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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沈治钧，继揭露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用己作冒充古人吊芹之
作以欺世后[1]，近日又发表《顾随〈木兰花慢〉一阕辨惑》、《〈木兰花慢〉疑案
补说》等文章[2]，提出周氏窜改其师顾随赞颂曹雪芹《红楼梦》的《木兰花慢》原
词，矫称为褒奖他的《红楼梦新证》之作，往自己脸上贴金。周汝昌人海之英，一
身既兼司马迁、郑玄、刘勰诸长，诚文曲星之临凡，获麟后之所仅见；而《红楼梦
新证》面世,实开华夏文运之新局。漪欤盛哉，天津咸水沽的“周汝昌红楼梦学术馆”，周家人和昌门子弟不知是否有意将之升格为新文庙,或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存。
周汝昌又一造假疑案被捞出
顾随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学兼中西，是古典文学专家。解放前任教于
燕京、辅仁等大学，长于词曲文论，亦创作小说戏剧，明禅理，擅书法，在当时虽
不甚著名，但授课很受学生欢迎，周一良、叶嘉莹、吴小如、郭预衡、欧阳中石等
著名学者即出其门下。解放后顾随任辅仁国文系主任，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师范
大学,1953年调天津师院，60年去世。周汝昌41年秋曾在燕大听过顾授《宋词选读》
几堂课，师生关系却十分投契，书信往还，唱酬不绝。据周说，顾称他是“平生得
意弟子”，“中外文皆通，文言白话都好”[3]；周则尊顾先生为“大师”：“一位
全能特异、大师级的学者”、“特异天才艺术家”、“勤学、覃研、深思、妙悟的
大学者”。[4] 在1997年撰写的《燕园名师顾随先生》的纪念文章中，周氏特选用
“□”字来称呼他（顾随），其崇敬度与《圣经》之称耶和华为“他”,只差一间。
顾随1954年写过一首《木兰花慢》，给从四川调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
昌：
石头非（真）宝玉，便（题）大观，亦（岂）虚名。甚扑朔迷离，燕(莺)娇莺
(燕)咤，鬓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楼(甍)碧瓦映觚棱。_赫奴才（金帝包衣）
家世，虺□败（没）落阶层（魏王诗赋才情）。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是
（等）慧地文心（论文），龙门史法（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巨
（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5]
这首词一直捏在周汝昌手里。括弧内异文，是周的改字。1976年《新证》增订
本，未提及顾词（周汝昌如果稍有尊师之心，他应收录《木兰花慢》吊芹，而非
“爽秋楼歌句”《八声甘州》。自己不为老师抬轿子，却要老师为自己抬轿子，于
此亦可见其人品）。1992年出版的《恭王府与红楼梦》（红楼访真），周将顾词作
为书前“题词”。 1997年撰《燕园名师顾随先生》，谈到顾对《新证》的赞赏,亦
未及《木兰花慢》一字。可见直到这个时候，周还认为《木兰花慢》是赞颂《红楼
梦》及其作者的。但到2001年，周氏却突然发现顾词原来是赞《红楼梦新证》和自
己！周先生在《天地人我》（后改名《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诠释说：顾
随《木兰花慢》下阕“‘燕京’二句以下，‘等’字领起的三排句（等慧地论文，
龙门作史，高密笺经）是全篇的重心，亦即褒奖的要点，先生是说，这部拙著是综
合了三大 ‘体性’：好比刘彦和的作《文心雕龙》、司马子长的著《史记》、郑康
成的笺注经书──把三者融为一体，即文评、史证和笺诗那样的内涵与功夫。”[6]
顾词下阕领起“三排句”者为“是”，周改“等”。“是”是绝对级，“等”
是比较级。顾词用“是”，意谓《红楼梦》在小说（稗官）之地位，同史学之《史
记》，经学之郑注，文论之《雕龙》。周氏既改赞《红楼梦》为赞《红楼梦新证》，
自己也就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文、史、哲三顶峰的“体性”。上下两千年，恐怕没
有哪人敢如此高比。周先生想屁股冒烟，骑火箭上位，十之八九走火入魔。
沈治钧的文章就是要拆这个局，指出顾词原本是赞颂《红楼梦》的，周汝昌将
之窜改为褒奖自己的《新证》，实际是对老师的亵渎，对读者的欺骗。他要求周公
布顾随的原件，解释那些改文是怎么回事。我支持沈先生。周氏学术不端，案底累
累。这里谈点自己所知道的周先生的功底，供关心此案的读者参考。
周汝昌读燕大中文系研究院未能毕业
在近代文人中，恐怕很少人像周先生那样敢于宣传自己。毛主席去世才盖纪念
堂（不见得是他的意愿），周汝昌活著就入庙；天地人我，自撰行述；弟子修传，
奉上“红学泰斗”的尊号，未盖棺就要定论，做“当代红学第一人”。
周汝昌说他九岁上学，读的已是洋课本，“人刀尺，马牛羊”，“五经四书，
概乎未闻”[7]。他高中毕业于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工商学院附中，考读燕京西语系，
是希望能找份好职业，吃洋饭。及1948年遇上胡适这位贵人,他才对知识转型“兴趣
渐浓”,要吃“红”饭。1949年西语系本科毕业，考取燕大中文系研究生。加上周氏
论文《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在《燕京学报》第三十七期（1949年）发表，此事
颇引人注目。若干年后，1949届中文系一位校友，回忆此事时还充满激情：“1949年
北京的金秋季节，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治古典文学的研究生有两人，一位是
周汝昌，另一位就是许政扬。两人同学又同住一间宿舍，是名实相副的同窗。”[8]
周汝昌入读研究院毫无问题，问题是有没有毕业。周汝昌女儿周伦玲编写的
《周汝昌学术年表》说：
1950年32岁，“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考取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
（此有误，应为49年事）
1951年33岁，“被成都华西大学聘为外文系讲师”。
1952年34岁，“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毕业论文：《宋词语言的研究》。
[9]
周汝昌自撰的简历更一再斩钉截铁：
“周汝昌，1918年生。”“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后毕业于燕京大学研
究院中文系。”[10]
但奇怪得很，燕京研究院2002年编的《燕京大学人物志──燕京大学学生名录
（1919──1952）》，研究生却没有周汝昌的名字。1949── 50届入学男生，本专
科318人，其中有蒋彦永、余英时；研究生13人，其中有许政扬，没有周汝昌。[11]许
政扬名字始见于1946──47届新生名单。很清楚，许从1946年秋到49年夏，读完中
文系本科，秋天升读研究院，五二年夏读完三年研究院，毕业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
当讲师。[12]周汝昌的名字只见于 1940──41届新生。[13]就是说，1949年夏他西
语系毕业，秋天虽考上中文系研究院，但只读了两年，没有完成学业，他的研究生
资格不被承认。
周先生是非常精细的人，早有志于“自己的历史自己写”，故特别注意保存有
用资料。从《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中，可以见到周先生的中学毕业证书
（P88），戴学士四方帽的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证书（P137），可就没有燕大中文系
研究院的毕业证书！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提前毕业是被劝退
周氏解释说：“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华西大学之电聘，邀我去当外文系
的讲师。”[14] 梁归智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说的更生动有趣：“周汝昌一想,研
究生很快要毕业了,也得考虑谋生的问题.但还有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要上,还得作论
文,这该怎么办呢?他就去向中文系主任高名凯先生请示。高先生十分通情达理，对
周汝昌说，你就先去应聘吧，研究生课程差一个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半年内
把毕业论文寄来就行，照样承认你的研究生学历。”[15]
周汝昌说的是事实，但掩盖了原因。梁归智则编造故事──当然是周先生教他，
企图把责任推到高名凯身上。中文系高名凯等老先生早登鬼_，虽不会出来掰谎，但
这样的谎也不易编圆。
第一，“快要毕业了，得考虑谋生问题。”这恐怕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
并不是五六十年前的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政府对高校毕业生都采取包下来政
策，不存在“谋生问题”。
第二，解放前，教会大学招生和毕业出路都有自己的渠道。1951年2月，燕京被
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大学。国家培养的大学研究生，怎么可以私下去应聘？高名凯
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应允此事。
第三，周先生为知识转型，使自己的学问再上一个台阶，才转攻中文系研究院。
怎么读了两年，眼看就要毕业了，却降级以西语系本科毕业生学历应聘去教英语，
而不是像他的同窗许政扬先生一样，按中文系研究生的资格分配呢？虽知燕京大学
研究院毕业生就是真金白银的硕士，可以直接攻读美国名大学的博士学位。燕大许
多老师，也来自研究院。周汝昌不读完三年研究院，等候对口分配，不顾父母反对，
妻子埋怨，千辛万苦，带著老婆和四个孩子间关入蜀，到华西去教英文，当然不是
去支援西部建设，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据中文系传出，是他的国学根底太差，五经、
四史似未发蒙，语言学理论接受也不好。读了两年，系里评估，周同学恐难如期完
成研究生课程，而政府接管燕京等教会学校后，已传出将进行院校调整，不仅中文
系研究院，连燕京本身如何收圆结果，都难预料。1950-51学年结束，刚好华西私下
要求调拨一位英文讲师。陆志韦，高名凯劝周汝昌以旧燕大1949年西语系本科毕业
生资格就聘。也许周氏也觉得中文系研究院读得太辛苦，接受了校方的安排：不是
中文系研究生提前毕业，是西语系本科毕业生滞后两年分配。这就是燕大将周汝昌
中文系研究生除名的内情。
周先生虽然一贯托大，吹捧自己，有时无意中也讲些真话：“自顾平生经历，
下功夫最多的不出四大方面：一、诗词；二、书法；三、英文；四、红学。” [16]
周先生实际上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中文系研究生毕不了业，而我们也明白为什么后来
周氏竭力要把《红楼梦》尊为“新国学”，还想给自己另糊一顶“大文化学家”的
别致的帽子。
周汝昌1952年春就离开燕大，程毅中同学搬入与许政扬同室。[17] 程先生后
来成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周氏5月1日到华西，行前应把到四
川任英语讲师的事由告诉顾随，顾先生_他在燕京教学多年的经验,知道周同学中文
系研究生读不成，才回西语系吃旧锅粥。去妇何颜见六亲，手中刀尺不如人。试问
在有如落第的尴尬情况下，顾随会高调写一首《木兰花慢》赞他吗？除非周汝昌真
的骗他的老师：《红楼梦新证》已获今上传谕嘉奖，本人六百里加急奉调回京……。
但即便这样，顾随难道不知他的弟子肚里有几碗干饭？不致把周的 “体性”比作司
马迁＋郑玄＋ 刘勰，无原则吹捧到这样的程度吧！
毛泽东为何一语不及周汝昌
《木兰花慢》赞曹红，不是赞周红。“分明去天尺五，听巨人褒语夏雷鸣”。
“天”、“巨人”、“夏雷鸣”，合起来只能是指最高统治者发话。贾岛《颂德上
贾常侍》：“边臣说使朝天子，发语轰然激夏雷”。[18] 毛泽东对周红有过褒语吗？
五四年批俞批胡，周氏被划分出来作“团结对象”，邓拓等衔命做转化工作。一颦
一笑千金重，那些属策略招数的话语，原是不上纸笔的。《党的文献》2002年第四
期曾公布《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组谈话（1938年──1973年）》，1964年毛泽东
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提到 “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
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19] 老的指蔡元培、胡适，并没
有周汝昌。昌门大弟子安慰老师：你还看不出“奥妙”？毛不提你，“是一种无言
的赞赏和肯定”啊！“毛泽东其实只肯定周汝昌一个人”。[20]
可是周先生想不开，“无言的赞赏”不见得大家都相信。他觉得还是有“语录”
踏实，哪怕是山寨版的。他自己记载、自己措词，1954年他回北京，聂绀弩对他说：
“《新证》出后，毛主席看了……”。后面一串省略号，暗示毛主席还有后话。[21]
后来，等老聂死了，他才把他的话改为“毛主席对你的书有好评”。[22] 避免“孤
证”，周还通过已故人民文学出版社另一位同事杨霁云的嘴巴说：毛主席称许过
《红楼梦新证》，是《新证》的“知音”。[23] 但这些“巨人褒语”，有如黑钱，
虽不缺鼻子眼睛，却缺乏透明度和信用。他希望将之漂白，因此呼吁四方君子有谁
写“红学史”，务请将“此情”（毛赞《新证》）写入。
毛泽东走下神坛，对他的评价目前可能仍有较大分歧。但有一点怕是大多数人
同意的，毛是一个红迷，《红楼梦》的大护法。他把《红楼梦》地位空前提高，推
广全民读红评红。他本人是红学大家，阶级红学的创立者，利用《红楼梦》开展政
治文化思想斗争，更出神入化。毛对周汝昌何以不及一言，不好猜测。1973年前可
不论，文革中后期，周先生搭通四人帮天地线，是受到眷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了经他增补的八十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中《史事稽年》、《议高续书》、
《本子与读者》排成大字以宣纸精印供毛进览，共六函五十三册[24]。不能说毛不
了解，但依然没有话。当然，“没有话”只不见于传媒，不等于没开过口。依据常
理，毛红与周红是两股道，捏不到一起：（1）毛认为《红楼梦》是小说，把它当社
会史来读；周认为《红楼梦》是曹家兴衰的“实_”，“康、雍、干三朝交替的政治
变局为其关钮”。[25] （2）毛用阶级观点评红，着眼于书中四大家族与下层被统
治者的斗争；周红专注于红楼外统治上层的倾轧，雍正皇帝抄了曹俯家。（3）毛接
受高鹗续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看做一个整体；周力图把后四十回砍掉。文革末期，
趁批孔评红疯热，诬告高鹗受乾隆、和□指使，篡改《红楼梦》，是“最最令人惊
心和痛心的事件”，怂恿禁之，以后谁再看后四十回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26] （4）毛靠“两论”打天下，唯心唯物，老眼不花；周红的本质是新索隐、再
创作。他的认识论是唯心的，“悟”比考证重要。[27]
毛对周红说过什么话，也许随著有关的人过世永不为人知。但当时的反应是迅
速而直截了当：1975年由当时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袁水拍召集会议，宣布成立《红
楼梦》版本校订小组，由冯其庸任组长，吴世昌、周汝昌、吴恩裕任顾问。小组成
员，由冯其庸物色，负责校订出版120回《红楼梦》──不是周汝昌所谓的八十回
“真本”。周先生不管多么愤愤不平，他成局外人。可以想像，袁水拍不会自作主
张，成立版本校订小组的主意应来自更高层，而江青事前肯定听毛说过一些意见。
经过三十年之后，红研所的120回校本与周汝昌的八十回“真”本都出来了。
每个人都可以据此判断两本的优劣。
以小见大，看“泰斗”终极的内涵功夫
周氏为猎高名，一贯搜集各种赞美自己的言辞，加以放大，有时还不惜造假。
[28] 其实不管师尊顾随也罢，巨人毛泽东也罢，他们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自己有多少真本事，亦即周先生说的“内涵与功夫”。
1953年《新证》出版，周汝昌读研究生都毕不了业，私下利用胡适的原甲戌本
与张伯驹、陶洙等交换资料，爬罗剔抉，可算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一本资料书。红
学界人士认为有用，学院派的学者则指为“繁琐考据变本加厉的典型”。1976年
《新证》经周氏增订再版，王利器先生发表《〈红楼梦新证〉证误》，指摘《新证》
“不知妄说”、“以讹传讹”等十项错误，并说此书“每一页都有错误” [29]。周
汝昌说，他是念洋书出身的，“此时撰《新证》，‘每一页都有错误’也不足为奇”
[30]。周氏以此为初版《新证》辩解尚可，为增订版《新证》辩似太皮厚。周先生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一连四届政协，学术上的谬误，怎么好意思还赖读洋书？
现在抛开《新证》，从周氏近年著作中举几个例子，看看周先生终极的“内涵
与功夫”。
一、从校注“烧埋银”看周氏的“史证”识力。
周汝昌汇校本《石头记》第四回：“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可，五百也
可，与冯家作烧埋之费。”
周氏校注云：“烧埋之费，乃雍正时新制。”[31]
“烧埋之费”又作“烧埋银子”，第78回：“王夫人闻知（晴雯已死），便命
赏了十两烧埋银子”，即刻送往“外头烧化”。
周氏的校注使人诧异。
第一，周先生不知烧埋银制度，是元人旧法，不是清雍正新制。元世祖忽必烈
至元二年（1265）颁布法令：“凡杀人者，虽偿命讫，仍出烧埋银五十两。若经赦
原罪者，倍之。”[32] 此制度在《元典章》、《元史 刑法志》均有详细记载，以
后不同程度又为明、清两代所继承。
第二，周先生不知烧埋银制度，是先进的民事赔偿法，误以为雍正所制恶法。
这项法律首次要求在追究行凶者的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损害的赔偿，这
在中国前所未有，在西方到19世纪才出现。《红楼梦》贾、薛两家企图以民事赔偿
代替刑责，是赃官枉法，与烧埋银法度的公义无关。
第三，烧埋银法律，从元朝施行以来，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反映元明社会生
活的通俗文学、戏剧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
常写到，还流行“不服烧埋”（不忿、不服）的成语。[33] 周氏以烧埋银为雍正新
制，说明对元明戏剧、小说没有下过真工夫，大半夹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去校注
《石头记》，难怪笑话多多。
元人尚火葬，丧葬叫烧埋。大陆解放后大力推行火葬。元人创立的烧埋银法律
制度，在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中也有类似规定。故“烧埋”、“烧埋银”渐
渐成为社会的通用语。王利器先生评周氏《新证》，说其中的一些错误，是由于
“知识贫乏之故”。不识“烧埋银”，不知是否属于“知识贫乏”。而他把 “烧埋
银”指为“雍正时新制”，则反映他对雍正某种病态的仇视。顺便一说，雍正对政
敌心狠手辣，对汉族是颇为温和的，最少他不以“夷狄”、“胡虏”字样为忤，倾
向于“东夷之人”的种族认同，以缓和满汉矛盾。而这也正是曹雪芹的底线。
二、从解“肉边菜”看周氏的“笺诗”功底。
郑玄是东汉末经学大师，综合今古，遍注群经，其注毛诗曰“郑氏笺”，最有
名。周汝昌曾多次举其师顾随的一首绝句：
煨得薯芋成软玉，嚼来萝卜似甜冰。
半年不吃肉边菜 ，惭愧西山入定僧。[34]
顾随《解闷六绝句》写于1942年冬，抄赠弟子滕莘园，此其五。根据手迹，周
氏改了原诗七个字，原诗“山中”改“西山”，证明周氏不知其师用典。[35]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燕京大学，顾随失去教席，生活更加困苦，常以马
铃薯、山芋、萝菔充饥。全诗明白如话，只“肉边菜”有点费解。周氏笺释云：
“他不说菜边肉，而掉过来说肉边菜，这滋味浅人是难知的。盖清贫之家不能常有
肉吃，馋了也只买一小块炖炖，专为烩白菜吃，取那点肉味而已。故仍以菜为主眼，
‘肉’只是个配角。”
周先生自称“解味道人”，原来只知肉味，不解诗味。如果像他所释，岂不是
西山和尚常偷肉吃？顾家快断顿了，还谈小块肉烩白菜之味！周氏笺释实是无知妄
解。“肉边菜”是禅宗六祖惠能的故事，见于《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说慧能自黄
梅得法，回到岭南，又被恶人追杀，藏于四会山中，与猎人一起生活十五年。“时
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
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36] 顾之京教授解此，谓“饭菜中不见一点荤腥”，
完全正确。[37]
《坛经》并非僻书，现在已成国学经典。“肉边菜”亦非僻典。这个故事所以
有名，因为牵涉到禅宗的戒行。和尚可以同杀生、吃肉的猎户生活在一起，同睡一
个铺，同吃一锅饭，甚至替猎人守网。──只要不杀生，“见生命尽放之”；不茹
荤，“吃肉边菜”。
周汝昌曾说，他在燕大上学时，曾辅导一个美国学生林阿释读佛教史。他的师
尊顾随更是“禅学大家”，治学授业，多借径于禅家词话、精神，常教他“莫将活
龙打做死蛇弄”。看来周先生似未读过禅宗的原典，他也谈禅，不过是口水禅。
三、从柳嫂“四十碟果子”看周氏索隐的心法。
曹雪芹的年寿有两说。敦诚诗：“四十萧然太瘦生”、“四十年华付杳冥”。
张宜泉诗自注：“年未五旬而卒。”前者解“四十年华”，认为“四十”是实数，
后者解“年未五旬”，又偏向年近“五旬”甚至年逾“五旬”，各不相下。证之
《四松堂集》，敦诚《先祖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称祖妣“二十年来养育教诲”，
实二十三年，少三年。《南溪感旧》“十年事往浑如昨”，实十三年，也少三年。
据此，实不应将敦诚挽诗“四十年华”数字看得太死。不过周汝昌终于找到了曹雪
芹“年寿四十”的铁证，恐怕大家都很想知道这项学术大发现：
《和贾宝玉对话》：“群芳夜宴祝寿怡红，为何柳嫂预备了四十个果碟？”
周（汝昌） 雪芹寿比南山，（警幻）仙姑定的？
贾（宝玉） 是她注定的──书里也写了。
周 书里写了？哪里的话？
贾 群芳夜宴，祝寿怡红，丫头共凑银数两数分，叫柳嫂预备了四十个果碟─
─为什么单是四十？寿筵之数已定可知。
周（叹息） 原来如此！[38]
事见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为什么“寿怡红”与曹雪芹有关？
因为周汝昌认为《红楼梦》中的怡红公子就是曹雪芹自己。为什么“四十碟果子”
属“寿筵之数”，因为周汝昌认定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但周先生的索隐又一次
“炸锅”，他不知用“四十碟果子”上寿，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习俗。百多年前，
《红楼梦》的祖宗《金瓶梅》，写孟玉楼、李瓶儿上寿就用“四十碟果子”：
第二十一回：从新摆上玉楼上寿的酒，并四十样细巧各样的果碟儿上来。
第四十三回：（为李瓶儿上寿）前边卷棚内安放四张桌席，…每桌四十碟，
都是各样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点心，细巧油酥饼_之类。[39]
是不是明季以前，民间就有此习俗，俟考。
史实、禅话、民俗，综合以上三条，大略可窥知周先生的知识库存，“文
评、史证和笺诗”的功夫。注“烧埋银”出人意外，不说大师，就一般文史研究者
也不应闹这样的笑话。“雍正时新制”更不知如何悟得。“肉边菜”可以不明出处，
就诗解诗，亦不能解小块肉“烩白菜”，因为后面还坐著个和尚。“四十碟果子”
以为捡到便宜，岂知蹈空，暴露周氏索隐的轻率任意。周先生有学，但实在有限，
依上面的例析，有些方面还相当空疏。欲与司马迁、郑玄、刘勰比肩，甚至一个顶
仨，骗几个初上道儿的“周粉”还可以，有识者恐怕要笑掉大牙。刘姥姥教导说：
“守多大的碗儿吃多大的饭。”做学问，第一要“老诚”，大师更不能灌水。欠缺
知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不知为知，装得好像无所不知，不肥充胖，信口胡说，
唬弄读者，流毒后代。这也许就是学术界“周汝昌现象”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
注释:
1、沈治钧《日望西山餐暮霞──有关曹雪芹在西山诗词八首笺议》，载《红楼
梦学刊》2006年第三辑；《从〈爽秋楼歌句〉的署名问题说起》，载《红楼梦学刊》
2006年第六辑。
2、沈治钧《顾随〈木兰花慢〉一阕辨惑》，载《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六辑；
《〈木兰花慢〉疑案补说》，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二
期。
3、 周汝昌《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页253。
4、 周汝昌《燕园名师顾随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五期（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8），页231-240。
5、顾随《木兰花慢》影印原件，见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桂林，漓江出版
社，2005）页173；《红楼无限情》页242。原件上已有周氏改字。印本见周汝昌
《芳园筑向帝城西──恭王府与红楼梦》（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页275，改文
达二十多字。顾随女儿顾之京教授注云：“此词当作于 1953年。周汝昌先生现提供
的函件未见此词。周先生以此词作为《红楼梦访真》一书之书前‘题词’。（此词
与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一书第173页影印顾随致周汝昌函中原词在文字上有较大
不同，这可能是顾、周师弟子之间经常互相改动所赠诗词之所致。）”见闵军《顾
随年谱》（中华书局，2006年）页 336。及至近日周氏女儿周伦玲在《人民政协报》
发表文章《燕京人海有人英──顾随先生眼中的〈红楼梦新证〉》，则抵赖改文是
周汝昌做手脚，反咬是顾随的二、三稿。
6、 周汝昌《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页234。
7、 同（3），页332。
8、 周绍昌《许政扬与〈许政扬文存〉》，《燕京学报》新九期（2000年8月），
页307。
9、 周伦玲编写的《周汝昌学术年表》，见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附录
[二]，页478。
10、周汝昌《从三曹到雪芹》，文末缀有作者自撰传略：“周汝昌，男，1918年
生。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后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现任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员、燕京研究院董事、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名誉会长。”燕京研究院编
《燕京学报》新二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243。又周氏尚在《燕京学报》
新一期（1995），新五期（1998年11月）发表文章，文末均附内容相同小传。
11、 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
466─467。
12、 同上，页460─461。
13、 同上，页451。
14、 同（3），页189。
15、 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页92。
16、 同（3），页129。
17、 《程毅中》，《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页389。
18、 贾岛《颂德上贾常侍》，《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471。
19、 毛泽东64年北戴河谈话，又见龚育之等编撰《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
三联书店，2009），页194、195。
20、 同（15），页184。
21、 同（6），页232。
22、 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页170。
23、 周汝昌《怀念杨霁云先生》，《脂雪轩笔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页117、118。
24、 此项资料为著名的《红楼梦》书籍收藏者刘晓安老先生提供。
25、 周汝昌《曹雪芹家与雍正朝》，《曹雪芹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页261。
26、周汝昌《〈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四期、
1981年第一期，后收入《献芹集》。这是第一次将程高续书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
度，定性为“中国文化史上最最令人惊心和痛心的事件”，最大的政治阴谋，并企
图以此划线，谁不认识这个问题，谁再看后四十回，就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莫
谓Z生空议论，有人狠毒想禁书。所以笔者在《说“龙门红学”》中指出，《“全壁”
背后》带有“文革胎记”。但是毛泽东没有上当。周先生后来将他的“万言书”扩
充为三万字的论文，拿到威斯康辛国际红学讨论会上去发表。
27、 同（3），页178、184。
28、周先生自诩文革中写的大字报“颇有质量”。《〈红楼梦〉“全璧”的背
后》便是一张超级的大字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
路线两年之后，拿到美国举行的红学研讨会上去宣读，丢人显眼，可以想见。周氏
《美红散记》却称潘重规“有过奖之言”，昌门大弟子直谓论文首先得到老学者潘
重规的 “赞赏”。红学界尽人皆知，潘主张“《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隐书”，120回
均“胜国顽民”所撰。他和学生花十年时间校订《红楼梦稿》以成“全璧”，怎么
可能“赞赏”乾隆和□篡改、掉包的无根之言？潘在台报撰文曾谈及阅周文事，并
无一赞语，只有四个字：“洗脚上床”。
29、 王利器《〈红楼梦新证〉证误》，《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0），页403─422。
30、 同（3），页332。
31、 周汝昌汇校《曹雪芹著八十回石头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
39、40。
32、 《元典章》四十三（北京，中国书店，1990），页637。
33、元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杂剧四：“休道你兄弟不服烧埋，由你便直
打到梨花月上来。”《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五回：“倒说着你，嘴头子不服个烧埋。”
今粤港民间尚存“不服烧埋”俗语。
34、 同（3），页252。周氏五六种书，引此诗字词均有不同，此据《自传》。
35、 《顾随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373。
36、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由第一”，大正藏No.2008，页349。
37、 《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页
136。
38、 周汝昌《和贾宝玉对话》（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页188、189。
39、 梅节重校本《金瓶梅词话》（香港，梦梅馆，1993），页251、527。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沈治钧，继揭露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用己作冒充古人吊芹之
作以欺世后[1]，近日又发表《顾随〈木兰花慢〉一阕辨惑》、《〈木兰花慢〉疑案
补说》等文章[2]，提出周氏窜改其师顾随赞颂曹雪芹《红楼梦》的《木兰花慢》原
词，矫称为褒奖他的《红楼梦新证》之作，往自己脸上贴金。周汝昌人海之英，一
身既兼司马迁、郑玄、刘勰诸长，诚文曲星之临凡，获麟后之所仅见；而《红楼梦
新证》面世,实开华夏文运之新局。漪欤盛哉，天津咸水沽的“周汝昌红楼梦学术馆”，周家人和昌门子弟不知是否有意将之升格为新文庙,或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存。
周汝昌又一造假疑案被捞出
顾随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学兼中西，是古典文学专家。解放前任教于
燕京、辅仁等大学，长于词曲文论，亦创作小说戏剧，明禅理，擅书法，在当时虽
不甚著名，但授课很受学生欢迎，周一良、叶嘉莹、吴小如、郭预衡、欧阳中石等
著名学者即出其门下。解放后顾随任辅仁国文系主任，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师范
大学,1953年调天津师院，60年去世。周汝昌41年秋曾在燕大听过顾授《宋词选读》
几堂课，师生关系却十分投契，书信往还，唱酬不绝。据周说，顾称他是“平生得
意弟子”，“中外文皆通，文言白话都好”[3]；周则尊顾先生为“大师”：“一位
全能特异、大师级的学者”、“特异天才艺术家”、“勤学、覃研、深思、妙悟的
大学者”。[4] 在1997年撰写的《燕园名师顾随先生》的纪念文章中，周氏特选用
“□”字来称呼他（顾随），其崇敬度与《圣经》之称耶和华为“他”,只差一间。
顾随1954年写过一首《木兰花慢》，给从四川调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
昌：
石头非（真）宝玉，便（题）大观，亦（岂）虚名。甚扑朔迷离，燕(莺)娇莺
(燕)咤，鬓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楼(甍)碧瓦映觚棱。_赫奴才（金帝包衣）
家世，虺□败（没）落阶层（魏王诗赋才情）。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是
（等）慧地文心（论文），龙门史法（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巨
（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5]
这首词一直捏在周汝昌手里。括弧内异文，是周的改字。1976年《新证》增订
本，未提及顾词（周汝昌如果稍有尊师之心，他应收录《木兰花慢》吊芹，而非
“爽秋楼歌句”《八声甘州》。自己不为老师抬轿子，却要老师为自己抬轿子，于
此亦可见其人品）。1992年出版的《恭王府与红楼梦》（红楼访真），周将顾词作
为书前“题词”。 1997年撰《燕园名师顾随先生》，谈到顾对《新证》的赞赏,亦
未及《木兰花慢》一字。可见直到这个时候，周还认为《木兰花慢》是赞颂《红楼
梦》及其作者的。但到2001年，周氏却突然发现顾词原来是赞《红楼梦新证》和自
己！周先生在《天地人我》（后改名《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诠释说：顾
随《木兰花慢》下阕“‘燕京’二句以下，‘等’字领起的三排句（等慧地论文，
龙门作史，高密笺经）是全篇的重心，亦即褒奖的要点，先生是说，这部拙著是综
合了三大 ‘体性’：好比刘彦和的作《文心雕龙》、司马子长的著《史记》、郑康
成的笺注经书──把三者融为一体，即文评、史证和笺诗那样的内涵与功夫。”[6]
顾词下阕领起“三排句”者为“是”，周改“等”。“是”是绝对级，“等”
是比较级。顾词用“是”，意谓《红楼梦》在小说（稗官）之地位，同史学之《史
记》，经学之郑注，文论之《雕龙》。周氏既改赞《红楼梦》为赞《红楼梦新证》，
自己也就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文、史、哲三顶峰的“体性”。上下两千年，恐怕没
有哪人敢如此高比。周先生想屁股冒烟，骑火箭上位，十之八九走火入魔。
沈治钧的文章就是要拆这个局，指出顾词原本是赞颂《红楼梦》的，周汝昌将
之窜改为褒奖自己的《新证》，实际是对老师的亵渎，对读者的欺骗。他要求周公
布顾随的原件，解释那些改文是怎么回事。我支持沈先生。周氏学术不端，案底累
累。这里谈点自己所知道的周先生的功底，供关心此案的读者参考。
周汝昌读燕大中文系研究院未能毕业
在近代文人中，恐怕很少人像周先生那样敢于宣传自己。毛主席去世才盖纪念
堂（不见得是他的意愿），周汝昌活著就入庙；天地人我，自撰行述；弟子修传，
奉上“红学泰斗”的尊号，未盖棺就要定论，做“当代红学第一人”。
周汝昌说他九岁上学，读的已是洋课本，“人刀尺，马牛羊”，“五经四书，
概乎未闻”[7]。他高中毕业于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工商学院附中，考读燕京西语系，
是希望能找份好职业，吃洋饭。及1948年遇上胡适这位贵人,他才对知识转型“兴趣
渐浓”,要吃“红”饭。1949年西语系本科毕业，考取燕大中文系研究生。加上周氏
论文《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在《燕京学报》第三十七期（1949年）发表，此事
颇引人注目。若干年后，1949届中文系一位校友，回忆此事时还充满激情：“1949年
北京的金秋季节，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治古典文学的研究生有两人，一位是
周汝昌，另一位就是许政扬。两人同学又同住一间宿舍，是名实相副的同窗。”[8]
周汝昌入读研究院毫无问题，问题是有没有毕业。周汝昌女儿周伦玲编写的
《周汝昌学术年表》说：
1950年32岁，“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考取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
（此有误，应为49年事）
1951年33岁，“被成都华西大学聘为外文系讲师”。
1952年34岁，“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毕业论文：《宋词语言的研究》。
[9]
周汝昌自撰的简历更一再斩钉截铁：
“周汝昌，1918年生。”“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后毕业于燕京大学研
究院中文系。”[10]
但奇怪得很，燕京研究院2002年编的《燕京大学人物志──燕京大学学生名录
（1919──1952）》，研究生却没有周汝昌的名字。1949── 50届入学男生，本专
科318人，其中有蒋彦永、余英时；研究生13人，其中有许政扬，没有周汝昌。[11]许
政扬名字始见于1946──47届新生名单。很清楚，许从1946年秋到49年夏，读完中
文系本科，秋天升读研究院，五二年夏读完三年研究院，毕业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
当讲师。[12]周汝昌的名字只见于 1940──41届新生。[13]就是说，1949年夏他西
语系毕业，秋天虽考上中文系研究院，但只读了两年，没有完成学业，他的研究生
资格不被承认。
周先生是非常精细的人，早有志于“自己的历史自己写”，故特别注意保存有
用资料。从《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中，可以见到周先生的中学毕业证书
（P88），戴学士四方帽的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证书（P137），可就没有燕大中文系
研究院的毕业证书！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提前毕业是被劝退
周氏解释说：“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华西大学之电聘，邀我去当外文系
的讲师。”[14] 梁归智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说的更生动有趣：“周汝昌一想,研
究生很快要毕业了,也得考虑谋生的问题.但还有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要上,还得作论
文,这该怎么办呢?他就去向中文系主任高名凯先生请示。高先生十分通情达理，对
周汝昌说，你就先去应聘吧，研究生课程差一个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半年内
把毕业论文寄来就行，照样承认你的研究生学历。”[15]
周汝昌说的是事实，但掩盖了原因。梁归智则编造故事──当然是周先生教他，
企图把责任推到高名凯身上。中文系高名凯等老先生早登鬼_，虽不会出来掰谎，但
这样的谎也不易编圆。
第一，“快要毕业了，得考虑谋生问题。”这恐怕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
并不是五六十年前的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政府对高校毕业生都采取包下来政
策，不存在“谋生问题”。
第二，解放前，教会大学招生和毕业出路都有自己的渠道。1951年2月，燕京被
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大学。国家培养的大学研究生，怎么可以私下去应聘？高名凯
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应允此事。
第三，周先生为知识转型，使自己的学问再上一个台阶，才转攻中文系研究院。
怎么读了两年，眼看就要毕业了，却降级以西语系本科毕业生学历应聘去教英语，
而不是像他的同窗许政扬先生一样，按中文系研究生的资格分配呢？虽知燕京大学
研究院毕业生就是真金白银的硕士，可以直接攻读美国名大学的博士学位。燕大许
多老师，也来自研究院。周汝昌不读完三年研究院，等候对口分配，不顾父母反对，
妻子埋怨，千辛万苦，带著老婆和四个孩子间关入蜀，到华西去教英文，当然不是
去支援西部建设，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据中文系传出，是他的国学根底太差，五经、
四史似未发蒙，语言学理论接受也不好。读了两年，系里评估，周同学恐难如期完
成研究生课程，而政府接管燕京等教会学校后，已传出将进行院校调整，不仅中文
系研究院，连燕京本身如何收圆结果，都难预料。1950-51学年结束，刚好华西私下
要求调拨一位英文讲师。陆志韦，高名凯劝周汝昌以旧燕大1949年西语系本科毕业
生资格就聘。也许周氏也觉得中文系研究院读得太辛苦，接受了校方的安排：不是
中文系研究生提前毕业，是西语系本科毕业生滞后两年分配。这就是燕大将周汝昌
中文系研究生除名的内情。
周先生虽然一贯托大，吹捧自己，有时无意中也讲些真话：“自顾平生经历，
下功夫最多的不出四大方面：一、诗词；二、书法；三、英文；四、红学。” [16]
周先生实际上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中文系研究生毕不了业，而我们也明白为什么后来
周氏竭力要把《红楼梦》尊为“新国学”，还想给自己另糊一顶“大文化学家”的
别致的帽子。
周汝昌1952年春就离开燕大，程毅中同学搬入与许政扬同室。[17] 程先生后
来成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周氏5月1日到华西，行前应把到四
川任英语讲师的事由告诉顾随，顾先生_他在燕京教学多年的经验,知道周同学中文
系研究生读不成，才回西语系吃旧锅粥。去妇何颜见六亲，手中刀尺不如人。试问
在有如落第的尴尬情况下，顾随会高调写一首《木兰花慢》赞他吗？除非周汝昌真
的骗他的老师：《红楼梦新证》已获今上传谕嘉奖，本人六百里加急奉调回京……。
但即便这样，顾随难道不知他的弟子肚里有几碗干饭？不致把周的 “体性”比作司
马迁＋郑玄＋ 刘勰，无原则吹捧到这样的程度吧！
毛泽东为何一语不及周汝昌
《木兰花慢》赞曹红，不是赞周红。“分明去天尺五，听巨人褒语夏雷鸣”。
“天”、“巨人”、“夏雷鸣”，合起来只能是指最高统治者发话。贾岛《颂德上
贾常侍》：“边臣说使朝天子，发语轰然激夏雷”。[18] 毛泽东对周红有过褒语吗？
五四年批俞批胡，周氏被划分出来作“团结对象”，邓拓等衔命做转化工作。一颦
一笑千金重，那些属策略招数的话语，原是不上纸笔的。《党的文献》2002年第四
期曾公布《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组谈话（1938年──1973年）》，1964年毛泽东
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提到 “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
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19] 老的指蔡元培、胡适，并没
有周汝昌。昌门大弟子安慰老师：你还看不出“奥妙”？毛不提你，“是一种无言
的赞赏和肯定”啊！“毛泽东其实只肯定周汝昌一个人”。[20]
可是周先生想不开，“无言的赞赏”不见得大家都相信。他觉得还是有“语录”
踏实，哪怕是山寨版的。他自己记载、自己措词，1954年他回北京，聂绀弩对他说：
“《新证》出后，毛主席看了……”。后面一串省略号，暗示毛主席还有后话。[21]
后来，等老聂死了，他才把他的话改为“毛主席对你的书有好评”。[22] 避免“孤
证”，周还通过已故人民文学出版社另一位同事杨霁云的嘴巴说：毛主席称许过
《红楼梦新证》，是《新证》的“知音”。[23] 但这些“巨人褒语”，有如黑钱，
虽不缺鼻子眼睛，却缺乏透明度和信用。他希望将之漂白，因此呼吁四方君子有谁
写“红学史”，务请将“此情”（毛赞《新证》）写入。
毛泽东走下神坛，对他的评价目前可能仍有较大分歧。但有一点怕是大多数人
同意的，毛是一个红迷，《红楼梦》的大护法。他把《红楼梦》地位空前提高，推
广全民读红评红。他本人是红学大家，阶级红学的创立者，利用《红楼梦》开展政
治文化思想斗争，更出神入化。毛对周汝昌何以不及一言，不好猜测。1973年前可
不论，文革中后期，周先生搭通四人帮天地线，是受到眷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了经他增补的八十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中《史事稽年》、《议高续书》、
《本子与读者》排成大字以宣纸精印供毛进览，共六函五十三册[24]。不能说毛不
了解，但依然没有话。当然，“没有话”只不见于传媒，不等于没开过口。依据常
理，毛红与周红是两股道，捏不到一起：（1）毛认为《红楼梦》是小说，把它当社
会史来读；周认为《红楼梦》是曹家兴衰的“实_”，“康、雍、干三朝交替的政治
变局为其关钮”。[25] （2）毛用阶级观点评红，着眼于书中四大家族与下层被统
治者的斗争；周红专注于红楼外统治上层的倾轧，雍正皇帝抄了曹俯家。（3）毛接
受高鹗续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看做一个整体；周力图把后四十回砍掉。文革末期，
趁批孔评红疯热，诬告高鹗受乾隆、和□指使，篡改《红楼梦》，是“最最令人惊
心和痛心的事件”，怂恿禁之，以后谁再看后四十回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26] （4）毛靠“两论”打天下，唯心唯物，老眼不花；周红的本质是新索隐、再
创作。他的认识论是唯心的，“悟”比考证重要。[27]
毛对周红说过什么话，也许随著有关的人过世永不为人知。但当时的反应是迅
速而直截了当：1975年由当时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袁水拍召集会议，宣布成立《红
楼梦》版本校订小组，由冯其庸任组长，吴世昌、周汝昌、吴恩裕任顾问。小组成
员，由冯其庸物色，负责校订出版120回《红楼梦》──不是周汝昌所谓的八十回
“真本”。周先生不管多么愤愤不平，他成局外人。可以想像，袁水拍不会自作主
张，成立版本校订小组的主意应来自更高层，而江青事前肯定听毛说过一些意见。
经过三十年之后，红研所的120回校本与周汝昌的八十回“真”本都出来了。
每个人都可以据此判断两本的优劣。
以小见大，看“泰斗”终极的内涵功夫
周氏为猎高名，一贯搜集各种赞美自己的言辞，加以放大，有时还不惜造假。
[28] 其实不管师尊顾随也罢，巨人毛泽东也罢，他们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自己有多少真本事，亦即周先生说的“内涵与功夫”。
1953年《新证》出版，周汝昌读研究生都毕不了业，私下利用胡适的原甲戌本
与张伯驹、陶洙等交换资料，爬罗剔抉，可算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一本资料书。红
学界人士认为有用，学院派的学者则指为“繁琐考据变本加厉的典型”。1976年
《新证》经周氏增订再版，王利器先生发表《〈红楼梦新证〉证误》，指摘《新证》
“不知妄说”、“以讹传讹”等十项错误，并说此书“每一页都有错误” [29]。周
汝昌说，他是念洋书出身的，“此时撰《新证》，‘每一页都有错误’也不足为奇”
[30]。周氏以此为初版《新证》辩解尚可，为增订版《新证》辩似太皮厚。周先生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一连四届政协，学术上的谬误，怎么好意思还赖读洋书？
现在抛开《新证》，从周氏近年著作中举几个例子，看看周先生终极的“内涵
与功夫”。
一、从校注“烧埋银”看周氏的“史证”识力。
周汝昌汇校本《石头记》第四回：“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可，五百也
可，与冯家作烧埋之费。”
周氏校注云：“烧埋之费，乃雍正时新制。”[31]
“烧埋之费”又作“烧埋银子”，第78回：“王夫人闻知（晴雯已死），便命
赏了十两烧埋银子”，即刻送往“外头烧化”。
周氏的校注使人诧异。
第一，周先生不知烧埋银制度，是元人旧法，不是清雍正新制。元世祖忽必烈
至元二年（1265）颁布法令：“凡杀人者，虽偿命讫，仍出烧埋银五十两。若经赦
原罪者，倍之。”[32] 此制度在《元典章》、《元史 刑法志》均有详细记载，以
后不同程度又为明、清两代所继承。
第二，周先生不知烧埋银制度，是先进的民事赔偿法，误以为雍正所制恶法。
这项法律首次要求在追究行凶者的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损害的赔偿，这
在中国前所未有，在西方到19世纪才出现。《红楼梦》贾、薛两家企图以民事赔偿
代替刑责，是赃官枉法，与烧埋银法度的公义无关。
第三，烧埋银法律，从元朝施行以来，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反映元明社会生
活的通俗文学、戏剧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都
常写到，还流行“不服烧埋”（不忿、不服）的成语。[33] 周氏以烧埋银为雍正新
制，说明对元明戏剧、小说没有下过真工夫，大半夹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去校注
《石头记》，难怪笑话多多。
元人尚火葬，丧葬叫烧埋。大陆解放后大力推行火葬。元人创立的烧埋银法律
制度，在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中也有类似规定。故“烧埋”、“烧埋银”渐
渐成为社会的通用语。王利器先生评周氏《新证》，说其中的一些错误，是由于
“知识贫乏之故”。不识“烧埋银”，不知是否属于“知识贫乏”。而他把 “烧埋
银”指为“雍正时新制”，则反映他对雍正某种病态的仇视。顺便一说，雍正对政
敌心狠手辣，对汉族是颇为温和的，最少他不以“夷狄”、“胡虏”字样为忤，倾
向于“东夷之人”的种族认同，以缓和满汉矛盾。而这也正是曹雪芹的底线。
二、从解“肉边菜”看周氏的“笺诗”功底。
郑玄是东汉末经学大师，综合今古，遍注群经，其注毛诗曰“郑氏笺”，最有
名。周汝昌曾多次举其师顾随的一首绝句：
煨得薯芋成软玉，嚼来萝卜似甜冰。
半年不吃肉边菜 ，惭愧西山入定僧。[34]
顾随《解闷六绝句》写于1942年冬，抄赠弟子滕莘园，此其五。根据手迹，周
氏改了原诗七个字，原诗“山中”改“西山”，证明周氏不知其师用典。[35]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燕京大学，顾随失去教席，生活更加困苦，常以马
铃薯、山芋、萝菔充饥。全诗明白如话，只“肉边菜”有点费解。周氏笺释云：
“他不说菜边肉，而掉过来说肉边菜，这滋味浅人是难知的。盖清贫之家不能常有
肉吃，馋了也只买一小块炖炖，专为烩白菜吃，取那点肉味而已。故仍以菜为主眼，
‘肉’只是个配角。”
周先生自称“解味道人”，原来只知肉味，不解诗味。如果像他所释，岂不是
西山和尚常偷肉吃？顾家快断顿了，还谈小块肉烩白菜之味！周氏笺释实是无知妄
解。“肉边菜”是禅宗六祖惠能的故事，见于《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说慧能自黄
梅得法，回到岭南，又被恶人追杀，藏于四会山中，与猎人一起生活十五年。“时
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
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36] 顾之京教授解此，谓“饭菜中不见一点荤腥”，
完全正确。[37]
《坛经》并非僻书，现在已成国学经典。“肉边菜”亦非僻典。这个故事所以
有名，因为牵涉到禅宗的戒行。和尚可以同杀生、吃肉的猎户生活在一起，同睡一
个铺，同吃一锅饭，甚至替猎人守网。──只要不杀生，“见生命尽放之”；不茹
荤，“吃肉边菜”。
周汝昌曾说，他在燕大上学时，曾辅导一个美国学生林阿释读佛教史。他的师
尊顾随更是“禅学大家”，治学授业，多借径于禅家词话、精神，常教他“莫将活
龙打做死蛇弄”。看来周先生似未读过禅宗的原典，他也谈禅，不过是口水禅。
三、从柳嫂“四十碟果子”看周氏索隐的心法。
曹雪芹的年寿有两说。敦诚诗：“四十萧然太瘦生”、“四十年华付杳冥”。
张宜泉诗自注：“年未五旬而卒。”前者解“四十年华”，认为“四十”是实数，
后者解“年未五旬”，又偏向年近“五旬”甚至年逾“五旬”，各不相下。证之
《四松堂集》，敦诚《先祖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称祖妣“二十年来养育教诲”，
实二十三年，少三年。《南溪感旧》“十年事往浑如昨”，实十三年，也少三年。
据此，实不应将敦诚挽诗“四十年华”数字看得太死。不过周汝昌终于找到了曹雪
芹“年寿四十”的铁证，恐怕大家都很想知道这项学术大发现：
《和贾宝玉对话》：“群芳夜宴祝寿怡红，为何柳嫂预备了四十个果碟？”
周（汝昌） 雪芹寿比南山，（警幻）仙姑定的？
贾（宝玉） 是她注定的──书里也写了。
周 书里写了？哪里的话？
贾 群芳夜宴，祝寿怡红，丫头共凑银数两数分，叫柳嫂预备了四十个果碟─
─为什么单是四十？寿筵之数已定可知。
周（叹息） 原来如此！[38]
事见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为什么“寿怡红”与曹雪芹有关？
因为周汝昌认为《红楼梦》中的怡红公子就是曹雪芹自己。为什么“四十碟果子”
属“寿筵之数”，因为周汝昌认定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但周先生的索隐又一次
“炸锅”，他不知用“四十碟果子”上寿，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习俗。百多年前，
《红楼梦》的祖宗《金瓶梅》，写孟玉楼、李瓶儿上寿就用“四十碟果子”：
第二十一回：从新摆上玉楼上寿的酒，并四十样细巧各样的果碟儿上来。
第四十三回：（为李瓶儿上寿）前边卷棚内安放四张桌席，…每桌四十碟，
都是各样茶果甜食，美口菜蔬，蒸酥点心，细巧油酥饼_之类。[39]
是不是明季以前，民间就有此习俗，俟考。
史实、禅话、民俗，综合以上三条，大略可窥知周先生的知识库存，“文
评、史证和笺诗”的功夫。注“烧埋银”出人意外，不说大师，就一般文史研究者
也不应闹这样的笑话。“雍正时新制”更不知如何悟得。“肉边菜”可以不明出处，
就诗解诗，亦不能解小块肉“烩白菜”，因为后面还坐著个和尚。“四十碟果子”
以为捡到便宜，岂知蹈空，暴露周氏索隐的轻率任意。周先生有学，但实在有限，
依上面的例析，有些方面还相当空疏。欲与司马迁、郑玄、刘勰比肩，甚至一个顶
仨，骗几个初上道儿的“周粉”还可以，有识者恐怕要笑掉大牙。刘姥姥教导说：
“守多大的碗儿吃多大的饭。”做学问，第一要“老诚”，大师更不能灌水。欠缺
知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不知为知，装得好像无所不知，不肥充胖，信口胡说，
唬弄读者，流毒后代。这也许就是学术界“周汝昌现象”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
注释:
1、沈治钧《日望西山餐暮霞──有关曹雪芹在西山诗词八首笺议》，载《红楼
梦学刊》2006年第三辑；《从〈爽秋楼歌句〉的署名问题说起》，载《红楼梦学刊》
2006年第六辑。
2、沈治钧《顾随〈木兰花慢〉一阕辨惑》，载《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六辑；
《〈木兰花慢〉疑案补说》，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二
期。
3、 周汝昌《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页253。
4、 周汝昌《燕园名师顾随先生》，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五期（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8），页231-240。
5、顾随《木兰花慢》影印原件，见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桂林，漓江出版
社，2005）页173；《红楼无限情》页242。原件上已有周氏改字。印本见周汝昌
《芳园筑向帝城西──恭王府与红楼梦》（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页275，改文
达二十多字。顾随女儿顾之京教授注云：“此词当作于 1953年。周汝昌先生现提供
的函件未见此词。周先生以此词作为《红楼梦访真》一书之书前‘题词’。（此词
与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一书第173页影印顾随致周汝昌函中原词在文字上有较大
不同，这可能是顾、周师弟子之间经常互相改动所赠诗词之所致。）”见闵军《顾
随年谱》（中华书局，2006年）页 336。及至近日周氏女儿周伦玲在《人民政协报》
发表文章《燕京人海有人英──顾随先生眼中的〈红楼梦新证〉》，则抵赖改文是
周汝昌做手脚，反咬是顾随的二、三稿。
6、 周汝昌《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页234。
7、 同（3），页332。
8、 周绍昌《许政扬与〈许政扬文存〉》，《燕京学报》新九期（2000年8月），
页307。
9、 周伦玲编写的《周汝昌学术年表》，见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附录
[二]，页478。
10、周汝昌《从三曹到雪芹》，文末缀有作者自撰传略：“周汝昌，男，1918年
生。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后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现任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员、燕京研究院董事、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名誉会长。”燕京研究院编
《燕京学报》新二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243。又周氏尚在《燕京学报》
新一期（1995），新五期（1998年11月）发表文章，文末均附内容相同小传。
11、 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
466─467。
12、 同上，页460─461。
13、 同上，页451。
14、 同（3），页189。
15、 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页92。
16、 同（3），页129。
17、 《程毅中》，《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页389。
18、 贾岛《颂德上贾常侍》，《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471。
19、 毛泽东64年北戴河谈话，又见龚育之等编撰《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
三联书店，2009），页194、195。
20、 同（15），页184。
21、 同（6），页232。
22、 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页170。
23、 周汝昌《怀念杨霁云先生》，《脂雪轩笔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页117、118。
24、 此项资料为著名的《红楼梦》书籍收藏者刘晓安老先生提供。
25、 周汝昌《曹雪芹家与雍正朝》，《曹雪芹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页261。
26、周汝昌《〈红楼梦〉“全璧”的背后》，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四期、
1981年第一期，后收入《献芹集》。这是第一次将程高续书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
度，定性为“中国文化史上最最令人惊心和痛心的事件”，最大的政治阴谋，并企
图以此划线，谁不认识这个问题，谁再看后四十回，就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莫
谓Z生空议论，有人狠毒想禁书。所以笔者在《说“龙门红学”》中指出，《“全壁”
背后》带有“文革胎记”。但是毛泽东没有上当。周先生后来将他的“万言书”扩
充为三万字的论文，拿到威斯康辛国际红学讨论会上去发表。
27、 同（3），页178、184。
28、周先生自诩文革中写的大字报“颇有质量”。《〈红楼梦〉“全璧”的背
后》便是一张超级的大字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
路线两年之后，拿到美国举行的红学研讨会上去宣读，丢人显眼，可以想见。周氏
《美红散记》却称潘重规“有过奖之言”，昌门大弟子直谓论文首先得到老学者潘
重规的 “赞赏”。红学界尽人皆知，潘主张“《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隐书”，120回
均“胜国顽民”所撰。他和学生花十年时间校订《红楼梦稿》以成“全璧”，怎么
可能“赞赏”乾隆和□篡改、掉包的无根之言？潘在台报撰文曾谈及阅周文事，并
无一赞语，只有四个字：“洗脚上床”。
29、 王利器《〈红楼梦新证〉证误》，《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0），页403─422。
30、 同（3），页332。
31、 周汝昌汇校《曹雪芹著八十回石头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
39、40。
32、 《元典章》四十三（北京，中国书店，1990），页637。
33、元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杂剧四：“休道你兄弟不服烧埋，由你便直
打到梨花月上来。”《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五回：“倒说着你，嘴头子不服个烧埋。”
今粤港民间尚存“不服烧埋”俗语。
34、 同（3），页252。周氏五六种书，引此诗字词均有不同，此据《自传》。
35、 《顾随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373。
36、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由第一”，大正藏No.2008，页349。
37、 《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页
136。
38、 周汝昌《和贾宝玉对话》（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页188、189。
39、 梅节重校本《金瓶梅词话》（香港，梦梅馆，1993），页251、527。
评论
linuxmil
2009-11-23 1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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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作者文字学问看上去不错，花那么大精力戳人画皮不值得。干点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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