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递给我判决书时居然说你上诉吧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九

法官递给我判决书时居然说你上诉吧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九

                      庚铁口述   丫丫整理

 

 

庚铁，1950年生，北京人，陕北插队知青，西安美院雕塑系毕业，雕塑家。西安市龙首村跳舞流氓黑社会集团首犯。罪名：跳贴面舞提供场地，奸污女青年两名，群居混居，跳舞猥亵女青年多名。一审流氓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15年，减刑7年，假释一年，坐牢6年半。

 

再听了那个老检察官读的起诉书，更加震惊了：我们成了流氓黑社会集团，我成了黑社会流氓集团的头子。我吃惊，我愤怒，我盯着那个老检察官的老嘴脸，那个跟我说罪不大也得判的老家伙，可这个两副嘴脸的人躲避着我的目光，偏偏不看我。

第一被告我，被宣判无期徒刑，第二被告孟书明15年，第三被告高海风12年。滑稽的是那个法官递给我判决书的时候，居然说：你们上诉吧。他们的法律是一场儿戏还是一场闹剧！

 

1983年8月12日是黑色星期五。

我是北京知青，后来从插队的陕北考上西安美院雕塑系，毕业后在省雕塑院工作。八十年代初，从文革那个苦闷的时代走出来，我们大伙儿长长出了一口气，忽然感觉思想可以解放（真是忘乎所以）了。尤其是我们这些搞艺术的年轻人，思想追求更加超前，我们渴望自由和宽松，没有自由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哪里会产生美好浪漫的艺术？那个时候社会上重新出现家庭舞会，年轻人开始跟着老一辈人学跳舞，我们曾兴冲冲地跑到省体操队，向老教练学交际舞、国标和探戈。我们听说，在五十年代的建国初期，毛泽东那一代人从上至下盛行周末舞会，因此我们的前辈很多人会跳舞。而到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历经灾荒饥饿、文革和下乡，什么时候学过跳舞？哪里见过什么舞会？终于盼到没有运动的年代，如今这一切能代表美好的、自由浪漫的东西都使我们趋之若鹜。

陕西省雕塑院位于西安市的省展览馆内，在这个大院里聚集着一大群艺术青年。相对一般的家庭居室，我的雕塑工作室高大宽敞，既有艺术气氛又不会干扰家人。于是大家自然而然集中到我们的雕塑工作室来，朋友们喜欢来这里聊天、练习跳舞。既然跳舞当然是男女配对，于是男朋友带来了女朋友，老朋友又带来新朋友，比如京剧团的、报社的，如此就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艺术圈里的小团体。

可怕的日子1983年8月13号是我厄运开始的日子。那晚来了几个男女朋友，大家开始聊天、喝茶和跳舞。当我进到厨房里切水果时，忽听工作室里一阵哄乱，忙出来看，这时一个警察把我堵住，端枪对着我说“不要动”！真是晴天霹雳！这是怎么回事？一个警察说，把人都带走。我们问，凭什么？怎么啦？怎么啦？不就跳舞嘛？那个叫景恒年的负责人说先带走再说。我们都被押上了停在外面的两辆警车，直开到西大街的市公安局治安三处。命令我们在外面蹲着，一个、一个人被叫进去问。最后轮我，姓景的说，你事情很大。他让我把今天来跳舞和以前来跳舞的人名都报上来。我说大家伙儿不都在这吗。“好哇，你不老实！”不由分说就上来一个警察，把我的双手背过去用手铐铐住，接着用电警棍打，我被打得一跟头接一跟头，疼得我高声叫嚷，如此折磨了近40分钟。景恒年再次发问：你们在跳舞之间有什么不规矩的动作？我想了想说，跟三个女的在跳舞中有接吻。这时他们才给我下了背铐，因为带背铐时间太长，我的左手已经肿得很高，两只手腕都被勒出很粗的血印。一个警察说，哥你自己揉揉手，要不这手可能要残废。我宁死不揉！没辙，他们就边给我揉手边审问我。一夜过去，第二天天亮后我们被拉到公安七处。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我也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到这样的地方，这是一处劳教收容所。只听旁边有人说我们，是从香港来的吧，还穿花衣服，留长头发，像什么样子？又一个年纪大些的警察对我们说，这里不能留长发，给他们都剃了。正是八月初的酷暑，我们被剃光头后像牲口一样被塞进牢房，号子里臭味熏天，有特别浓烈的大蒜味，进去后才知道，监狱当局让犯人的家属都送大蒜只送大蒜，他们是怕这肮脏的地方会流行疟疾。一股一股发謏的粪便的酸臭呛得人出不来气。号子里左右两排通铺，上面还有一个二层，中间是一条过道。人到了这里可以不把自己当作人了，只见里面的人穿着三角裤，光着脊梁，伸手在裤档里抓挠着疥疮，或坐或躺野兽一样注视着新进来的我们。我们被勒令蹲在地上，我心如乱麻，一天之间，我们自傲为年轻有为的雕塑家突然间与社会渣滓、流氓、小偷为伍了！

 

到了晚上我和同学、同单位的孟书明仍在地上蹲着，这时就见二层的床板上有个小子招呼我们上去，待我们爬上去，看到几个半裸的人歪斜在那里。半晌，有个开口说话了：伙计，你知不知道这里头的规矩？我马上想起来《水浒传》里描写武松进牢房的情景，自己虽然只穿着裤衩，皮肉外没一点遮挡，也只好说，“那你们就来吧”。其中有一个壮小子晃了过来，一副要打人的架势，结果他却亲热地抱住了我，说，你们是文人嘛，对文人我们不会那样。见此番情景，又另有人掏出多半截烟给我让，看我没情绪，他们问你们是怎么回事？我回说正在跳舞呢就给抓来了。这帮人都嚷着说，跳舞进来干吗呀？！

 

就这样，在恶臭和打骂声中过了很混乱的几天，大概是8月17、8号，外面刮风下雨雷电交加，突然间号子的门打开，乱哄哄被推进来好多抱着被子的人，一下就进来二、三十人，一拨又一拨，连续好几拨。号子里一下子涌满了人，每个人所能占的地方不到三十公分。后面进来的人只能坐在地上，通道里满满地坐了几排人，互相挨着“开火车”。在这新进的人里就看见了不少跳舞的熟人和熟面孔，因跳舞进来的有陕歌（陕西省歌剧院）的，市话（西安市话剧院）的，西影的，还包括一些省军区的干部子弟，总之都是些文化单位的年轻人。我们省雕塑院的青年雕塑家几乎被一网打尽，抓进来了三四个，最莫名其妙的是，我们的同事复员军人姚蓉也被抓进来了，他根本不会跳舞，他只是给我们打过几壶水，只是当过跳舞的看客。我和姚融先是脸对脸贴着坐下，再各自向后躺下，伸出腿把脚踹在对方的肩膀上。大家都只能这样睡觉，我们就这么睡了一夜又一夜。

号子里人员复杂，尽是西安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污七八糟的人物。我们这个号子的号长是个惯犯，每个新进来的人都要被他扒去衣服，如见稍许反抗，他就拿小木凳照准人家的背后拍，专打人的肾，号称顺毛。每到分饭的时候，由他们的人掌勺给他那帮人菜打的多，给我们这帮人打的少，专门欺负我们。而我们也是正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终于忍无可忍，在号子里爆发了一场“打斗”。这样的事自然逃不脱警察的教训，警察从双方各挑出两个人来，我和小武（同案）被叫出号子，四、五个武警学校的壮汉，二话没说就把我们踹倒在地一顿暴打，我们被打得满地滚，浑身是土满脸是泥，我们俩只是本能地护住自己的头。但通过这次打斗，我们慢慢占了上风，重新换了号长，西安晚报的摄影记者京鹏当了号长，孟书明当副号长，又换了一些小岗（值班的），大陆（跳舞另案）、任勇（跳舞另案）、姚融都成了小岗，维持号子里的秩序。

 

公安局再没有过问我，这样就到了十月底，天凉了，人心更凉。我再次被提到治安三处，还是那个景恒年，还是问的那些问题。他晃动着我速写夹子里的几张裸体速写，我说那是我画的我爱人呀。他再拿出一张我做的雕塑的照片，我看到在那张半成品雕塑头像照片的下下写着：受害者。啊！？我说这是我做的雕塑啊，我害谁了？谁是受害者？我做女性的头像是正常业务啊。接着他还是问我跟多少人跳过舞？说谁谁谁都承认了你们接过吻，你不说有人说。这个提审员景恒年文革时是有名的造反派“三种人”，所以他最拿手的就是威胁诱供，加电警棒、上背拷。

回想当时七处那个给我们剃头的老警察，知道我们是因为跳舞进来的，就说你们这些人因为这个不会有多大事，顶多关几天就出去了。可是实际上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从此再没离开监狱，我因为跳舞被一审判无期，二审判15年，我被说成黑社会流氓集团首犯，在里面整整呆了近7年。

三处又来提审，问：你在里头想的怎么样了？

我说：想什么呀，我现在也不认为我有什么事呀。

你有什么事你自己知道。

我不就是跳舞嘛，总共跟那么十一二个人跳了舞。

啊！你们跳的什么舞？

迪斯科，三四步都跳过。

没跳过两步舞？

两步舞也跳过。

好吧，我跟你说你听好了：跳两步舞就是贴面舞，贴面舞就是流氓舞，跳流氓舞就是流氓罪。

他就是这样画了一个等号，我们张口结舌没话可说，我们蝼蚁一样任人宰割，从来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听音乐，开小灯，这都是收审我们的理由，是我们犯罪的证据。

又是好久没音信，突然被告知说是你下册了。下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没事了放人了。一种就是案子加重，送到公安五处逮捕判刑。我们被拉送到五处的监狱，心情越发沉重。回想自己这三十几年的人生，文革动乱，陕北插队，终于等到上学的机会，终于学习了自己喜欢的专业，近几年我的雕塑创作在省内外几次获奖，有些还被博物馆收藏并送出国展览，艺术事业刚刚起步，到而立之年正想大展宏图之时……原先还天真地想着事情赶快解决，回去完成我的做了一半的雕塑创作。我惦记着给泥塑喷水，否则会干裂。却莫名其妙地要被逮捕判刑了。我冥思苦想我自己的事情：跳舞的时候和五、六个女的亲吻，有两个男女关系，在我的工作室跳了十几次舞，有两三次跳舞晚了没车，有几个人在工作室住下，其间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些事就够得上逮捕判刑吗？但岂止是判刑，更可怕的事情在等着我。

进到五处我被关在二排三号。管教王大志安排我睡在号长旁边，号长五十左右的年龄，在里面快两年了，说他拐卖妇女，但他不认罪。这人一天到晚没话，披件绿军装呆坐着。他问我因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是跳舞。他说跳跳舞能进来？号子里的人员变动很勤，经常走了的又来了的，京鹏（跳舞另案）从别的号调来了，大陆（跳舞另案）也曾经在一块关过，有个叫尤清的带着付眼镜看着挺老实，也是因为跳舞。

进入深秋，小小的监狱天井里开着黄色的菊花，我长久地盯着小格子窗外的秋花，愈发情绪低落，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老号长被甩走了，管教王大志叫我当号长。在五处的这段时间每个月10号家属可以送东西，家里可以送点洗衣粉、牙膏之类，还可以送些书刊。我为自己宽心：想当年文革国家主席不也做大牢吗？我强迫自己安下心来，利用这个时间看书，包括黑格尔、康德的哲学和美学，每当有了一些创作构思也随时记在本子上。在号子里我们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吃得最多的是清水熬芹菜，一个礼拜可以吃个“蒸碗”，上面有几片肉。

在五处呆了两个月以后才又被提审，据说这位是优秀提审员，一审就是三、四个小时。还是老问题：跳了几次舞？跳舞都有谁？跳舞中有什么动作？混宿中有没有性关系？我对他说，我们不知道跳两步舞是犯法，之前没有张榜公示，没有写在刑法上，我们只看见社会上都在跳，我们以为这是国家提倡的。否则我不会傻到去以身试法。这时提审员给了我一个突然袭击，问我认识不认识张亚丽？说人家张亚丽可告你强奸。我一听心里冷笑，十分气愤，我说每次都是张亚丽主动跑来找我，请问，有人主动跑去让别人强奸，而且一再地送上去强奸的吗？提审员听了说，当然了我们也会客观的看问题。其间还有一个老提审员提审我，专门跟我大谈所谓逻辑学，意思是你的工作室发生的一切事情，你就一定会知道，你也就一定要承担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的责任。这叫什么逻辑学？这纯粹是设个圈套让我进。    

然后检察院的来了，这是一个年龄挺大的检察官，还带了一个女书记员，待一一地重问一遍之后，他看着我说：你的罪不大，可也得判呀。以后我才明白，他们越是吓唬你说你的罪很大，你越是可以放宽心。一旦他们说你事不大，那你就危险了。后面发生的事大大出乎我的预料：那天我们这一案在中院开庭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后面突然间冒出好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我问他们你们是谁？来这干嘛？他们说我们也不认识你呀，也不知道怎么到这来了。这不明摆着为了凑人数，为了把我们这个集团做大吗？再听了那个老检察官读的起诉书，我们更加震惊了：跳舞算猥亵，与一个人跳舞就算猥亵了一个，给我安了几十个猥亵罪。更可怕的是我们成了流氓黑社会集团，我成了黑社会流氓集团的头子。我吃惊，我愤怒，我盯着那个老检察官的老嘴脸，那个跟我说罪不大也得判的老家伙，可这个两副嘴脸的人躲避着我的目光，偏偏不看我。起诉书写的太可怕太恶劣了，说我们在跳舞时吃舌头，抠阴户，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我不知道这些事是谁干的？谁乱咬的？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到这时我本应该恍然大悟，可我还没有恍然大悟：自打一开始他们公检法就想置我们于死地，就想要在我们的跳舞中找出、做出个死刑案来！什么是黑社会？黑社会是指以为获取非法利益，有一套与法律秩序相悖的非法地下秩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集合。以不正当、恶意手段自行犯罪、聚众犯罪，或者教诱他人犯罪等种种不法方式，而获取利益的一个结构体。我们一伙跳了几次舞的年轻人，居然被上纲成黑社会，欲加之罪啊！

 

所谓律师的辩护当然是过场，让我们自我辩护更纯属是对我们的耍弄，他们公检法三家早就阴险地定了铁案。从法庭出来，我看见我爱人抱着孩子站在路边，孩子还不到一岁，我远远地看了一眼我的孩子。我开始在心里给我的孩子写遗书，我一直在打腹稿。

开庭后一审的宣判是在五处的一间房子里，第一被告我，被宣判无期徒刑，第二被告孟书明15年，第三被告高海风12年。滑稽的是那个法官递给我判决书的时候，居然说：你们上诉吧。他们的法律是一场儿戏还是一场闹剧！回到号子王管教问我被判了多少年？当他听说是无期时，大为吃惊，他说，赶紧，好好写上诉吧。二审律师是我姐姐的大学同学解士彬老师，他是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处处长，是西北政法大学的三大理论柱子之一。解老师多次到法院认真阅卷，几次找我谈话。最后解老师问我说，你做好了被判多少年的思想准备呢？我说我准备10年以上。他说你也太悲观了，应该不会那么多。省高院法官张志士负责我们这个案子的二审。当我于7年后从监狱出来回到单位时，张法官专门到雕塑院来看我，他说他曾调查了我周围很多朋友，大家都说，我们跟耿铁群接触觉得他人很好。这就是我的二审法官特地跑来见我想跟我说的话。

张法官没有来给我们宣读二审判决书，由中院法官代他宣判，第一被告我，由无期改有期徒刑15年，当我从那个人手中接判决书的时候，我跟他说，您还想叫我本世纪内出来啊。然后他居然又是说：你申诉吧。我自己写的上诉和我爱人替我写的一封封申诉书百分百石沉大海，只有一个唯一，中央书记胡耀邦竟然批复了，批文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转到省法院，陕西省法院院长焦朗廷说，刀架在脖子也不改。焦院长当然死也不会改，否则83年他在省人大所作的“严打战功汇报”如何自圆其说？

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五年的劳改场生活，西安砖厂教育处处长贺希贵特地把我和孟书明要去，他计划利用我们的专长，在劳改场成立一个雕塑训练班，培训对象是那些年轻的、刑期不长的、因在社会上打架斗殴、小偷小摸进来的，在这些人中挑选那些喜欢美术的孩子，送到雕塑训练班来，以便他们将来走上社会能有一点特长。雕塑训练班成立大会还专门邀请了西安美院、西安美协和一些社会名流来参加开学典礼。我的老师陈启楠当时已是西安美院的院长，陈教授专门跑到劳改场，来给他的学生——我和孟书明——两个在劳改场的学生捧场。贵为艺术家的他们能踏进这龌龊的劳改场，为此我一直对陈教授和美协的领导心存感激。其间发生了一件事：某美协领导对我说，他代张亚丽（那个咬我强奸的）问好，他还解释说，张亚丽此举是实出无奈，如今张关在女监，一直感觉很对不起你。当然，我不能原谅她。在砖厂我们除了当老师培养训练班的学员外，美院的老师和同学还多次给我们介绍社会上的雕塑工程，这样我们俩既为劳改场创收一些资金也没有完全荒废自己的专业。

经过85年和89年两次减刑，再由于单位领导多方搜寻有利于我们的政府文件，游说、力保，说我们的作品曾经出国，多次获奖，说我们是单位的业务骨干，终于又获得一年假释。

我于1989年12月出狱。我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因文革辍学， 18岁从北京下乡插队4年，32岁至39岁坐牢。这就是我四十岁之前的人生履历。

2013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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