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79：100万人四次大逃港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
时光流逝了30年，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想象三座人烟繁华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间几乎等同于被6000米宽的海浪抹去的骇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2005年8月7日，深圳建市25周年纪念日。大雾当道，我的目光越过浩淼的烟波，落在隔岸香港的摩天大楼上。我恍然如梦，心底无数的悬念冰结为一个追问：在这条荒凉的海岸线上，历史是怎样错步向前，演绎了一个100万人蹈海求生的梦呢？
“5·6”事件彻底戳破了因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反特片《秘密图纸》和《跟踪追击》而名扬天下的“反帝前哨” 的“宁静”面具，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二十年来100万村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 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l,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一名叫林雨纯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他的《天地男儿》中描述了70年代末发生在深圳南岭村的一幕：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急吼吼地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在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就有张伟基的妻子。
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一夜，南岭村有400多名青壮年从张伟基泪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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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了30年，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想象三座人烟繁华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间几乎等同于被6000米宽的海浪抹去的骇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2005年8月7日，深圳建市25周年纪念日。大雾当道，我的目光越过浩淼的烟波，落在隔岸香港的摩天大楼上。我恍然如梦，心底无数的悬念冰结为一个追问：在这条荒凉的海岸线上，历史是怎样错步向前，演绎了一个100万人蹈海求生的梦呢？
“5·6”事件彻底戳破了因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反特片《秘密图纸》和《跟踪追击》而名扬天下的“反帝前哨” 的“宁静”面具，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二十年来100万村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 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l,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一名叫林雨纯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他的《天地男儿》中描述了70年代末发生在深圳南岭村的一幕：该村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急吼吼地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在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就有张伟基的妻子。
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一夜，南岭村有400多名青壮年从张伟基泪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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