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件事，我的思想整个被颠覆了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十

通过这件事，我的思想整个被颠覆了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十

                      李刚口述 丫丫整理

 

 

李刚，1959年出生，西安美院师范系毕业，画家。1983年因参与西安市龙首村跳舞流氓黑社会集团被正式逮捕。流氓罪关押一年多。  免于刑事处分。

 

检察院的说了：“我们认为这个在社会上画裸体就是犯罪。”我不服就给他举例说我的老师在外面也画裸体呀。他们居然告诉我，“你们美院的黄老师在二排关着呢”。听他这么一说，开始我真糊涂了，后来又一想，我的老师被关，我跟着老师关，到觉得有点欣慰的意思。

 

后来不管混的好或者不好，83年的事情对我们一生都是极大的心灵创伤，对我来说，更在思想观念上是毁灭性的。82年我刚从美院师范系毕业，还准备考研究生， 83年就进去了。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案子里年龄最小的，一进去真是万念俱灭。

后来在号子里呆长了（一年多），我开始坚持画画，画了很多速写，画那些带着手铐脚链的犯人。出狱时，我的画在被子里面藏着，被人拉了出来，给没收掉了。

我毕业后被分到市电管局的文艺处搞摄影，兼为职工办画展等。当时我是个画画的年轻人，思想活跃。电管局是个行政单位，跟我的专业毕竟远，为了能有个自己的画室，我要求到基层单位去。后来就到了西北电力技校当美术教师，一个星期六节课，剩下全是我的时间，我画画的时间抓得很紧，我的画还登上了人民日报，另外我抓紧学英语，雄心勃勃准备来年考研。

其实83年严打之前已经有一点风声了，北京有一个《今天》的刊物被封了，西单民主墙被砸了，星星画派被驱散了。那时候咱们的政治敏感性太差，就没想到会跟着来一个运动。你看现在这些当官的腐败分子多聪明，习近平刚提出一个“四菜一汤”，底下的大餐订单全部取消了，这些官僚腐败分子的政治敏感性我们真比不了。

西安严打大逮捕时我还在重庆画画，一回来就听我妈说公安局来找我好几次。我去过龙首村跳舞，因为我跟省雕塑院的孟书明（同案）比较熟，雕塑院的坤（同案）也是我的同学，群（同案）我是到老孟那里认识的，我们家本来就和雕塑院在一个大院子里。那时我们很快活，除了工作就是画画跳舞。说起来荒唐，学校给我提供了一个大画室，坏事了，我在画室里举办生日舞会，苏川（跳舞另案）、海峰（同案）、群、孟书明他们全来了，灯光闪烁地跳迪斯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被归到龙首村的流氓跳舞案子里了。还有一件事跟他们有关，那天我们找了个模特想画人像，手边却没素描纸。我就去老孟那里找素描纸，看见他们正在工作室里跳舞。有个叫孔静（女）的邀请刘超跳舞，刘超不会，老孟就跟我说你给个面子吧，结果刘超在公安局把这些事情都交代了，除此外公安对我没有一点线索。

公安局抓我唯一的理由就是我跟他们认识，我认识宛然（跳舞另案）和苏川他们。把我叫到公安局后，他们上来就说，你把这份材料看看，在你那跳的什么舞？都谁去了？我说就是我过生日的舞会呀，跳的迪斯科和交际舞，去了谁谁等。那个公安说，这就够了。让我去门口等着。根本没问跳没跳过两步舞，画没画过裸体画（当然两步舞和裸体画也是很荒唐的罪名）。他说就已经够了，这意思就是你认识他们已经够了，你已经够上犯罪了。然后让我上车回我家，我想：完了，公安局不可能开车送我回家，这是要抓我了。果然，到家后让我进去拿铺盖卷，我妈那时候是个多爱面子的人呀，她是从延安抗大过来的，为我的事，在家属大院里她觉得非常丢人。

把我们抓进去以后三、四个月不提审，不问也不管。你说急不急？你也不知道自己有啥罪？就自己瞎琢磨，自己给自己定罪，因为看到号子里谁谁怎么判的，就会对比我将会被怎么判？可我百想不通的是：我谈恋爱我有男女关系我咋了，我犯什么法了？她愿意我们愿意，我未婚青年我为啥不能有对象？而且我就这一个女朋友，我罪从何来？

但罪是慢慢给你整出来的，有罪推定，先抓你，再慢慢找你的事。公安在高海峰（同案）家发现张裸体照片，就开始追查这个女的是谁。这个事情是一次天涯（音译）在商场碰到个女的，说给你画张画吧便带回来。我接到他们的电话，说有一个裸体模特儿你想画吗？我说那肯定是想画了。后来我去了一看，很失望。那个女的手里拿着苹果，当着那么多人就脱衣服。我说打住、打住，你脱到裤头行了，只画两、三个小时的写生，没必要全脱。这帮人把那个女的画得很美，画想象中的美女，我就画了张半裸的像。这女人长得丑，但这帮人给她起名叫“真由美”，公安局一看画上这么漂亮的女人，就非要找到这个真由美不行，按他们的逻辑，这么美的女人，就不相信你们跟这女的没关系。

在我的起诉书上的罪名有画半裸像这一条。检察院问我，为什么画裸体？我说画裸体是美院里的必修课。他说：“对对对，我们到美院问了，你们院长也说了是必修课。但问你们院长在外面能不能画裸体？他说他不知道。”这检察院的又说了：“我们认为这个在社会上画裸体就是犯罪。”我不服就给他举例说，我的老师在外面也画裸体呀。他们居然告诉我，“你们美院的黄老师在二排关着呢”。听他这么一说，开始我真糊涂了，后来又一想，我的老师被关，我跟着老师关，到觉得有点欣慰的意思。总之从始至终我就没有认为自己有错，更别说有罪。

美院的同学马延平也被抓进去了，他那个诉状又简单又奇怪：几几年给某某拍裸体画裸体，完了。就是这对他的起诉书。关了一年，免予刑事处分，可要算他是敌我矛盾。他说我要把这个诉状保留一辈子。事情是这样：那天马延平给我打电话说要搞毕业创作，构思画一个拉小提琴的裸体，可马延平不会拉小提琴，不知道拉琴的动作。因为我过去学过提琴，我就赶去美院，给他的那个女裸模特儿教了几个动作，然后赶紧就出来了，我那时候还真有点封建思想。马延平连舞都不会跳，因为搞毕业创作，画裸体就被抓进去了。照这个逻辑，美院正常上课的基本功也是犯罪，美术学院的人都得抓完。

我的起诉书上还有一个罪：当时我和李普选（摄影的朋友）都在谈朋友，有一次大家出去玩回来晚了，院子的大门关了。我就带着女朋友在李普选家住了一晚，我们一夜啥都没有发生。但这件事算我们混居罪。公安还说我交的那个女朋友是结过婚的。我说和结过婚的女人谈恋爱就违法吗？他们纯粹是以他们的想象来给你定罪，荒唐可笑甚至可怕。

我被关押了一年多，最后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事实证明，不管你最后是否有罪，被公安局抓过就意味着前程完了。更可怕的是对过去所受教育的一种颠覆，上学时老师教育我们热爱党，忠于党要积极入团。通过这件事，我的思想整个被颠覆了。回家以后我跟我妈说，如果我的命我的死能换来这个“人治政权”的灭亡我当时就死。我妈因此对我很担心，她苦口婆心嘱咐我：“你画你的画，家长不反对画画。你不懂政治，三反五反、反右派，你不知道运动的可怕，你要知道你就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你跳不出去，你说他不对，说有啥用？你能怎么办？为了咱们自己的生存，别惹事，别再连累家里。”我从监狱里回家时，见我妈一头黑发都白了，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原来我妈妈没白发呀，我妈才不到50岁，一年中头发全白了。那时我妈在单位非常低调，低着头走路，别人还以为她儿子犯了多大的罪呢。所以我出这个事情真是对不起父母。

本来我只想把艺术作为事业，搞纯艺术不含金钱、不含名利，我最佩服梵高那样命运坎坷的画家。但83年的事情打断了我的梦想。研究生没考上，经济改革后看到人家都在挣钱，我却渺茫的很，咱还不想弯下腰去，只为挣钱做生意。我回单位后不能在学校代课了，就到了局史办公室。那些老干部回忆供电的发展史让我给配个图，但他们一年都写不出来一个章节，每天在那混日子，实在难受。我不能再浪费青春了，就开始到处联系工作。真不好办啊，因为咱不想骗人家，想给人家都说清楚，我也从来没认为自己那是犯罪。只是进过监狱这一条，曾被逮捕过就成了敌我矛盾，求职处处碰壁。我曾跑到一个文工团求职当美工，团长一看我就说，这小伙要要要，看画没问题，美院毕业的没问题，但一听“跳舞犯”就没办法了。

后来我到一家杂志社应聘，那家杂志社是个全民单位。主编是上海人，我有啥就说啥，首先我不认为我犯罪，就是谈过恋爱有过一次性关系，还有就是画了一次半裸，公安局就为这事把我收审了。当时那家杂志社急需美术编辑，主编面试我以后就说，你只要能来，我把你档案里的东西抽走，这是我对你的保证，你觉得行不行？我一听，心想，这里就是个烂厕所我也来啊。咱的起诉书都在那档案里装着呢，我再去的时候，人家就直接把那些东西抽出来，当着我面点火烧了。主编说没事了，你好好上班吧，丢掉思想包袱。后来我真的给人家卖了好几年命。拿着摄像机全国到处采访，那时年轻，感到工作挺新鲜的。再后来我从那辞职跑到广州给外商画画。

别小看在你的档案里放这么一个东西，你要想事业有成，要想在体制内找一个好的单位，肯定没门。你别想着上研究生，到美院去当教授，这条路你肯定是断了。我们那一届学生水平都很高，现在美院挑大梁的都是我们这批学生。

我后来结了婚，有个女儿，在西北大学附中上学。我现在除了工作每天就是非常安静地画我自己的画。

83年的严打、反精神污染，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延续，只要还是人治、独裁的政治和政府，这种文革式的运动谁能保证不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