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德国华人的保钓

70年代德国华人的保钓运动 

胡祖庶   

七十年代末，保钓运动首先在美国华人学界兴起。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于1971年在海德堡发行了《欧洲通讯》试刊，以油印纸合订方式综合报道保钓运动最新情况。而保钓派华人学生还遭到台湾政府公派学生的拳打... 
 
1970年中外媒体披露美国政府准备于1972年将冲绳与钓鱼岛一并归还日本之后，在全球华人中引起了注意和讨论。日本其后加紧在钓鱼台列屿的活动更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慨。台湾、香港与美国华人界都要求台湾国民党当局据理行使领土主权，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由于台湾当局态度表现软弱，引起海内外学界人士的不满，一场保卫钓鱼台运动便于1970年末自发地在美国华人学界兴起来了。

欧洲当时来自台湾和香港的中国留学生总共不到两千人，且分散在欧洲各国各个城市。在留学生中，当时唯一能读到的中文报纸仅仅是台湾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中文信息相当封闭。1970和1971上半年在港台美如火如荼地发出保卫钓鱼台群岛呼吁之际，欧洲华人界中几乎是一潭死水，毫无动静。极少数个别台湾留学生从美国友人寄来的保钓刊物获悉那里许多城市正举行讨论会和示威游行以及成立了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等情况。爱国卫土之情，其实人人有之。但鉴于国民党在欧洲留学生中都安置有“学生特务”，留学生个个都怕被打“小报告”；加上欧洲各国乃非移民国家，留学生完成学业后都得返回本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留学生若参加被国民党视为反党或亲共的活动无异于自绝后路，自找麻烦。(当时台湾来的留学生都没产生过申请政治庇护以求获得当地国居留权的念头。)所以，不难理解，在欧洲留学的台湾学子一般都远离是非争议场所，采取明哲保身之道。

一潭死水并不表示欧洲完全没有关心钓鱼台群岛局势的留学生。如上所言，由于信息封闭，这些人人数极少。他们限于势单力孤，没有力量在各自所在的城市召开哪怕是一个迷你型讨论会来讨论钓鱼台的事态。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白色恐怖，个别人的号召亦很难获得任何响应。在这种“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德国关心钓鱼台事态的个别港台留学生、东南亚华人留学生和华侨在相互取得联系后，于1971年7月在波恩聚在一起讨论旅欧华人可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当时参加讨论会的人有：康力行、陈家鼐、谢芷生、刘涤宏、张振翔、肖光甫、黎锦华7人(前5人为台湾留学生)。讨论结果主要有三点：一是筹办一份类似保钓通讯的不定期刊物；二是在争取到更多支持者之后向德国有关当局登记成立一个类似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合法团体；三是尽可能地联络欧洲各地的爱国留学生和华侨。

1971年10月谢芷生与胡祖庶在德国海德堡尝试性地印发了《欧洲通讯》试刊，以油印纸合订方式综合报道了保卫钓鱼台运动的最新发展情况。试刊在海德堡留学生中分发后，谢芷生在海德堡国际语言学习中心食堂中突遭一名台湾政府公派留学生龚姓湖南同乡的拳打。学院领导得知后，给了龚某一个警告，龚某害怕被取消学籍，便大大收敛了。《欧洲通讯》试刊在海德堡出了两期后，创刊号于1971年12月问世。

其时，美国的保钓运动已从讨论钓鱼台群岛主权的问题转到讨论国是。保钓运动人士从抗议斗争中已了解到一个分裂的中国很难维护领土的完整。于是，中国统一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程上。保钓运动解除了国民党套在台湾留学生头上的思想枷锁。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阅读有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经过了解和阅读，这一部分人对新中国的认识有了一个转变。而另一部分支持台湾当局的留学生则认为“爱国必须反共,反共就是爱国”,从而坚持走蒋介石“反共救国”的道路。

《欧洲通讯》撰稿者、即欧洲保钓运动人士已意识到保钓运动将改变性质而转变为统一运动，所以创刊号里的文章主要是谈统一的问题。其中康力行写的《在台湾成立特别行政区的构想》一文较受人重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予以了转载。其他则是批判台湾国民党当局、转载美国保钓刊物等文章。以后不定期出版的《欧洲通讯》继续批判国民党、转载美国保钓刊物与华裔著名人士的文章，同时也介绍新中国、批判台独思想和翻译重要著名人士的外文访谈纪录。

通过《欧讯》积极分子的联络和《欧讯》的传播，《欧洲通讯》的成员很快扩展到40多个人。其中德国的新成员有谢莹莹、俞力工、廖文男、胡祖庶、台声（刘明铨）、郑德力、吴正机、唐先卜、王必正、黄凤祝、吴泰然、让庆兆、赵仲威、华晋贺、林磊、李香薇、张秋德、林沛文、梁泳培、苏美惠、黎润宏、薛由光等；奥地利有赵小凤、陈康翔、秦友芳、鲍宁；法国有李楚威、张富国、苏凤英、曾永泉、刘少冰、贺慕群、邵令修、丁伟、雷竞璇、戴海鹰、张璧山；瑞士有黄砥石、林杉勇；丹麦有陈金界；英国有谢友杰等。1972年冬《欧讯》人士在海德堡聚会时决定成立“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于1973年底在德国斯图加特正式注册。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底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后，次年就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之前，中国政府只在西德首都波恩设有新华社办事处。由于1972年是中国在二战后首次在波恩设立了大使馆，大使馆有大量的各种公关工作要做自不待言。当时大使馆的侨务人员与西德侨界基本还没有什么联系。《欧讯》的发行消除了许多华侨对与中国驻西德使馆接触的顾虑，同时《欧讯》成员也带头主动与使馆联系。大使馆很快地与西德华侨打成一片。

1973年4月陈家鼐、谢芷生、廖文男和胡祖庶四人获邀回祖国访问，访问期间受到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人大秘书长罗青长的接见。1973年6月出版的《欧洲通讯》对访问和接见都有详细的报导。与乔冠华、罗青长的会见谈话亦转载于《七十年代》。1973年欧洲和平统一促进会还利用在海德堡开会期间给台湾留学生和在德工作的台湾护士作了大陆之行的幻灯片报告。对来自台湾的人来说，了解新中国已不再是个禁区了。尽管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相去甚远，但是他们已不再对了解新中国而感到害怕或加以抵制了。

《欧洲通讯》每期的发行量约1500份左右，对象是欧洲各国的台湾留学生和华侨。刊物大部分经过邮局寄发。除了写稿、抄写、刻版、编辑外，装信封、贴邮票地址、送邮局寄发以及其他分发的工作量都很大。一个地方的《欧讯》成员很难长期承担这一连串繁重的工作。因此，《欧讯》的编辑出版工作由各地凡有两个成员以上的城市轮流负责。由于每个人都是留学生，出版经费全靠各个成员去募捐，募捐对象主要是中国餐馆老板。各种其他工作如放映介绍新中国的电影、参加辩论会等也占去了许多《欧讯》积极分子的大部分时间精力。许多《欧讯》成员的学业因此受到影响。来自台湾的《欧讯》成员受到的打击最大，他们每个人的在台家属都遭受各种不同的威胁和骚扰，有些人的护照到期还得不到延长。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年代，一些海外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表现出那种牺牲忘我的爱国精神和赤子之心，这既是时代所决定，亦属一种难能可贵。

《欧洲通讯》出刊后，国民党当局除了继续邮寄《中央日报》给留学生外，又在慕尼黑创办了一份《西德侨报》，以此扩大他们的舆论影响。接着拥有颇多会员而倾向于反蒋和台独的各地台湾同乡会也出了一份《乡讯》。1972/1973年在德国先后出现了《欧洲通讯》、《西德侨报》和《乡讯》三份留学生刊物。有意思的是，三份刊物虽然立场各不相同，而且常打笔战口战，但三个阵营之中的人都互有交往，并不因政见不同而交恶。例如，1974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台湾同乡大会时，统运分子《欧讯》成员和美国的黄哲操、范光焕等亦出席了大会，并参加辩论。1981年《欧洲通讯》停刊后，俞力工也成为《西德侨报》的一个主要撰稿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值中国国内有些人重提“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之际，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曾遭受压力要改名去掉“和平”两字。可以理解，改称中国统一促进会既可以继续促进和平统一，亦不必要排除武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但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其所能主张的解决问题方式应是其认为最好的方式。政府将采取什么方式解决问题是政府的事情。所以，1975年经过全体《欧讯》成员聚会讨论和表决的结果，大多数成员决定应该继续保留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原称。时过境迁，今天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在积极地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不能不说是超越时代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整个《欧洲通讯》创办期间，《欧讯》与一些美国的统运刊物都保持着联系和交换。最主要的是《群报》和《水牛》。从美国到欧洲进行科研的学者如刘克非、曹赞文和胡班比等也给予了《欧讯》不少支持。

文化大革命之后，陈家鼐、谢莹莹、让庆兆、林磊、胡祖庶、林沛文和康力行前后一个个回到祖国参加祖国建设。《欧洲通讯》于1981年出版最后一期后便结束了其历史任务。

（资料来源：《奥地利 . 欧华侨报》）

（编辑：谢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