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严寄洲讲述八一厂文化大革命（十）

周恩来批示电影《红灯记》拍得很好

彭勃为拍摄电影《红灯记》竭尽了全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他组织八一厂革委会专门研究如何拍摄《红灯记》，像打仗一样召开动员大会，主要人员都有替补。他还联系供电局，架设双线。怕不保险，又借了一台发电车，保证供电。彭勃负责后勤，生活供应面面俱到，还配备了专门的医护人员。彭勃自己白天黑夜跟班作业，被称作“第一流的后勤部长”。摄制期间，他在镇江当兵的儿子执行任务时遭遇车祸牺牲，李德生批准他回家办丧事，但他考虑拍摄任务，坚持没有回去。彭勃完全没有想到，几十万人的南京他管得井井有条，而1000多人的八一厂他却管不了，他要求回部队去。李德生和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找彭勃谈话。李德生说：“你的处境很困难，我们不是不知道，你走了，就是调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来，也很难改变八一厂的现状。我们都是带兵出身，今天好比打一场恶仗，你腰板要硬，要敢于刺刀见红。在任何条件下，要咬牙，要顶住。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死也要死在八一厂。只要有这种气概，我就不信你不能打胜仗！”

总政治部也派出调查组反复调查，确认根本没有揭发电影《红灯记》的事情，纯属捏造，以后再未追究此事。李德生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将不存在揭发电影《红灯记》问题的调查结果，向党中央写了报告。

1972年4月20日，周恩来批示：电影《红灯记》拍得很好，八一厂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什么错误，要接受教训，把革命与生产抓上去。李德生立即将周恩来批示转给彭勃。

彭勃在八一厂总算站住了脚。1973年他抓了故事片《激战无名川》和《闪闪的红星》的拍摄，这是八一厂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断故事片生产后的首次试生产。《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年仅10岁的少年英雄潘冬子成长的故事。李昂、李俊执导，王苹等也参加了执导，根据上级决定没有署名。1974年9月摄制完成，国庆节上映。《闪闪的红星》留下了许多经典镜头、台词以及广为传唱的歌曲，并推出了童星祝新运，在荒芜七八年的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红星”热。

 

被江青再点名，我第二次被“专政”

江青夜袭八一厂的随口讲话，中心是 “八一厂有人破坏样板电影《红灯记》的拍摄”。她骂了这个骂那个，甚至给彭勃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可是这桩政治陷害的假案被李德生、彭勃“轻易”粉碎了。这位“旗手同志”决不甘心失败。

1973年1月10日，江青收到八一厂党的核心小组给她的信，其中附有八一厂5份运动简报，她终于抓到了“稻草”。1月11日14点40分，江青在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陪同下，来到八一厂1号大摄影棚，给全厂人员讲话。江青说：“昨天看了你们送给我的简报，气得我一宿没睡着，今天一起床，就来看你们了。”讲到八一厂情况时，江青突然问：“那个‘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怎么样了？放回来了？为什么没有专他的政？！”“还有一个陈播，陈播可坏了……”

　　1972年6月23日，我们从山西高显总政五七干校被押回八一厂，结束了近三年的“劳改”。如果从1966年7月算起，我被批斗、关押和“劳改”了整整六年，终于结束了。不过我还算半个“犯人”，“恩准”在家待着，也“恩准”可以到大门口买东西、拉蜂窝煤，就是不能进城。看管我的人老说我不老实，其实我老实透了，天天夹着“尾巴”在家待着，做做饭，看看书。不过这样的“好日子”只持续了七个月。

江青讲话要“专我的政”的当天深夜，我的梦还没有醒，就从被窝里被揪起来，莫名其妙又成了囚犯！厂长陈播也同时被抓了起来，我们两个人在江青的淫威下二进宫，重吃二遍苦。因为是临时决定，又是深更半夜，八一厂并没有准备好监狱，我和陈播暂时被关到“经济宿舍”的平房里，半个月后，把我和陈播转移到厂区的桃园。

八一厂厂区靠近特技车间有一片桃园，现在没有了。桃园里有一个堆杂物的仓库，是一间水泥平房，为 “迎接”我和陈播，砌一堵墙隔成两间，没门的那间又开了一扇门。我和厂长陈播各“住”半间，陈播住前半间，我住后半间。造反派让我们各自挖了厕所，不许我们说话，怕我们“串连”。几年不见，猛一见陈播吓了我一大跳，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陈播比我小三岁，又人高马大，因心情恶劣，吃不好睡不好，显得格外苍老。

我和陈播在江青眼中都是“重犯”，“罪大恶极”。八一厂一建厂陈播就担任厂长，谁知道他怎么“得罪”了江青，江青一句话，关押了他9年，是八一厂关押时间最长的人。至于我，江青“送”给我一大堆“帽子”，什么“黑线人物”，“漏网右派”，“三名三高人物”，“毒草专家”等等，都快把我压趴下了。但是“把牢底坐穿”的信念鼓舞着我，我真心实意地“培养”自己的快乐。我可以吹牛皮，我从来不在背后说别人坏话，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一个人做过坏事，他才有心理负担。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不怕鬼叫门。我不迷信上帝，但我相信善有善报。老天爷给我的本事，脑袋一挨枕头就睡着。关在“监狱”里也能睡觉，睡不着就背语录，背着背着就睡着了。

我们每天需要两三个看守。对立面怕打架，同情我们这边的怕“串连”，都不能来。所以看守有限，都是曾经的“嫡系”造反派。时间长了，看守也不愿意陪着我们一起蹲“监狱”，不得不让同情我们的中间派也来当看守。以后就一天两个人，一个“嫡系”，一个中间派。后来看守不那么严了，我悄悄对陈播说：“吃好点，高兴点，要不顶不住，总有一天我们会出去！”陈播看我那么快乐，受我“传染”，他的心情也慢慢晴朗起来。以后放出来，陈播说是我救了他。

 

桃园108棵桃树陪我们坐牢

偌大的桃园“监狱”只关着厂长陈播和我。再一想，不只我们两个“犯人”嘛，桃园里还有108棵有情有意的桃树呢。不多不少，我一棵一棵数过，整整108位“好汉”。

春天来了，108棵桃树似乎忘记了被监禁的命运，仍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争先恐后含苞怒放，好似一大团一大团粉红色的云朵飘浮在桃园里。这时我就忙开了，我太爱吃桃子了，这108颗桃树就归我“指挥”。首先我要给每一棵桃树刮虫苞。虽然还看不出有什么虫害，不刮，虫子会钻到桃花芯里，桃子就成了虫桃子。开花期的桃树要大量喝水，这挑水是个重体力活。我已经快60岁了，以前又没有干过农活，那么多桃树，一担一担地挑水实在吃不消。我就开始琢磨“偷懒”，让水自己流到树坑里去。我把每棵树都挖上坑，再用小渠把所有的树坑连起来，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树全自动浇上了。想法不错，干成以后也就享了福，可实际挖坑挖渠，耗费了我个把月的时间。好在时间在“监狱”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我也不希望那么快完工，每天老有干不完的活，时间就好像过得飞快。

这108棵桃树就像我的一大群小朋友，每天见到桃树我都很高兴，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桃树也尽力满足我，允许我随便品尝。每棵树上的桃子我都咬过一口，大概是品种和水土的关系吧，有八棵桃树结的桃子好吃，有两棵最好吃，但是外表看不出来，所以这个秘密别人不知道。我老在想，为什么只有这两棵树结的桃好吃呢？大概是老天爷在关照我们，看我们在受苦受难，从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移过来两棵仙桃树吧？这么多鲜桃我和陈播敞开肚皮吃也吃不完，经常有人偷偷来要。我掌握着“原则”，好吃的桃给好人，不好吃的桃给“坏人”。最好吃的两棵桃树由我和陈播包圆儿，谁也不给。

关在桃园的“监狱”里，每天的劳动是最有乐趣的事情。桃园很大，中间有几块大的空地，可以种菜，陈播上午出去种菜，我下午出去为桃树浇水。除了伺候桃树，我还在树里行间种了心里美萝卜、西红柿和好多的老玉米、向日葵、葫芦什么的，反正我爱吃什么就种什么。嫩葫芦一掐就出水，西红柿又大又圆，人见人爱。老有人来要菜，慢慢地，我也很有经验了。要吃心里美萝卜，今天灌水，明天拔了准脆，还不辣，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向日葵炒成五香瓜子，我不说，但心里是有杆秤的，给看守生的瘪的，还要说他们吃我的五香瓜子，划不清界限。捎信要我种的老玉米，跟我关系好的，同情我们的，就给他好的嫩的。和看守一个鼻孔出气的，就给老玉米，让他咬也咬不动。

在我的十年“监狱”生涯中，这是最后一段，尤其是经历了批斗、毒打、劳改、寂寞等等非人的折磨，桃园真成了我的桃花源了，那是我“监狱”生涯中最开心最有情趣的一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还记得这么几句：“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真是如此啊。只不过我们“桃花源”不是“忽逢”，而是天天面对面，神仙怕也过不上如此美丽的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