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中说：“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像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的近三十年。”笔者则认为，还要进一步从中国现代化一百二十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成败。对历史的认识不同，对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也会有所差异。
一、四个时代：各领风骚
本文以1888年作为一百二十年历史回顾的起点。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经过鸦片战争后浑浑噩噩的二十年（蒋廷黻语），新旧两派（分别以恭亲王、文祥和醇亲王、倭仁为代表）激烈斗争的二十年，至此，中国现代化的车轮已经启动。再经过甲午战败、庚子拳乱、日俄战争的刺激，到20世纪初，中国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此后的争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速度、步骤和方法，以及出现多种现代化模式时的选择问题。
甘阳说：“‘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笔者认为，当前需要形成的不是“新改革共识”而是“新宪政共识”。这种共识所寻求的“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应当把1888年以来的传统都整合进来，同时分清精华与糟粕。甘阳把1949年以后的六十年分为“前79”（1949—1978，毛泽东时代）和“后79”（1979—2007，邓小平时代）两段，本文把1949年以前的六十年分为“前19”（1888—1919，梁启超时代）和“后19”（1919—1949，蒋介石时代）两段。从一百二十年整体历史的连续性来看这四个时代，不仅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有其成就，梁启超时代和蒋介石时代也有各自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梁启超时代
以人名来命名时代，肯定有种种不妥之处，但既然有许多人已经这样用了，也就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对于后三个时代，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对于梁启超时代的命名，或许会有一些异议。
本来，袁世凯作为清季新政的主要功臣，作为以逼宫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幕后推手，作为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是有资格与蒋、毛、邓等人平起平坐的。但是，他最后上演的一幕“登基”丑剧，彻底毁掉了他的声誉。不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的史家，对于他都评价不高。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级大政客。”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是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统治时期将其尊为国父，中共的官方历史编纂者也常常将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孙中山在下面将要谈到的重大问题上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笔者不主张采用孙中山时代的提法。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援引经典来为新时代鸣锣开道。正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中，中国实现了从“旧邦”向“新邦”的“蜕变”。“新邦”的涵义有二：一是在实体意义上的“新邦”，即从由本部和周边番属混合而成的传统王朝到具有明确边界和领土范围并获得国际承认的现代国家；二是在价值取向上的“新邦”，即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思潮、新道统的进步国家。在这两个方面，梁启超作出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比拟的。
19世纪末的时候，全球共有五个多民族、多宗教混合的军事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到20世纪末，只剩下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而这个底子是在梁启超的时代打下的。
20世纪初，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鼓吹“驱逐鞑虏”的“汉民族主义”。梁启超则认为，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应当是一种“国族主义”。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国族主义势必是一种“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多元一体的新国族——中华民族（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含义不同）开始形成，这是梁启超“大民族主义”对于孙中山“小民族主义”的一个胜利。
孙中山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多次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与外国政府做交易。他为了运动海军脱离北京政府，南下帮助他建立广州政府，拿了德国政府一大笔钱，作为回报，他力倡中国在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梁启超则一手促成了中国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从而使中国跻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站错了队，俄罗斯帝国没能坚持到战争结束，它们在战后都难以避免被战胜国宰割的命运。有人说“弱国无外交”，事实上，弱国最需要外交。1949年以前，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在了胜利者一边，得以保持除外蒙古之外的领土基本完整，这正是外交的成果。而外蒙古得以脱离中国，其中也有孙中山的一份“功劳”。他在最初与苏联政府交易时，就已经把外蒙古列入筹码。
罗志田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沿此趋势发展，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新即是善，旧即是恶；对‘新’的崇拜既因传统的崩散而起，又同时助长了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张。同时，由于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已经确立，‘新’也成为西方式现代化的代名词。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译为‘从新主义’，极具象征意义。对‘新’的歌颂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更为简单明了的，则是《杭州白话报》1902年6月的一段话：‘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梁启超作为“新的崇拜”的开山祖师，这是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一致承认的。也正是由于他的鼓吹过于成功，导致他自己在五四运动后成为“新的崇拜”的最新牺牲品。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要为“新中国”的最初发展阶段选择一位象征性人物，梁启超还是最有资格的。把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创始人，是用一朝一代的“国史”取代梁启超所开创的“新史学”，是御用史家在政治上“媚权”、在学术上“复旧”的产物，“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应沿用这种在1949年以后形成的思维定势。
蒋介石时代
蒋介石统治时期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从1928年至1949年。为了凑个整数，本文把之前的八年也算作蒋介石时代。从本质上说，蒋介石与他之前的军阀统治者是同一类型的人，即具有一定的现代化导向但又没有摆脱传统价值观束缚的新式军人（接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军人）。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特使在与国民党接触的同时，也与吴佩孚联系过，并曾积极推动“孙（中山）吴（佩孚）联盟”；蒋介石的前长官陈炯明，在孙中山、蒋介石“容共”之前，就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合作过。
凡是强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而忽略“前49”与“后49”连续性的人，通常对于蒋介石时代的评价都很低，只有国民党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将蒋、毛、邓所推动的运动“视作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这三项运动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之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讲却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运动。”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包括形式上具有全能性之政府，统一军令下的国军，全国通行之币制，数百年来未及施行之征兵法等，从兹获得外强承认。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黄仁宇认为，蒋“领导国民党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乃是中共后来创建“下层机构”的前提。
黄仁宇所列举“高层机构”的项目，还不够全面，创立这些“高层机构”的时间，也不仅局限于抗战时期。简单概括蒋介石时代的功绩，主要是开创了两个新纪元——城市纪元和大国纪元。
中国的建制市（包括直辖市、省辖市等）诞生于蒋介石时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的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上下水、电力电话等，而且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卫生防疫等。黄仁宇所谓“新的高层机构”都是设置在现代城市中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考试与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令军工机构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等。在蒋介石时代，中国内乱频仍，外患不断，但仍然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十年中增长一倍，师范教育增长三倍。如果说五四前后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抗战前的十几年可以算是“白银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大师得以产生和存活。在1936年“双十二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受到市民阶层拥戴的蒋介石差一点就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
中国的大国纪元，不是发端于1972年毛泽东—尼克松的北京会谈，也不是发端于1950年斯大林—毛泽东的莫斯科会谈，而是发端于1943年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的开罗会议。中国的世界“四强”、“五强”地位，不是哪个外国人恩赐的，而是在最高统帅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军民八年浴血抗战（尤其是前四年的独自抗日）打拼出来的。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为打败日寇作出了贡献，但是前者在正面战场发挥了抗日主力军的作用，这一事实不容继续隐瞒下去。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胜利，不仅收复了“满洲国”和台湾省，还把国旗插到了南海诸岛。毛、邓在1949年以后虽然打过几场硬仗，但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胜者——朝鲜战争以回归三八线而告停战；中印边界战争虽然消灭了印军的有生力量却最终丢失了领土；中越边界战争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而没有达到战略目标。如果实行蒋介石的外交路线而不向苏联“一面倒”，中国既可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从两边拿到好处，又可以成为第三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尼赫鲁本来是没有机会扮演这个历史角色的。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掌权者就有一个抹杀前人成就、夸大自己政绩的恶习，这种做法割裂了历史，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变成了“史盲”。现在的青年人，连邓小平时代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譬如中共的两任主席、两任总书记）都搞不清楚了，又焉能了解蒋介石时代。
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成就是实现和保持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以及在前两个时代“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的基础上，将政府行政组织延伸到城乡基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
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的统治权力达不到国民党掌控的几个省份，在他死后，又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在国民政府的所谓“黄金十年”，蒋介石的实际控制地区只有江浙及其周边的几个省份；抗战军兴，又形成了国统区、共统区、沦陷区三分天下的局面。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才在满清王朝覆灭之后，再次建立起对于满、蒙、回、藏地区的有效治理，实现了除台、澎、金、马之外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要中国走出一个“治乱循环”，它的深厚的“人文基值”的潜力就会发挥出来，推动人口和经济的大发展，出现一个所谓的“盛世”。但长期战乱之后的首个统一王朝往往不能长久，秦朝和隋朝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这样的王朝之君通常自视过高，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毛泽东是把自己看作超越秦皇汉武的“风流人物”，因而他的“盛世”也不长久，只有1950年代前期的短短几年。
在中国皇权统治后期（从唐代到清代），正式的官僚机构只到县一级。清季民初，就已经开启了“政府下乡”的进程，但直到毛泽东时代，才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基层政府构建工程。笔者曾经指出，由国库供养的中共组织系统是“第二行政网”。1949年以后，“中共的组织从县到区再到乡，最后在村一级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比第一行政网（政权组织网）更稠密的第二行政网（党群组织网）”。对于毛泽东在国家构建方面的功过评价，现在与1980年代的认识已经有所不同。
近年来，英国学者罗伯特•库珀与美国学者罗伯特•罗特博格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分类方法：后现代国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前现代国家，或者“失败国家”和“崩溃国家”（即“失败国家”的最后阶段）。从政府—社会分析的角度来看，后现代国家是强政府、强社会；“失败国家”是弱政府（极端形式是像索马里那样的无政府状态）、弱社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则有两种形态：早期西方国家的弱政府、强社会和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的强政府、弱社会。相对“失败国家”而言，强政府、弱社会也可以算是一种过渡期的次优选择。
佛朗西斯•福山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提出，要从多种维度——即政府职能的范围、治理能力的强度以及合法性基础——来理解“国家概念”。在过去一些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部门的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所以，不应当混淆职能范围的“宽窄”与治理能力的“强弱”。目前，发展中国家在调整政府职能的范围和重点——譬如说从直接组织生产转向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同时，不但不应当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且还应当进一步强化治理能力。对于毛泽东式的“强政府”，人们一方面深恶痛绝其肆意侵犯人权的专横，一方面又怀念其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排斥“强政府”。
有些人把毛泽东的制度选择描绘成所谓“历史必然性”或者“唯一可能性”，这是一种决定论的思维习惯。毛泽东在建设强政府的时候，本来没有必要摧毁已见雏形的公民社会和自治团体（例如民间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等），罗斯福在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新政时，就没有伤及美国传统的强社会。毛泽东在构建“下层机构”的时候，本来没有必要抛弃和削弱初具规模的“高层机构”（例如立法、司法、考试机构，包括民法典在内的“六法全书”，教授治校等），也没有必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而另起炉灶。每一个历史关头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可能性，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懒惰的思维。讳言前人的选择失误，并以种种方式加以掩盖和美化，最大的危害是贻误后人、一错再错。
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没有当过名义上的中国党政一把手，而且他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是，把刚刚过去的三十年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还是最恰当的。不论是他之前的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还是他之后的领导人（第三代、第四代“核心”），都没有他的眼光和魄力。邓小平时代的成就集中体现为两句话：“和平与发展”，“改革与开放”。
毛泽东的外交虽然是“东倒西歪”，先后经历了对苏“一面倒”与联美“一条线”，但他的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对于时代的基本认识——始终没有变。斯大林与丘吉尔握手，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这些都是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的权宜之计。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只要帝国主义还没有消灭，“战争与革命”就始终是时代的主题。不存在所谓和平年代，存在的只是战争与新的战争的间隔与准备。“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爆发国内战争，所谓“革命制止战争”，就是以国内战争取代国际战争。基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毛泽东所构建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战时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是“备战第一”、“军工第一”。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谓“省自为战、县自为战”——各省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各县建立“五小工业”，都是着眼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对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颠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不再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而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或者如佐力克所说的“利益攸关者”。中国领导人不再像毛泽东那样不惜“打破坛坛罐罐”，天天期盼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是要考虑本国出口商品的进口国政府标准和消费者意愿，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木材……来源国的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价格变化，以及世界航运的畅通与否。1990年代初，陈云及其支持者曾经重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被邓小平拒绝，使中国避免成为世界反美国家的“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政府接受了“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口号，采取了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举措。
目前，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发展最牵动世人的目光，并决定着世界未来的走向。从政治体制来看，印度自独立以来就是一个基本上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成为一个半民主国家，中国则还没有迈出民主化的步伐；从经济体制来看，这三个国家则有更多的共同点：过去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现在都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在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方面，1980年代中国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体制比印度和前苏联的领导集团起步早，决心大，动作快，因而，中国现在暂时处于领先的地位，俄罗斯至今尚未加入WTO。但是，印度、俄罗斯正在奋起直追，中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否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就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并非无可挑剔。就“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而言，前者滞后于后者。“改革不够，开放来凑”，造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大陆特色的现象。目前中国大陆的GDP总量，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各占三分之一，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远远超过了在其他东亚经济体中的分量。“胳膊肘向外拐”，“超国民待遇”，这种情况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是不存在的。国有资本与外国资本联手夹击民营资本，在汽车工业和其他许多产业中，已经是国人见怪不怪的现象。笔者曾指出：各行各业中的垄断企业是妨碍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一个因素。现在，这些垄断企业正在从“官商勾结”走向“中外勾结”。有人经常讲“买办化”，其实，“买办”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历史上的“买办”就是现在的外企白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多数民族工业的开拓者都有过“买办”的经历。我们不应当泛泛地反对“买办”，而是要反对没出息的“万年买办”和无耻的“官买办”。民间“买办”常常把“买办”生涯作为学习的过程，作为自己当老板的一个过渡，而“官买办”却没有自己将来当老板的可能性，他们的利益就在“买办化”之中。现代慈禧“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心态的再现，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外国资本只攫取利益，对于政权不构成直接威胁，而民营资本的成长，将会伴随民主化要求的增加与能量的积聚。其次，外国资本中有大量的“假外资”，优待外资，可以为国有资本蜕变为官员资本提供一条迂回的道路。 对于邓小平时代进行全面的剖析和反思，是当前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二、两个六十年：“之”字形历史轨迹
划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本身就意味着既要讲历史的连续性，又要讲历史的曲折性。将过去的一百二十年分为四个三十年（梁、蒋、毛、邓时代），用它们拼出两个六十年，理论上有三种拼法：梁和蒋时代拼成一个六十年，毛和邓时代拼成另一个六十年；梁和毛时代拼成一个六十年，蒋和邓时代拼成另一个六十年；梁和邓时代拼成一个六十年，蒋和毛时代拼成另一个六十年。事实上，笔者还没有发现有人主张第二种拼法。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所说的“六十年”属于第一种拼法，本文主张的则是第三种拼法。把两个三十年拼成六十年，就是在承认一百二十年整体历史的连续性之外，进一步强调这两个三十年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在两个六十年之间的转折性。通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既有累积性、渐进性的成就的一方面，也有徘徊、走弯路乃至暂时倒退的一方面。
两种改革观
甘阳提出“六十年”和“新改革共识”，是为了冲淡“三十年”和“旧改革共识”。他认为，“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和后三十年（1979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够解释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既反对用邓小平时代否定毛泽东时代，也反对用毛泽东时代否定邓小平时代，其实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改革观，正是三十年前邓小平的改革观。
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很多人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其中的潜在含义就是要把邓小平的改革与毛泽东的革命衔接起来，也就是要强调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与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历史连贯性与继承正统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体制内外都存在着强劲的“非毛化”倾向，体制外是民主墙和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体制内是理论务虚会、四千人讨论。正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遏止了体制内的“非毛化”呼吁，镇压了体制外的“非毛化”分子，制定了模糊历史是非、强调毛邓一体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改革路线披上了革命道统的外衣。
近年来，重新活跃起来的“文革”派对历史问题决议提出了质疑。他们反对决议中有关“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区分，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他们肯定毛泽东去世前夕对邓小平的政治定性——“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复辟了资本主义。这就是甘阳所谓“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笔者不赞成“文革”派的理论观点，但是，如果要在“改革是革命”与“改革是复辟”二者中做一个选择的话，笔者认为还是后者更符合事实或者说符合常识。
本文不采用“复辟”这个具有强烈否定意味的说法，而采用“改革是回归”的说法。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回归。从道路选择的角度来说，是从“反现代化的现代化”向现代化主流模式的回归。从时代分类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时代是向梁启超时代的回归。
两个转折点
如果将邓小平时代与梁启超时代前后呼应，将蒋介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衔接在一起，就意味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有两个历史的转折点。前一个转折点是五四运动，后一个转折点是四五运动。按照这种思路，1949年共和国成立，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对于梁启超时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思想，胡适在1933年曾有如下概括：“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事实上，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向，是在国际大气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思想政治转向——影响下的产物。
1918年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写道：“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不到半年，陈独秀就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中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随后，他对西方列强国际政策的不满情绪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这种思想转向不仅体现在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语）身上，也影响到晚年梁启超、孙中山，中年戴季陶、蒋介石，青年毛泽东、周恩来。这一转向就是一个甲子。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主流思潮和政潮越来越左倾，越来越激进，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走到极端。于是，出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二个转折点——四五运动。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开始拨乱反正，逐渐向世界文明主流靠拢。当时举国上下对“四个现代化”的热烈期待，明白不过地显露出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扩大的焦虑以及对现代化主流模式能够带来安乐和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邓小平当时说过一句大白话：“二战之后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所以中国不改革不行了。
歧路三部曲
笔者认为，甘阳提出“六十年”的概念非常具有启发性，但当务之急还不是总结1949年后六十年的正面经验，而是反思1919至1978年这六十年的反面教训及其对于改革三十年的消极影响。
“中国本位文化派”在1930年代指出，“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在前面只有一条路的时候，可以有梁启超“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而当面临岔路口的时候，就出现了选择的困惑。人不是上帝，无法先验地决定某一条道路的对错。
从五四运动之后，主张模仿苏俄的一派，包括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长期占据着中国学界政界的主导地位。苏俄模式之所以能够征服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它的理论体系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尤其是重建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寻觅的可以与传统天命说衔接的“新的史观”（曹锦清语）；一条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与苏联“五年计划”成就的对比。仅靠理论上的胜利尚不足以改变历史的轨迹，在1930年代经济学界的“计划经济辩论”中，市场经济派就占据了上风。波普在1940年代的著作中便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正如波普所说，历史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发展的，只有等到苏俄模式在实践中充分暴露了它的弊端，才会被世人所抛弃。由于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转变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通常需要经过代际的更迭。
中国现代化追随苏俄模式步入歧途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列宁化、斯大林化和毛泽东化。列宁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革命论、党国制、党内集权制、恐怖政治。斯大林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两个阵营论、计划经济、领袖独裁制、克格勃与古拉格。毛泽东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论、战时经济、人身依附制、群众专政。
1926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称：“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这就把中国绑上了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的战车。孙中山还把党专政即党国制作为苏俄模式的主要经验吸取了过来。他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胡汉民说：“在训政期间不但党外无党”，而且“党内无派”。国民党和中共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熟练地运用了恐怖政治手段。张君励曾说：“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入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当时国民党北方党部曾将他所译著的书收集起来，搭了七个塔，一举焚之。在北伐军所到之处，“红色恐怖”更加厉害。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写了当时的种种情景：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出境，由特别法庭判决枪毙，抄家“杀猪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踏上去滚一滚”……
国共两党曾经在列宁化的道路上携手而行，到了斯大林化的阶段，则是由中共独自担负了历史责任。1946年国共合作破裂的幕后背景，是毛泽东不能不追随斯大林的反美新战略。1949年，他又拒绝了美国伸过来的橄榄枝，明确表达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中国军人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流血牺牲，成为斯大林全球棋局中的马前卒。中共建政初期曾允诺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但中共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后，从1952年开始单方面撕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搞“全盘苏化”的计划经济。农民吃不饱饭（农产品统购统销），工人买不到衣裤鞋帽（轻工业品凭票供应）的现象也随之来到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清洗，斯大林在排除异己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领袖独裁制度。一方面是搞个人崇拜，把领袖神话化；一方面是鼓吹“阴谋论”，把政敌妖魔化为“人民公敌”、“外国间谍”。经过“延安整风”，按照《联共（布）党史》所提供的套路，毛泽东也在中共党内确立了“余一人”、“万岁”的地位。1949年以后，这种独裁体制又从党内延伸至党外。莫洛托夫曾说：“斯大林热衷于利用拘禁在集中营里的人大搞建设，热衷于最大限度地扩大集中营的规模。”在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系中，由几百万劳改犯组成的“古拉格群岛”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共的党组织比苏共更加严密和完整，深入到全国每一个车间、生产队、连队和研究室（教研室），而且党务工作人员完全脱产，它本身就构成一个超级庞大的特务情报组织。除了遍布全国的劳改营、劳教营，中国还有一个分散的“古拉格群岛”体系。笔者曾在农村插队，后来又在国营农场当过被管制对象，深知人数多达几千万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子女在基层生产劳动中发挥着怎样的突击队作用。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多多少少地向世界文明主流有所回归。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坚持和发展斯大林模式中最反动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因为从今以后，他本人可以取代斯大林充当世界革命“导师”的角色了。
在与苏联彻底决裂后，毛泽东通过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了“世界的农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欧）”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在“文革”中，他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不论名字怎么叫，实质都一样，就是要把苏联开除出世界革命阵营，组成一个由他领导下的中国“当头”的世界“新兴力量”。以苏联为首的阵营好歹还有一些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以中国为首的阵营却是清一色的不发达国家。承认以苏联为首可以得到经济技术援助的实惠，以自己为首就要大把大把地掏银子补贴小兄弟。
苏式计划经济在中国的主要推行者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对于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地搞计划经济，毛泽东觉得没味道、不过瘾，为了超英赶美（实际上主要目标是赶超苏联），毛泽东打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战争经济。他把“备战”作为“三五计划”的首要目标，在规划“四五计划”时更提出“军工第一”的口号。其次，他把战争规律运用于经济工作，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观点，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搞什么“元帅升帐”，让一切部门都为“大办钢铁”让路，结果是“砸锅炼铁”、“毁林炼（铁）渣”，不仅血本无归，而且遗患无穷。再次，他排斥专家，藐视科学，鼓吹“知识无用”论，在经济建设上打“人民战争”，搞“人海战术”，不惜几千万人、几千亿元地“交学费”，还美其名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斯大林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上基本还是追随世界主流文明的，而毛泽东为了强化对国家的政治控制，不惜以牺牲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价，来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通过城市的“单位化”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通过户籍、档案和票证购粮购物的控制体系，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中国重建了人身依附制度。他“全面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法家所打造的“秦政制”。虽然他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称之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可能更加贴切。
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的另一个发展是“群众专政”。斯大林更多地依赖“克格勃专政”，抓捕和枪毙“人民公敌”还需要“三人小组”批准。毛泽东则“两条腿走路”，公检法是一条腿，群众专政是另一条腿。他鼓吹阶级斗争“天天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要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在揪“黑帮”、破“四旧”、批判“资反路线”，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中，就可以随心所欲将运动对象“戴高帽”、“批斗”、“游街”、“抄家”、“关牛棚”、“罚苦力”、“用私刑”甚至迫害致死。
现在有些年轻人拿出1949至1978年的官方经济统计数据来为毛泽东时代评功摆好，把上述种种视为经济高速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些人完全缺乏对那个时代的亲身体验和最起码的经济学知识。首先，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时代的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提倡“两本账”、“三本账”，把中国的统计数字搞成了谁也不相信的糊涂账。笔者在“文革”期间当过农村生产大队干部，填写过统计报表，知道什么叫做“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其次，当时统计经济增长率是根据固定价格也就是根据产品数量。现在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人都知道，大屏幕液晶彩电刚推出时的价格是几万元，几年以后就降到了万元以下。而在毛泽东时代，八管半导体收音机年产量一万台时和年产量一百万台时是同样的价格。所以，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第三，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销售是脱节的，只要生产出来了就算产值，而不管有多少傻大黑粗的劣质产品积压在仓库里。在目前仍然以国家计划和国营企业为主渠道的图书发行行业，卖不出去的库存图书总金额已经超过了自有资产总额，也就是新华书店整个系统已经破产，但这些没有人看的图书仍然被统计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第四，毛泽东时代始终是一个高积累、高投资的时期，但是，即使是根据官方数据，投资额中的建成部分，也不到70%。即使是已经建成的项目，也不一定真正投产，投产了的项目，有些很快就下马了，例如大量的“大小三线”项目。也就是说，约有一半的投资，最终是没有产生效益的。
第五，毛泽东时代一直实行固定资产的超低折旧率，造成了大量的虚假利润，这些“利润”都拿去进行新的投资了（其中半数是浪费了），而没有作为折旧基金留在企业中，结果到了1990年代，“一五”、“二五”时期的设备到达了报废期，老企业只能以贷款方式来更新设备，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导致大批国营企业倒闭和职工下岗。毛泽东欠下的账，挨骂的是朱镕基。()
毛泽东时代后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最差的时期。有许多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
第一，根据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位，一直到19世纪末，才被美国超过。中国失去第二把交椅，是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的195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达到了中国的1.14倍。改革开放之后的1983年，由于农业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中国经济总量才重新超过了日本。再看与印度的对比：1936年中国人均GDP比印度要高出26.3%，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1962年人均GDP已经低于印度,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19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
第二，在1949年的时候，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能和上海比，也不能和广州比，到了六七十年代，广东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偷渡乃至闯关香港。在毛泽东时代，台湾与大陆的人均GDP差距扩大了四倍；不到二千万台湾人的GDP总量曾经达到过八九亿大陆人的四分之一。
第三，在1955-1980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52%降至29%。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1957年的58.4%降至1978年的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升无减。进入邓小平时代，恩格尔系数开始稳步下降。1978年、1992年、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74.0%、62.8%、45.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于1993年降至50%，2000年降至40%以下，2005年为36.7%。
第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的城市化率是19.7%，1976年的城市化率是17.4%。毛泽东时代后期的中国城市化是开倒车的。而在邓小平时代，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4%升至2005年的43.0%。恩格尔系数和城市化率，这两个经济数据是普通人也看得见、摸得着的，比较不容易造假。
从安全和自由两个方面来看，毛泽东时代也比其他时代表现更差。1949年之后，中国人受外国人的欺负是大大减少了，但也没有完全绝迹，例如苏联专家、非洲太子党对于中国妇女的骚扰。然而，他们受本国政府、单位领导、“成份好”的人的迫害、摧残却是空前的。三年“人祸”中饿死的中国人超过了八年抗战中死于日本鬼子手下的中国人。由于政治原因被杀、被关、被管、被斗、被批的人超过一亿。1969年，如果没有美国的援手，中国差一点就受到苏联“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在别的时代，言论出版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人们没有说真话的充分自由；而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连不说假话的自由也没有。这是极权主义时代和威权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区别。今天，人们深恶痛绝威权主义体制的种种弊端，但没有任何理由去缅怀极权主义体制。
艰难的回归
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中国走了一个“之”字形。梁启超时代是那一横，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是那一折，邓小平时代是那一撇。但这一撇只写了一半，所以这个“之”字显得还很难看。
胡适指出，梁启超时代的现代化目标是：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代议政治。在邓小平时代，“反自由化”给第一个目标打了大折扣，保留大批垄断性国营企业给第二个目标打了中折扣，第三个目标则压根还没有确立起来。邓小平在1980年代说，中国将来也是要搞直接选举的，但是要等到五十年以后。如果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迟到2030年代，人口红利和城市化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上被人另眼看待和猜疑防范的境遇，那时四五运动所开启的回归之路会不会半途而废，就不好说了。
在1980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过实行全面改革即宪政改革的机遇。当时，在高校竞选运动的竞选纲领中，在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庚申改革”方案中，都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新闻出版自由、社团自治、人大直选、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主张。但是，邓小平出于种种原因s压制了宪政改革，仅仅启动了经济改革。这就造成了在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创新机制的建设上，至今在许多方面还没有恢复到梁启超时代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我们现在还没有五四时期的新闻出版自由，还没有教授治校和独立的学会，还没有省自治法和省议会，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会、工会、农会，还没有富有活力的民间慈善机构……回归中国近代宪政传统和现代世界文明主流的路还很崎岖和漫长。
笔者把21世纪的中国道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前半个世纪）的主题仍然是回归——回归世界现代化主流，建立一个强大和富裕的民主共和国。第二个阶段（后半个世纪）的主题中会有更多创新的成分，中国人将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生态、世态、心态问题上，给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打下深刻的中华印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通过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类学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等到十几亿中国人的心灵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开放，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将会引领世界潮流，为全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