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也有硬骨头的外交官：临危受命以身犯险救人质！
西陆东方军事 2008/05/05 11:39
核心提示：他们是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辗转在境外硝烟中的一支青春劲旅。他们的足迹，曾经镌刻在刚果（布）、刚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广袤大地上。他们就是我国驻战区的青年外交官。
他们是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辗转在境外硝烟中的一支青春劲旅。他们的足迹，曾经镌刻在刚果（布）、刚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广袤大地上。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也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曾孤军深入援救医疗队、临危受命解救中国人质、甘心做阿富汗复馆工作的人梯......
对他们个人来说，在战区的时光无疑是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对祖国来说，他们的工作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见证；对于那些正陷于战火中的人民来说，他们展示的，是中国人民的浓浓友情。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本报编辑部特地编发这组报道，并向年轻的外交官们致敬。
杨涛：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的人梯
1994年，外交学院毕业的杨涛进入外交部工作。同年，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因当地不断升级的战争而暂时撤馆。
2001年12月，杨涛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参加张敏领导的6人复馆小组，尽快赶到阿富汗。从2001年12月到次年2月初,为了在百废待兴的状态下迅速复馆，杨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累的58天。
是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鱼
出发前，我们只知道要面对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国家。1994年撤馆后，信息隔绝，我们不知道馆舍还能不能使用，当地有没有人帮我们。由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距总统府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战火中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听撤馆前的同事说，他们曾亲眼看见一枚导弹往使馆主楼飞，所幸没有爆炸。
这些情况让小组出发前就作了最坏打算。为了确保能在阿富汗正常生活，光羽绒服、复馆物资、安保物品就带了40个纸箱。但是，直到飞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在哪里过夜，所以还带上了睡袋。
尽管事先有思想准备，但当小组于2001年12月19日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时，馆舍的惨状仍然让杨涛傻了眼。楼外全是弹眼，窗户上挂着黑色的棉被，楼顶还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屋里除了1994年留下的沙袋外，东西都被抢走了。此情此景让每一个人心酸，大家立刻投入到复馆工作中。第二天，使馆上空就在8年后第一次飘起由中国外交官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
我们在阿富汗的第一夜，是在使馆旁的一家宾馆度过的。杨涛说。由于年久失修，这家曾经的五星级宾馆在天寒地冻的12月却没有暖气供应，还经常停水停电。但在复馆期间，阿富汗人对中国的深厚友谊却一次次感动着杨涛，让温暖始终与他相伴。
我们下飞机时，阿富汗还是个没有走出战乱的国家。《波恩协议》尚未执行，北方联盟、美军和塔利班残余等各种势力都云集喀布尔，路上随处可见装甲车、重兵器和背着火箭筒的人，晚上更是枪声不断。杨涛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危险局势下，是身后的祖国保证了复馆的顺利进行。
为了联络地方官员，小组经常要出门访问，但安全问题却从没给他们带来困扰。在阿富汗，无论哪派武装都对中国人充满感情。杨涛说，因为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阿富汗是没有鱼的，是修水坝的中国人把鱼带到了这里，从此阿富汗才有了鱼。他回忆道，每当小组出门时，街上的阿富汗人看到中国国旗总会亲热地凑过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西方国家的大使出门，一般会带上两卡车卫兵。他骄傲地说，我们却不用任何特殊措施，因为中国的效力胜过防弹衣。
尽管双方8年没打交道，但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说起中国，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们听说我是为中国复馆而来，都反复告诉我只有中国在阿富汗没有利益，只有中国人没欺负过阿富汗人。有了当地官员的积极配合，小组不仅顺利见证了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他们为复馆所做的努力也终于在次年2月开花结果。
来接我们的只有地雷、狙击手和一辆车
尽管有人和作保证，但既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的客观境况依然让复馆任务阻力重重。因为，复馆不仅意味着馆舍的修复，更重要的是要与阿新政府建立联系。但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打坏了电网，一切现代通讯手段都陷入瘫痪；频繁的政权更迭，又让小组与新政府之间连个牵线人都没有。
面对横在眼前的不利因素，杨涛和同事们为了当好这架人梯，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接触。
过去，我只能从新闻、报纸和电话中看到一个战乱的国家。但到了阿富汗才明白，战争对基础设施、国家机器的破坏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杨涛告诉记者，当时喀布尔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只有一个70公里外的美国军用机场。当小组乘坐联合国的16座小飞机降落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有遍布狭窄道路两旁的地雷、美国的狙击手和一辆新政府派来的车。
当时阿新政府刚刚成立，人心惶惶。车子把我们从机场送到使馆后，就再没出现过。他说。为了尽快与新政府恢复接触，第二天上午，小组干脆自己找了一辆车，绕过满街的线、旗子，冒着遭遇地雷的危险，去了阿富汗外交部。
但是，因为没有电话系统，你在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在不在。杨涛说，找不到人是家常便饭，又没有电话、手机，怎么办？为了不漏过任何联络的机会，没说的，坐在那儿等！有时一等就是一天，第二天接着去。
就是这样的锲而不舍铸就了一系列辉煌战果：在复馆小组的推动下，卡尔扎伊在政权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2年2月，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顺利恢复了运作。就在新一批使馆人员前来阿富汗交接工作一周后，杨涛却与同事们一道，悄然离开了阿富汗。
回首这段人梯岁月，已经是外交部国际司安理会事务处处长的杨涛满怀深情。它也许并不惊心动魄，但琐细与坚韧同样值得珍藏，因为它们才是人生的底色。
蒋旭：为了人质的命运
2005年1月20日晚上10时，刚完成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任务回国才4个月的蒋旭接到外交部电话：你的护照还有效吗？
蒋旭立刻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参加由时任亚非司司长翟隽为首的3人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解救人质。蒋旭当即赶到外交部查航线，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伊拉克！
用我们换也要把人质换回来
2005年1月18日晚，有报道称8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劫持。
人质事件发生后，外交部、中国驻伊使馆立即与伊拉克临时政府及当地上层宗教人士广泛接触，并联系了在中东很有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北京时间2005年1月19日零时、上午5时、下午1时，翟隽先后3次接受电视台的连线采访，指出被劫持者是普通中国公民，呼吁劫持者尽快释放人质。
1月20日晚，外交部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翟隽率领特别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靠前指挥、解救人质。
21日，小组立即取道法兰克福飞抵约旦首都安曼。23日，工作小组终于搭乘每天唯一一班航班抵达巴格达。一个小时之后就传来消息，有人通知中国使馆接人质的时间和地点，还提供了8名人质所处位置的信息：距离巴格达100多公里的逊尼三角地带。
去还是不去？这消息准确吗？万一是个陷阱怎么办？
组长翟隽很坚定：不管是真是假，都得去一趟。我们的任务不就是安全解救这8名中国公民吗？蒋旭说，当时翟司长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就是用我们几个人换，也要把这8名人质换回来！
时局混乱，小组及使馆工作人员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衣，在使馆武警的保护下立刻前往逊尼三角地带，争取与劫持者正面接触。在一处清真寺里，他们与几位当地宗教人士和武装分子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涉，劫持者终于同意把8名人质交给工作组。人质在清真寺一看到中国人，就知道自己有救了，他们从惊惧转为激动。
蒋旭和同事们把这8人安顿好，迅速护送他们回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他们的福建老家，小组选择了衔接最紧密的航线：在一天之内，从巴格达到安曼，从安曼到巴林，从巴林到香港，马不停蹄。最后经过四起四降抵达福州。踏上了家乡的土地，8名中国公民的心踏实了，蒋旭也松了一口气。
圆满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后，第二天早上蒋旭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身边没有战火，院子里鸟语花香。很宁静，周围是和平的气息。从巴格达回来之后，才真的感到在安宁的环境里生活是多么幸福。蒋旭感叹道。
25小时解救人质
其实，蒋旭不是第一次解救人质了。9个月前，身为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成员的蒋旭就参与了在伊解救7名中国人质的行动。
2003年6月，蒋旭在组长孙必干的带领下前往伊拉克，着手恢复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暂时闭馆状态的中国使馆。次年2月，伊拉克局势已迅速恶化，中国政府正式派遣武警保卫外交人员进入伊拉克。就在他们史无前例地带着保镖复馆期间，发生了7名中国人被劫事件。
4月11日晚上8时多，蒋旭和同事们正在看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新闻，忽见屏幕下的字幕显示：7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绑架。同时，中国驻约旦和驻叙利亚使馆的同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3个使馆马上沟通。
先核实消息的真实性。蒋旭他们即刻行动，首先向中国驻阿联酋使馆询问阿拉比亚电视台消息的来源，同时与驻约旦使馆联系，在约伊边防站核查4月10日和4月11日的出境记录。一查，果然有7个中国人从约旦进入伊拉克。联系到的阿拉比亚电视台记者也证实，有目击者看见7名持中国护照的公民被扣押在费卢杰的一个秘密地点。双方信息均显示，确有7名中国人遭绑架。
在向国内报告情况的同时，复馆小组迅速与伊拉克新任内政部长、外交部、临管会、过渡政府的成员和穆斯林长老会等各界人士联系，并广泛接触当地民间组织和朋友。对一切可能发挥作用的人员和组织，他们都全力做工作，尽可能找各方施加影响，从官方、民间和舆论三个渠道展开营救，以确保人质尽快获释。
第二天晚上10点左右，蒋旭和复馆小组的同事们突然接到穆斯林长老会打来的电话，告知7名中国人质已获释，现已抵达长老会总部，请中方立即派人去接。太好了！蒋旭悬了一天的心放下了，复馆小组的成员都如释重负。
保护我国在外公民安全是每个外交官的天职。蒋旭说。当天深夜11时多，复馆小组冒着可能遭袭击的危险，驱车来到巴格达郊区的伊斯兰长老会，迎接7名同胞。仅仅过了25个小时，7名中国人质就全部被安全解救。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复馆工作也初现曙光。2004年7月9日，伊拉克曼苏尔饭店一间普通房间里，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国驻伊使馆的正式复馆。对蒋旭而言，此刻弥足珍贵。
只有心怀坦然，才能临危受命。如今回首在伊拉克的日日夜夜，已任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副处长的蒋旭说，事实证明我去伊拉克的选择是对的，那段经历确实很值得回忆。
西陆东方军事 2008/05/05 11:39
核心提示：他们是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辗转在境外硝烟中的一支青春劲旅。他们的足迹，曾经镌刻在刚果（布）、刚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广袤大地上。他们就是我国驻战区的青年外交官。
他们是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辗转在境外硝烟中的一支青春劲旅。他们的足迹，曾经镌刻在刚果（布）、刚果（金）、伊拉克、阿富汗的广袤大地上。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尊严，也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他们曾孤军深入援救医疗队、临危受命解救中国人质、甘心做阿富汗复馆工作的人梯......
对他们个人来说，在战区的时光无疑是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对祖国来说，他们的工作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见证；对于那些正陷于战火中的人民来说，他们展示的，是中国人民的浓浓友情。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本报编辑部特地编发这组报道，并向年轻的外交官们致敬。
杨涛：驻阿富汗使馆复馆的人梯
1994年，外交学院毕业的杨涛进入外交部工作。同年，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因当地不断升级的战争而暂时撤馆。
2001年12月，杨涛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参加张敏领导的6人复馆小组，尽快赶到阿富汗。从2001年12月到次年2月初,为了在百废待兴的状态下迅速复馆，杨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累的58天。
是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鱼
出发前，我们只知道要面对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国家。1994年撤馆后，信息隔绝，我们不知道馆舍还能不能使用，当地有没有人帮我们。由于中国驻阿富汗使馆距总统府仅一墙之隔，因此在战火中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听撤馆前的同事说，他们曾亲眼看见一枚导弹往使馆主楼飞，所幸没有爆炸。
这些情况让小组出发前就作了最坏打算。为了确保能在阿富汗正常生活，光羽绒服、复馆物资、安保物品就带了40个纸箱。但是，直到飞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在哪里过夜，所以还带上了睡袋。
尽管事先有思想准备，但当小组于2001年12月19日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时，馆舍的惨状仍然让杨涛傻了眼。楼外全是弹眼，窗户上挂着黑色的棉被，楼顶还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屋里除了1994年留下的沙袋外，东西都被抢走了。此情此景让每一个人心酸，大家立刻投入到复馆工作中。第二天，使馆上空就在8年后第一次飘起由中国外交官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
我们在阿富汗的第一夜，是在使馆旁的一家宾馆度过的。杨涛说。由于年久失修，这家曾经的五星级宾馆在天寒地冻的12月却没有暖气供应，还经常停水停电。但在复馆期间，阿富汗人对中国的深厚友谊却一次次感动着杨涛，让温暖始终与他相伴。
我们下飞机时，阿富汗还是个没有走出战乱的国家。《波恩协议》尚未执行，北方联盟、美军和塔利班残余等各种势力都云集喀布尔，路上随处可见装甲车、重兵器和背着火箭筒的人，晚上更是枪声不断。杨涛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危险局势下，是身后的祖国保证了复馆的顺利进行。
为了联络地方官员，小组经常要出门访问，但安全问题却从没给他们带来困扰。在阿富汗，无论哪派武装都对中国人充满感情。杨涛说，因为当地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很久以前，阿富汗是没有鱼的，是修水坝的中国人把鱼带到了这里，从此阿富汗才有了鱼。他回忆道，每当小组出门时，街上的阿富汗人看到中国国旗总会亲热地凑过来，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西方国家的大使出门，一般会带上两卡车卫兵。他骄傲地说，我们却不用任何特殊措施，因为中国的效力胜过防弹衣。
尽管双方8年没打交道，但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说起中国，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他们听说我是为中国复馆而来，都反复告诉我只有中国在阿富汗没有利益，只有中国人没欺负过阿富汗人。有了当地官员的积极配合，小组不仅顺利见证了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他们为复馆所做的努力也终于在次年2月开花结果。
来接我们的只有地雷、狙击手和一辆车
尽管有人和作保证，但既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的客观境况依然让复馆任务阻力重重。因为，复馆不仅意味着馆舍的修复，更重要的是要与阿新政府建立联系。但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打坏了电网，一切现代通讯手段都陷入瘫痪；频繁的政权更迭，又让小组与新政府之间连个牵线人都没有。
面对横在眼前的不利因素，杨涛和同事们为了当好这架人梯，决定以最原始的方式接触。
过去，我只能从新闻、报纸和电话中看到一个战乱的国家。但到了阿富汗才明白，战争对基础设施、国家机器的破坏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杨涛告诉记者，当时喀布尔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只有一个70公里外的美国军用机场。当小组乘坐联合国的16座小飞机降落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只有遍布狭窄道路两旁的地雷、美国的狙击手和一辆新政府派来的车。
当时阿新政府刚刚成立，人心惶惶。车子把我们从机场送到使馆后，就再没出现过。他说。为了尽快与新政府恢复接触，第二天上午，小组干脆自己找了一辆车，绕过满街的线、旗子，冒着遭遇地雷的危险，去了阿富汗外交部。
但是，因为没有电话系统，你在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在不在。杨涛说，找不到人是家常便饭，又没有电话、手机，怎么办？为了不漏过任何联络的机会，没说的，坐在那儿等！有时一等就是一天，第二天接着去。
就是这样的锲而不舍铸就了一系列辉煌战果：在复馆小组的推动下，卡尔扎伊在政权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2002年2月，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顺利恢复了运作。就在新一批使馆人员前来阿富汗交接工作一周后，杨涛却与同事们一道，悄然离开了阿富汗。
回首这段人梯岁月，已经是外交部国际司安理会事务处处长的杨涛满怀深情。它也许并不惊心动魄，但琐细与坚韧同样值得珍藏，因为它们才是人生的底色。
蒋旭：为了人质的命运
2005年1月20日晚上10时，刚完成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任务回国才4个月的蒋旭接到外交部电话：你的护照还有效吗？
蒋旭立刻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参加由时任亚非司司长翟隽为首的3人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解救人质。蒋旭当即赶到外交部查航线，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伊拉克！
用我们换也要把人质换回来
2005年1月18日晚，有报道称8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劫持。
人质事件发生后，外交部、中国驻伊使馆立即与伊拉克临时政府及当地上层宗教人士广泛接触，并联系了在中东很有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北京时间2005年1月19日零时、上午5时、下午1时，翟隽先后3次接受电视台的连线采访，指出被劫持者是普通中国公民，呼吁劫持者尽快释放人质。
1月20日晚，外交部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翟隽率领特别工作小组赶赴伊拉克，靠前指挥、解救人质。
21日，小组立即取道法兰克福飞抵约旦首都安曼。23日，工作小组终于搭乘每天唯一一班航班抵达巴格达。一个小时之后就传来消息，有人通知中国使馆接人质的时间和地点，还提供了8名人质所处位置的信息：距离巴格达100多公里的逊尼三角地带。
去还是不去？这消息准确吗？万一是个陷阱怎么办？
组长翟隽很坚定：不管是真是假，都得去一趟。我们的任务不就是安全解救这8名中国公民吗？蒋旭说，当时翟司长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就是用我们几个人换，也要把这8名人质换回来！
时局混乱，小组及使馆工作人员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衣，在使馆武警的保护下立刻前往逊尼三角地带，争取与劫持者正面接触。在一处清真寺里，他们与几位当地宗教人士和武装分子见了面，经过一番交涉，劫持者终于同意把8名人质交给工作组。人质在清真寺一看到中国人，就知道自己有救了，他们从惊惧转为激动。
蒋旭和同事们把这8人安顿好，迅速护送他们回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他们的福建老家，小组选择了衔接最紧密的航线：在一天之内，从巴格达到安曼，从安曼到巴林，从巴林到香港，马不停蹄。最后经过四起四降抵达福州。踏上了家乡的土地，8名中国公民的心踏实了，蒋旭也松了一口气。
圆满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后，第二天早上蒋旭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身边没有战火，院子里鸟语花香。很宁静，周围是和平的气息。从巴格达回来之后，才真的感到在安宁的环境里生活是多么幸福。蒋旭感叹道。
25小时解救人质
其实，蒋旭不是第一次解救人质了。9个月前，身为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成员的蒋旭就参与了在伊解救7名中国人质的行动。
2003年6月，蒋旭在组长孙必干的带领下前往伊拉克，着手恢复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暂时闭馆状态的中国使馆。次年2月，伊拉克局势已迅速恶化，中国政府正式派遣武警保卫外交人员进入伊拉克。就在他们史无前例地带着保镖复馆期间，发生了7名中国人被劫事件。
4月11日晚上8时多，蒋旭和同事们正在看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新闻，忽见屏幕下的字幕显示：7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绑架。同时，中国驻约旦和驻叙利亚使馆的同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3个使馆马上沟通。
先核实消息的真实性。蒋旭他们即刻行动，首先向中国驻阿联酋使馆询问阿拉比亚电视台消息的来源，同时与驻约旦使馆联系，在约伊边防站核查4月10日和4月11日的出境记录。一查，果然有7个中国人从约旦进入伊拉克。联系到的阿拉比亚电视台记者也证实，有目击者看见7名持中国护照的公民被扣押在费卢杰的一个秘密地点。双方信息均显示，确有7名中国人遭绑架。
在向国内报告情况的同时，复馆小组迅速与伊拉克新任内政部长、外交部、临管会、过渡政府的成员和穆斯林长老会等各界人士联系，并广泛接触当地民间组织和朋友。对一切可能发挥作用的人员和组织，他们都全力做工作，尽可能找各方施加影响，从官方、民间和舆论三个渠道展开营救，以确保人质尽快获释。
第二天晚上10点左右，蒋旭和复馆小组的同事们突然接到穆斯林长老会打来的电话，告知7名中国人质已获释，现已抵达长老会总部，请中方立即派人去接。太好了！蒋旭悬了一天的心放下了，复馆小组的成员都如释重负。
保护我国在外公民安全是每个外交官的天职。蒋旭说。当天深夜11时多，复馆小组冒着可能遭袭击的危险，驱车来到巴格达郊区的伊斯兰长老会，迎接7名同胞。仅仅过了25个小时，7名中国人质就全部被安全解救。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复馆工作也初现曙光。2004年7月9日，伊拉克曼苏尔饭店一间普通房间里，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见证了中国驻伊使馆的正式复馆。对蒋旭而言，此刻弥足珍贵。
只有心怀坦然，才能临危受命。如今回首在伊拉克的日日夜夜，已任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副处长的蒋旭说，事实证明我去伊拉克的选择是对的，那段经历确实很值得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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