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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独家】雪珥:政改与清代的历史宿命·上(一)zt

(2016-03-08 15:40:24) 下一个

原创独家】雪珥:政改与清代的历史宿命·上(一)

2016-03-07 正略名家声音 

 

【导语】“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清代的政改史是否真的一直被我们误读?2012年9月16日第33期正略读书会曾邀请独立学者雪珥先生深入剖析清代的政改史,揭秘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政改细节,并对清王朝的历史宿命进行探讨。

 

“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这句话是朱元璋说的。之所以把清代拿出来讲解政改,是因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政权。第一个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第二个就是满洲人建立的清代。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定都北京到它灭亡只有97 年的时间。

 

“胡人自古无百年国运”,这是朱元璋记载在描写刘伯温的很多论述的那本书《烧饼歌》里。当时是刘伯温早上去见朱元璋,朱元璋在吃烧饼,没吃完,把烧饼藏起来,说:“你既然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你就猜猜我这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刘伯温说:“你放的烧饼。”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开始重谈国际国内的大事,当然没有谈及日本,但是肯定谈及了国内怎么维稳。

 

朱元璋对维稳非常关注,我在《大国海盗》那本书里面讲过,朱元璋大的政策就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大的劳改农场,他不仅实行海禁,而且还实行陆禁。你从这个村子到另外一个村子去访问亲戚朋友,必须找村委会、居委会打路条,如果没有路条,或者超过路条规定的期限,你被逮住后有可能被遣送或被劳教。

 

朱元璋在跟刘伯温探讨大明王朝的国运的时候,刘伯温就跟他讲,今后可能会有一个王朝,还是胡人当国,会有200 多年的国运。朱元璋说,自故胡人无百年运,为什么他们能够有。刘伯温就提到,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实行改革,所以他迎合、适应了这个潮流,他能够享受200 多年的命运。

 

清代从1616 年后金建立到辛亥革命灭亡是295 年。如果从它入关开始算,甲申年(1644 年)李自成的军队打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大明王朝灭亡,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开始算,到1911 年灭亡,一共是267 年。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国只活了97 年,这个差距太大了。

 

清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针对中国从秦代大一统国家以来的各个朝代非常确切的历史记载,我做了一个分析,从秦代一直到清代的各个大一统朝代,如果按照十二朝算(秦、西汉、东汉、西晋、东晋、隋、唐、北宋、南宋、元、明、清),唐朝的寿命是第一位的,它的寿命是289 年,明代是276 年,清代是第三名,寿命是267 年。这三个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

 

中国所有王朝的平均寿命,如果按十二朝来算,平均寿命只有154 年,清代超出了72%。如果按照九朝来算(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平均寿命就是206 年,清代超出了将近30%。所以这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和历朝历代相比毫不逊色。

 

今年是红色中国开国63 年,我们对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开国第63 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做了一个历史的对比。

 

按照这个来分析,我们计算一下所谓的“衰老度”。把那些朝代的寿命按照人的平均寿命80岁来算,也就是63 除以清代的267年,再乘以80。算他们的开国63 年,也就是他们的2012 年,在他们的朝代寿命中是什么年龄。唐代最年轻,相当于17 岁,明代18 岁,清代19岁。所以在开国63 年的时候,这三个王朝都处于青春年华最好的时候。

 

按照这样的统计,秦代、西晋、东晋早就死了,因为他们没有活够63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朝代,在这张谱系里面,过一百年别人再按这样的方式来分析的时候,它能排到第几?

 

清代在平均寿命只有150 多岁的中国历朝历代当中能够活到267 年,一定有它独到的地方。从我读史的感觉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断保持了变革或改革,在不断的更新自己。

 

清代是一个少数民族,它的语言、风俗、意识形态都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它在入关之前主要信奉的是萨满教,跟中原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文字、发音、服饰都是不同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异族怎么会在中国统治了267 年,并且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在分析当中,我从政改的角度总结出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开国入关的时候,政改的主要特点是科举、祭孔、祭朱(朱元璋)。清代用这样的方式使自己从一个另类、异族变成了和我们同类来认同、来融入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道统、法统、治统。通过科举给知识分子出路,使中原的知识分子、汉族的知识分子们认同这个政权。

 

祭孔是非常关键的一招,入关之后,它没有坚持山沟里的那套“马列主义”,没有坚持满洲那套“马列主义”,统治这个地方他就认同你的主要价值观,认同你的普世价值,至于他是否真的认同并不重要,毕竟他在形式上做出来了,使他从民族认同变成一种文化认同。

 

到了太平天国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汉族人要为这么一个政权去奋战?曾、左、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军队不是勤王的军队,他是卫道之士,他捍卫的是道。因为相比来说太平天国虽然是汉族人,但是太平天国信奉上帝,而且洪秀全说他自己是耶稣的弟弟,这个是太邪门了,与其那样,还不如大家捧满洲人,虽非同族但跟我们是同道,这是非常重要的。

 

祭朱就是祭奠朱元璋,代表它不是明朝的敌人,而是明朝的继承人,这就使它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在清初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转折。

 

第二阶段是在雍正时朝。清初的时候,国家刚刚从大规模战争阶段进入到建设阶段,雍正即位的时候是九王夺嫡,雍正和他的八个兄弟不断在里面争权夺利,最终雍正胜利了。

 

胜利之后第一年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秘密建储,这是雍正年间很大的事情,秘密建储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最高权力交接班的传统制度。在中国从周代以来一直到康熙晚年,都是奉行嫡长子继承制,造成了很多问题。在康熙晚年时,就想改,没改成,雍正彻底把它定为制度,这改变了接班人的制度。

 

第二个改革是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摊丁入亩就是把人头税取消,并入田税里面。中国的税主要是靠田地税,是农民交的农业税,按照你家有多少亩地,你就要交多少税。此外还有人头税,家里有多少口人,得交多少税。摊丁入亩就是不管家里有多少口人,有多少地就收多少税,这意味着把农民彻底解放出来。很多农民是没有地的,没有地的农民就不再缴税了。

 

很多地主有大量的地,他们原来只需要缴一点点税,因为他们家的人口很少。现在因为是按照土地来算,比如你家有5 套房子,征税按照你家有多少套房子来征,而不是按照你们家有几口人来征。你们家有三口人,但是有5 套房子,税就交得高;你们家虽然有五口人,但是上无片瓦,就一分钱都不用交。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改革。

 

耗羡归公就是银子在熔铸的时候会发生损耗,“羡”是粮食在搬运过程中也会发生损耗,在明代这些损耗都是计算在老百姓头上的。你去交粮,要交一担谷子,他要叫你多加一点,多加的那些是准备给它损耗的,这个损耗的标准是没有标准,这就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在雍正王朝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在政治上面最大的意义是,承认了官场上长期存在的一个潜规则,官员利用这个事情在腐败。以前都不敢说,包括康熙皇帝,知道这些问题但是处理不了,就当做没看见也不说。雍正皇帝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承认了官场里面的一种摆不上台面的东西,并且把它摆到台面上,也就是说我允许你干这事,允许你适当的腐败,但是放到桌面上,进行监督。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

 

第三个改革是在政治上设立了军机处,雍正皇帝的改革为清王朝的长寿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军机处是强化了皇帝的一人掌控,因为军机处不在国家机关的序列里,在编制办公室查不到它的编制。《大清会典》里面说,军机处无定员,拿多少钱的工资也没有,军机大臣都是兼职的,都是临时委员会、临时办公室。

 

但是军机章京的人也很少,官多吏少,军机章京基本上保持在满汉差不多16 个人,一共32 个人,军机大臣最多的时候是11 个,一般是七八个人。军机大臣国家决策的最高机构,但他们没有名分,不占正式的序列编制,这就造成皇帝随时可以撤的局面。皇帝有一群能干的人帮着他干,这些能干的人又因为这样的制度设计,无法形成第二核心来钳制皇帝,这是雍正皇帝的一大创举。

 

当时军机处设立的时候,整个清代,包括民国在研究清代的时候,对军机处的作用基本上都是持正面的,认为它加强了国家行政的效率,加强了能力。当然这个不侵害到内阁的权力,内阁大量的是日常工作,还是通过六部去做,这个主要是处理国家比较重要的军务、外交等方面的情况。

 

第三个阶段是在咸丰朝。咸丰朝的最大一个变化是在太平天国叛乱的时候,清政府在无奈之下,授权地方这些士绅可以编练队伍,就地筹粮筹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上的改变,它把大量的权力,不仅是财权,还有兵权下放,这就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巨大膨胀。

 

地方势力的分立,我认为是造成辛亥革命包括清王朝覆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不仅把财权交出去,还把军权交出去,最后很难去控制这些。到最后改革的时候,各个省建的铁路互相不接轨,甚至轨距都不一样,你搞你的一套,我搞我的一套,大家把中国本身就很有限的资源都给浪费了。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也代表清王朝进一步扩大了执政基础。

 

在第一阶段,科举是对执政基础巨大的扩大,一个异族,穿着奇装异服的这么一个种族占领中国以后,突然宣布,知识分子只要有本事都可以来当我的官,都可以考公务员,这是对执政基础很大的扩张。到了咸丰朝的时候,汉族的知识分子、士绅可以更高地进入决策权,从此以后能够维护清王朝的主要力量来自汉族,包括曾、左、李这样的,而不是满洲八旗人。

 

第四个阶段是光绪朝。光绪朝最大的变化是中日甲午战争,在中国失败的时候,在中国认为引进一种主义就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时候,发生的一场可笑的、儿戏般的戊戌变法。

 

在戊戌变法的过程当中,使支持改革的很多势力被一小群以改革先锋自居的人和一小群野心者们,推到了反改革的对立面,而且促成了反改革力量的完全集结,造成了所谓的戊戌政变,使中国的改革跌到了谷底,使保守势力全面回潮,直接导致1900 年极左的义和团运动。没有戊戌变法的刺激,就不会有义和团运动,也不可能有义和团运动。所以这些都是激进主义带来的巨大破坏。

 

第五个阶段,到了1901 年,在逃亡途中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到了1905 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宪政,总的都称为清末新政。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问题是清政府把政改当作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1908 年去世以后,这个政改就完全失控。所以我的结论是认为,清王朝不是亡于政改太慢,而是亡于政改太快,快了以后又松手的太猛。

 

最近我经常会打一个比方,权力下放给人民,这在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种文化里,在政治上都是正确的,在道义上都是对的。你是符合道德的,与人民共享,在中国古代也是这么说的,“民为贵,君为轻”。但是在操作层面上,当你手中的权力松手,你愿意放权,放给人民的过程当中,第一有时间差,第二有空间差。

 

在这个时空的差距里,有无数双手等着接走,但这无数双手没有一双是人民的,这无数双手很多人就想变成下一个你。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以人民的名义,以民主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推翻一个旧的,上来一个新的却根本就不代表人民,新的也只是想变成另外一头狼。

 

所以在我的观点当中,我认为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一百多年的革命史,基本上就是饿狼驱逐饱狼,你吃饱了就下来,换成我上,我再吃一轮。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循环,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第一阶段,在大清王朝入关定都北京之后,整个满族的人口加起来据说是200 万,而它能够以差不多只有80 万的军队掌控中国当时据说有3 亿多、近4 亿的人口。满洲人在自己的很多记载里都讲,我们就像一小把盐巴,中原地区、汉人地区就像一片大海,我们这个盐巴撒下去以后是看不见的。

 

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他的三大法宝:科举、祭孔、祭朱。通过科举扩大的执政基础,通过祭孔来宣誓他遵循普世价值,通过祭朱承接了中原的道统治统。

 

首先是科举方面。1644 年清军定都北京,1645 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追穷寇”。多铎率军攻打江南,在华北地区,在北方一直非常顺手的清军,在南方遇到所谓的文弱之兵,南方人不会打架,但是不会打架的人不见得不会打仗,他遭遇到了铁血反抗,所以才会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非常惨烈的报复,甚至是类似于种族灭绝的手段,也是因为他们遭到了剧烈的反抗。

 

1645 年顺治二年,清军打下江南,这对清王朝是一个巨大的喜讯,意味着中华帝国的宝库、财库被拿到手——鱼米之乡。明代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是取自于江南,江南奠定下来之后,对他征服全中国具有非凡的意义。而且朱元璋的老家就在江南边上,在安徽,这就意味着他把明王朝的根给挖了。

 

这个喜讯传回来的时候,33 岁的多尔衮非常高兴,那时候顺治皇帝7 岁。他们遭遇抵抗的主要抵抗者是读书人和当地的农民,不是军队。明朝军队在江南的抵抗战争中打得并不是很出色,大量的硬仗、苦仗是靠民兵来打,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士绅们带领军队在打。

 

在血战当中,新任浙江总督也就是清朝的浙江总督张存仁,这个人是个汉人,他是东北人,祖大寿的手下。祖大寿是镇守东北的,祖大寿投降清军之后,他们整体成为清军的前锋部队,张存仁打仗是非常勇敢的,被清朝人任命为新占领的浙江总督。

 

张存仁给多尔衮写了一个报告,他认为,如果征服中国按江南这样的打法肯定是不行的,肯定要出大问题,必须转换思路。他提供了两个办法:开科取士,薄敛劝农。他认为这叫不劳兵之法。这样打下去,清军有多少力量能够消

耗,全中国如果都像江南和扬州那样抵抗的话,清军不可能征服中国。

 

他提出了要用称之为不劳兵之法:“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行蠲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这就是说对农民要给活路。

 

这几乎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后来也得到了应验,给读书人出路,就能够使他的政权长治久安,因为读书人自己可能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他能够动员民众,这是很危险的。大量的读书人失业在外,如果对你的政权心怀不满,这个危害力可能比几万流民更大。这个危害在晚清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1904 年取消了科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改革。

 

但是很多没有安顿好,取消科举这一招,恰恰开启了清王朝覆灭的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取消科举之后,大量的旧文人没有出路,而对于政权从1645 年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到要依靠这群人。从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到了唐代,唐太宗看到这么多人来考试,他高兴坏了,认为天下英雄都装到我的筐子里了。结果到1904年一下取消了,这些人没有了出路,就意味着他们对你的政权缺少黏度。

 

同时最危险的是,科举取消之后,公务员的考试在1904 年又是混乱的,没有一个取代它的更公平的办法,结果实行推荐,各省的各级领导干部推荐,再加上对海外回来的、留美回来的进行一定的考试,授予一定的职位,但大量的都是推荐。推荐这个办法因其没有任何标准,所以比科举更糟糕。

 

同时,还有一个最恶劣的是军队在不断扩张,因为要建立一支新式的军队。原来的军队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中国的军队都是地方上混不下去的一些人,或者一些乞丐们去当兵了。但那时候建立新式的军队,给士兵、军官非常高的待遇,要求有文化的人进去。结果一大群失意的知识分子,在被夺走笔杆子的时候,你硬塞给他一杆枪杆子。

 

这就是为什么在1911 年的时候,那么多新军会叛乱,他们很多人是失意的文人,他一直在旧体制下,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结果最后党不管我,结果他去参军了。你不给他出路,他原来能读公务员的,原来考完大学能当个干部,现在干部身份没了,什么都不是。结果正好有个军队,他到军队里安身立命,手上有枪杆子,最后他发现枪杆子比笔杆子更好用。

 

这是后来造成清王朝覆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科举制度取消后没有安排好替代措施。并不是说科举制度不应该取消,但是取消的时候没有安排好替代措施,就导致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只能接受枪杆子这唯一的出路,而枪杆子找出路和笔杆子找出路的前途是完全不一样的。农民,要给他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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