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2日，来访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以色列驻华使馆发表讲话，谈到以色列与中国文化的异同。以色列与中国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和传统，都遭受过深重的劫难和痛苦，这是同。以色列人个性独立，尊重个体，崇尚独立自由的思想，喜欢喋喋不休的争论，敢于挑战一切权威，包括质疑他们的上帝，而中国人则否，这是异。言语之间，奥兹流露出无比的自豪。讲话结束，听众中有人提问：假如以色列的圣人摩西与中国的圣人孔子相遇，他们会对彼此说些什么？奥兹回答说：可能摩西会说，宇宙的中心是个人，而孔子会说是国家。这是奥兹对中以文化差异的理解和概括。作为以色列人，他当然更了解以色列（犹太）文化。他在讲话中对以色列文化风趣幽默的描述和比喻对我们颇有启发。例如，他说，在以色列，每个人都是总理，都在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但谁也不听谁的；总理会主动听取并赞赏作家的意见，但从不采纳；读者读作家的书往往不同意作家的观点，而常与作家争论，甚至教作家应该如何写——他们读书往往不是因为喜爱，而是出于愤怒。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笔者自认为更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在次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奥兹作品研讨会上即兴略说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时间所限，未能充分展开，故诉诸笔墨，在此再多口罗嗦几句。
据奥兹说，犹太人从小学习“圣经”，注重独立思考，学生有任何质疑和不同的理解，都会得到老师的鼓励，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给世界贡献了那么多杰出的科学家、作家、商人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的原因之一。可以说，犹太文化是求异的，是创造性的。对比之下，中国文化则是求同的，是复制性的。我们的教育是以应试为主的，除标准答案之外一切的可能都算错。连小学生组词、造句都有标准答案，明明可以有多种可能，甚至更好的措词，如果与标准答案不符，就必然被老师判为答错。多年来，类似的事例我耳闻目睹了不少。创造性的思维和文化是有能力自新的，充满活力和独立精神的，而复制性的思维和文化却难免没落，一代不如一代，更要命的是，它培养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现在时见有人提出主张，如要取消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啦，把诸葛亮《前出师表》（抑或《后出师表》？）和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抑或《为了忘却的纪念》？）踢出中学课本啦。这些怪论乍看之下惊世骇俗，实则哗众取宠，毫无创见，其动机不过在于要（过分）积极与时尚保持一致而已。
由此，又可印证我在《刚强的犹太人》一文和即兴发言中提到的话题：即犹太人是善于记忆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是善于忘却的民族。我们古人教导说：“记人之善，忘人之恶”，今人则是有选择地忘却与时风不合的一切，有时甚至连自己固有的善都忘却了。对于传统，有用有利于时的就临时记起，暂时无用无利的则主动忘掉、删除。传统文化的细枝末节，甚至糟粕，随着时风，像股票一样忽而沉渣泛起，万众追捧，忽而变成垃圾，无人问津。而绝少有人对探究和复归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根本价值和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性格中的优秀品质（如一诺千金的诚信、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和而不同的独立精神、舍生取义的大勇等等）感兴趣。犹太人能够在亡国失地一千多年之后复国，这在人类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犹太人在孜孜不倦的吸收新的外来知识的同时，依靠记忆传承着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知识（经典和律法），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样的民族是永远有希望的。据说，宋代来我国开封定居的一支犹太人是因为他们的最后一位拉比（经师）在明代或清代末年死后，宗教知识的传承中断才被完全同化的。1992年中以建交后，有些开封犹太人后裔想移民以色列，就遇到了身份认定的麻烦，因为以方认定流散犹太族群身份的依据不是家谱或族谱，而是必须犹太经典和经师俱全。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是放弃、鄙弃、丢弃，是避之犹恐不及。前一阵不是有人叫嚣要连中医都废除了嘛！传统文化对于有些人就好像乡下父母之对于有些进了城的学生娃一样，是令他们难堪的老废物。我们今天的国人有许多在拼命地要改变文化身份，自觉地自我后殖民化着。一方面是汉语文盲不断增多，一方面是全民学英语，从娃娃抓起。集体记忆中还有多少民族文化精华的遗存？我们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受着西式或不伦不类的西式教育，我们的语言甚至思维方式都已相当西化或不伦不类地西化了。我曾笑言：我们除了黄皮肤黑头发的身体特征之外，恐怕只剩下了饮食习惯是中国的了。不，有人反驳说，现在的小孩子都不爱吃米饭了，他们的最爱是麦当劳、肯德基！看来，饮食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难以想象，假如中国人遭遇犹太人那样的不幸，被流散到世界各地，多年以后，我们凭什么相认？
另外，还有一点更重要，即两种文化对待知识的态度迥然不同。犹太人对知识无比尊崇，视知识为上帝赐予的礼物，视知识的承载者为上帝的代言者。他们总是奉知识的权威为政治领袖，例如作《摩西五书》、领导以色列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摩西、历代士师和国王（包括智慧绝伦的所罗门王），尤其是流亡世界各地期间，各犹太族群更是坚定地团结在以拉比为首的知识分子领袖周围，这才保证了民族文化知识的薪火不断，希望不灭。相反，我们中国人总是把知识当做一种可利用的工具（如“敲门砖”），知识的承载者也就不免沦为变成被利用的工具的命运。每当国破家亡、改朝换代的大变革，首当其冲遭遇放弃、淘汰、删除的总是知识和知识分子（“分子”一词即可见其贬义）。他们最高的理想不过是做“治国平天下”的“王者师”而非“王者”，但自孔子以来他们就从来“无位”，自秦始皇以来他们孜孜以求的结果多半只是做了“王者奴”而已。不得已，他们又转而推崇以“不仕”为尚的高士、“凤歌笑孔丘”的狂人了（这是题外话了）。据此，我设想，假如孔子与摩西相遇，孔子会羡慕摩西之“有位”，而劝他向尧、舜学习，施行仁政；而摩西会像春秋列国的君主一样，不听他那一套。
我对奥兹说：我们不光有孔子，还有诸子百家，不同的声音。但今人对他们的精神知道多少、记得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