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倒台记》（十二)

“二·一五”总政机关保萧华大会

1967年2月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每两三天开一次会。其中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保萧华。也就是说，中央首长保萧华的表态，是引起“二月逆流”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的由头之一。

周恩来和老帅们认为，总政治部要恢复正常秩序，关键是要保住萧华。他们征得林彪同意，2月15日晚，在京西宾馆二楼大会议室召开总政治部机关中层干部会议，由徐立清主持，二级部副处长以上干部及战斗队代表参加。这个会议规格很高，江青、陈伯达、叶群到会讲话。肖力也来了，她不认识总政治部的几位副主任，还向周围的人打听。

江青首先讲话，说她在中央文革很忙，全国运动都要管，所以她虽是全军文革顾问，但顾不过来。希望总政治部尽快恢复正常工作，把军队运动管起来。讲完她就走了，没有一个字提到萧华。接着陈伯达讲话，同江青讲得差不多，他的闽南话很少有人听懂，讲完他也学着江青提前退场。

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讲话，与他们在京西宾馆第一次保萧华的调子一致，怒斥了抄萧华家的行为，重申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同时强调，萧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随便打倒，总政治部机关必须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等。徐向前特别表态：萧华有缺点错误，但是他肯定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叶群最后讲话，与她上次讲的完全不一样，说林总讲了，“萧华同志是建国以来几届总政治部主任中最好的一个，”“有人把整萧华同志的几麻袋黑材料送到我们那里，林总看也不看，就都叫销毁了。”还说萧华是支持林彪“活学活用”提法的，因此应该保护他。会后，李圭立即将六人讲话整理打印，送叶群审阅。叶群火了：“这些话只能当场讲讲，怎么能整成文字记录呢？”她收走了全部的打印稿。李圭留有一份底稿存在萧办，以后萧办被查封，这份底稿也再无下落。

2月16日上午，萧华指定刘西元（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贾若瑜，每天下午在总政治部大楼七层会议室，召集各二级部长汇报对“二·一五”讲话的反映，并据此分析各战斗队的情况。机关多数战斗队虽然基本肯定几位老帅和叶群的讲话，但还是对萧华持怀疑态度，认为不能否定萧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特别是江青、陈伯达并没有明确表态，所以机关多数战斗队还是强烈要求萧华必须认真检查，彻底承认错误。

萧华则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局面会很快扭转，正常工作会很快恢复。他采取了几个行动：一、到宣传部、文化部、干部部听取群众意见。各战斗队代表纷纷质问，有的气势汹汹，有的虽然平和，但也充满火药味。主要集中到总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对刘志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何态度，有何责任？萧华解释他因病休养，刘志坚的错误与他无关。各战斗队并不认可，要求“萧华必须做认真检查，承认错误”。

后来，萧华把组织部、联络部、群工部、青年部的群众代表，分别约到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听取意见，答复问题。他还把几个二级部领导请到家中，或在京西宾馆，向他们传达毛主席保他的谈话，以及军委有关指示。秘书整理了萧华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1966年春批判罗瑞卿、彭真等五个发言，编成一本小册子，以军委办公厅的名义写了一个通知，由战士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前身）连夜赶印了1000多份，发给各总部、院校、军兵种机关。

按说有“萧华基本是好人”的最高指示，萧华的“乌纱帽”应该保住吧？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刘志坚倒台后，萧华为了过关，费尽心机，他所有活动的目的都是想保住自己，以便稳住总政治部。但收效甚微，总政治部党委仍难以恢复正常工作。各二级部战斗队对萧华的批判越演越烈。萧华非常苦恼，几位老帅也十分焦虑，多次向周恩来、林彪反映。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面，召开总政治部全体干部大会，再一次保萧华过关。经毛泽东批准，大会定在3月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三·三”大会周恩来再次力保萧华

此前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时对萧华说：“萧华，你写个简单的检讨，我给你批一下，就没有事了。”萧华听后很高兴，连声说好。不曾想他这个检讨一写，造反派更加揪住他不放。于是，毛泽东又让萧华写了第二次检讨。萧华明白他必须拿出一个群众通得过的“好检讨”，才能过关。他把郑汉浩（原萧办主任）、夏治行（军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等人叫到西山，帮助他起草检讨稿。李圭和秘书江波有时也参加讨论。经过反复修改，多次送审，最后审定的萧华检讨稿不到1000字。

3月3日，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严厉批评冲击萧华、冲击总政治部、冲击军队的恶劣行为，明确提出要保萧华。当晚20点，萧华检讨会正式开始。总政治部机关及直属单位共有干部、职工6000余人，到会5000余人，除支左或有特殊情况都来了，这是总政治训前所未有的一次大会。为保证萧华“过关”，除周恩来讲话外，叶剑英、陈伯达、康生等人也有讲话。叶剑英主持，他首先宣布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共同来听萧华同志的检讨发言”，“在萧华同志检讨发言之前，我先作一个简要说明，目的是帮助同志们对萧华同志的检讨，对萧华本人以及他的一生，有更正确的理解。”叶剑英肯定萧华在历次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并说明萧华的检讨稿，中央同意，甚至林总、主席都看了的，今天才来到同志们面前作检讨发言。接着他讲了当前军队担负“三支两军”任务，急需总政治部的领导。今天，就是要萧华同志把文化大革命一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向同志们交待。当前“需要萧华同志把总政治部的全部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叶剑英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萧华首先检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总想保住军队的稳定，而未能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做了一些不完全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错误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并表示一定要认真改正错误，相信群众相信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总政治部的同志们一起，把中央军委交给军队的任务完成好。萧华念了不到10分钟，大多数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也有一些人冷眼旁观，他们不相信萧华的诚意，而萧华并未意识到。至于将来运动怎么发展，会遇到什么矛盾，他也没有多想。总之他的思想准备不足，后来运动的发展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陈伯达讲了六七分钟，他的闽南口音很重，由王力翻译。陈伯达说萧华检讨“是诚恳的”，历史上“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萧华“由于长期有病，直到8月10日才回来，在一段时间内犯了些错误。但从他的整个历史来看，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相信，萧华同志在继续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一定会把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做好。”“有的人想利用一个同志的一时错误，就要‘一棍子打死’，那是很不对、很错误的。革命的同志千万不能上当。”陈伯达讲完笑着把讲话稿给了萧华。康生讲了10分钟，说他同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全体同志一样，认为“萧华同志的检讨是诚恳的，是愿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改正错误，改造自己的。”康生列举了萧华在建国后几次党内大的路线斗争中，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士。”“萧华同志在与罗瑞卿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在去年4月和5月都与彭真作过坚决斗争。”“萧华同志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是能够改正错误的。”

周恩来最后讲话，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他针对萧华的检讨明确表态，同意刚才伯达、康生对萧华错误检讨的估计，确实萧华同志的检讨“是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并进一步指出：萧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为什么“竟会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几乎影响到解放军的许多方面，许多地方。”周恩来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很多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有时候一种说法的蒙蔽，误听了一种传说；二是把萧华同志所检讨的错误，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看他的整个历史；三是最主要的是有那么很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的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你看，总政治部主任都这个样子了么，那政治工作就受影响了嘛，这样就影响解放军。这一小撮的人实际上就把这一个错误挑动起来，实质上是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毛主席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分析。而这种人是最少数，是极少数！现在大多数人的心里是透亮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两次10万人大会后，斗争的矛头就转向了国防部大院、三座门（军委）、三总部、各个军兵种，然后转向各大军区、省军区。”周恩来告诫大家不要把矛头对错了方向。到现在的统计，差不多将近20个单位，都是我们部队内部，把自己矛头对着自己。你们想一想，如果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那么解放军自己都忙不过来了，那怎么能够抽出领导的力量，来保卫我们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呢？有人在后头挑拨，要把我们解放军搞乱。周恩来说：“一个人总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当萧华很年轻的时候，当青年干事时我就认识他，一直到他成长，在毛主席直接的培养教育下，由青年干事一级一级上来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有时轻率一些。萧华写的《长征组歌》，我几乎能背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句，那是传神之笔嘛！如果对毛主席、对红军长征没有深厚感情，能写得出来吗？尽管他不是诗人，他在养病当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就这一点，就是有充沛的革命感情的。”“有些人连《长征组歌》都不唱了，我还是唱的，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希望萧华“应该从这次教训中，更虚心，更多地学习。因为他今天领导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而我们全国人民都学解放军。如果政治工作像过去两个月都瘫痪下去，我们大家都不安。所以萧华同志这一次检讨，我们在座的总政的同志，应该兴奋起来，大家负起这个责任来。要把作为我们全军生命线的政治工作，做得更好、更出色。”周恩来严厉斥责了抄萧华家的行为，“随便抄家也不行啊！萧华同志的家，就那么一股妖风，把他抄了嘛！抄总政治部主任的家，可以不经过我们军委任何常委的同志知道，这怎么行呢？！”“我相信，在这个检讨会以后，会使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做得比以前更好，更加有力量。”周恩来讲话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赢得全场数十次的热烈掌声和高呼口号，对保护萧华顺利过关，扭转与稳定总政的局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2点许，“三·三”大会顺利结束，萧华满怀喜悦坐车回家，连声说：“周总理讲话太好了，真使人感动！”他要李圭明天到大楼看看有什么反映，并定于明天20点在三座门二层会议室召开总政治部党委会，各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列席。

3月4日上午，李圭刚走进国防部大院北门，就感到面目一新。一夜之间，打倒萧华的标语和大字报都不见了，彩纸上是“萧华同志的检讨是实事求是的……是严肃诚恳的”，“萧华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各楼层也贴出类似的标语，还有几张自我批评的大字报。路上相遇，人们对李圭都很客气，称“李圭同志”或“李主任”，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李圭向萧华报告，并嘱秘书们注意“三·三”大会后的动向与反映，来电话尽可能详细记录，并将重要情况报告周办、叶办。

 

萧华以胜利者的姿态组织“反击”

3月4日晚，萧华亲自主持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这是“一·四”事件以来总政治部最重要的会议，40多人参加。萧华首先说明“三·三”大会的重要性，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对总政治部的关怀与期望，党委和全体干部都应认真学习、讨论，重点研究下一步总政治部运动的安排。萧华明确提出：总政治部党委和各二级部党委要立即恢复正常工作，对前一段时间不听党委招呼，带头造反的重点人物，要进行批判。严重的还要停职检查。萧华当场点了刘汉的名，他气愤地说：“刘汉！你也写了我的大字报。你要不要写个检讨？你要不写，我也可以写大字报嘛！”萧华又点了朱光（干部部副部长）：“朱光！造反派对你为什么这么客气呀？你有没有要检讨的？”萧华连点了两位副部长，在场的正副部长人人自危，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随后，会议确定了不听党委招呼，带头造反的黄涛（宣传部大校处长）、李思恭（干部部大校处长）、范垂士（干部部秘书），以及各战斗队4名勤务员，杜嘉（宣传部干事）、徐勤全（保卫部干事）、吴同斌（组织部干事）、古一清（青年部干事）等7人停职检查。

总政治部大楼内外，贴出一大批大字报。据总政治部机关群众组织“批斗筹备处”统计，被大会或大字报点名批判180人，不仅有干部，还有战士、职工。黄涛、李思恭是“大重点”，不准回家，关在办公室写检查，接受批判，并负责打扫走廊和厕所卫生。各二级部确定的几十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小重点”，在本单位支部和小组会上检讨过关，等待运动后期处理。有人揭发徐文烈（副秘书长）有“叛徒”嫌疑，他是贴萧华大字报的文电资料科“星火战斗队”的后台，因为战斗队中有他的秘书。大字报给文电资料科的人扣上“剥削阶级出身”、“社会关系复杂”、“反党分子秘书”等大帽子。萧华指示从编制上砍掉文电资料科，似乎等不到运动后期就将他们扫地出门了。

这一段时间萧办的秘书特别忙，各二级部战斗队争先恐后送材料，有的是自己的检讨、请罪，有的是批判萧华及总政治部党委的大字报底稿；文化部一个战斗队还把1月18日晚江青对谢镗忠、李曼村谈话，及谢镗忠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上批判萧华的记录稿也送来了。

3月下旬，总政治部党委在三座门召开扩大会议，徐立清主持，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200余人参加，由傅钟、袁子钦、李曼村、谢镗忠检讨。傅钟主管文化部，他是老资格，早年与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红四方面军时，曾“执行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傅钟的检讨比较短，主要讲自己年老多病，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等。李曼村、谢镗忠检讨他们在1月19日京西宾馆会议的违心发言，错误批评了萧华。袁子钦检讨记录本被造反派偷看，导致军艺“星火燎原”战斗队抄了萧华的家。他们都表示向萧华和总政治部党委请罪。

会议结束前，萧华让李圭宣读2月3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讲的那段保他的话。最后萧华说：“同意四位同志的检讨，我们在工作中都难免有缺点、错误，特别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难以避免。我自己也一样，希望大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有错就改，改了就好’。在毛主席领导下，共同把总政治部的运动，以及对全军文革中的各种复杂问题的处理，做得更好些。”经过各二级部讨论，一致通过四人检讨和萧华讲话。从后来的运动走向看，萧华的这些做法也不能说不对，但他过低估计了造反派的潜在力量。如果有些措施不是那么过猛过急，或许可能缓冲一下同群众组织的对立？当然，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萧华的政治命运并不掌握在他自己手里。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被批得非常厉害。4月2日，造反派在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等的大标语，叶剑英的家被抄。这之后，叶剑英不仅大会不再讲话，私下聊天也坚决闭嘴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江青等人试图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周恩来叫他们请示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再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认真检讨。”这次批判的调子和规模超过此前。邱会作认为，像陈毅、叶剑英这样的人，没有毛泽东的态度，谁敢去打击他们？又有谁敢去保他们？要保也保不住呀！别说他们，就是地位低一级的高级干部最后怎么处理，也要毛主席亲自点头才行。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怎样对待，是否要整一整，如果要整的话，整到什么程度，然后怎么收场，怎么安置，这个大框框是毛主席自己把握的。虽然中央文革和造反派能在情节上加火添油去坑害人，但总的分寸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而且毛主席又是非常善于掌握这种分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