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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堂姑奶奶谢飞
作者：谢盛友
其实她只比我父亲大11岁，可是，她是我爷爷的辈分，所以我只能叫她堂姑奶奶，至今我还真的没有亲眼见过她。我最小的妹妹到德国来之前，在北京等签证时居住她家。上个世纪港台媒体发表“刘少奇与他的妻子们”，我通过在北京的堂叔叔表达我的心愿：我要写她。她婉言拒绝，她说她很平常，没什么好写，后来我收集所有能收集的报刊资料，邮寄给她。我觉得，她的人生太不平常。
今天，国民党在台湾重新夺回执政权，我很想写我爷爷，我首先写她。看我们谢家这些人，看看我们中国人的命运，看看国共的命运。
我们谢家人自从晋朝谢安以来，似乎个个忧国忧民，个个误入歧途。到了现代，谢家人被关的，被杀的，苦难连连。不是国民党被共产党灭，就是共产党被国民党害。历史为什么这样戏弄我们谢家人？叫安公后人，太沉重！
出国前我问父亲，堂姑奶奶后来为什么没有再婚？父亲说，这事只能问她自己。父亲苦笑：也许她自己还以为自己仍然是“第一夫人”？带着父亲的苦笑，我踏上北去的国际列车，穿越西伯利亚和柏林墙，来到德国巴伐利亚自费留学，但是，不管我再忙累，我还是始终关注她。
海南岛文昌，用我们当地人的话，就是“拉大便也不养草”的地方，土地极度贫瘠，所以祖祖辈辈无非就是远涉南洋，谋生之路，所以文昌的名片之一：“华侨之乡”。不然就是拼命地读书，离开海南，所以文昌号称“文化之乡”。不然就是不怕死，去当兵，所以文昌又成为“将军之乡”。
堂姑奶奶谢飞与我的爷爷一样，很小就去了南洋，又满怀爱国热情，返回家乡，爷爷加入国民党，谢飞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谢飞，1913年2月3日出生在海南文昌茶园村，原名谢琼香，小名么尾，“么尾”是指家里最小的孩子，她上有4个姐姐3个哥哥。谢飞受三哥影响最大，这位曾担任农民自卫军连长、乡苏维埃主席、中共文昌县委委员的三哥谢冠洲，是谢飞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谢飞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是中央红军三十名女红军之一。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刘少奇结婚，改名谢飞（谢在工农检查部、刘在工会）。1936年1月到中共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协助刘少奇（胡服）工作（刘是北方局书记），第二年2月北方局迁到北京。1938年与刘少奇前妻所生儿女刘允斌、刘爱琴共同生活了近一年。
谢飞曾是刘少奇的夫人，分手后没有再婚，也从未生育，现在与堂叔叔一家一起生活、安享晚年。
对丈夫刘少奇，谢飞说，早在马来西亚时就听到过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到中央苏区后，听过刘少奇作报告。长征途中，两人真正接触，互生爱慕之情。在邓颖超等人的操持下，他们在陕北古镇瓦窑堡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毛泽东、李维汉和周恩来等十多位中央领导前来道贺。谢飞这个名字就是那时改的，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地叫她“阿香”。
新婚不久，谢飞夫妇便根据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乔装打扮，辗转到了天津。在天津的这近一年，是刘少奇与谢飞作为夫妻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当时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领导着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理万机。妻子谢飞则身兼数职：任北方局机要秘书，协助刘少奇工作，保管党的机要文件；当家庭主妇，照顾刘少奇的生活，保护刘少奇的安全；当交通联络员，与有关人员秘密接头，传送情报文件。
好不容易走完长征路的谢飞婚后两月就随刘少奇秘密潜入天津，为中共北方局工作，她的同事有彭真、林枫等白区党要员。这段期间，人们无从揣测刘、谢的婚姻是否幸福美满，或许仅仅是谢飞文昌人的遗传性格，为一遂读书弘愿，决意回延安深造。 刘少奇竟然同意了。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同意了贺子珍带著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远赴苏联治病和深造。未几延安窑洞里的“第一夫人”就易位了。谢飞的运气似乎没那么差，她在中央党校和中央马列学院读完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于1939年穿著新四军的戎装到皖南抗日根据地时，刘少奇尚未休妻再娶， 然而次年她渡过长江到苏南执行任务，赶上大扫荡， 被隔阻在南岸，一时回不来。她那里晓得，刘少奇就在这当口迎娶了新人王前女士，虽说这段婚姻也并不长久，但谢飞却永远出局了。
谢飞的模样其实长得挺可人的，但要论相貌毕竟比不过新四军的“军中之花”王前。谢飞虽勤奋向学，但要论学识又更比不上后来的“第一夫人”王光美。她唯一可自矜的是，在中共所有党国魁首的妻子(前妻自也算在内)当中，有她这种学问资历的寥寥可数。
抗战胜利后，国共又告拉开战幕。谢飞的旧部编入“三野”，她本人则在中共华东局任高职。至1949年的“开国大典”，谢飞作为革命勋臣而应邀观礼。此时的王前女士却“人面不知何处去”，刘少奇的新太太已是辅仁大学的名嫒王光美了。
1959年，谢飞到广东开会，顺道回了一趟海南，这时她与文昌茶园村老家已阔别31载了。她的父母早已死于贫病交加之中，谢家兄弟也分别被国共两边屠绝了。这在她来说已是陈年旧事，令她欷嘘落泪的倒是眼前惨绝人寰的大悲剧。时值“三年大灾难”的头一年，大跃进的恶果如温疫般弥散神州大地，文昌的耕田人每天仅配给3两口粮，乡亲个个面如金纸，浮肿得挪不开脚步。谢飞正是文昌茶园村农民的女儿，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祖家会饿得死人，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何曾有过这种事?
据说，谢飞回到招待所，竟痛哭一场，并对随行秘书一吐肺腑之言。她说文昌百姓这样苦，主要是领导的责任，我们搞革命为的是什么?
谢飞哪想得到，革命至为恶劣的果实还不是百姓穷困，而是把人心薰坏薰黑了。这位急于出人头地的小秘书回京后，就在“反右倾运动”中写小字报，把谢飞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行给抖落出来了。文昌茶园村人的心地是很实在的，谢飞面对怒涛般的斗争批判，只坦承自己却曾这样想和这样说过......她终于成了“右倾典型”，并由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前身）副校长变成了一个养猪和打杂的校工。然而和她后来的厄运相比，这简直是“和风细雨”。
1968年某日半夜，时年55岁的谢飞被秘密逮捕，并开始了日以继夜的严刑审讯，不许她吃饭、喝水、睡觉，甚至不许上厕所，硬要从她牙缝里橇出一句话：刘少奇是叛徒。
原来，“刘少奇专案组”必须坐实他在北方局工作时曾被捕过并写了“自首变节书”这一罪状，而这段时间，谢飞正跟刘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她撂下这句话，便可一了百了。
谢飞与刘的婚姻维持了不足六年，其间还因她回延安学习而分开过，谢飞从未听说刘少奇曾经被捕，更别说“自首”之类。专案组用尽诱供、逼供术，审问了200多次，终难得手。还好，另有人打熬不住，昧著良心画了押。于是，文革中传达到全党全民的厚厚一本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中央文件，人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前全国总工会主席、刘的嫡系老部下刘宁一的签名证词。联想到谢飞的遭遇，或许可对身系黑狱的刘宁一聊表同情，但文革后刘宁一虽被放出来，却前程尽毁了。
不肯诬陷前夫的谢飞则被关押了近6年，直至周恩来一再要求放人，她才于1973年国庆节前获释。出狱那天已无人认得这个瘦如骷髅的老妇就是当年的长征红军和抗日女英豪了。
据说，谢飞与生前的王光美的关系非常不错，对刘少奇的小孩，视为己出。
看来，中国的“第一夫人”是不好当的。王光美的惨状足教她一辈子刻骨铭心，好不容易熬过来了，王光美又因多年积怨的总爆发导致失态于大庭广众，惹恼了邓小平，遂被冷藏起来。另一位第一夫人江青也好不到哪里去，判了个终身系狱，末了还是投环自缢才获得大解脱。
倒是堂姑奶奶谢飞老太太迄今仍健在，她还是那么好读书，活到老学到老。不过我对她的期许却不是读而是写，希望她能提起笔来，记下她这一辈子冗长的“红色疑惑”。
写于2008年4月5日，德国班贝克
1935年8月，中央红军要穿越茫茫无边的水草地，女红军们又病又饿，实在走不动了。谢飞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们几位女同志又病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一同商量想请少奇同志批准我们雇一民伕，大家推举我、钱希均和另外一个女同志去请示少奇同志。
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开始时，先后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我在中央苏区见过刘少奇，但和他直接接触还是第一次。
谢飞继续写道：
我们到了少奇处，一紧张竟结结巴巴怎么也说不清我们的要求。少奇看着我们，笑着问：“你们是不是想雇一个民伕？”
我们连忙点头，称“是”。少奇同志爽快地答应了。
过去我一直认为少奇同志很严肃，通过这件事，我感到他很平易近人。现在回想起来，这算我初识少奇同志。
刘少奇对同志很关心，对自己要求严格。刘少奇有一匹老白马，为了减轻马的负担，他经常自己步行，只让马驮一些行李和干粮。
在以后的长征途上，刘少奇看见谢飞不畏艰险，忙前忙后，常常鼓励、称赞谢飞。有些女红军病得很重，就提前一些时间走，不致掉队太远。谢飞生病时，也用这个办法。
这一天，刘少奇又遇见谢飞了。刘少奇以为谢飞一个女同志生病可能走不动，会掉队的，没想到谢飞竟走到行军队伍的前头。刘少奇惊奇地问：“阿香！你怎么走到前头来了，我还以为你会掉队呢。”
谢飞说：“首长，您好！就是怕掉队，所以走到前头来了。”刘少奇微笑着频频点头。 结为伴侣中央红军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结束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队首长已超过该结婚的年龄。刘少奇自从1932年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妻子何宝珍留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3月，不幸被捕。1934年秋，何宝珍在南京英勇就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后，刘少奇痛失妻子已有一年多。
对于红军指挥员的婚姻大事，大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热心牵线。不久，女红军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刘英嫁给了张闻天，钟月林嫁给了宋任穷，谢飞也出嫁了，她嫁给了刘少奇……
谢飞在回忆文章中说：
一天，邓颖超拿给我看一封信，信是刘少奇写给邓颖超的，大意是邓大姐曾许诺帮忙解决个人问题，现在自己心目中有了对象，是阿香，请大姐做媒。
谢飞在中央苏区就知道刘少奇，见过刘少奇。过草地前夕，初识刘少奇，第一次和刘少奇讲了话。在以后的长征路上，经常遇到刘少奇，得到他的关心帮助。谢飞目睹了刘少奇关心同志、严于律己的品质，敬爱之情油然而生，但战事频繁，无暇顾及个人的婚姻大事。
如今，听到邓大姐提出婚事，谢飞还是有点害羞，双颊绯红，有点顾虑，她说道：“刘少奇外表似乎很严厉，又比我大14岁。”邓大姐笑了：“大点有什么不好，主席还比贺子珍大17岁呢，不也很好吗？”谢飞听了邓大姐的话，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碧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这一天，刘少奇和谢飞凑了四五元钱，买了一点酒和花生，在邓颖超主持下，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毛泽东、李维汉和周恩来等十多位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地前来道贺。她和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但人们仍习惯叫她阿香。
中央红军的八千精英终于在瓦窑堡有了一个家。谢飞分配在工农检察部工作。瓦窑堡位于延安城北95公里的咸榆公路上，原是安定县（今子长县）的一个集镇。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瓦窑堡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所在地。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中国的东北，继而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侵略野心更加疯狂，企图灭亡整个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成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呼声。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2月中下旬，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越来越露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派少奇同志去华北，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
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谢飞陪同刘少奇重入虎穴。临行前，谢飞想到几件破旧的衣服已不能再穿，匆匆做了几件衣服，又做了一些简单准备就出发了。 重入白区1936年1月中旬，刘少奇、谢飞夫妇在贾拓夫、张德生等同志护送下，从瓦窑堡出发了。路上，刘少奇穿着旧皮袄，谢飞谐谑地说：“这个皮我看是狗皮，一点也不柔软啊！”“阿香，你是不识货哟，这是纯狼皮的，挺保暖哩！”刘少奇笑着指正，年轻的妻子腼腆地笑了。
一路上跋涉奔波。为了节省开支，刘少奇一行买了最便宜的、没有暖气的硬座火车票，辗转到了北平。刘少奇又买了凌晨一时多的硬座车票，清晨抵达天津。
刘少奇化名胡服，与妻子谢飞住进了天津北方局机关工作生活的旧址北洋饭店。
刘少奇夫妇在北洋饭店住了两天，每天2元5角的房费，觉得太贵，便转到一家普通旅馆，生活条件比较简陋，房费是1元6角。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华北地下党负责人柯庆施几乎天天来，有时也隔天来汇报商量，谢飞在门口放哨，观察四周动静。
经过调查了解后，刘少奇夫妇决定在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住下，他们租用了惠兴德成衣铺（现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楼上的一间住房。法租界虽然环境复杂，但交通便捷，水路、公路、铁路都有，既适于隐蔽，又便于转移。
白区地下党组织的工作环境险恶。在这里，刘少奇公开身份是“周教授”，谢飞是“周太太”。为安全起见，夫妇两人单独从楼下后门进出，不与周围邻居聊天。
刘少奇运筹帷幄，管辖北平、天津、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等黄河以北各个省市党的工作。刘少奇写文章写累了，就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谢飞悄悄地给他沏上一杯新茶，他还在沉思着……一支烟吸完了，又点燃一支烟。他夜以继日，写下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20多篇文章。
这其间，在谢飞的精心照顾下，刘少奇出色的战略、策略思想充分展现出来，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华北抗日局面的形成，也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速发展。毛泽东称赞刘少奇领导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系统地指出了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西安事变”发生后，刘少奇连续收到中央的电报指示。
为贯彻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刘少奇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解释。谢飞对不杀蒋介石有点想不通，刘少奇耐心地解释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是很复杂的，派系之间的利害冲突非常尖锐。何应钦要杀蒋介石，是为了和汪精卫勾结起来搞亲日政权。而日本帝国主义则是想利用西安事变，煽动中国内战，加速中国的灭亡。
刘少奇日夜埋头工作，谢飞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刘少奇的人身安全；替他抄写管理机要文件，照顾好他的生活。刘少奇生活节省，从不计较个人待遇的高低、衣食住行的好坏。刘少奇夫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10元，吃、穿、用都在内。为了节省开支，夫妇俩一天只吃两餐，不吃早餐。谢飞在邻近的一家小饭店订一份饭，两人同吃。谢飞担心刘少奇吃不饱，影响身体，常常自己吃一小半，大半份给刘少奇。
不久，谢飞特地到杂货店买了一只煤油炉、炊具和餐具，自己买菜、做饭、烧菜，既节省伙食费，又能给刘少奇做些可口的菜。当时，这所房子既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又是他们夫妇的卧室、饭厅和厨房，夜里还要当厕所。谢飞幽默地称之是“五合一”工作室。
谢飞还肩负一项重任，刘少奇交给她的文件，谢飞都按约定时间、地点安全送到，与柯庆施爱人李超接头，转递刘少奇给柯庆施的信，从未有过闪失。
刘少奇有胃病，平时不能吃硬的东西。谢飞就想尽办法，做一些较软的食物。刘少奇日理万机，持续劳累，病倒了，谢飞焦急万分，刘少奇安慰她说：“不要紧，阿香，你到中药店，请大夫来。”大夫来了，给刘少奇把脉后，开了药方。谢飞到中药店买来药，回家按医嘱熬药。刘少奇服了几剂药后，病稍稍好点，又继续埋头工作了。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长期敌对的局面开始松动，北平的紧张局势也随之缓和。1937年2月下旬，元宵节过后，中共北方局机关迁往北平。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军的侵略。为不失时机指导华北地区抗战，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8月初在太原重新组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为书记，杨尚昆为宣传部长，彭真为组织部长，朱瑞为军事部长。 同回延安1937年11月下旬，刘少奇接到毛泽东让他回延安开会的电报。12月初，刘少奇夫妇离开临汾抵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两天后，八路军办事处派了一辆旧大卡车，彭德怀和司机坐在驾驶室，刘少奇夫妇和一些年轻人坐在后面的车厢里，向延安驶去。
刘少奇夫妇抵达延安，风尘仆仆先来到凤凰山李家窑院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刘少奇，高兴极了，两人都站立着，两双大手握得紧紧的。谢飞向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住谢飞的手说：“好好，阿香这一路跑得辛苦哇。坐，你们两位请坐。”
刘少奇对谢飞说：“阿香，你去看看子珍。”毛泽东说：“子珍到西安去了。”
刘少奇向毛泽东介绍了北平、天津、西安的一些情况后，夫妇俩向主席告辞了。几天后，刘少奇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谢飞进中央党校学习。
谢飞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渴望学习知识。在中央党校，她如饥似渴地学政治、哲学、时事政治。春暖花开时节，1938年5月，谢飞在中央党校毕业，来到马列学院深造。
5月1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共为培养高级干部创办了马列学院。谢飞是马列学院的第一班学员。一班学员共110名，其中有李先念、徐海东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老地下工作者和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入党的知识分子。学习时间8至10个月，分两个学期进行。
院长张闻天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慢条斯理，把问题讲得既深刻又清楚。他反复阐明为什么“必须党指挥枪，而决不能枪指挥党”的道理，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张闻天还多次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各根据地回延安的领导人到马列学院作报告，向学员讲当前重大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工作经验，使大家能及时了解到国内外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
马列学院的师生们心情舒畅，过着平等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一天两餐小米干饭，一餐小米粥，蔬菜也不少，除了青菜比较少外，萝卜、白菜、土豆、豆角常有。南方人吃小米不习惯，但小米养人，小米锅巴大家抢着吃。时间一久，人人脸上红扑扑的。师生们学习之余，经常组织唱歌、游泳。当时敌机常飞到边区上空，谢飞和大家一起唱着：
保卫边区，保卫边区，边区是我们抗日的根据地……
第一班学员毕业时，宋平、邓力群、马洪等作为教育和理论骨干留校，谢飞和大部分学员上抗日前线，成为抗日战场上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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