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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文化的孤独中死去——傅雷之死

(2008-07-10 16:59:16) 下一个




张作锦/文(台湾《联合报》前主笔)

  大陆“国家图书馆”上个月办傅雷百年诞辰展览会,我恰巧在北京,以半天的时间,浏览了傅雷译著的各种版本、手稿、家书、照片、遗物,以及朋友对他怀念的文字。

  盖棺论定,傅雷一生有两大成就:第一,把第一流的法国文学译介到中国;第二,把儿子傅聪“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钢琴家。

  有这两点,冤死的傅雷或稍可安慰。

  一九二八年傅雷到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习艺术理论,但不久即沉缅于翻译中,疏远了攻读学位。他说:读学位作为谋生的手段,未始不好,有时也必须;但绝不能作为衡量学问的标志。

  傅雷对译事的认真,出于他对人对事认真的秉性。他在法国结识了刘海粟,成为好友,回国后,刘延他到上海美专任教,但傅不满他的办学作风,断然离去。

  正直而孤傲的傅雷,从此闭门译书,神游于罗曼·罗兰、巴尔札克、伏尔泰和梅里美的世界中。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在“新中国”的政治体制里,傅雷没有单位,没有职务,当然也没有工资。他更是无所选择地归隐于书斋,青灯黄卷过了一生。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育有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傅聪幼时即展现出音乐天赋,在他七岁半时,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另延家教教他一般课程及钢琴训练。傅雷督导极严,但他更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巨匠”而不是“工匠”。他告诉傅聪:“你只要永远记住这四点就可以了: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一九五三年,傅聪被选拔到罗马尼亚参加世界青年钢琴赛,得铜牌,对于当时封闭的中国,是一件大事。一九五四年,他被批准到波兰留学,师从“萧邦权威” 杰维斯基教授习艺。一九五五年,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赛在华沙举行,二十七个国家的选手参赛,傅聪得第三名,那年他二十一岁,从此走上世界级钢琴家之路。

  傅聪走后,傅雷和他经常通信,谈艺术,说人生,话家常,述往事;像家人,也像朋友。那些真情挚爱的倾诉,就成了后来的《傅雷家书》,撼动了千万中国人的心。

  大陆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一九五七年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原本极少的社会活动中断了,极少的朋友也不来往了。最要紧的是,没有人敢出他的书,没有稿费他就没有生计。同情他处境的出版界友人,劝他以笔名出书,他说:用笔名出书本无不可,但以“右派”为由,不行!最后以“预支稿费”度日。

  一九五八年,大陆当局要傅聪回国。傅聪知道,一回去,他这一生就完了,不得已乃逃亡英国。傅雷养了一个“叛国”的儿子,处境就更加悲惨。

  傅雷把全副精神转移到翻译上,从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二年,他夜以继日,翻译了一百多万字。环境愈艰困,恰恰也是他人格表现和文化创造成就最辉煌的时候。

  但当时的“大气候”不容你遗世独立。文革来了,傅雷受不了折磨,声言“士可杀而不可辱”,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与夫人朱梅馥双双上吊自杀。他怕连累在北京读书的次子傅敏,乃遗书妻兄朱人秀料理后事,各种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留款请代缴房租;友人托修的手表归还;亲戚存放的首饰被红卫兵抄家拿走,留款作为赔偿;留下火葬费;留六百元给保母,作为过渡时期的生活费,她“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辜受累”。半夜上吊,还在凳子下垫上棉被,免得凳子倒下时惊扰邻居。文明而善良的人,时时为他人著想,临死也不例外。

  傅雷一九六三年写信给傅聪说:“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这个文化人,就在“文化的孤独”中死去。

  历史总是这样发展的:政治力量恒常想摧毁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但结果却把他变成一个思想更深沉锐利的伟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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