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举办现代画展获罪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五

因举办现代画展获罪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五

                      小明口述 丫丫整理

 

小明，1958年生，西安美院雕塑系毕业。因1982年在西安办现代派画展，1983年严打被抓。

 

“世上还有这样的学校？整个是一个大流氓学校嘛！……”众人狂笑着，眼睛亢奋眼眶湿漉，嘴角上挂着淫邪的味道。画裸体画等于流氓，这就是大陆数十年禁欲的逻辑观，愚昧广为普及。

 

1983年8月16日一大早，我起床后准备去上班，还未出门就被被市局一处（即现在的安全局）拿着搜查证堵在屋里。搜查持续了一整天，我爱人高洺写的一大捆小说稿，我的照片、海外寄来的信件、明信片、画册，被他们装满了几个大塑料兜子。把我在美院的习作，泥塑照片的底版都搜出来了。人家对着灯光一看“呀，这是裸体，流氓！”嚓，插到他那个牛皮袋子里，那牛皮袋子上写着的标题是“流氓嫌疑”。我大叫：“这是习作！”事后我听西安美院院长陈启南说，他们还拿着这些照片底版去问陈院长，陈院长回答说，这是人家学生的习作嘛。警察说我们看了半天：“这都是净勾子（光屁股）嘛！”陈院长说：“这怎么是真人嘛？这头发和脸不是一个颜色嘛？这是泥人。”警察就这水平嘛！

我的问题主要是办现代画展的事。

建国三十周年时，我在西安美院搞了一个创作，叫“三十个春秋”，反映老三届的。理论系的杨老师和美术理论家娄师白认为我的创作有深度。但刘文西提出我的作品有政治问题，我们俩当时就在陈列馆吵起来了，我说他是舔勾子的货，我说我的出身和你一样，但我不像你，你必须看清极左的东西是反动的。这是79年的事。等到83年的严打一出来，刘文西以胜利者的姿态说：“看看，他一进校我就知道这小子要倒霉的，抓起来！应该枪毙掉。”

我和高洺（李晓明的前妻、朦胧诗人）都被抓了。开始警察要挟我说要把我直接送红庙坡，那里是关胡风、柳青的地方。黄昏时我被甩到沙坡看守所。

号子进门左手是通铺，直对门的尽头有半截墙下是厕所，那里有根水管，大家尿、拉、洗、刷皆在此处。大通铺能睡十几个人，但这些天每日都在不停地“甩进”人来。晚来的只能睡在通道的地上，有两个人很不情愿，瞪着眼看床板上的，还没等大家反映过来咋回事，“窟哩窟通”一顿混打，很快几个人已经被打翻在地。就听外面喊：“干啥呢，反了不成？”门被打开，进来几位管教和“盲流”（就是暂无定罪长期关押表现不错协助管教人员），抓住那几个脸上还有血迹刚才被打趴下的，拉出去又是一顿棍棒。只听棒子打在皮肉上的“啪啪”声，不一会儿只听棍棒响，没了人声。我惊恐地想：不会被打死了吧？正纳闷，铁门“轰”的一声又被打开，扔进来两个像布袋似的人，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满脸是血和黑泥，身上还有脚印。我们的“号子”是在半地下，大半截窗户见不到天空，只见昏暗的灯光下，那窗外的腿脚来回地走动，伴随着一声声怒骂。

领饭时人们要手端碗蹲着移动，我屁股稍微抬高了一点，结果脊梁上挨了重重的一下方棱棍，差点把我手里的饭倒掉。坐在窗下的“红头”说：“再把饭撒咧，你娃还要被再打一顿，浪费粮食罪。”对那顿馍和菜我没胃口，叫别人吃了，我只喝了点水。有个中年男人对我说：“快点吃些，想开了，这儿就是你家。能来这儿，你别想留两天就放咧，看这阵势，每天都在增加甩人数字，恐怖的很，这儿反而安全，你我都甭想出去啦！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旁边有人又问我：“你是啥罪进来的？”

我说：“办咧个画展，但已经过去一年多啦！”

“嗨，你以为你是个啥人呢，是不是画光屁股女人像才来这儿的？”

我说：“在美院老师也画裸体，学生肯定也要画的！”

“世上还有这样的学校？整个是一个大流氓学校嘛！……”众人狂笑着，眼睛亢奋眼眶湿漉，嘴角上挂着淫邪的味道。画裸体画等于流氓，这就是大陆数十年禁欲的逻辑观，愚昧广为普及。

第三天吃完中午饭，外边叫：“31号出来！”我还在纳闷“31号是谁嘛？”旁边人说：“画家，叫你咧，甩咧，快答应。”我站到了地面上，被阳光晃得睁不开眼。随后我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里面坐着几位身着蓝制服的公安。“你叫李晓明？给你换个地方住下，把手扎身后，免得你跑了。”等我感到手背后被拷上才明白， “手表”是向后戴的，而非戏剧、电影上演的那样文明，戴在前面还给你搭件衣物遮掩。

我又被押上了吉普专车，一路开出，向南，路过师大、政法学校拐进东侧三爻村。我思摸着我等的案子算是政治性的，会不会真被送到红庙坡的政治监狱？或者长安县精神病院（公安厅开的医院）？汽车开到三爻市局七处劳教队。

这里的监房如同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一排排的，关了这么多人！先是通过一个岗楼，上边核枪实弹，下边有一道画着白黄色“警戒线”的铁门，接着一条巷道，阴森而漫长。抬头看上面的高墙，有巡岗的军人、还有军犬狼狗。押我的人一声“报告”！ “才甩进一头（人），关到几号？”我被满头白发的管教队长叫到墙边，“你是啥罪嘛？”我说：“我是美院毕业的，捏泥人的，可以捏兵马俑，烧唐三彩什么的。”我这样说就想离画光屁股女人的“嫌疑”远点，排除“花案”流氓之嫌。队长说：“噢，你是美院毕业的，这儿也有不少美院的，进去之后，不许你讲什么艺术画展，不许交流案情。” “那我咋说？”“你就说是杀人咧，行凶咧。听见了么？”

一位“红头”来带我，我拿着毛巾牙具和毛毯跟着他。发现院子很大很长，号子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一股人体发出的酸臭味轰然袭来。忽听一声亲切的招呼：“晓明！你咋来咧？”一眼看去见是我童年在涝巷长大的一位兄弟。他从号子的窗户里嚷着说：“看，连画家都被抓来了。晓明，你知道我早就不干了（用手叉捏，三只手的意思），早成家现在娃都有了。不知咋的，昨天把我叫来，说是问个事情，结果被关到这儿了。”我问：“这儿是什么地方？”“这是劳教烧砖的地方，以前我在这儿呆过。”我虽心里害怕，但却被置身于这人海之中壮了点胆（后来才知道有数千人）。

1983年的国庆节前夕下了一场特大暴雨，电闪雷鸣。劳教厂为防“暴动”防逃跑，震慑住这数千人。那天晚上，探照灯上上下下扫来扫去，重型机枪 “嘟嘟嘟”地扫射。使人感觉像在地狱里一样的恐怖，在押的所有人都被镇住了，这是我从“红头”的眼睛里看出来的，连这些“红头”都连声叹气：“疯了，真的疯了！我三进三出都没见过这阵势，这世道真的疯了！”我也被吓坏了，真怕他们会胡乱拉出去枪毙人。

开始我被恐怖、饥饿、拉肚子、咳嗽、感冒占满，有时真担心自己会病重死去，家里人又不知道……感冒鼻子不通气，只好使用嘴巴呼吸，睡着了就打呼噜，常常被别人用脚蹬醒，但我不敢坐起来，一旦起来肯定就再也躺不下去，没地儿啦。在号子里的一溜大通铺上，人们头对脚地叉开了睡，每人的肩上都有两只脚，而这两只脚又分别是左右两个人的，大家就如此坚持了数日。我甚至佩服管教干部的能力，可以同时让这么多人在这么小的地方睡觉。

这时天已到了国庆后，我还穿个汗衫，一条裤子，鼻炎犯了，要求打一针庆大霉素，但说我还不够严重不给打。这时在外边我妈跟我爸说，天都冷了，把娃抓走了不让送衣服怎么行？我父亲到处找我，从红庙坡到五处，到各个看守所，我爹骑着车子终于找到沙坡，天下着雨，结果从坡上摔下去差点送命。

在七处羁押半月无人理采后，突然被想起来了似的，一连提审我数日，有时中午也不回了号子，只能在“干部院”与公安一起吃饭。这下倒不错，可以吸烟、吃肉了。但吃得太饱，提审当中又要频频上厕所。一下子犯人太多，提审员不够用，所以临时抽调了不少警校的学员来充当，利用他们的不老练，我偷带回号子不少香烟，有时是整盒的“两头挺”，塞进裤裆最安全。虽然进号子前得先搜身，不过因为我一天被提几趟，他们也懒的搜我了。“这又是画家回来咧！”于是我将所带的违禁品给大家分发，每人皆有份。万一因香烟的事件 “翻了把”，轻则打骂一顿，重则屁股打烂，再将头顶在砖墙上，脚跟往后斜挺腰，大多数人很快就会跪到地上嘴脸啃泥，倒下再站！我因为感觉被号子里的人看重，胆大不记“成本”。

而我此时正被提审涉及的问题难以入眠。提审员问：“你们是如何组织这次画展的？背后有人什么支持？是北京、香港、还是外国的？那美国女人是谁请的？为什么偏跑到那么远的郊区农村去美院找你们？知道吗，参加画展的人有些被我们专政了，有的被敲了头，就是枪毙了！轻者也要判几年大刑。国家给你们花钱培养成大学生，结果你们这些败类搞什么展览，把一个好好的社会搞成这个样子！当年你办展览不很是得意嚣张吗？如今呆在这儿怎么样啊？舒服了吧？”

审问现场是一座窑洞式大房子，坐南朝北，大炕上坐了一排人，还有数人坐在两边，我一个人在他们的对面。又听一声大喝：“李晓明，你知道什么叫秋后算账吗？”啪，往桌上一拍，一大堆在画展现场拍的黑白照片，还有放大局部的，有同学、老外、记者，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有的人冲我大喊大叫，有的人喋喋不休问这问那。我从未见过这架势，完全糊涂啦，傻在那里。

“看这松样子，已经被关痴了，当年那个吃诧风云的李晓明已经不存在了！好了，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些照片上的人可曾见过认识？”妈呀，警察拿一张放大的照片上面有王苏川，我说，这是谁嘛？不认识。差点让人家扇一个嘴巴子。

那时刚好是文革刚结束，有的提审员是文革时被下放又回来的，人家就带着仇恨：“狗日的你们这些红卫兵，妈的，文革时候把我们送回老家，我们现在又回来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咋知道，我那时小得很嘛。他们被极左迫害又以极左对付我们。

其中让我辨认的重点是一位香港的黄先生，是个记者。我记得他请我们在五一饭店吃过饭。“他是特务！”我说：“什么特务我不知道，只是吃了人家一顿饭，而且吃的也不丰盛。”我很是气愤，这明摆着把我往间谍或反革命上拉吗，提纲上线，一不留神我就成了“敌人”，再不留神脑袋都要搬家了。我说我们只是文人嘛，我们怎么像特务？特务应该跟你们差不多。我这么一说，后面就挨了一皮鞋，把我踢得当时就蹲那了。

又有一阵子没提审了，我心里一直在想自己的问题会被怎么样处理，我爱人高洺（关在女监）怎么样了？一天我被叫到干部院给食堂照壁子画风景画，我把同号子雁塔区文化馆的王定远也叫上了，又调来一位小氓流给打下手。画了两天后，我发现张光荣和芦伟也在这里关着。王定远上边画，我让小流氓下边擦。王不理解说感觉画得不错，为什么要擦掉？我开导他说：“对面关着芦伟和张光荣，他们也能画，你画完了，他们画啥？咱们慢慢画磨洋工给他们留点工作。”于是我们故意画了擦，擦了画，连管教们都说，好着呢，甭太认真，往完里画。最后我被释放后，据说这幅画是芦伟他们接着画完的。

我从号子里被放出来时：胃下垂，全身浮肿，鼻炎，浑身长满了疥疮。我的释放证是这么写的：因流氓行凶问题现已查清释放。我父亲不接我，说这是给我娃弄的啥结论嘛。最后保卫科的人给我爸做工作：你是老同志了嘛，前前后后经历了这么多运动。意思是还有更错的更冤的呢，赶快去接娃吧，你娃长了浑身的疙瘩。

你猜七处的朱队长跟我说啥？小伙子，你现在放出去了，这就好嘛，至少自由了嘛，至少可以治病了嘛，至少你可以吃饱了嘛，你父母都想见你呢。说得我热泪盈眶。

再看母亲，短短几个月，她的头发都白了！那些天老父亲驮着铺盖卷到各个监狱寻找儿子，一律被“无可奉告”，无法承受的父亲几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我很伤心。我们来往的这帮文化人基本被抓尽了，所以我发誓要看一下我朋友的父母和家人。第一个去见的是王苏川的父母，他爸气死了，披着大衣，在屋里晃来晃去。我对他妈说，我来看看您，没敢多待。

谁知道还没回到家，公安局的电话就打到我爸单位了，叫你儿子过来。我赶快跑到市局，一进门就挨了一脚，踢得我差点坐到地上。  “我操，把你狗日的放出来，难道叫你去通案子去了？”啪一甩，蹦出一沓子纸，“看见了吗，这是王苏川他爸他妈写的揭发你的材料。他爸他妈是我们党的人。你如不实说，狗日的弄你回炉算了。”

我进去后，父亲就多次被单位调查，被公安局询问。我出来后，父亲又经常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警告说要把我“回炉”。父亲被吓坏了，慌忙找来我舅舅给我做思想工作。

在省委工作的舅舅是我家唯一的一个正厅级干部，其实他早知道“8.17” 全国大逮捕的零点行动，而且要逮捕自己的亲外甥，他几次来我家转悠（可能是监视）却毫无吐露。

“晓明，你们的这个画展省委已经给定了三大罪状，你们现在还能出来，放在过去你们早被枪毙啦！”

我不客气地打断他：“你老了，最多去个什么烈士陵园（相当于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可我死了，这座城市、陕西美术界至少知道一个曾办过现代画展的人走了。况且我们的画展在世界上都被报道过（美国艺术史论家柯恩女士把此画展及我、马骅、孔长安、刘小棣四人记载在《新中国艺术史》一书）”。

白天不能去，我就晚上去看张光荣的妈妈。我像做贼一样钻入巷口，先到巷口的秦二团院子转几圈，再到隔壁公共厕所上厕所，又跑到东方红剧院，观察身后是否有便衣后，再往光荣家走，绕过一个“乙”字型弯来到他家院门前，忐忑不安地敲了他家的门。

门打开了，光荣的母亲和妹妹看着我，木了半天没反映。我赶紧挤进去说：“关门！”屋里昏暗的灯光照在光荣母亲的脸，力竭而憔悴的脸。老人扶着我的胳膊不知说什么好。我告诉她我刚从监狱里出来，我见过光荣，他身体挺好的，在里边当了号长，吃住有保障，还不被打，您就放心吧。小妹插话说：“俺光明哥和乔梁、赵凡他们也被抓走了。”我解释说：“我们都是为画展被抓的。”老人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俺娃说的就是这些，你们没有其他事情？”“没有！就是画展！俺媳妇高洺也被抓去了，现在还关在监狱里呢。”我听说光明、乔梁、赵凡这些朋友也被抓走了，心里很急，情绪也很激动。我看他们家里的人都很紧张，公安局的不知啥时候就会来，于是我迅速地与她们拉手说道别。总算完成了一次见老娘面的愿望，把消息告诉给老人，但愿他们松点心。

我想去看邵老师，我在狱中常常想着他老人家，因为画展，他受到很大牵连。快到他家院门口时，因为院子的人都认识我，我没敢马上进去，又拐进门口的厕所……见到邵老师，他一改平时的热情，他先是四外看看有无“生人”，然后把我拉到院后一间临时租赁的房子。那是一间阴湿的小屋子，我们坐在小床上，话不投机。邵老师不想听我多说，水没喝完就被告知：“你可以走了。”我看邵老师没有丝毫留我的意思，只好低着头站起来，挥手告别。

高洺在女监给判了个满贯，三年劳教。判决上说她：煽动绝食，抵抗政府，反正弄了好几条，高洺在里面也挨过大嘴巴。我拿着这个判决到北京找她的同学，因为高洺的爸原来在邓小平手下干过。北京的人只是说，西安怎么这么左呀？你们这个陕北人一弄革命就过头。

回来后我又多方找关系，最后到劳教委员会，把申诉材料给主任老头看：“操，小伙子，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赶快把高洺的案子要撤销的信息给女监透露，又帮着高洺写了一个保证书，这是必须要给人家写的。我带着判决撤销的消息，跑到干休所，向高洺他爸爸报喜，不想人家老头激动地给我宣讲了三个小时革命家史。然后说，“我要找省委，我要找组织，我要退党，我对子女的教育太失职了，我要登报声明跟高洺没有父女关系。”

我这件事对父亲影响极大，他遭受了极大的心灵伤害。组织上曾经多次调查他，他在单位压力太大，只好调动单位。按正常发展，他至少应是正处级，离休，百分之百报销药费……总之他的仕途大打折扣，最后只落了个科级干部。

1991年，我和高洺分手后，重新结了婚，老丈人是位大法官（高院副院长）。对我进行了全面、深入、仔细的调查。调出我在“8.17”的案卷，未发现有什么刑事罪行，内容皆为画展之事再加上莫须有。他对丈母娘说：“这小伙子挺有才气的。”经过了如此严格的审查我成了他的女婿，第二年我们有了娃。有时我发现他下班后也偷偷翻看我的书，比如《雕塑作品全集》什么的，里面有不少外国的雕塑作品，和不少男女裸体像。事后他对我说：“晓明，我们搞司法的人也要学习艺术呢，否则，“8.17”的事情还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