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战争逻辑之(一)——警惕和正视中国当前面临的金融战争

一、剖析美国发动的金融战争


    去年到今年，可谓是世界经济与金融的多事之秋，先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接连上扬，再是次级债引发美国房地产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全球，而后世界粮价也随之暴涨。如今这三大因素形成谐振，相互刺激，从虚拟经济蔓延实体经济，全球经济处在风雨飘摇中，全球金融市场哀鸿遍野。


    究其根源，这还是美国多年来“金融战争”战略的延续和深化。简言之，1944年布雷登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国经济强势下的货币强势基础，使美元初步成为了实质上的纸黄金，变成世界贸易阶段和外汇储备的绝对主要币种。1971年，尼克松政府废除美元黄金挂钩机制，而此时美元的地位已然确立，美联储实际上控制着全球货币的主要发行权，没有了黄金对应储备，发行基础只好建立在美国强大的国力信用上。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变动美元发行状况，放松或紧缩全球各经济体的银根，一方面通过无成本资本输出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则通过敏感地攻击资本流入国的货币，使外债依赖型经济体还贷成本迅速上升，摧毁其经济。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拉美外债上升到很高幅度时，美国立即实行强势美元政策，拉美国家外债成本骤升，国内经济发展无以为继，走向崩溃；当美国发现强势美元政策导致对日、对德逆差巨大，日德经济高速发展，危及其在国际上的经济利益时，美国主导下的“广场协议”也就应运而生了，日本出口型经济遭受重挫，疲软之下的企业高负债也就理所当然地拖垮了银行，日本经济陷入衰退。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更是登峰造极，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民众数十年奠定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成果。由于美元的强势和世界结算与储备支配地位，加上首屈一指的国力，“美元”加“大棒”策略屡屡得逞。布雷登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受美国指导，形同虚设，出炉的经济挽救措施不外乎收缩银根、开放金融经济，便于美国在一片废墟中掠夺金子和财富。
与此同时，美元泛滥和金融创新使得国际游资的数量急剧攀升，控制了全球的商品与金融期货市场、金融资本市场，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游资美其名曰“对冲基金”，在虚拟经济市场上呼风唤雨，密切配合美元政策，充当美国侵凌其他国家经济体的刽子手。攻击英镑、亚洲金融危机，都闪现这些游资团队的身影，与美国政治政策和美元战略充分合作，攫取世界财富。具体事例不再赘述。

    大家知道，期货产生的初衷是发现价格、套期保值，这项金融创新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在初中期，大家都以实体经济为根本的情况下，期货市场中的价格发现功能表现良好，引导经济投资与贸易，规避原料或产成品的价格风险，功不可没。但是事情的发展脱离了初创者的良好愿望。到中后期，投机加剧、游资暴增使得商品与金融期货市场的交易以数千数万倍剧增，实体经济的套期保值者比例几可忽略不计，庞大的游资博弈控制了市场，而后，实体经济的交易价格则变化为按照期货市场结算价进行交易，因果倒置，虚拟的期货市场就此控制实体经济交易价格。也就是说，围绕着美元政策的国际游资团队实质上控制了全球实体经济的命脉。

    根据上述的美元逻辑，再回头看现今的全球经济风波，美元用心昭然若揭。21世纪初，美国困扰于财政、国际收支双赤字的迷局，也就是说，美国对全球其他经济体负债累累，大家手中储备的美元以及美国长期国债实质上是美国的两种借据，美国必须承受沉重的还款压力。为了减轻压力，美元的贬值是势所必然的美式选择。美国国内经济由于高科技泡沫的破裂，后续热点无以为继。而后，美国为了刺激国内经济，提供次级贷款工具，以房地产业延续繁荣，并以资产证券化为通道，把次级债风险初步转嫁到欧洲金融机构。当房地产也陷入僵局时，美元的弱势政策也就愈演愈烈，为了增加国内金融业的流动性，扩张刺激国内企业，美联储不停减息，从5.5%一路降至2%，从利息至汇率双重损害国际美元持有者的利益，是一种活生生的以邻为壑的美国利益至上战略。

    细究美国的自身经济，其实并没有本质性的产业结构或发展问题，除了房地产价格稍高引发次债危机（占美国国内信用总额并不高，而且很多损失已经转嫁国外）外，其他产业健康度尚可。问题在于：美国必须解决双赤字问题，理论解决方法不外乎缩减财政开支、制约过度消费，使国家、民众储蓄率提高，这都会在短期内对美国产业与福利造成影响。美国处在产业周期的困顿期，而继续原来的赤字政策也将内外交困。而此时，以“四大金砖”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蒸蒸日上，在国际上对美国利益和地位造成巨大冲击。焦急中的美国理所当然地想到了美元系统对策。

    首先是绑架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往上走，通过嫁祸于“四大金砖”的发展需求，利用游资不停喧涨石油、铜、铁矿石价格，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负担。美国是个发达国家，除了石油外，其它对外依赖度不强，价格变动的经济敏感度不高，况且自身的石油储备丰富，对其冲击远逊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受害者典型。中国从投资到消费在原材料和能源上都是高度对外依赖，产业发展的基础建立在高消耗上，大宗商品价格升高无疑使中国额外付出巨大的成本开支。其他国家亦然。大家可以观察数据，其实，仅从供需角度看价格，供需差异变动并不大，而且这十年来美国原油消费进口增长率远大于中国，从需求角度把价格上涨归咎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游资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上为实体交易定价，功不可没。

    其次，美国在对美元实行贬值政策的同时，逼迫相关经济体货币升值，并开放金融市场，与当年的“广场协议”如出一辙。一是通过逼迫升值，压迫该国的外向型主导行业，击垮某些领域经济，二是通过美元贬值，贬低美元债务价格，减轻压力。另外，通过渗透目标国的金融市场，寻求操纵线路，美国金融机构伙同国际游资逐步进入该国金融机构或市场，一方面通过参股得到庞大的资本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国内业务迅速摸清该国产业状况、发展方向、承受能力，为今后的打击与收购奠定基础。

    第三，美国通过“生物燃料”战略，打破国际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借强势脱逃全球稳定责任，配合原材料价格上涨引发的粮食成本上升，借助游资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兴风作浪，拉升价格，渲染危机，冲击粮食资源配置，使粮食进口依赖型国家濒临崩溃边缘。

    第四，美国在进行金融侵略时的重要手段是借着自有化、全球化名义，逼迫或诱惑目标国开放市场、开放金融，取消保护主义，让一个弱者完整地暴露在强者的攻击和掳掠之下，最后依靠所谓的经济援助和产业进入扶植，用美元和股权控制该经济体，达到其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看出，两年来的世界危机表现其中相关度很高，主线就是美元的弱势政策，美元贬值与金融侵略是主线，大宗商品和粮食价格是顺手牵羊的副线，两方面相辅相成，互为动因，美元的贬值不停推升商品期货价格（因为美元是国际商品期货的报价币种），美国自身又通过渲染美国困境借口弱化美元。这样，美国在脱逃自身债务的同时又陷其它相关国家于困境，并在国际舆论上还嫁祸于发展中经济体。这就是美国的金融战争的思路和手段，各个局部战术完美地组合成了美国利益战略。

    二、金融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在这场金融战争中，中国无疑是短期受害者。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高消耗型、高外向依赖性，各种弱点无一不在这次美元攻击的视野下。原材料、能源价格上升给产业造成很大困扰，人民币上涨大幅削减了出口外向型企业的利润空间，中国企业承受成本上升、汇兑损失的两大夹层压力，日子艰难，自身调节难度加大，企业与社会成本都很高。WTO协定下的金融开放条款为外国金融资本的渗透提供了渠道，虽然资本项下未开放，但是游资的进入方式和数量都已经对国内金融经济政策造成了威胁。事实上，外资在中国的金融股权收益已是盆满钵满，国外银行在国内的业务已然广泛涉足，投资银行业和金融咨询业配合进行经济观察与收购整合，一条针对中国产业实体的掠夺、加工成套流水线隐隐然呈现雏形。

    中国为了冲销外汇储备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姑且这么定义），不停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以期压缩货币需求，压缩通货膨胀，动机无可非议，但是路径实属缘木求鱼。首先，本次通货膨胀并不是国内需求的突发旺盛或是国内经济供给陷入短缺，而是国际美元弱化、游资推动引发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暴涨，从成本角度输入中国的通货膨胀。国内的人民币供给增加并不对实体经济商品需求造成价格冲击，所以，国内紧缩政策在诊断病因逻辑上并不成立。宏观调控开出的货币政策紧缩药方，却是对国内虚弱（并不健康）经济体的饥饿疗法。首先分析一下利率政策，由于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形成过热和过冷双向偏差的二元经济。由于过热行业的当前利润空间高，对利率的提升引发的筹资成本提高对其制约力度不大；然而，一些应当重点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负债率相对高，利润也极不稳定，利率提升对之造成的压力立竿见影，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创业型企业感受筹资能力下降，筹资成本上升。所以，利率政策对经济结构的微观调节作用适得其反，有点“亲者痛，仇者快”的味道。

    再分析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效应。不容置疑，提高准备金率是对冲外汇占款引发的货币供给增加，通过抑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达到收缩货币供给的目的。从贸易项下真实顺差看，这个措施是完全合理正确的，但是，不可否认最近热钱涌入中国加剧，此部分资金转化为人民币停留在中国国内银行的存款账户上。这部分流动性基本不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不追逐生产资料也不消费，一般是伺机进入金融投机市场或是房地产市场，保持高流动性。既然是针对稳定CPI的对冲，央行在冲销时，必须按照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量来衡定冲销力度，保证企业正常的可贷性增长，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价格上涨因素对货币供给量的额外需求。否则，光从总量上简单制约货币供给，必然造成实体金融过度紧缩，国内企业在原料、汇率双重压力下还遭受流动性危机，经济滑坡势所必然，危在旦夕。


    美国的金融资本在虎视眈眈。现在，一方面游资进入国内在等待，数量逐步增大，作为资本项目开放的先锋部队，正在熟悉摸索中国的产业状况与价值，悠哉游哉等待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逐步陷入困境，压缩产能，自贬价值，资产价格（楼市、股市）大幅下滑，往崩盘谷底滑落，国内实体经济的投资商经营环境急速恶化，经济实体价值迅速缩水。应当警惕：一只肥羊正慢慢牵近虎口。在合适时机，潜伏于国内的游资将逐步购买便宜的国内资源与资产，完成它们的战略收购计划，正如历次的美元升贬值引发的国家经济危机一样，美国与国际游资将一石二鸟，甚至名利双收。此番危局如不在战略角度进行反击，仍然缘木求鱼，中国经济势必危殆。中国多年的成果将不可避免被国际金融资本吞噬。

    中国在此轮危机中不可说机会不好。中国多年的改革症结已经暴露在手术台聚光灯下，已然开始进行麻醉消毒工作。一是中国产业的高能耗主旋律在变调，在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企的情况下，三高企业受抑制，绿色能源、替代能源在发展，产业结构将主动向健康方向调整；二是长期向国外输送福利的外向型企业受到抑制，或是改向内需主导型产业方向，或是增强国际议价能力，增加国内利益；三是长期三农问题得到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为农民创收带来增长，农业投入主动性增强，为农业集约化经营提供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失衡问题。这些都是内外力作用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但是，在借势调整或调节的同时，必须好好手术治疗，并且关门养病，适当通风，徐徐温补。断不可急于求成，好坏器官一刀切，更不可贱卖健康器官。这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中国经济宏观格局也将进入健康态势。

   三、中国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对美国国家金融战略的透析，以及对中国现有对策的分析，笔者以为，必须充分认识国际金融战争的掠夺性和隐蔽性，立足中国长期利益和短期关注，培植强大的宏观战略思维和微观战术策略，抵御这场不见血的金融侵略战争。

    首先，一定要为国内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保证适当宽松的金融宏观环境，增强企业发展需要的流动性，使金融的资金优化投向功能得到良性发挥，逐步引导产业向良态结构调整，改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宏观货币政策调控，转向二元经济适调手段，比如对过热产业的立项审查控制、信贷窗口指导，对高科技、服务业等进行财政税收政策扶持、信贷重点支持，抑制过热行业，培植新兴行业。只要对产业政策进行有力调控，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可以相对宽松。

    其次，正确引导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协调投入与供给，协调流动机制，保证农民的收益落实，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能，使三农问题进入良型循环解决轨道。在国际粮价失衡的过程中，中国应该正确对待，稳定供需，使农业环境不受国际游资绑架和冲击。

    再次，金融保护与开放步骤必须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现在的侵略与掠夺已然不是领土的侵占和流血的杀戮，而是金融资产的占有与划拨和虚拟经济的定价权的争夺，关注和限定游资的流入是重中之重。中国最好的企业基本都已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所以，保证国内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中国优质资产的应有市场定价，是具备战略意义的，相对中国的GDP增长率，以及中国的潜在经济发展能力，现有的中国资产价格无疑是很低的。同时，一个相对繁荣的证券市场有助于激发财富效应，稳定并助长国内的消费提升，调衡“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的牵引均衡度。

    这样，中国在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局中才会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依靠外力，协调内力，逐步调整理顺经济格局，使国家经济走向健康、安全、高效。也只有这样，美国的金融战略才不会在中国得逞，中国才不致陷入国际危机的陷阱中，才不致成为金融战争的牺牲品。相反，在国际局势的制衡与力量涨落中，在这次危机的洗礼下，中国国内政经将更加健康，中国也将以蓬勃的新生政治经济形象取得更好的国际空间和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摘要]：

    美国多年来实行“金融战争”战略。布雷登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国经济强势下的货币强势基础，美国通过变动美元发行状况，放松或紧缩全球各经济体的银根，一方面通过无成本资本输出获利，另一方面通过敏感地攻击资本流入国的货币，迅速提升外债依赖型经济体还贷成本，摧毁其经济。同时，美元泛滥和金融创新使国际游资剧增，“对冲基金”在虚拟经济市场上密切配合美元政策，攻击英镑、掀起亚洲金融危机，围绕着美元政策的国际游资团队实质上控制了全球实体经济的命脉。美国在一片废墟中掠夺金子和财富。

       21世纪初，为解决美国经济困扰，推行“弱势美元政策”。从利息至汇率双重损害国际美元持有者的利益。美元贬值与金融侵略是主线，大宗商品和粮食价格是副线，两方面相辅相成，互为动因。美元贬值不停推升商品期货价格，通过渲染美国困境借口弱化美元，美国在脱逃自身债务的同时陷其它相关国家于困境，并在国际舆论上嫁祸于发展中经济体。这就是美国的金融战争的思路和手段，各个局部战术组合成了美国利益战略。

    在这场金融战争中，中国无疑是短期受害者。高消耗型、高外向依赖性的中国经济承受成本上升、汇兑损失的两大压力；WTO协定下的金融开放条款为外国金融资本的渗透提供了渠道，游资的进入方式和数量对国内金融经济政策造成了威胁；国际美元弱化、游资推动引发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暴涨，形成成本输入型通货膨胀，国内紧缩政策并非对症下药；紧缩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方法对国内经济结构不均衡下的过热和过冷双向偏差的二元经济的微观调节作用适得其反；国际游资的流动性也纳入对冲外汇占款的紧缩范畴。国内企业在原料、汇率双重压力下还遭受流动性危机。中国的企业逐步陷入困境，压缩产能，自贬价值，潜伏于国内的游资将逐步购买便宜的国内资源与资产，完成它们的战略收购计划。

    中国在此轮危机中的机会：一是高能耗主旋律在变调，三高企业受抑制，绿色能源、替代能源在发展；二是长期向国外输送福利的外向型企业受到抑制，或是改向内需主导方向，或是增强国际议价能力；三是农产品价格适度上涨使农业投入主动性增强，为农业集约化经营提供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失衡问题。

    中国对策：充分认识国际金融战争的掠夺性和隐蔽性，立足中国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关注，培植强大的宏观战略思维和微观战术策略，抵御这场不见血的金融侵略战争。首先要为国内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保证适当宽松的金融宏观环境，宏观货币政策调控，转向二元经济适调手段。其次，正确引导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稳定供需，使农业环境不受国际游资绑架和冲击。再次，金融保护与开放步骤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关注和限定游资的流入是重中之重。保证国内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中国优质资产的应有市场定价，财富效应，稳定并助长国内的消费提升，调衡“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的牵引均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