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生当面拆红包 中国医生你敢吗?

概要：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去管理医师的红包，不妨给红包明码标价。

      看到报道，美医生收礼要当面拆开平分 否则可能丢饭碗，写下如下文字。
      本文从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讨论中国与美国医师红包的差别，试图发掘出红包现象的解决之道。

      先得介绍一下关于医师费的二个概念：开放式医师费，封闭式医师费。
      “开放式医师费”，就是如果患者要看病治疗，将医师的诊疗费用先直接付给经治医师，然后由经治医师分配给自己的医疗小组成员以及实施治疗的医院，这方式见于美国等医院；
      “封闭式医师费”，就是患者将诊断治疗费用，先直接付给医院，然后由医院分配给医师和其治疗小组，以及医院的提留，这方式常见于中国等东方国家。

      在不同文化的国度里，一个国度文化深深地给这个国家人们的行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美国社会是一个讲究规则的国家，在经历了漫长的工业革命洗礼后，任何事情有板有眼，一起按照规矩来办事。难听的话叫“死板”，好听的话叫“循规蹈矩”。
      因此一旦有所谓红包的出现，他们立刻想到，这是违反规矩的事情，即使不违反规矩，也要“一体均沾”，因为患者对医生的感谢，是源于医生的良好服务，而医生的良好服务，来自于全体治疗小组，本来患者给出的医师费也是这么发放的。所以发生报道中所说的现象一点也不奇怪。
      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的国家，她是直接从农业社会步入了现代化。任何事情基本上不讲规则，怎么合情就怎么办。难听的话叫“不懂规矩”，好听的话叫“聪明”。所以，看到人家收红包会非常羡慕，认为这样的人有本事，有红包不收白不收。
      因此，会有医疗界的政协委员曾高声疾呼：“医师应该受红包，那是患者出于对高明医师的感谢”，借以证明自己没有收错，收得应该，收得有理，不收对不起自己高超的技术和患者的感情。
      因为中国人天生就不讲规矩，所以会出现卫生部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的各种规定、条例，都成为“对牛弹琴”的废纸。
      甚至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集体宣誓，也成为一种形式，最后宣誓人自己虽然对不起自己的宣誓时紧握的拳头，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当然，有时也会发现有对不起自己良心的时候，于是，“独吞”了红包的医师会抽空请科室的全体成员集体到外面“啜”一顿，那样心理便得到平衡。
      一者是讲规则的美国社会，按照“开放式医师费”收取报酬；一者是几乎不讲规则的中国社会，按照“封闭式医师费”收取报酬。不难发现，“开放式医师费”这么一个规则在美国医师这么一个人群中很容易实现，而“封闭式医师费”这么一个规则在中国医师这么一个人群当中，形同虚设。
      聪明的中国医师可以找出千条万条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应该收，可以找出几百个方法来对付卫生部的规定，对付社会舆论的压力，谁能奈他何？
      聪明的中国患者也可以找出千万条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送红包，面对生死疾病大事，谁不想得到医师的特别关照？不靠红包和医师拉近距离还能靠什么呢？毕竟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人情社会。
      聪明的中国医院和有良知的中国医师也能想出很多创新的办法去对付生怕被冷落、被怠慢的中国患者，包括“去皮退肉”——即将患者红包的“包”收下，将红包的“肉——内容物”退还给患者，这样的事情恐怕只能发生在中国。
      中国人就是这么聪明！

      红包真正的起源万绍萌没有认真地探究。说早点，早年的医师看病为的是悬壶济世，不收或少收费用，患者为了感谢医师，从家里拿出一些认为值得的物品送给医师，医患双方在一推二让之中便成交了；说晚点，是在市场开放后，患者为了争夺有本事的医师这么一个稀缺资源而产生的行为——生命无价，医师有限；说实在点，当今的红包现象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双规制的特殊条件下而诞生，患者寻找合适医师的能力不足，在计划体制下的医疗体系，在一个制度安排下，患者能够选择医师的能力显得非常弱小。于是，患者要送，医师也收，这么一来二往便形成风气，一旦形成风气，就是习惯，就是形成红包文化，这是从红包的来源来说明。
      而红包文化真正的来源恐怕是前面说讲的医师费制度，在“封闭式医师费”这么一个制度下，患者并不知道医师为其治疗所付出劳动的真正所得，换句话说，患者所付出的治疗费是给公家赚走了，医师真正能从中得到多少，很少能算清楚，医师自己也算不清，医院也算不清，算清楚了也不敢乱说。实施同样医疗制度的日本也有红包现象。所以，不得不说，还是制度惹的祸。
      既然是制度惹得祸，那么可以改制度吗？有两种改法：
      第一种，将“封闭式医师费”改为“开放式医师费”，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不可能；
      第二种，提高医师的待遇，具体的方式是对医师的劳动价值给予量化，比如说，开一个阑尾炎，主刀医师就能得到具体的多少钱，将原本暗箱操作的医疗服务费用透明化，患者也就踏实了。
      由此带来的第一个新问题是，由于医疗资源的限制，，有本事的医师便会应接不暇，所以这具体的多少钱会水涨船高。第二个新问题是，医师的诊疗活动是集体行为，是系统行为，主刀得到了具体的数字，助手、护士们怎么能含含糊糊呢？所以，这只有大致的平衡，没有绝对的公平。
      而第二种办法，最关键的是在于医院是否愿意这么做。愿意做，什么障碍都能解决掉，关于绩效的计算，管理界发明的方法足以应付目前的状况；不愿意做，无论想什么都是白想。
      既然前面两种方法可能白说，在目前的环境下，还有最后一招，给红包明码标价，比如规定：接生一次，送100元给医师；安装一个支架，送1000元。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因为红包深似海，是一个无底洞，这才是患者最担心与最害怕的。而这一招的前提是，医疗费用要足够地合理，医师不能有药品器械的回扣。
      综之，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思路要变一变，强迫医师不拿红包或者号召患者不送红包，做不到，就不要继续干这样的傻事，换个方法或许更能见效。

      以上说法，公益性的诊疗例外，用医疗公益性来反驳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