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感情叫相濡以沫

有一种感情叫相濡以沫

心言

我父母的婚姻是传统的媒妁之约。父亲兄妹七人，排行第二。祖父一生辛苦，伯父和父亲刚刚长大成人在镇里开了间铺子，家道才逐渐有了起色。外祖父这边则是书香世家，到了独生子舅舅这代虽然终日沉溺于诗画和酒肉朋友，毕竟中了末代秀才，外祖父也算得上守业有成。

为母亲做媒的是父亲第一个妻子的父母，那位妈妈刚和父亲结婚两年就患肺痨不治，她父母便向同村的外祖父家来提亲。我还记得下乡时逢年过节也去那边姥姥家问安，她家几个舅舅面相十分善良，对母亲亲姐姐般尊敬。

那时母亲刚读过几年私塾，年纪还不大。可能是因为外祖父觉得提亲的人身份特殊，很相信父亲的人品。母亲过来不到一年，本来准备相夫教子有平常百姓的平静生活，不料伯父和父亲却打抱不平，因为一位朋友家田地被日寇翻译官侵占揭竿而起，一夜间聚起两百多条枪和两千多人，同鬼子兵真刀真枪撕杀起来，才改变她一生的命运。

老家那里这样自发拉起的抗日队伍有三支，每支都有两千多人的样子。入秋青纱帐消失后队伍被打散了，伯父和父亲只好携家逃亡，而他们的那个朋友落入日寇手里，头砍下来挂在县城的旗杆顶上示众。

伯父和父亲逃亡的过程十分困难，一路鬼子设下层层关卡，逐个检查中国青壮年男人的两手，只要见到有人手上有老茧就以为是扛过枪的，马上拉到一边就地枪毙。听大表哥说，伯父和父亲为了逃过一道关卡，行李都丢下才绕过去，徒步行走一千多里才在一个城市落脚。找到的住处就在鬼子宪兵司令部旁边，因为那里检查比较松懈反倒得以偷生。后来伯父回乡向大家叙述他们的逃亡经过，全村人都落下泪来。伯父因为那场周折始终无法振作，后来沉于鸦片，烟瘾也这样传给伯母，堂哥堂姐们都由我的父母照顾，他办的两个工厂也只好交给父亲管理。父亲自己也办了两间工厂，就靠这些产业来接待逃亡过来的乡亲们。这期间鬼子神差鬼使，居然心血来潮要父亲做那个城市的宪兵司令，当然被父亲婉绝了。要知道他厂里都是过去和他一块闹游击队的乡亲们，如果被发现就要祸从天降。

母亲在这段时间里和父亲一道经历了伯父母，姑妈和几个堂表哥们死于鬼子的飞机轰炸。我的大哥就是七岁时随父母躲避鬼子搜捕患病不治的，二哥和其它几位侥幸熬过抗战的亲人们却没有能逃过鬼子撤退时撒下的鼠疫。母亲和堂姐也染了鼠疫，却得以生存下来。鼠疫流行时母亲买了几缸酒放在家里，每天都让父亲和堂哥喝一点。全家没有受到感染的也只有他们两个人。到抗战结束，伯父一家只剩下这个堂哥和鼠疫痊愈的一个堂姐，我们全家则最少共有二十七口人直接间接死于那场战争。那时的母亲是以照顾父亲这边的亲人赢得口碑的，鬼子多次搜捕的确把父亲这边搞得家破人亡了。

可能是因为抗战时那种自生自灭闹游击队的经历吧，解放战争期间父亲自始至终不为国共两党的高官厚禄所动，一心搞他的实业，直到解放初期才在夜校读完大学，靠技术发明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后来他作战时掩护突围的另一支游击队司令找到他，那位朋友已经是将军部长了，经他证实享有红军待遇。

父亲一生为人和蔼好施，比较重义气。所以直到“四清”和“文革”始终没有为他资本家和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所困，而且因为他是国民党撤退时把枪顶在脑袋上被迫加入的，建国初期一直没有被当成国民党员对待。这种情况直到“四清”，那时政治气氛已经变得浓厚了，于是出现这种怪象，我家里父亲仍然享受老红军待遇，其实他的工程师级别已经很高了，根本不必再有那个待遇；另一边哥哥高中毕业却因为父亲资本家国民党员的历史问题不被大学录取。

到了“文革”清队时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愈加夸大，陪斗时也受到些红卫兵的拳脚之苦。父亲完全是因为勤奋才有技术上的专长，文革以前就已经积劳成疾患了肺病，文革时受到批斗整天咳血。那时父亲单位一位同事不堪折磨，突然自杀的事件惊醒了母亲，于是到清队后期动员下乡，母亲就毅然决然带我和父亲一道回到老家乡下。后来再把已经下乡的两个姐姐接回来。那时有多少人家因为下放的事情闹离婚，有为儿女着想假离婚的，也有危难时夫妻反目的。何尝不是对中国传统的一次挑战。

林彪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次落实政策，父亲的问题就得以部分纠正，安排到县里主管工业，大姐也在政策安排下有了工作。二姐是十四岁初中没有毕业就下乡的，看到大姐有工作心里觉得不公平，就抱怨母亲不该带着我跟父亲到农村来，也不该把她接回来。母亲很耐心地向二姐和我讲起父亲被批斗回来身上的伤痕，以及那个同事自杀的事情，我们这才理解母亲对父亲的感情。如果说他们是患难与共的话，一生经历的生离死别足以让我们后代体验到生命的宝贵和人间真情的难得，而他们的坚韧又何尝不是对我们的激励？打那二姐就没有再抱怨过，后来我们把母亲的话告诉了哥哥和大姐，他俩似乎早就明白的。二姐后来被保送上大学，结果父亲把名额让给一位下乡来的知青，她只好去读中专。那是文革即将结束时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算起来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里只有我高中毕业恰逢恢复高考，才有了读大学的机会。

母亲对子女要求始终很严格，家里只有父亲可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而且主要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我们从来都像普通工人家庭的子女一样，不仅零用钱有限，很小就吃粗粮，衣服破了也要自己补。文革前哥哥和大姐读书期间去工厂劳动，有些工人看到他们带来的午饭就问他们是否有亲生父母。哥哥和大姐很诚实地告诉人家父母的工资收入，结果引起一阵感叹。在乡下时偶尔有父亲在城里的朋友来看望，母亲总要把他们带的点心留到父亲回来才一家坐下来吃。有时邻居有人生病就送过去了。我小的时候有次去地里割猪草，只割一点想起家里还有点心，便跑回来喊肚子痛。母亲和面烙几块糖饼，眼含泪水告诉我以后想好吃的就直说，不可以撒谎，但就是不提那两包点心。那次父亲出差时间长，二姐等不及悄悄撕开点心包一角见已经发霉了，母亲这才打开，把那些霉烂的边角用水果刀刮掉，让我和二姐吃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突然就变得十分苍老，每次见到她总是不断提到父亲。她自己那时乳房已经出现肿块，我们催她看医生，她就说已经看过了，是良性的，不要我们惦记。她越老越想独自生活，乳腺癌到晚期我们才知道，好在她老人家那时年纪大了，没有扩散很快，后期也没有太疼痛。母亲去世时我因为要答辩没有回去，姐姐在电话里讲老家的乡亲们帮助办理得很好，和父亲合葬时全村所有人都去了。三叔让两个堂哥代我行孝子礼，披麻戴孝送母亲去寻父亲。那晚我和姐姐都泣不成声。

回忆起父母来，他们给我们的何止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