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总在德国教我开车

作者 ：谢盛友

我开车，上海老总坐在我的旁边。抽烟我不反对，出发前我们已经达成君子协定，路上老总可以吸烟，反正影响的只是我们车里头的人，我无所谓，其他人是老总的手下，更不敢微辞。路上时间太长，老总除了抽烟，抽空与我说话以外，似乎还想做些什么，找到从上海带来的甜酸橄榄，老总吃得津津有味。吃完，老总打开车窗，将橄榄核子用力丢到车外。开窗我没意见，可是从车窗往外丢东西，我就非常看不惯。给他脸色看，老总反而笑着说道：“我给德国大地培育橄榄树，播种！”
“像你这样开车，在国内不要出门了，从上海到嘉定，可能要半天的时间，那还能上什么班。不过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汽车很少，你这样开也行。在上海，上下班时段，公路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汽车，你这样开车哪行！你得见缝插针，你管他是不是你的车道，抢到再说，在上海开车就得自己给自己闯出一条路，不然，你就坐在车里睡觉好了。你看，像现在这个样子，若在上海你就得从左边擦边球，开出自己的一条道，先走一段再说，到前面若右道有空，你再进入右道。”上海老总并不是在教训我，相反，他倒给我上了一课：具有中国特色的开车技巧。
一个社会好比一张交通网，每个开车的人好比社会上的一员，交通网有交通规则，同样，社会也有社会的规则。开车必须遵守交通规则，看到红灯你必须停车，遇到别人有先行权，你就得让路。每个开车人都遵守规则，交通就平安，不然，就会频繁出现交通事故。破坏交通规则，有时自己获得利益，别人并没有受到损害；有时自己获得利益，可能侵犯了别人的利益；有时自己没得利，别人也受害，这叫做害人害己，有时的交通事故是两败俱伤。
一个社会网也一样，人人都得遵守社会规则，不能只是为了自己的一时之利，就干得痛快，而侵犯别人的利益。
上海老总并不反对我的观点，笑着对我说：“道理谁都懂，但要做起来很难，真正做好就更难。”
德国人的思维是直线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圆圈。这样的思维模式很可能与我们中国人和欧洲人最先的起源有关。我们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待人处事方面有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引发文化冲撞，造成商业合作功败垂成。为什么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看法如此不同呢？我们这些黄皮肤中国老外在德国生活时间长，受到德国人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慢慢地被日耳曼化了。这说明，具有文化特征的感受和思维模式是可以后天学会的。欧洲人和北美西方人直到今天仍然带有强烈的古希腊特色，个人自由的思想是在古希腊诞生的，公开辩论的传统和自然科学的思维也在古希腊奠定了基础。而古中国的文化首先把人视为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把人约束于家庭、村庄和国家之中。这种与古希腊迥然不同的基本原则一直在起着作用，直到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如此。这样，中国就产生了关系原则，这是一种用欧洲人的关系概念无法解释的现象。中国的关系更多指的是相互之间的义务和权利的交织，这种交织的关系超越广阔的时空仍然具有约束力。如果甲为乙做了一件好事，但同时又亏了丙，那么丙就可以要求乙给予补偿。
德国人非常强调个人主义，他们处事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也因此，德国人办事以个人直线为起点，所以，他们出门办事，一定要预约，每天的生活被预约充满。大事小事都按照预约而认真对待。德国人办事，头等大事或鸡毛蒜皮他们都统统列入表格，一件一件把它框起来。直线思维的德国人尽管死板，石头一块，但是，他们自私得人人都约定俗成：获得个人的最大利益。
德国人不太顾及但也不随便损害别人的利益。而我们中国人是圆圈思维，遇到一件事情，你这样理解可以，那样理解也可以，所以做事很圆滑，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先进了一步而又回到原点，或者是原地踏步。直线思维的德国人习惯今天的事情今天完成；圆圈思维的中国人喜欢把事情往后拖，中国人拖的目的往往是顾及周围朋友的面子，有为无为均要视周围环境。......
上海老总不愿听我中西比较。
我们都被巨大地讽刺了一下，下午两点整，距离法兰克福机场四十公?的地方突然遭遇堵塞。打开收音机，路况报导，往法兰克福方向的 3号高速公路堵塞十公里。再过二十分钟，是二十公里堵塞。
“你不是说德国人开车个个都遵守规矩，而不会发生交通堵塞吗？”我们的汽车不能进一步，而上海老总进了一步，将我一军。
为了赶时间，老总建议我开到最右边的“救护车道”，一直开到法兰克福机场。我当然不会接受老总的建议，因为那是给警察、救护车、ADAC的“救人”车道。尽管公路严重堵塞，但是，没有一个人抢开救护车道。
眼前，原地踏步的是德国人，我们中国人在德国的土地上加入了原地踏步的队伍。一个小时过去，我们不能前进一步。又过了二十分钟，我们的车子终于可以启动，走了一段，到了一个出口，凭多年的送机经验，我当机立断，开出去从乡间小道去法兰克福机场。下午六点半的飞机，可是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我在四点钟的时候迷了路，重新寻找方向，却无人可问，急得上海老总脸发青。我安慰他：“不用着急，大不了，我雇出租把你们送到机场。”“我怎么不急，在这里我人生地不熟，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如果误机，整团的人不能按时回上海，误事回上海后，我这个厂长还当不当。”在那个时候无法与老总辩论，我镇静地开车，默默地调整我的方向，当我们看到有飞机场的标志时，时针指向下午四点半，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到达飞机场。
机场道别，上海老总紧紧地拥抱我，眼睛湿红，似乎是幸福喜悦的泪。这回我大胆雄辩：“堵塞在高速公路上，尽管你有方向，但主动权不在你手里，在乡间小路上，哪怕短时迷失方向，但主动权在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