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天

那年那天

心言

那晚，我有在北京的同学被流弹击中丧命的，也有同学去堵军车，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侥幸没伤到。

从那个告市民书广播开始，我就一次又一次往北京打电话，但没有人接，大家都上街了，都处在那种亢奋状态，都不相信军队会进城。

我这边，一个老乡学弟一遍又一遍给我往单位打电话，说马上就是又一场文革了，让我抓住机会。我告诉他，不行！千万别去！他听劝了。

以那天晚上为界，那之前我跑着劝同学老乡等不要参加，那晚过后又到处跑着替学生们求情，要放过他们，不要像当年的右派一样，又影响一代人的一生几十年最好的时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劝都起作用了。很多处在领导岗位上的老一辈都附和我说，“对，我们不能再制造右派了！”

也是那晚的分水岭，打那官员腐败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我打不开的心结。出这么大的事情，都是为了国家好，最后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从中国社会封建官场沿袭下来的陋习上讲，一个重要官员退场以后，他的幕僚智囊等等统统随之而去，再无人敢用。当时的赵就处于这种情况，从年龄上讲他不可能接邓的班。而邓为了稳定大局，必须要在他精力够用时找人换下赵。这就有了当时“八老倒胡以后马上酝酿倒赵”的传言。事实上，上海在八四八五年起就在传说江会接邓的班。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是芮杏文，赵的亲信，对江处处制肘，两人在上海都做不成事。

无论如何，那场风波过去三十多年了，再看看当时赵的谋士们在海外的做法，你能当那还是需要平反的冤案吗。学生们受骗上当了，被人利用。但骗他们利用他们的人，根本不具备起码的人格，更不要说政治家的素质和眼光。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