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文化的孤独中死去——傅雷之死

张作锦／文（台湾《联合报》前主笔）

　　大陆“国家图书馆”上个月办傅雷百年诞辰展览会，我恰巧在北京，以半天的时间，浏览了傅雷译著的各种版本、手稿、家书、照片、遗物，以及朋友对他怀念的文字。

　　盖棺论定，傅雷一生有两大成就：第一，把第一流的法国文学译介到中国；第二，把儿子傅聪“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钢琴家。

　　有这两点，冤死的傅雷或稍可安慰。

　　一九二八年傅雷到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习艺术理论，但不久即沉缅于翻译中，疏远了攻读学位。他说：读学位作为谋生的手段，未始不好，有时也必须；但绝不能作为衡量学问的标志。

　　傅雷对译事的认真，出于他对人对事认真的秉性。他在法国结识了刘海粟，成为好友，回国后，刘延他到上海美专任教，但傅不满他的办学作风，断然离去。

　　正直而孤傲的傅雷，从此闭门译书，神游于罗曼·罗兰、巴尔札克、伏尔泰和梅里美的世界中。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在“新中国”的政治体制里，傅雷没有单位，没有职务，当然也没有工资。他更是无所选择地归隐于书斋，青灯黄卷过了一生。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育有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傅聪幼时即展现出音乐天赋，在他七岁半时，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另延家教教他一般课程及钢琴训练。傅雷督导极严，但他更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巨匠”而不是“工匠”。他告诉傅聪：“你只要永远记住这四点就可以了：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一九五三年，傅聪被选拔到罗马尼亚参加世界青年钢琴赛，得铜牌，对于当时封闭的中国，是一件大事。一九五四年，他被批准到波兰留学，师从“萧邦权威” 杰维斯基教授习艺。一九五五年，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赛在华沙举行，二十七个国家的选手参赛，傅聪得第三名，那年他二十一岁，从此走上世界级钢琴家之路。

　　傅聪走后，傅雷和他经常通信，谈艺术，说人生，话家常，述往事；像家人，也像朋友。那些真情挚爱的倾诉，就成了后来的《傅雷家书》，撼动了千万中国人的心。

　　大陆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一九五七年傅雷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原本极少的社会活动中断了，极少的朋友也不来往了。最要紧的是，没有人敢出他的书，没有稿费他就没有生计。同情他处境的出版界友人，劝他以笔名出书，他说：用笔名出书本无不可，但以“右派”为由，不行！最后以“预支稿费”度日。

　　一九五八年，大陆当局要傅聪回国。傅聪知道，一回去，他这一生就完了，不得已乃逃亡英国。傅雷养了一个“叛国”的儿子，处境就更加悲惨。

　　傅雷把全副精神转移到翻译上，从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二年，他夜以继日，翻译了一百多万字。环境愈艰困，恰恰也是他人格表现和文化创造成就最辉煌的时候。

　　但当时的“大气候”不容你遗世独立。文革来了，傅雷受不了折磨，声言“士可杀而不可辱”，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与夫人朱梅馥双双上吊自杀。他怕连累在北京读书的次子傅敏，乃遗书妻兄朱人秀料理后事，各种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留款请代缴房租；友人托修的手表归还；亲戚存放的首饰被红卫兵抄家拿走，留款作为赔偿；留下火葬费；留六百元给保母，作为过渡时期的生活费，她“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辜受累”。半夜上吊，还在凳子下垫上棉被，免得凳子倒下时惊扰邻居。文明而善良的人，时时为他人著想，临死也不例外。

　　傅雷一九六三年写信给傅聪说：“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这个文化人，就在“文化的孤独”中死去。

　　历史总是这样发展的：政治力量恒常想摧毁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但结果却把他变成一个思想更深沉锐利的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