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荫

祖荫

心言

老家的村头有条人工河，建于清朝鼎盛时期。宽两百多米，河床高过地面，几百里水流从上游下来，围村子绕个小半圆的弧形，便打着旋涡奔腾入海。村里人叫这条河是新河，是相对坝下一条五六十米宽的自然河，老河。老河和村前的池塘相通，池塘又是一百多米宽，四五百米长，上游洪水顺着老河流到这里，顿时在一片辽阔水域中有了缓冲，入海前把裹带着的鱼儿就留在池塘。

我家的瓦房就建在池塘前的高地，早晨站在门前在晨曦里望去，眼前是雾霭笼罩的一片水泽，岸边的芦苇，蒲草和树木把绿意投入水面，雾霭就在淡黄色晨霞里透出幽静的浅绿来，点缀的是鱼儿跃起起银白的鳞光。

清早起来我总会站在院门这样观望一阵，等看得心里渐渐痒了，就纵身跳跃几下，然后担起水桶去塘边汲水，顺着坡势跑着跳着三十多米来到塘边，桶里打满水再一步步爬坡担回来，洒遍屋前的菜地里。那水清澈得不染一丝污浊，担水累时就把头伏在桶口尽情喝上一通，再捧几捧扬在脸上，越是觉得精神焕发。一口气二十几个来回把菜地浇好了，这时太阳升起，便踩着塘边的青泥去学校。

老人说村落是块宝地，十年九涝，水到这里形成一片汪洋，上游的房子都往往淹没了，我们这里却总是安然无恙，便是祖宗选对了风水。小学三年级时夏天教室屋顶漏雨，我们就把桌椅搬到岸边的树林里上课，老人们坐在树荫下笑呵呵地围着观看，嘴里念念有词地祈祷祖宗的福荫庇佑我们。

老人们说的祖荫就是村头岸边茂密的树林。如果没有这些树木，每年水流到我们这里会毫不留情地把一切卷入大海。就是这些根深叶茂的林木拢聚起泥土，洪水到这好象是暴戾的猛兽突然丧失了力气，有气无力地呻吟几声就乖乖的溜走了。村里几百年的老树古木参天，村外新河的坝坡有一百多米宽，除十多米宽坝顶当做车道以外，坡上树靠树根连根，构起一道天然屏障。一年大水漫过坝顶，却无法在坝上打开一个缺口，足见其牢固的程度。

后来“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得越来越响，村里也便得越来越贫穷。我的鱼米之乡啊，只两三年的功夫就从家家有余粮变成食不果腹，一年劳作下来每个工分反欠队里两毛五。村干部们坐不住了，在村北一块高地上修了砖窑，可是竣工的那天夜里，公社干部带外村民兵架起机枪，强行把窑拆毁。

那场官司花掉队里全部积蓄，直告到省里问题才算解决。算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拆毁的砖窑再也无法修复，从修窑到打官司花去一万多元，那时就是一笔天文数字。队里更穷了，唯一办法就是出卖树木。支书去外面找到买主，队里选几个壮年劳力去新河坝上砍树。河坝上树很密，却不是很粗大。当年闹游击队时鬼子曾把河岸所有树木芦苇烧光，那些树不是劫后的余苗就是后来栽植的，最大的不过碗口粗细。第一年拣密集处伐木卖了一万多块钱。第二年没有其它办法再伐木卖，大家心里就不是滋味了。尽管那些树砍倒时根都留得很高，全村人还是围在四周泪水盈眶。老人们跪在光秃的树根前哭得力不能支，眼睛无神地望着一片水烟不住叹息，他们记忆里只有鬼子才这样毁了过树林。乡亲们再穷，也不愿就这样把树毁掉。青年人每走到一棵树旁，大锯拉开时总要左右目测一下周围树木的距离。拉一下锯，擦一把脸上的泪水。这些树岂止是祖先留下的荫庇，也是洪水袭来时得以生存的依赖呀。

第二年砍倒的树木还没有运走，人们就开始猜测为什么要砍下这么多树。村干部们第一次伐木一定尝到了好处，所以才不顾死活要发财。很快大家眼睛就盯上会计，他身体不好孩子又多，怎么可能会生活得这么好？这几年穷了队里，富的就是这些干部们。渐渐村里人似乎达成默契，见到村干部们没人搭话，孩子们见面也远远躲起来。

会计的大儿子和我一块在邻村读初中，大三岁，脸胖胖的很白净，但继承了他父亲的驼背。他平时就沉默寡言，这时就更显得孤单。每到下午放学在校门口左顾右盼地把目光投向大家，希望有人和他一路回村。我们一行同学走过他身边时人人都故意扬起头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若是眼睛余光瞥见他眼里含着的泪水，便会有人大声叫道：“河坝上的树都砍秃了，以后水来了先淹死锣锅子！”这时就一群人停住围在他身边，边故意做出惊讶的端详状边叫：“哟，锣锅子哭了。怕死别砍树呀。”“对呀，别砍树呀！你哭谁没哭？树都砍光水来哭都没用了。”如果有一个同学挑头推搡他，就很快变成大家对他的围攻。

“锣锅子，是会计，家里有钱也有米。算盘一拨脑子快，算出儿子是虾米。不出海，不种地，十六才读到初一。初中毕业去干啥，积德修好栽树去。”不知谁偷着编了这首儿歌，从学校传回村里，唱遍了全村。

星期六晚上父亲从县城回来，几个堂哥和邻里都过来抱怨砍树的事情。没有树水大时河坝就没有支撑力，这事关系大家生死。我坐地上用自己做的卷烟机给大人们卷烟，边学学校里传的儿歌。大家神情异常严峻，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几个村干部去年把官司打到省里，已经和公社干部结下仇，如果再往上告他们伐树就难免被抓住辫子。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窗玻璃被人从外面敲了几下，大家转头向外看到，来的恰恰就是会计的大儿子。

“妈的，说曹操，曹操到。就你还愿意和他玩儿。”二堂哥低声骂一句，很不高兴地盯我一眼。

“都是孩子，你让他进来玩吧。”父亲冲我笑笑说。

我跑出去拉住会计儿子衣角，没好气地说：“这么晚你来干啥，屋里正说砍树的事呢。”

“我，我要检举。他们砍树，还做好的吃，我要让全村人都知道。批斗他们，把他们都撤了！”会计儿子大口喘着气呼呼地说。

“哦，你跑来的？赶快跟大人们说说。”我急忙把他拉进屋里。

我们跟着父亲一行人急忙赶去会计家，二堂哥和三堂哥首先撞开门冲了进去。

进屋大家顿时愣住了，几个村干部正跪在地上向桌子磕头，桌上摆着我们本家和村里另一大姓的祖宗牌位，牌位前供着的就是会计儿子说的那好吃的，一盘从镇上买回来的蛋糕。桌子旁还跪着会计六个年幼的儿女，眼巴巴地盯着那盘粗糙蛋糕。两个堂哥二话没说就跪下了去，跟进来的人们见状也跪下了。支书流着眼泪祈求祖先原谅，望蒙祖宗显灵让那些树再长起来。拜祭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去年上访的花费还欠着债，今天秋后分红也还没有着落。

大家边诉苦边不时把目光扫向父亲。他们知道如果父亲肯帮忙办起个小厂，村里生活就活分了。但怎么开口呢？父亲两年前只身去千里外的朋友家乡帮助办厂，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抓住新旧帐一块清算。现在再让父亲办厂没人说得出口呀。

父亲望着狼吞虎咽抢着吃那些粗蛋糕的会计的孩子们，深呼了一口长气，斩钉截铁地说：“穷到这地步了，总得活命吧。办工厂，有事我一个人顶着！”

“不，犯法大家一块蹲监狱。我们村干部今晚就画押，出事大家都有份。”支书咬咬牙说，“豁出去了，我先按手印！”

那晚就在这样的悲壮中，所有在场的成年人都发誓画押。会计一脸铁青，咬破拇指按下手印，接着众人也都按下血手印。那间屋子本来不大，这悲壮的气氛弥漫开，就好像火焰在深冷的原野燃烧。

父亲星期天就开始画图纸，很快去省城托人买来六台电动机，村里第一个小厂就这样办了起来。工厂开工的那天，全村人都自发去了新河坝，默默地栽下一批树苗。那时工厂就是这样偷偷办起来的，不然人们该怎样庆祝啊。

直到上高中大半年，一天校长突然把我叫进他宿舍，通知以后每月给我四元钱助学金，并埋怨我不该隐瞒家庭困难，我那才知道原来父亲把还乡时带的一点钱都用在办厂了。那时每月发给父亲六十五元生活费，在乡下算富裕，但买电机等等却要送礼。村里人把事情告诉校长，他想尽办法筹措出这每月四元钱的助学金。上大学两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每月四元钱出自校长自己的工资，而他那时每个星期天都要骑自行车跑四十里回家帮妻子做农活。又是这些师长们，在恢复高考的第一个春节和我们一道在学校复习功课。

故乡给了我什么呢？每当回想起这些事情来，心里就总是涌出一股暖流。我的故乡啊，祖先留下的福荫不仅是那些原野，河川和树木，更有代代相传的善良和朴实。愿故乡的河更清，水更秀，人更美好，不要辜负了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