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建立21世纪的新国格ZT

转个旧贴,论一下现实:对中国人来说，民族心智和良知的代表不仅有知识分子，而且还包括了构建了我们近代文明基础的亿万中国劳动者。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
作者：房　宁　王小东　宋　强　等著

建立21世纪的新国格

宋强

　　★　我们的有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思路好像也是总在跟着西方的趣味走的。
　　★　我们对自己民族历史实行的总检讨，是否出现了可怕的偏颇？
　　★　批评我们的历史错误应该避免重蹈我们邻国发生的记忆性悲剧。
　　★　“说不”本身是一种弱者的姿态，想以理想主义的勇气来感召世人。

一个写作者通常不能扮演一名好的演讲人，这一点，在本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假如说我今天讲的不如我当年写“说不”那么带劲，敬请同学们原谅。

也许我可以做个好骗子

看着同学们一张张明朗而纯真的脸，我实在不忍心欺骗你们。什么意思呢？其实，人活在世上需要维护的东西很多，有时候，一个人对自己观点和立场维护的程度可以同捍卫家庭财产的程度相媲美。即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一点也没有任何改变。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说不”，究我本意而言，我是想跟我太大说“不”的。我太大是个出国迷，她有一帮好朋友出国了，我寻思你们出去就出去呗，还一天到晚打电话回来影响别人！什么美国比我们小时憧憬的共产主义还好（这叫什么话？）。于是我太大去考托福，考得还可以。我气坏了，因为如果她出去肯定没我的戏，留美学生（特别是男的）社交环境很惨，但凡长得稍微顺眼一点的中国女孩子在那儿都是俏货，何况我那位长得还行，后果不堪设想啊。有道是，悲愤出诗人，我痛不欲生，于是我说“不”，挽救了我的婚姻。前因后果是这样子的。

那么，既然我有了不太纯正的动因，是否就要否认掉我的真诚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好骗子，一种是坏骗子。我想，也许我可以做好骗子。就是说：当我的出发点没有那么高尚的时候，我会去检视我的基本判断正确还是离谱，我会不会因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到不顾事实的程度？谢天谢地，如今这并非和平的世事并没有辜负我们当初的基本判断。（掌声）如果说要检讨，就是当时因为五个作者是自由组合（“美国之音”骂我们是“乌合之众”），所以观点不尽统一。同学们知道，《日本可以说不》的石原慎太郎当了东京的知事，这事大家很关心。石原是个坏得流脓的家伙，这一点我们大部分作者从来没有糊涂过，但我本人在书中对日本表示了一定的好感，如果让我检讨，我就检讨这一点吧。（热烈的掌声）

去年年底见到几个韩国朋友，他们说你看吧，日本向我们韩国正式道了歉，却没有对你们中国这么做。我说你们也别太得意，你们还不是拿慰安妇做让步为交换条件做到达一点的。后来我说到日本和德国对二战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韩国作家对我瞪眼拍桌说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和德国人相比较呢？那样做是对德国的侮辱！
子，
可是如果让我们平心而论，我们就日本某些人（注意：绝不是少数人）顽固地否认历史的态度中，能否汲取一些对我们有参考意义的东西。我认为做这件工作不仅是有趣的。而且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不仅某些日本人在顽强地维护着自己本国的所谓体面，连美国人也是这么做的。你们知道麦卡锡这个人吗？麦卡锡那是美国的康生，冷战时期的打手，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流氓。可是有这么一件事，当中国有人想把有关麦卡锡的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时候，美国人就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著作。后来催急了，干脆就说：算了！那已经是过去老早的事了，没什么意思，你们中国人老纠缠这个干吗？你们看，连美国这样一个我们看来如此开放和民主的国家，他们对历史的态度都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从这两件事上来想一想，我们对国情、国史方面风行若干年的总检讨是否出现偏差，我知道会有知识分子打着伪善的“民生主义”包装和自由主义的幌子来批驳我，但我说的是事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的，而是发表《中国可以说不》后，某些知识分子过于激烈的反弹（其中不乏我所长期景仰的大知识分子，一段时期他们的批评让我感到苦恼）让我思索出的结论。

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

当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种族灭绝、横征暴敛、破坏文化的罪恶被当做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必要过失，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对第三世界政治（所谓压制人权、奴役人民和恐怖主义）的普遍谴责。请注意，这种谴责发生在帝国主义罪恶还在普遍发生的当代，在日本人还没有清算他们二战罪行的今天。

我们的有些知识分子，且不谈他们对本土历史的态度。对国际性话题，他们的思路好像也是总在跟着西方的趣味走的。国际新闻界的时髦话题总会让他们激动得抽搐，唯恐不这样做，就跟不上世界潮流。当全世界都在号叫着在亚洲某小国又挖出了万人坑的时候，他们也会热泪盈眶地捶胸顿足，跟着西方的调子起劲地历数极左路线与种族灭绝的罪行。可是，新闻的规律就是如此，当一个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的瑞典记者走到一座寺庙边上，面对一座有十几具骨骸的坑穴，导游告诉他，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这样的屠场时，这个国家的形象就会在记者的笔下逆转，什么“本世纪继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大屠杀之后第三次种族屠杀”的故事就这样出笼了。煽情新闻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我们对这样的神话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呢？至少我认为，以猎奇性的心态来炒作这样的知识是无益的。这种故事至少有几个缺陷：它忽略了这个国家遭受了严重侵略的历史，抵抗战士会杀人，但侵略者更会杀人；其二，它忽略了人口资料的旁证性；其三，这个事件本身的“政治正确性”也会侵害事实本身。

我举一个例子，在国际舆论界关注这个亚洲小国的大屠杀时，几乎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印度尼西亚军队吞并了东帝汶。据揭露，印尼军队在当地镇压和屠杀的程度也是非常严重的（据当地人士讲有十几万人被杀）。但是，当时的苏哈托政权是被美国人所欣赏的，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国际传媒界的苏哈托政权形象，也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你们现在看到了吧？苏哈托像一块用过的卫生纸一样被抛弃了，贪污腐化侵犯人权马上成为国际新闻界的热点，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人士马上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金。还有一个皮诺切特问题，很多年以前，皮诺切特是美国人眼里的反共英雄呵，伟大的权威主义者。今天怎么样？根本不容他在地球上立足！此一时，彼一时，什么是历史的主要因素，什么是次要的和可以被忽略的，国际新闻界的春秋笔法，就是这样帮助我们认识历史的。不要相信某些现成的知识，我觉得，20世纪形成的许多错误知识将来还要修订。

非西方国家的“邪恶性”和“反文明性”，总是国际新闻界提供给消费者的一道道好菜，供西方公众怜悯和憎恶，点燃他们干预世界事务的道义热情。自诩要伸张世界正义的寡头们，不是正以非西方国家的邪恶性和反文明性为全部经验起点来对这个世界做出基本判断的吗？科索沃这个事大家不要以为是小事，以为又是一场地区冲突的过眼烟云。寡头们的战争依据没有什么，在他们眼里，南斯拉夫的赤色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罪过：“波黑战争的时候就把我们弄得不疼不痒的，想打又没打了，这回旧帐新帐一块算，打给全世界那些坏孩子们看一看。”他的基本逻辑就是这样的，别以为寡头的思维跟我们小老百姓有什么不同，他照样家里长屋里短，北约发言人的公开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嘛。你有什么说的，你生什么气呢？生气毕竟是一种天真的表现，替南斯拉夫当局申诉，说其实没有镇压那么多阿族分子，说北约的道德判断是错的，也是一种天真的表现。我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科索沃阿族闹事，从我记事时就开始了，那阵中国就站在南斯拉夫一边。将近20年了，科索沃已经形成了那样成熟的反叛武装，镇压了又怎样呢？美国政府90年代中期曾经有个报告：科索沃解放军其实是欧洲最大的武装毒品贩子，信奉的教义也是非常左倾的。科索沃的万人坑，其实就是这个组织搞的。这样一个组织和美国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侵犯了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利用这个来打（南斯拉夫），它要讲什么是非呢？它就是借此帮我们人类总结20世纪：20世纪的铁律就是这样的，除了美国和它的仆从之外，其余的，夹起尾巴做人吧，乖乖的接受美国价值吧。

但是，那些为所谓新价值观的胜利而高唱凯歌的人们不要高兴得太早，那些急于向中国老百姓普及“人权高于主权”新知识的“启蒙者”们也别跳踉得太早，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匆匆忙忙地对20世纪下结论。20世纪形成的许多观念，已经被当做知识的一部分被人们欣然接受。国际新闻界和愤世嫉俗的本国知识界普及给大家的知识，有许多是需要澄明而在信息革命的尘埃中被忽略了的。什么自由主义战胜极权主义的凯歌，什么地球村的牧歌，还有什么“人权高于主权”，好像中国人都是可怜虫，以前从来不知道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好玩意。这回科索沃一炸，还有人跟我争，说美国人固然不把南斯拉夫当回事，但中国这个民族在他们的眼里还是神秘而且有魅力的，是能够赢得尊敬的。跟我争论的朋友是个很率真的人，我深信他是个爱国分子，他不希望我们过度地同米洛舍维奇同呼吸共命运。我相信很多纯洁的中国人不愿意匆忙地把科索沃战争同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联系起来看，因为这样办非常不吉利，科索沃毕竟那么远。我相信许多寄希望于美国给我们民族一次机会的中国人都是真诚的爱国分子，但是，这种爱国情怀不是全面的。我也相信，许多当年激烈反对“说不”及反对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的先生都是拥有一定智慧的国策派，他们有春秋时代智囊型知识分子沿袭下来的优良传统，希望中国在这个险恶的世界环境中有着充裕的发展空间，交足够的朋友，做赚钱的生意，然后步入西方行列。一句话，希望中国能够傍上西方的大款。这些想法其实都是不坏的。关键是，美国人比你精，换句话说，美国人不比你更傻。更重要的是，广大的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很难改变，广大美国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性的厌憎是真实的，是美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个观念，很多作家和新闻记者已经向人们充分介绍过了。所以我觉得认识中美关系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首先必须直面文化观念的差别，只有这种差别和冲突才是西方对华政策的感情基础。我是不是在煽动仇恨？不，没有。我只是坦言事实，我主要想告诉同学们，当我们被西方公众视为一个渺小的民族的时候，我们对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认识应该多一些现实主义的眼光，甚至多一些悲观主义也比我那位朋友迷幻的乐观主义（什么美国人对中国很入迷，很尊敬，那是幻觉）强得多。至少，以悲观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定阶段的世界安全环境，比以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作为认识上的起点，我们会少碰一些壁，少遭受一些羞辱。

当我们被西方公众视为一个渺小的民族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做到的，就是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没有那么渺小。

我们时代的历史性悲剧

去年上映了一部美国电影叫《拯救大兵瑞恩》，我看了这部电影，觉得没有吹捧的
那样好，表现战争的严酷和人性的战栗的作品以前很多，苏联和美国都有此类的杰出作品（仅指电影而言）。我就纳闷这部电影怎么就格外新颖了？这部影片有一个主题，令不少评论界人士很为之激动，就是一队美国大兵去拯救一个因战争而成为独子的大兵瑞恩。我不想评论这个故事的本身，我觉得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曾发生过万古流芳的有关战争与人的故事。当年中越战争的时候，江苏的诗人曹剑写过一首歌颂英雄主义的长诗，里头好像有这么一句，说当中国士兵走过壕沟的时候，为一具越南士兵的尸体发出叹息，因为“也许有一位姑娘爱慕着他的勇敢”。我今天突然想到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咱们中国人对战争的态度并不比西方青年更邪恶。但某些影评的搞法，好像《拯救大兵》引进之前，国人的慈悲意识需要斯皮尔伯格用美国精神来为我们这些愚昧的小民来普世。当龙应台女士对这部影片提出质疑的时候（龙应台说她光看到美国士兵的死可歌可泣，而德国士兵似乎都是蚁民），首先跳出来反对她的果然是大陆本土的知识分子（我猜就是这样！）。同样我猜到的，有人在为《拯救大兵》帮腔的同时，又把我们“暗无天日”的历史痛骂一顿。好像东方人就是混帐王八蛋，不把人命当回事。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仁爱精神和仁爱的历史？你喜欢《拯救大兵》是你的自由，但干吗又陡增那么多的牢骚和对我们同胞的那么强烈厌恶呢？装什么幸存者，好像只有你是民族的良心、圣人蛋，啊呸！

想到当年把苏联形象畜牲化（我不说妖魔化）的总是一帮诗人和历史学家，我就不能不谈这个问题：我们对自己民族历史实行的总检讨，是否出现了可怕的偏颇，是否正在发生着大颠倒和大错讹。不然的话，为什么在否认我们原先形成的基本的历史美感的思潮中出现了那么多不顾廉耻甚至是理直气壮跟着别人起哄的奴才？问题就在这儿——某些在海外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代表的书生，披着伪善的“民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包装，在这种合法性的外衣后面，抛出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估计：不讲道理，不修仁爱，对人类文明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一句话，百年惨无人道的中国历史罪孽深重，叫别人灭了去也没有什么可惜。

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中国人为做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而感到特别庆幸，在这个世纪里的很长时间，我们走了许多弯路、歧路。由这种沉重的历史而生出的愤懑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求索。然而，我看到的这种全民族式的总检讨让我看到了希望么？如果为了追求一种学理上的新颖，把整个民族的历史和美感抹煞得一文不值，把我们民族刻画得卑鄙而渺小；包括我们的革命历史，都被反弹琵琶，成为一部面目可憎的历史；我们的民族现实被描绘得如此卑鄙而渺小，并以此为出发点判断我们的国情，形成一部分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成为部分中国人永久性记忆和常识的一部分，那么，新一代的知识青年应该对这种危险的现状做出反弹。这种现状是不是我在危言耸听？不，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深蕴于我们心理中的几乎约定俗成化的心理现实，几乎成为我们基本知识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说话：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晦气重重的历史，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几代人都像傻×似的活着，我们多冤哪，所以我们有理由不爱这个国，我们有选择离弃她的自由。这个心理现实正在俄罗斯演化成一场全民的历史性悲剧。现在俄罗斯的青少年一代人，已经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苏联，不知道还存在过伟大的红军和伟大的宇航计划，曾经有过的大国式的荣耀已经从教科书和各种主流叙述中消失了。苏联的几十年在他们心目中还剩下什么呢？暗无天日，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万恶历史，像畜牲般活着的人民。苏联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它的美感曾被记载在书本上和音乐作品之中，但是这些事物不存在了。

记忆已经被修改，列宁格勒变成了圣彼得堡，一切有关荣耀的印记烟消云散，这难道不是一种全民族的历史悲剧吗？苏联的历史存在被描述成一个阴谋，一部充满了秽乱和血腥的宫廷秘闻录，这是猎奇文学的搞法，而不是正确对待人类文明历史的做法。

以一个爱国分子的立场，我没有太多的义务为苏联的历史辩护。但是，至少从苏联的土崩瓦解我们亲眼目睹了一种统治性叙述取代另一种统治性叙述的神奇过程。封杀历史、篡改记忆、修正常识，统治性叙述的妙用就是这样的。不是此就是彼，历史哪有那样浅薄？我谈一下个人观点，我就不相信。尼采说过的，国家本身是一种“恶”，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一言堂的东西很严重甚至很恶劣，斯大林的统治性叙述压灭了许许多多的民主的客观的叙述，老百姓和官方之间确实存在着思想上的信仰冷战，这种信仰冷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然而，当西方的主流性叙述取代传统的叙述方式时，我们何尝不是体会到了一种新的暴力呢？莫非苏联时代许多了不起的事物，都是克格勃工厂一手导演出来的幻象？

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时候，我想起韩毓海先生的一句话：能不能把社会主义的□□看成现代性的问
题？

你们没有看到？某些时髦人物对建国以来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发掘和批判，他们的兴奋点不正是那些负面的东西吗？如果按照他们的样子去解释历史，新中国的历史难道不是一部“万古如长夜”的历史，只有几个非主流的作家，或者太平湖上一声抗议的水声；才是这历史夜幕可怜的一点亮点？现在某些人引以为符合政治正确性的，并且好像要成为知识分子主流精神的历史观，不正是给人们造成了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中国的存在不具备合法性的印象么？

就这个问题，我要接着刚才的从日本人的历史观得出的启发来谈。

最近的东史郎事件、澳洲老兵在日本败诉的事件，大家一定会由这些事自然地产生出义愤，觉得日本人太邪性太卑污！但是，我们比较一下国内一度流行的“逆向民族主义”（这是王小东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首倡的一个精辟的词，揭露我们有些人视中国人为畜牲的心态，非常透底），难道不觉得我们的悲情泛滥的做法本身就有些可悲吗？讲中国现代史不能绕开文革讲，但是，一定要把文革拿来建国耻馆，天哪，那帝国主义杀灭我们的历史算什么“耻”呢？那历史上涌现出的层出不穷的又算什么“耻”呢？在东南亚某小国，观光的人们可以看到它的历史博物馆里有一幅用骷髅组成的该国地图，以展示过去曾发生过的苦难。为了获得国际同情和国际支援，对自己的不幸历史做血淋淋的袒露，这种做法即使有机会主义之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搞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和文化上的机会主义，我们岂不是天真得太可爱了吗？

当某些外国人士将屠杀和奴役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线索（顺便说一句，我认识的外国人中不止一个人顽强地认定毛泽东时代杀害了几千万人，这个极端错误的认识我们自然会加以反对，然而在某些外国人那里这成了一个历史常识！），我们的有些人士对这种偏见熟视无睹，沉浸在自虐式的悲情之中，岂不是太缺乏克制、太不谙世情了吗？

连某些中国人的不讲卫生作为电影的特色性表现手法，都能在西方引起震惊和哗然，甚至产生灾难性影响，那么作为一个中国的国民，多一些民族主义式的敏感和庄敬岂不是更加符合国际惯例？

国家利益与自由主义

请原谅，我不能在这里复述拨乱反正时期以来已经成为基本历史结论的知识，我一点不掩饰我对中国人纯洁的历史反省精神的赞许态度。但是，当我们领教了日本人和我们认为很开明的美国人同样不加掩饰的“政治正确性”时，我认为，我们应该用一种更积极的态度看待我们走过的历史，尤其是一度被描绘成“万古如长夜”般“晦暗”的建国若干年后的基本历史。

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爱谈左拉辩护词《我抗议》的不朽意义，也就是说，他们格外关心历史事件中自由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并且把这个东西拿来滥用和乱用。可是我并不同意这一点，我不同意受奴役和压制是我国人民若干年生存状态的基本特点（这个结论）。即使在最严峻和最困难的时期，中国的文明也在进步着，生活中不乏生机勃勃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创造，像铁人王进喜、红旗渠的美学价值照亮着岁月，更不要说卫星上天、核爆这样的史绩了。代表我们文明成就和社会良知的不是几个殉难者、几个边缘化的作家和古文学家，不能否认建国以后中国实现了最伟大的工业革命。我这样说，是不是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同时漠视了民生和自由？不，我们从来没有将国族利益和个人自由截然对立起来，我三年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想：为什么爱国主义在这里成了问题？比起那些跳踉着谴责中国历史与文明的批评家们，谁更爱人民，谁更有同情心？不，既然连国和族都不爱，都要这样去作践的人，你要说他是天底下最大的人道主义者，这话谁信？那些像祥林嫂一样唠唠叨叨絮叨着自己的放逐史的老人们，时至今天，他们的痛苦还能引起我们的尊敬么？难道他们不是在企图用他们受虐的历程来取代我们民族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有道是：圣母像一个无底的杯子，装载着人间苦难的泪水，当历史经验被浓缩成一座太平湖、几间牛棚的时候，我有理由怀疑，怨恨和背弃的风气是否起源于此，虚无主义的道德驱动也是起源于此。而且这种控诉已经到了一种偏狭的程度，连《阳光灿烂的日子》那种叙写历史的方式也招致他们的反感。那些庄严的殉难者们有没有扪心自问，在他们呼天抢地地控诉历史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宝贵的遗产吗？他们有没有人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作出过不朽的文学贡献，给我们提供堪称典范的精神产品？就那点臭事说来说去，圣人、告密者和变节者互相咬来咬去，就这个，还想做我们的精神导师和启蒙人，不觉得自己太菲薄了一点吗？

所以我认为唬人是不对的，批判我们的历史错误应该避免重蹈我们邻国发生的记忆性悲剧。毛主席当年说：我们这个民族是大有希望的。而今天我们不要在心灵中灭掉这个希望。不要上那些自以为清醒的评论家的当。好像只有肆意轻贱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在外国人那里讨个好价钱：你看，我没有被洗脑，我是亿万人民中的先知先觉者；请让我从中国这个沉重的包袱中拔腿出来，让我拥抱世界吧。有这种可鄙的心理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对本土历史与政治的妖魔化，我觉得功臣还不是西方，而是那些热衷于把中国历史形象描绘得跟中世纪差不多的本土知识分子。

妖魔化这个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词，中国和西方存在这么多的不理解和难沟通，主要原因就是信息时代的致命的缺陷，由情感需要和商业需要来主宰信息的取舍。西方消费者的趣味主导了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报道取向。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洋人，而不是教会我们的同胞如何去亲近西方——这个工作我们做得够多的了。当有人叫嚣着改革开放的危险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澄清这一点。这里有一张纸条，问怎么看待已故作家王小波对我们的批评，我在97年的时候曾写了一篇文章，本来收在《第四代人的精神》里边，王小波病逝后，似乎出于一种传统文人道德（或者叫行规）的考虑，把这篇回敬王小波的文字删了。既然今天有一种说法：王小波既出，“说不”者噤声，如过街老鼠（这不是有点一厢情愿吗？），那么我愿意介绍一下我对王小波文章的意见。我读到《三联生活周刊》登了王小波一篇文章，叫“蛊惑与快感”，还配了幅漫画：“说不”的人抡起锤子制造闭关锁国的空气。现在国内有些人，动不动把中国的社会空气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来比，这不是蛊惑又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才是最坏的蛊惑！读到那些近乎饶舌的杂文，我只想起我们四川的一句俚语：自以为是千年的老果果，说起话来玄又玄。我还是那句话，唬人是不对的。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必要的，自由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没有他讲的那么邪乎。举一个例子，他无限沉痛于人类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的压灭，讲到了拉瓦锡。拉瓦锡是个化学家是事实，但法国大革命镇压了拉瓦锡，是作为反革命而不是作为一个化学家来镇压的。一个政权镇压他的敌人对不对呢？知识分子生活在某个不幸的时代，这固然是不幸，但扮演守望者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同样的道理：对中国人来说，民族心智和良知的代表不仅有知识分子，而且还包括了构建了我们近代文明基础的亿万中国劳动者。视书生为俊秀视百姓为贱民的心态要不得，要改正。你说我是鼓吹廉价的平民主义，你说我是义和团，那随便你。因为我看得太多太滥的是伪学盛行，装先知，装甘地，装作知识的结晶体。明明是每天只能飞十几里的小鸟，非要装成凯撒、汉尼拔，或者特洛伊的希腊人？扯淡。更有甚者，把“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拿来讽刺，以为把住了谁的命门。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这句朗诵诗没有过时，我会觉得“中国”这个音节很美。假如你听到别国人也说（比如）“我骄傲，我是韩国人”的时候，不要去发笑，人家的心目中他的祖国从形态到音节都是最美的。你凭什么用乡村知识分子的心态去笑话这个现象呢？对现阶段的中国人来说，高超的世界主义少一点为妙。当初我们几位对国际局势的描绘不仅没有过时，其险恶和寡义在今天反而更加突出，这说明，“说不”是站住了脚的。（掌声）

BEYOND乐队有一首《海阔天空》，那里面唱：“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我每次听到这支歌，就想：这个充满了现实主义的世界，除了威权和物质之外，莫非我们就没有别的勇气源泉？“说不”本身是一种弱者的姿态，想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勇气来感召世人的。这回南斯拉夫的抗战再次让我看到了民族精神的力量。所谓弱国无外交，其实是一种臣服于物质的怯懦的说法。很多报道都在强调南斯拉夫人的民族性，正如同学们所看到的，南斯拉夫人具有一种迷人的自尊。这是我从不少同胞充满自艾和卑贱的脸上很少看到的。有时候，精神的能量迸发出来，是同样可以改变人生改变世界的，商业贵族精神的信奉者对这个嗤之以鼻，反对“说不”的人把现实主义变成了一种甜俗的东西。但我们安身立命，必须讲尊严，必要的时候还要讲“杀身成仁”，这是符合东方人的哲学原则的。如果按照甜俗的世界主义的逻辑，中国国力可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那么是否我们就永远畏缩和中庸下去？人安身立命，一为赚钱，二为感情，三为体面，如果感情和尊严可以让位给物质，那么世人将把我们看成什么东西？一百多年的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史可以永远抹煞去了！因此，讲到国格的重要性，并不是我们喊一声“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就完了，爱国主义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自发自动的爱国主义有时是脆弱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气节，在这个时代，它可能贯彻在你的生活观和你的性格之中。

是“学习的革命”，还是后殖民主义的悲哀？

我看到同学们充满青春气息的脸，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个问题。从感情上讲，你们就像我的大侄子和大侄女。（笑声和抗议声）好吧，从感情上讲，你们就像我的弟弟和妹妹。但是我们的心理年龄还是相差比较远的，因为我们是有代沟的。同学们欢迎我，我很感激大家，我知道大家都有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我刚才跟你们搞社团的同学讲，你们现在搞社团，条件不如我们当年那么好，我们当年在大学里搞文学社团，学校每年给好几千块钱的经费，除了办刊物搞活动之外，作为社团头头，我偶尔还假公济私搞搞小腐败什么的，这就是我在《中国可以说不》里面谈到的80年代活跃的气氛。如果有人要写一部校园史的话，那个年代真的可以专门写写。那阵我们念书是不要钱的，我们有造反精神，不像你们今天这样务实和规矩。不要以为我们比你们有福，那不一定，我们中很多人走过弯路。坦率地说：我们当年不太爱国，喝佛骂祖，蔑视传统。相对同学们这种纯洁的爱国主义，我们可能多了一个内省的复杂的东西。海外不是有人骂这本书是90年代的《大义觉迷录》吗？大概就是讽刺我们苦着脸现身说法检讨“亲美情结”的。同学们，你们可能没有这样的心理过程，但未必是好事。你们的读书负担很重，父母亲为你们的学费支出操心，你们还有就业的压力，你们大概考虑问题比我们当初更现实，这也未必是坏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各有长处也有局限。如果我去跟现在的中文系毕业生去竞岗，我多半会输，因为我不会摆弄电脑。爱国又不能当饭吃，对不对？我只想说一点，你们的纯洁和热情也许会被人利用。因为你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纯朴的知识，将来要是有人给你们灌输一种精妙复杂的知识，比如复杂到你们认为爱国主义是小儿科的程度，你们会不会也欣然接受呢？别说你们了，这两年国内有人试图普及一种“人权高于主权”的新鲜知识，连我本人都为此迟疑和困顿过，科索沃一炸才解开这个套，更别说你们了。所以求知的路很长，人人都会如此，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去听一点有好处，学习学习再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不太关心时事，这个毛病你们也承认，我想，应该关心一下，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跟你们无关，其实关系大着呢，真的。（掌声）

作为比你们早十几年进入江湖的一位老兄，我为你们这样健康和这样旺盛的求知欲感到高兴。我首先寄希望于同学们的，是你们要关心政治。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与你们的前途与未来关联不大的知识。将来你们的生活中劳资关系的重要性也许会取代传统的忠诚原则，但我愿意诚恳地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不发达的国家和我们所处的这个初级阶段，任何一种标榜疏远政治的说法，要么就是糊涂，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油滑。我鄙视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没有资格说“不”，这不等于说谁有钱谁是老大吗？人际中的劳资关系都不一定是这样，国际中的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既然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的良心，那么，我们面对这个有钱就是老大的强权世界，我们总该多一点嫉恶如仇的精神吧？假如知识分子比一般民众还要机会主义，假如知识分子的眼光比一般阶层还要势利，那么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将是什么样子呢？

你们将来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你们有了机会，我赞成你们出去，我也不反对你们拿绿卡。如果你们对我有这种印象，那是误会。但是你们绝不能去下贱，奴颜婢膝，轻贱到认为中国是你们卸掉的一个包袱。

因此我还希望同学们做到的，是你们多以庄敬之心去了解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当我们和上几代人的基本常识，在你们和你们弟弟妹妹这一代人中成为一种“丑陋不堪”的古迹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学习的革命”还是后殖民主义的悲哀！也许我的心态有些老化，我仅举一个例子，我从年轻的大学生们的毕业留言上了解到，许多人心目中最崇拜的“文学经典”是《飘》和《廊桥遗梦》等一类东西，难道这种“知识更新”应该被鼓励吗？面对这个，我就不能不说出我的担忧！他们所推崇的这一类读本，我头一回听说是“文学经典”。——《飘》本来是一部通俗小说，怎么成为经典了呢？这样一种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的心态是不是很普遍呢？有多少中文系的学生以不读四大名著为荣，或者不以为耻呢？是我的知识过时了，还是他们过于自以为是？年轻一代人的记忆是容易被改造的，从少男少女时代的麦当劳给他们的温馨感受，就足以改变他们对幸福的最基本感受（这个事实），我们就完全可以了解到文化侵略的深刻性。顺便说一句，我不反对人们进“麦当劳”，但现在的情况是：这种“石油农业”低成本、大规模集约化饲养对味觉赤裸裸的煽情的粗简食品居然成为中国人文明进步和优雅生活模式的象征！起码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我不得不对这种时尚提出质疑。

我寄希望于同学们的，不是要你们做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成为现成的流行的知识卑微的受众。尽管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走过许多弯路，今天也不一定说十分正确。但我觉得可足取的一点是我们还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我不希望你们成为没有个性的一代人。破除伪命题的更多的工作还要靠你们去做，我这个话两头说，包括我今天所讲的，欢迎你们去深思，如果不对，欢迎你们去破除。但我想提倡爱国这一点，总可以经得起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