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 1980年林彪、江青案审考疑》（39，40）

关于江青、张春桥的死刑问题

1980年12月，邓小平正准备午休，秘书告诉他，关于“两案”主犯的量刑问题出现困难，已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据黄玉昆回忆：“小平同志从头到尾关心这次审判，每次庭审的录像都送给他看。”

1981年1月20、21日，特别法庭召开全体审判员大会，讨论判决书草稿。江青案审判员任凌云不同意“江青犯有反革命伤人、杀人的罪行，适用于《刑法》101条”，得到审判员王文正、曲育才的支持。他们认为：从法庭调查看，江青与王洪文、江腾蛟罪不同，她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直接或指使他人去杀人、伤人，不能算犯有直接杀人、伤人罪。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江青指使专案组是变相杀人。任凌云等人认为变相杀人不是直接杀人，如果一定要写上，我们三人不签字。经庭长、副庭长研究裁定，判决书去掉对江青适用101条的提法，全体审判员一致举手通过。

1月22日，江华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主持对10名主犯的量刑合议。关于黄吴李邱争论较少，认为他们身上被打了洞，而王张江姚没有。有人认为不能“刑不上大夫”，这样做是特权。也有人认为可以有些区别。邓小平、彭真都提出，黄吴李邱有战功，量刑可以轻些。关键是对“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张春桥民愤极大。张思之说：关于判刑，特别法庭定不了，江华敢定吗？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定。尤其在判不判死刑这个问题上，翻来覆去多少次。

有人提出可以开杀戒，多数人赞成。陈云说：“如果把江青杀了，是什么意思呢？是把主席的夫人杀了。这不仅是对江青本人的问题，而且涉及主席的影响，眼前也可能痛快一时，长远结果不能不考虑。”伍修权说：“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争论的。全国到处都是一片喊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合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死刑，但反复考虑后还是不行。……关于首犯杀不杀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讨论，老是定不下来。先是提出江青、张春桥二人一定要杀，以后又认为不杀为宜。后又说还是要杀，我们多数同志提出依法判‘死缓’，即判死刑，但暂不执行，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两案”审判领导小组多次讨论定不下来，最后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么大的场面，包括江青，不是法院能决定的事情。

与国内一片喊杀声形成对照，国际上出现反对声音，有的国际组织呼吁要援助江青，有的外国人要到中国驻外使馆请愿保护江青，国际惯例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中国虽是独立审判，国际舆论和国际形象则是不能不考虑的，其次要设想后代人将怎么看。江华提出按法律应判江青、张春桥死刑，但为了照顾国际影响，可以判死缓。伍修权补充了判死缓的理由。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党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还是不杀为好，还是一个不杀为好。江青会闹，闹就让闹吧，关起来，给饭吃。黄吴李邱几年以后可以放回家监护。

1981年1月25日9点，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的判决书。江青不再闹，戴上耳机，伸长了脖子，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紧盯着江华。江华提高了嗓音，放慢了速度，“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江青突然跳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修权下令把江青押下去，江青拼命挣扎，两个高大的男法警从后面压住江青的手臂，给她戴上手铐。押到候审室，法警一松手，江青倒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大叫，一位女法警猛喝一声：“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判处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江青立刻从地上爬起来，……声嘶力竭地叫喊：“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为什么不杀我！”

 

黄吴李邱对于宣判的不同态度

宣判陈伯达刑期时，黄永胜把重心移到左脚，身体略向前倾，似乎要听得清楚些。听到陈伯达被判18年刑期，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他把身体放回原来的位置上。

黄永胜在预审中一度因病重而中断。据监管员反映，他情绪不好，老找岔子，拒绝看病。9月16日，北京医院大夫来会诊，建议做静脉肾盂造影。黄永胜说：“看病没有什么意义，早点死了更痛快。我说不去就不去，除非你们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说心里话，我觉得活着是活受罪，不如死了好。”黄永胜不吃药，也不吃饭，说饭吃不饱，突然他眼睛红了，声音低沉地说：“到24日就关了九年了，预审半年了，再要判刑不就完蛋了嘛……”特别法庭开庭前，黄永胜自言自语：“报纸看不到，广播也听不到，活着有什么意思？唉！想自杀吧，没刀，又没枪。药也不想吃了，盼得心肌梗塞、脑血栓，早点回去算了……”哨兵走过来，他不无感叹到：“在长征路上那么苦，思想上也是高兴的，现在难受啊！”法庭工作人员陪医生给他检查身体，开了营养药。黄永胜说：“以后不吃药了，年纪大了，病多，早点死了好。”“昨晚我是有自杀的想法，但不会那样做了。我坐监狱已10年了，如果想自杀的话，想绝食、绝药的话，早就做了。现在都开庭了，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这些事反正我讲不清了，到法庭辩论时，我一言不发，沉默，你们爱怎么判就怎么判，要么给我一个‘花生豆’（子弹）吃，要么把全部情况抖出来……”

吴法宪的两条腿一直在抖动，越抖动越厉害，听到黄永胜的宣判，他的神情略有一点变化，身子稳了一点。吴法宪认罪态度最好，只要不杀，能与老婆在一起，怎么都行。1970年庐山会议后吴法宪就想跳楼自杀，陈绥圻（吴法宪妻子、吴办主任）把他拉住说：“你怎么这么傻，你一死，全部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了，我和孩子全完了。”吴法宪除1977年元旦因关进秦城想死外，10年监禁他一直渴望和家人团聚。他对预审者说，他梦见一个黑咕隆咚的夜晚，被拉出去枪毙……吓醒了。吴法宪接到起诉书副本后异常紧张，连动作、说话都有些僵硬。听到宣判17年刑期，他定了定神，好像在回想他是否听准。

李作鹏两条腿呈八字形站着，仅有的一只眼睛半闭着，看不出什么表情。李作鹏和黄永胜一样，在法庭上只认错不认罪，他抱定一死的决心，绝不低头，就是被折磨死了也要喊冤！李作鹏曾指着李震鼻子大声说：“我怀疑你们无中生有，搞逼供信！”“你们既然已有了‘铁证’，我又不肯交代，那你们就可以按照抗拒从严处理，你李震不是公安部长吗？你公安部长难道这点常识也没有？你们有本事现在就做结论吧。该杀该斩，何必多费口舌。几百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老子都不怕，我还怕杀头？还怕你们的诬陷？”此话一出，李震一行十余人目瞪口呆，沉默了几分钟，都没有回过神来。李作鹏晚年曾说：“革命了一辈子，我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眼睛打瞎了，肚子打穿了，胳膊打断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我是一名军人，我执行上级命令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优异，最后被戴了个反革命的帽子，我能口服心服吗？我16岁出来参加革命，受党的教育听党的话，到头来竟成了反党分子，这是他妈的什么逻辑！”

邱会作拿到起诉书副本后，感觉起诉书乱说一顿，“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这样的帽子扣在任何人头上都必死无疑！他想起毛主席长期教育他的两句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对他特别有用处，他就以这两句话去对待公审!彭老总当年说过“要什么给什么”，他只想赶快走完每一个过场，生死都不在乎了。

邱会作1929年参加红军，年仅15岁。最先看到的杀人不是在战场上，而是中央苏区打AB团。他亲眼看见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刚参加红军的农民被堵住嘴，推倒在地，被自己人用石头砸得脑浆飞溅，到老年回想这一幕还不寒而栗。1934年10月长征前，邱会作因掌握红军实力要被灭口，周恩来救了他。东北解放战争第二次打杨杖子，一发臭弹落到10米处，如果响了他和黄永胜必死无疑。邱会作不怕死，但他不想死，一定要留得“青山”在。

起诉书说邱会作直接迫害致死8人。周长庚（总后政治部副主任）是战备疏散到四川后病故的，王述臣（后勤学院教员）是在隔离审查时，造反派让他妻子送饭时把毒药放在饭里毒死的，另6人都是自杀。其中汤平（总后勤部副部长）1968年被勒令看揭发他的大字报，之后跳楼自杀，不少人要定他“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开除党籍军籍，并大张旗鼓地批判。邱会作以种种借口回绝，说要上报听候处理，实际上保护了汤平家人，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但面对刘伯音（汤平妻子）出庭作证，邱会作没有申辩，而是面对刘伯音单膝下跪，向汤平的英灵表示深切哀悼，并宣读认罪书。邱会作说：“连我自己一代，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情。我从小参加了革命，党培养了我，重用过我。我犯罪之前跟着党走过来了，今后仍要跟着党活下去。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法庭上，我从肺腑里发出我的声音，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

10名主犯的判决是这样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洪文无期徒刑，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陈伯达、黄永胜、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吴法宪、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

 

[兵团农工]

为什么只有共产党内斗如此残忍？

不要使用法制这样文明社会的词，他们不配！

连江湖黑社会的江湖义气都没有！

为了头把交椅，什么下三滥的都做得出来！

真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