成为一种社会实践，先烈们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李大钊还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的修正，改进和发展这一学说。比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等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实践，以及今日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实践等。这些学说和实践对资本主义世界也产生过正面影响，就象是今日中国的高速发展模式必将对西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一样，这是一种互动过程。西方世界虽然口头上骂，但在学术界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从来都是很认真的。

毫无疑问的说，马克思本人也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多次重复，他自己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向中国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和 GCZY，这是介绍一种政治学说和理想，有必要将马克思的私生活也介绍给国人吗？同时，对于哲学，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等的介绍，我想也是同样的道理。

由金笔张贴 @ 2008-12-28 17:09:10 (519)

[谢盛友]

回复belinda81的评论:

错犯的太大了。

[唐宁街10号]

回复belinda81的评论:
非常幽默！！！

[pjx]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讲的多好，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这个。共产主义，革了60多年的命，死了几千万人。
这些革命的早就成了革命的对象了。工人农民还是一样的贫穷(相对，绝对意义上有进步)。中国是经不起折腾，但不折腾行吗?社会的公正在哪里？现在国共又要同流合污了，还不如早听胡先生的话。

[lornepark]

谢盛友:圣诞新年快乐

[安娜一万诺娃]

很喜欢看你的文章，祝新年快乐！

[ntri]

1),中共说自由民主三权分立是西方的, 不适合中国国情, 难道姓"马"的什么主义是中国本土的? 2),1931年9.18事变后不到2个月的11月7日, 中共趁民族危亡之际, 在江西瑞金建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武装叛乱分裂中国!

[belinda81]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本身就是不合适的，改革就是改不对的，改不完善的，怎么能不停的改？假如有错误为什么不计划好了再行动？
好像小学生写作业，不停的改，不动摇的改，老师会问你，到底怎么改？为什么不想好了再写？
建国到78，29年，78到08，30年，改错竟然比犯错的时间还长，而且要不动摇的改？难道这个错犯的太大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