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江青点名批判八一厂的军事电影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4年，八一厂的故事片就走到低谷，人员增加很多，却只拍了四部故事片。到1965年，厂里主创人员已经人人自危，江青调看了建国以后拍的军事题材电影，几乎都被点名批判。分为四类，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二是宣传路线错误，为反革命分子翻案；三是丑化军队老干部，写了爱情；四是歌颂中间人物。
包括厂长陈播，我们都是卖力气干活的。文化大革命前我马不停蹄执导了12部电影，除《脚印》、《这决不是小事情》因情节简单“逃之夭夭”外，其余10部电影都成了江青的“靶子”，都有“大帽子”可戴，尤其是我拍的《五更寒》问题更大。它是江青批得最凶的一部，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并列特大毒草。江青认为《五更寒》宣扬叛徒哲学，把共产党员写成不是投敌叛徒，就是开小差。违背阶级路线，把地主小寡妇写成帮助革命的“英雄”，对游击队长一见钟情，充满人情味。还写了党员的动摇，群众怕革命，整个片子调子低沉，长了敌人志气。
八一厂厂长陈播
我拍的电影《海鹰》被江青批为“在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情调。《野火春风斗古城》争取关团长起义，没有和当时的斗争环境联系起来，看不到争取的必要性，美化了关团长。杨晓冬在关键时刻软弱，金环像泼妇，银环是中间人物，屡犯错误。《英雄虎胆》美化女特务阿兰，写成被侮辱被损害的令人同情的人物，影片中还大量散布资产阶级的糜烂和色情生活，跳伦巴舞，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在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歪曲侦察部队的形象，于洋扮演的曾参谋化装后，比土匪还土匪。剿匪不发动群众，只靠派进去，与《林海雪原》一样，都是学苏联的一套。《赤峰号》渲染战争的恐怖和苦难，否定战争的正义性，宣扬“和平主义”。舰长水平低，不懂战术，闹个人主义。政委没有原则性，跟舰长跑。孤儿的处理不恰当，插曲不健康。《哥俩好》写中间人物，没写部队的新面貌，没写大虎为什么好和二虎为什么转变？充满低级趣味。二虎爬到领导身上换军衔，点坏了豆腐，出洋相。丑化我军指挥员的形象，把革命战士描写得都像神经病一样。《带兵的人》宣扬中间人物，四连落后分子太多了，不像个四好连队。连长只是严格要求，没有耐心说服，指导员工作很少，班长很粗暴，敲木鱼都敲不到点子上。四好连队好像就是为了得红旗，阶级教育不够，区小龙转变好像就是他姐姐唱了一段歌，歌也是软的。……我的其他影片也都被江青点出不同程度的问题。反正在江青眼中，我的电影一无是处，全是罪行，全都反动。这一大堆“罪名”铺天盖地砸过来，我彻底蒙了。
医生迫于造反派压力，谎称我没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江青操纵下，八一厂的生产全部停顿下来，摄影棚成了批斗大会的会场。我记得我们是在1966年挺热的时候被揪出来的，每天不是写交代，就是挨批斗。
批斗我们的方式是这样，造反派有一个班子，研究这个电影反动在哪里，写出发言稿，在大会上念。今天批判反革命导演某某，押上来！交代拍这个电影的反革命企图。交代完，接着上纲上线地批判，最后看电影。
(八一厂批斗会现场)
凡是跟我观点认识一致的，也必须要批判我，我也要批判人家。在那种情况下，非发言不可，但一听就能听出来，谁是真心，谁是假意。有的人深恶痛绝，大声叫唤，但干打雷不下雨。什么“反动透顶”，“千刀万剐”，一听，没内容，全是空话。
录音棚有隔音设备，“鬼哭狼嚎”外面听不见，于是成了毒打审讯的刑场。造反派多次召集上千人的批斗大会，给我们这些“黑帮”挂上“反革命”的牌子。我开始的罪名还只是“三名三高”，1967年被扯进“八一六杀人夺权黑会”，成了敌我矛盾，干脆被关起来了。因为三天两头挨打，我剃了个光头，想抓头发，没有。不少人被打得受不了，只能违心认罪，先认了将来再翻案；也有人考虑自杀。当时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利用群众斗争把你打死。那时群众乱打，打死就打死了，没人偿命。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监狱，死了是烈士。而被造反派打死，那只能是反革命，所以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要保护自己，不能白白被他们打死。
文化大革命前我就有低血糖的毛病，一犯就全身发抖，出冷汗，必须马上喝一杯糖水或吃一些甜食才能缓解。所以我每次出外景都要带一些吃食。批斗会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有一次批斗时给我戴上高帽子，我愤懑极了，又没有吃好饭，低血糖犯了，冷汗淋淋，摇摇晃晃马上就要摔倒。造反派把我拉扯到后台，医生让人从食堂拿了两个凉窝头给我吃，才缓解了症状。医生迫于造反派的压力，说我没有病。造反派又把我拉到台上批斗，并宣布我刚才是装的。文化大革命后，这位医生当面向我道歉，说当时不那样说不行，我原谅了她。
张加毅教我自己拔高“罪行”
每次批斗会批一部片子，拍电影少的导演就少上台“亮相”，而拍片多的导演就倒了霉。我“毒草”最多，所以挨批斗的次数也最多。挨斗少不了“喷气式”，腰拼命弯着，两只胳膊被两个大汉揪着朝天，因为像喷气飞机，故名“喷气式”。短时间还能咬牙坚持，时间一长就吃不消了。一场批判会下来，我的腰都直不起来，而且一夜也缓不过来劲。想解释，你算是秀才遇见兵了，怎么说你都没有理，一部片子检讨多次，我仍然过不了关。不光你受不了，陪斗的导演也受不了。
纪录片导演张加毅悄悄对我说：“老严，这样不行，你弄不好要被弄残废了。要保存自己。”他给我出主意，“硬顶不行，你上纲上得比他们还高，他们
就批不下去了。”纪录片导演张加毅1938年参加革命，他能吃苦，西沙、南沙他都去过，人很聪明，再枯燥的题材到了他手里也能生动起来。他导演的纪录片很出名，像《移山填海》《绿色的原野》等好几部纪录片在国外得奖，在中国算是一绝。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到中国一定要找张加毅，所以大家叫他“张文思”。造反派说他把新疆国土卖给俄国，张加毅说：“不是我卖的，是清朝卖的。”“就是你卖的，你拿了多少钱？”“卖了不少卢布。”“钱都被你拿到哪里去了？”“在莫斯科银行存着呢。”斗得张加毅没法子，只得自己上纲，上得比造反派还高。说“我写这个东西，就是出卖国土伊犁河，就是想告诉苏联，有一条河从你们那里流到新疆，你们快来侵略吧，快来吧。这个新疆就是你们的地方。”其实这根本不可能嘛，造反派的批判稿子都没上这么高的纲，果然批不下去，只好草草收场。
我一听不错，可是你不知道哪天批你哪部片子，这我就留了心眼。批斗大会放在大摄影棚，挂上银幕。“黑帮”排队从后面转过来，前面有人举着牌子。我往放映机那里扫了一眼，一摞片子是《英雄虎胆》。哦，今天批我！乘他们不注意，我一个人跑到台边上蹲着。“今天批判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把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押……”咦？找不到人了。我赶快站起来：“我在这里。”全场观众往台上一看，全乐开了。造反派恼羞成怒：“今天非挖出你的黑良心来，你为什么拍这部片子？”“为什么拍？”我早就紧急想好了，胸有成竹地说：“蒋介石在福建有九股特务登陆，我欢迎蒋介石，拍片子给他造舆论，就是要配合他反攻大陆，意思是你们快来吧。”造反派听我这么一说，顿时傻了眼，哪有这么厉害？底下群众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捂着嘴，想笑又不敢笑。本来造反派想万炮齐轰，全卡了壳。几个造反派头头“蛐蛐蛐”一商量，无可奈何地说：“今天严寄洲的态度很坏，滚回去！”空喊了几句口号，就把我赶下了台。嘿！张加毅这法子真灵，逃过了“喷气式”。这个斗争策略很有意思，好长时间，成了我的政治笑话。不断有人跟我开玩笑：“你立了那么大的功，蒋介石怎么没给你发一枚勋章？”
这之后我就有了经验，我准备好了，就等着批判《哥俩好》呢，这也是江青大肆批判的一部影片。可是奇怪，批了好多影片，始终不批《哥俩好》。以后才知道，造反派说：“这片子怎么批？喜剧，大家看了哈哈大笑，气氛全不对了嘛。”可是，因为与我毫不相关的电影《舞台姐妹》，我却挨了一次批斗。导演谢晋拍完《红色娘子军》，风头正健，又准备拍《舞台姐妹》，把本子拿给我看。是越剧，太有意思了。谢晋当着好多人问我：“怎么样？”我说：“这本子太好了，全国所有剧本让我挑，我绝对挑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舞台姐妹》成了大毒草，我也沾了“光”。批我吹捧《舞台姐妹》这么个大毒草，你“修”到什么程度了。文化大革命后我对谢晋说：“因为《舞台姐妹》，可把我批惨了。”谢晋还挺奇怪：“《舞台姐妹》不是我的吗？为什么批你？”我说：“还不是我说了一句《舞台姐妹》的剧本好嘛。”
只有一次斗争会我出了“大洋相”。八一厂抄了罗瑞卿的家，掌握了我的一个证据。他们故意问我：“反革命分子罗瑞卿你认不认识？”“认识。”“什么关系？”“上下级关系。”“你给罗瑞卿写过信没有？”“没写过。”“真没写过？”“没写过。”“写过怎么办？”“写过枪毙。”“你敢写字据吗？”于是我写了一张字据：“我要是给罗瑞卿写过信，枪毙！”下面署上我的名字，还自己划了一个叉。造反派骂我：“不见棺材不掉泪。”一个造反派揪着我的胳膊让我看，“谁的字？”哦，毛笔字，真是我写的，我早忘到脑后了。以后我再说什么造反派也不相信，非说我是“大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