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5点原因表明大国间战争远未终结
来源：四川新闻网 时间：2008-4-1 19:33:12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你不得不用你所拥有的军队去战斗，而不是用你想要的军队去战斗。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2004年10月9日
前国防部长对驻伊装甲部队的评论，有时或许会被遗忘，但它引出了未来军队结构：我们今天做出的选择将影响国家明天的战争。此外，军队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可能影响到美国将在未来对抗的敌人。事实上，我们听到和读到关于未来战争最多的是这样的一种观念，那就是明天的战争将是今天的一个重复。于是，数量少但能力很强的空军将缩编，无论是在常规作战或是在战场上与恐怖分子或叛乱分子战斗都要在武器上极大的超越对手。这有事实来证实这种看法，但是，如果他们提出“暂缓”的请求，他们可能会更加真实。我们不能认为在未来只是与今天的敌人战斗，特别是当我们把未来延长到25或50年以后。我们真正对未来的了解是国家经常错误地估计了它。比如，我们被告之，这没有比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更好例子。一支只有33.1万人，预算总额只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GNP）2.4％的部队“捍卫着占全球25％的帝国。”然而，正是因为英国忽视了一个大国的挑战，并在1914年至1939年间以高昂的代价帮助纵容德国进行侵略。这种事情在今天也可能发生。当分析家们还在继续关注恐怖分子和叛乱者带来的挑战时，他们忽略或淡化了一个真实的危险，即强国之间的战争。我们的时代潮流告诉我们强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真的像这样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着重要强调的是，强国战争的终结只是道义上的口号，这就是为什么会呼吁“我们自然界中的更美好的天使”。即使在有诸多顽固分子主导的军界，激进的共识是战争已经发生变化了。《五角大楼的新路线图》一书在五角大楼内部和普通市民广为流传。托马斯.贝内特认为：“大型战争走开了，小型战争已经出现”。他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正在走恐龙的发展道路。”同样托马斯.汉姆斯在《弹弓与石头》一书中认为举例说明“第四代战争的战略原则、战役执行及战术技术要求我们在考虑战争与和平的方式上做出重大的改变。”这种更接近于巨人对侏儒的战争方式的观念对未来强国间的战争进行了错误地、危险地假设。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作者似乎相信美国将持续、无限期地保持霸权地位。霸权思想是一个过时的名词，但它能被错误的理解。通常，这个军事和经济力量上术语，是用来描述国家在构建其它国家关系中的最大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能永远做它想要做的全部事情；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咄咄逼人的事件并等于说它是一个全球霸权。真正的全球霸权是来之不易的。古希腊是他们那个相对较小世界里的真正霸权。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罗马同样也是一个霸权。就连不列颠也享有在其它国家随着进出的行动自由，但是它却对美洲殖民地的反叛者无能为力。从1776年到1783年，不列颠首要的军事问题仍然是在没有进行更大的军事和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去征服同北美一样广大的国家，而这样广泛的军事和经济支持超出了她后勤和人力的能力。随着中东战争的进行，有人看到了美国存在这种相似的问题。毫无疑问，美国享有地区霸权，这是因为在它的北部有一个听话的加拿大和在它的南部有一个自满的墨西哥。然而，最近发生在委内瑞拉和拉美其它国家的事件证明，即使这种霸权也是相对的。令人不满意的事实是美国的领导能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吸引力或那样强有力。
尽管如此，在整个世界，强国战争的思想将在以后的某个时刻出现或者说根本就不出现看起来好像是时代的错误。在60年和平之后，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下定决心要建设更加团结和和平的欧洲。在亚洲，虽然在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之间还存在裂痕，但当前对于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探讨看起来还是很遥远的事。在美国国内，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思想好像相当牵强；这里，有很多的同行对此冷嘲热讽。最多的看法是，强国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但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是这样，又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呢？澄清这个事实相当重要—许多争论者认为这儿没什么新的东西。事实上，大部分在历史学和国际政治上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并都是一些熟悉该领域的学术专家。
通常情况下，争论常常将强国战争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只停留在哲学和对技术、经济、民主、规范和军事事件的高度乐观的假设上。强调这些思想并不意味着学究想法很重要。他们已经把握住并成为了美国转型建设的骨干力量--一系列影响政策制定的改革，可能影响美国多年的改革—就是分析家所谓的“既不是必需，也不是令人满意的美国国防政策的快速重构。”必要和令人满意美国军队转型取决于政策制定者，但是，现在正是学者提出什么才是大国战争时代已经结束这种信念的源泉，以免我们发现自己正带着不想要的军队走进战争。
本文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考虑9.11事件及其对国际政治已有和未知的影响；第二部分是考虑技术和和威慑力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关注经济上所采取的假设的绥靖政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第四关注的是民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最后一部分考虑大国战争正在被束缚这样一个流行的观念。也就是说，战争正在被有规范地禁止。首先我们要澄清的是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技术、经济、民主或伦理规范对战争的限制作用。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有这样的一些作用。而问题是，他们中又有哪一个有确保大国战争成为不可能事情呢？最后，当所有的争论在理论上还有一点吸引力的时候，在实践中将他们放在最乐观或是最坏的层面上都是不切实际的。
9.11与国际政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那鼓吹9.11攻击改变了国际政治的人们的核心主张。
然而，宣称世界已经改变意思表述得还不是很明显。相反，应表明世界是如何改变的。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看到了超级大国间的敌对状态的终结。50年大国间的平衡对国际政治具有明显的影响。通过快速改变力量的平衡，从此核力量与常规力量之间的平衡，冷战的结束产生了系统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世界很少遭受核战争灾难。另一方面，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攻击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但是，他们没有打破力量的平衡，也没有显著地增加引起另一场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诚然，这些事件开启了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还将伴随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出并不太可能在近期消失。然而，有趣的是，冷战的结束帮助建立起各种恐怖袭击的必要条件。作为脱离前苏联的广大中亚地区，战略口袋已经张开，允许诸如拉登之流的人进入。必须注意的是，同样是减少超级大国间发生核战争机率的系统性影响却增加了其它地方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这并不是说，9.11事件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这种行径震惊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各国也都改变了许多商业运营方式。无论是国内或国际旅行可能将永远不会同以前一样了。同样，关注国土安全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将影响甚至主宰公民的行为。但是，在旅行和国土安全方面的改变，在短期内可能左右政治言论。同时，战争或者更明确地说大国战争的威胁将被证明是未来最大的危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9.11后，世界仍然是由大大小小的国家组成，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留心他们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世界政府来保护某个国家免遭他国的侵害，生存是游戏的名称，没有什么比大国战争更能威胁国家的生存。
在过去的200年里，大国战争已经摧毁了众多的帝国，使无数的国家变成了一片废墟，并使得超过6千万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有的这些告诉我们，在拿破仑战争、佛朗哥-普鲁士战争及俄国-土耳其战争中可能进行了两到三百万次的战斗。这些战争虽然意义重大，但是相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九百万战士及无数的平民，或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五千万男人、妇女和儿童来讲，它们显得是如此的苍白。在核时代的第一次有限大国战争的朝鲜战争中，有近三千万倒在了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所的这些数字是如此的庞大。举个例子，2003年在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中共有629人丧生其中有35名美国人。这个数字少于2002年的725人。它清楚地表明，恐怖主义是一种很弱小的力量，这些数字也表明，恐怖分子有着强烈的意愿却没有强大的力量。直到恐怖分子能拥有与国家不相上下的力量时，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将继续在最强大的国家间滋生。这并不是说忽视打击恐怖行为或阻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重要性。想想本.拉登要是真的获得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将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然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像本.拉登那样的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他们十有八九会从生活在别国的人们手中获得。尽管论点正好相反，但是国家在国际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垄断着世界上最大的破坏力。虽然9.11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并改变了一些国家的商业模式，但是他们很少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以及根本没有减少大国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技术并不能阻止大国战争
另一种论证认为，由于战争发起方式的改进造成了战争成本令人无法承受，因而大国战争成了一件一去不复返的事情，当然，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见过。
更进一步讲，这些战争的成本对于每一个有侵略想法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毫无疑问，技术的进步已经持续地改变着战争的模式——机关枪、潜艇以及飞机改变着战争的方式，尤其是核武器，在有些眼中它大大提高了战争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成本，使得大多数的国家不愿意为此付出。这些论调说的也是事实。核武器为冷战期间美苏两间的长久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然而，我们所忽视的是核武器也给超级大国许多侵略他们的机会，包括强硬的外交、军事干预和代理战争。至今，它的效力依然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核武器让强权处于控制之中，但是政治格局---在两极之间核武器分布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显得日益突出了。威慑也被简单化了，因为在这场游戏中只有两个玩家。超级大国能准确地估量对方的反应，并能更加轻易地计算出风险，因为他们只需要关注对方而已。当这儿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处理时，政策制定者只是真正的担心某一个国家的行动。这里没有第三个超级大国出现，没有平衡者来调彼此的分歧。简而言之，两极提升了超级大国间的行动自由。使他们能相互平衡，很清楚地知道对方想要干什么。这里没有否认核武器维持下的冷战和平，但是，最终，政治体制造成的影响要比武器本身造成的影响大得多。
尽管核武器不再是威慑力的核心，但是还有不少人坚持武器的影响大于政治安排的影响，他们将信心放在了技术和军事革命上。信息、精度及秘密行动方面的改善在进攻方式及合理成本条件下提升了运用部队的能力。海湾战争期间，F-117A战斗轰炸机飞行只占美国出动飞机的2％，但是却对40％的战略目标造成了损伤。此外，F-117的效力大大超过了其它飞机。举个例子，F-111E使用非制导的MK-82炸弹摧毁两个目标共出动12次投弹168枚，而F-117出动12次，使用28枚精确制导炸弹打击了26个目标。在阿富汗战争中，以美国空军为先导，配合地面特种部队支持北方联盟反对塔利班，打破了类似于一战时的战场僵局。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精确打击接连击毁试图隐藏于沙漠中的伊拉克国民卫队坦克师。
以任何标准来看，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绩。但是更迫切的问题应是先进的传统技术是否催生了各种必需的政治架构，以此来增强威慑力。那是一个开放并且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有人可能得出美国已经获得了传统的威慑力，至少从传统方式上，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有攻击美国的想法。事实上，整个不对称的争论涉及到这个逻辑。然而，这的每一条理由都相信先进的传统技术，对他们自己而言，不如核武器那样稳固，因此，不能提升威慑力。事实是，当传统武器变得更加隐蔽，威慑力就可能变得更加困难。例如，强调速度和毁坏性，这只是传统武器的两个方面，可降低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这将有充分的时间让敌人重新考虑其行动，或者放弃。闪电般的通信技术只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因为他们提升了某些事情的预期，因此，需要立即去做。总之，因为他们进攻的本质，先进技术可能使解决冲突的外交主动变得更加复杂。最后，政治安排及任何武器的威慑影响都将放到国际格局架构的背景下进行衡量。
今天，国际格局似乎正在由单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时将出现三个或更多的强国参与竞争。冷战的结束提醒我们，历史性的全球变化将很快到来，但只是某种程度的预测而已。在这一点上，历史表明，国家间将达到另外一种平衡，它提供了像发生在1989年那样的力量转变。谁将成为塑造国际政治的竞争者？德国和中国都是可能的候选人。拥有8200万人口及2.2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德国超过欧洲其它国家的实力。法国以5900万人口及1. 47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居第二。以下依次为英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在亚洲，中国以1.18亿美元及12.4的人口成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如果中国达到南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0.6万亿美元。如果它能达到日本的一半，指数将升到20.6万亿，如果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等的话，指数将飚升至40.08万亿。简而言之，中国具有超越美国的潜力，美国以7.9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首位。这当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竞争者，但是它确实表明潜在的未来发展趋势。
由于德国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在欧洲和亚洲扩大各自的影响力，安全压力可能在这两个国家中滋生。当他们寻求确保自己更加安全时，他们将倾向于扩大他们的军队--换句话讲，就是给别的国家带来了不安全感。与积极的言论相反，新进攻力量的出现，将使这个世界传统技术不再保持威慑力。这又是为什么呢？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一样，传统武器似乎不再产生与核武器同样的威慑作用。核武器，就其本质而言，它具有如此大毁灭性，以至于每个人者疯狂地掌握着他们的威慑潜力。未来，正如我们从核威慑中得到的经验一样，当游戏中人数很少时，它变得更加容易获得和提升。因此，少数明晰的关系减少错误估计及过度反应带来的危险。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争夺权力的各国可以做下面三件事中的一件：建立自己的军队来加强它们的相对地位；通过联盟来增加他们的实力；或者保存自己的实力，而削弱对手的实力。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选择了第一条，并通过建立能打击和遏止战争的常规及核力量来寻求保持平衡。这是一种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能负担得起的昂贵政策。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国家，在世界上只有那么三个或更多一些的强国，常常选择第二或第三政策，或是依赖同盟。就他们自己而言，联盟不是引起恐慌或战争的理由，但是他们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互动，诸如一战前存在于欧洲的三国协约、三国联盟相互防御条约就非常危险，因为他们增加了预防战争的诱因，当地区战争爆发时，它就会迅速在联盟世界里蔓延。
以现有的条件延续这种逻辑，我们应该期望看到一个联盟架构的出现，以此来均衡对抗美国。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析家称之“软平衡”的现象。实际上，“伊拉克自由”行动爆发前，德国、俄罗斯使用最大影响力的手段--联合国来寻求与美国间的平衡。在未来，中国和俄罗斯可能相互合作来阻止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应该说，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印度成长为比美国更能遏止中国-俄罗斯主导的南亚。如果美军离开德国，一个欧洲安全架构就可能出现，这还暗含着英国和其它欧洲力量。
大国间一直对预防性战争长期的担心也是值得回忆的。1914年，随着德国实力的提升，相对而言，英国和法国的地位在下降。在奥匈帝国内部源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种族紧张关系，威胁到这个帝国及其联盟格局的稳定。作为地区压力的反应，帝皇约瑟夫发动了一场对塞尔维亚的预防性战争，它确信这将平息塞族民族主义。结果，一场看似地区冲突演变成不可想象的20世纪第一次全球性大战的导火索。
这里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先进的常规武器技术能够阻止这种滑向战争深渊的趋势。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差一点就对古巴采取了先发制的打击，想以此摧毁苏联核导弹，但同时又担心在同一半球的苏联发动进攻。有迹象表明，苏联可能会紧随其后对土耳其的美国基地发动攻击。据推测，美国军队做出反应，或许是核打击，结果可能就是全面爆发核战争。1962年10月，不论核武器是否出现，大国间是如此的接近世界大战，这是一个被真正改变了的军事事件。那么我们将如何避免战争呢？肯尼迪总统选择了一个果断的政治理念，有选择地封锁古巴而不是侵略或攻击她。实际上，和平成了政治的延伸。当然，对核战争的恐惧也在调节着肯尼迪的决定，但是，如果把核打击能力只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么，我们的世界依然离相互核攻击很近。
全球化将不会带来永久和平
有些作者关注技术的另一原因--通常被称为全球化的互通互联—及其对和平所做的贡献。
很少有像全球化这样的观点能吸引政策制定者及学者的注意力，全球化这个词不仅仅意味着是一个经济政治的转变；眼前，它正在改变着国家关系，并重塑着国际政治权利。不能否认，全球化正在发生。外贸、旅游及通讯似乎正把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在商品和服务的全球贸易市场中，大国间的战争发生的机率似乎越来越小了。但是，当国际经济改变时，国际政治却没有改变。世界仍然保持着一个无政府状态，这儿，每个国家都必须留心自己。
全球一直在争论贸易是否促进了和平。诺曼.安格尔在《伟大的错觉》中认为，经济利益将侵占政治利益，因为1914年的世界正变得更加繁荣和安宁。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国际畅销书《扁平的世界》中有类似的例子，相信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在经济上和电子上被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巴内特争论强烈，他预言“正大扩大的全球化准则将最终导致暴力的减少”，并表示，如果不这样做，“将断送全球化对永恒和平的承诺。”这些思想从理论上讲是崇高而且吸引人的，但是，他们从没有在实践中检验过，因为相互依存已经不能产生和平。相反，它制造了不安全感。
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战前，许多人相信贸易的增加、旅游和通讯使得战争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新的世界主义正把旧的世界转变成新的世界。新世界有一个特点，即持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当然，这种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增加的贸易象征着一个全新的相互依存。事实上，全球贸易提上议事日程。据一位专家称：“在关系到双边进出口商品和资本到1980年以前还没有达到足够大。”同样，当时的技术扮演着用蒸汽机、机车和电报将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角色。但是，当增长的贸易、旅游和通讯逐渐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欧洲人开始猜疑并对改变力量平衡使之更加分化的结果表示出敌意。最后，当相互依存变得更加紧密时，欧洲国家却变得更加不安全了。
德国的经验表明了这一趋势。在1913年，它44％的外国投资是在欧洲。然而，当德国经济变得与其它大陆更加一体化时，它变得更不安全了。当它经济增长时，它发现劳动力和资本短缺帮助推动德国进入战争。同样，海军装备的费用也使柏林难以跟上其雄心勃勃的军备建设。三军的费用从1893年的4千五百万马克上升到1898年的九千六百万马克，当时，法国和英国也有同样的增长。所有的这些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恐惧，因为德国不能动员起履行自己安全需求的男人数量来执行谢里夫计划。相互依存没有使德国感到安全。在依赖储备，动员机制，进攻学说及故意夸大竞争对手国家的能力方面，来自于德国内部以确保安全的变化，并没有导致和平。相反，他们的结果是战争。在这个案例中，相互依存的建立让人看到对方的弱点。国家在经济互动中获利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谁会变得获得更多一些。就德国而言，当国外投资增长时，对其它大国的不安全感也随之上升。
一般而言，相互依存与和平的关系可能比实际更加明显。在大战前夕，欧洲经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一体化。然而，战争来临了。为什么？一些人认为战争是巴尔干半岛民族主义者德强压所致。还有的人认为这个战争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领导人的失败。上面提到的只说对一部分。其实，隐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原因是力量平衡的改变，大国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导致了平衡的急剧恶化。其次，主张世界主义的思想（贸易、旅游和通讯）能够带来和平似乎也不正确。存在于欧洲的世界主义（伴随着世界语运动）消失了。最后，认为战争来自于无知或是臆想都是误导。当忽视人民战争或穷人战争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富足的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来实施战争。这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在1914年，尽管经济高度相互依赖，战争还是来到欧洲。今天，当全球化持续发展，怀疑大国战争将找到出路是合乎情理的。假如过去是向导，相互依存和相互独立都不能保证和平。
民主不能保证安宁
许多相信大国战争是不可意义的人引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民主；民主已经对国际生活产生了影响，它引发并影响着自由资本主义。
毫无疑问，民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已经掌控了世界，并且在世界上民主国家--包括大的和小的国家--也出现了和平，制定“国际行为法”。简言之，民主不打对方。为什么呢？
有些人相信国内机构预防着好战的国王、皇帝或暴君。如果没有其它原因，民主领导人往往对阻止有风险的战争，因为他们自己的命运依赖保持现状或确保胜利或二者兼有。其他人相信，民主国家对争斗似乎倾向于仲裁和讨价还价。总之，这并不等于说自由国家宁愿贸易而不是侵略，因为相互依存理论认为，自由领导人更喜欢“说教、说教，而不是战争、战争”，正如邱吉尔可能推翻它一样。
民主，正如乔治.凯南指出的一样，在愤怒中战斗。民主会为强迫它走进战争的每一个理由去战斗。它通过战斗去惩罚那些激怒它的轻率和有敌意的国家。那样的一场战争将会进行到底。民主也会为了复仇而战斗，那就是为什么民主战争类似于十字军东征，特点是无限的手段、没有尽头、人民要求无条件的投降。除了以上这些，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预设和平，因为民主政治是国家间而且是所有国家间的利益，而不是最小的生存问题。很难想象世界中的国家—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其它政体—不存在战争的可能性，或没有必要的军事防御措施。当出现利益之争时，他们都倾向于制造冲突--不论以何种政体的政府。战争是这一进程的延续。我们，世界民主政体之间的和平在默认情况下不会永远的持续下去。民主国家也有与别的民主国家导致冲突的利益存在。事实上，竞与民主-和平论断的支持者相反，在民主之间的战争却可以列出一长串。依赖某个人选择民主还是战争，抑或两者都选，1812年的战争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美国内战、布尔战争、美西之战，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一个民主与另一个民主在发生战争。鼓励和支持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目标，美国将会毫不犹豫继续追寻，但是我们却不希望因此来消除一场大国战争。
规范远远不够
最后，这里还有一些人相信国家规范的管理可以使战争变为不可能的事。一场关于规范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激烈争论在学院的报告厅里广泛展开。一些人认为规范约束了国家行为。常常归因于机构，它降低了国家间建立正规和规范的制度互动的价值，规范几乎活跃在国际合作中的每一个领域。从环境到军控，规范—没有利益—解释国家为什么打击与另一个国家间的讨价还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常常是一个被引证的例子，它为它的会员国既提供民主又提供军事力量。总之，那些认为战争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人相信欧洲强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思议，不是因为军事能力的不足，而是因为在那儿战争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情。还有人对国家机构和规范心存疑虑，相信国际政治格局的架构左右着国家行为。对他们而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是一个设计用来对付苏联入侵的工具，以此使美国的利益得以保存完好。简单地说，假如美国退出，那么NATO将解散。当然，美国不会退出，因为它想要以此来继续影响欧洲，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只是要求减少美国在欧洲的驻军，而不是完全的撤出欧洲。
本质上说，关于规范的争论是一个关于实力及其在国际生活中起什么作用的争论。爱德华.霍利特.卡特指出：“当政治不能很圆满地定义权力时，说权力总是政治的本质因素是安全的。”因此，当国家在诸如邮政或运输服务等问题上寻求与别国协作时，他们的工作被称之为“非政治”或“技术”问题。但是，当一个关系到或可能关系到一国实力超越另一国实力这类问题出现时，问题就变成了政治。在一条非常真实的道路上，那些鼓吹规范重要性的人淡化了实力的重要性。对于规范在国际政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将要求一个完全没有实力的政治。那事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正如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所说的一样，所有的政治是强权政治。尽管如此，在那些关于规范在制止战争中的重要性的争论常常用束缚消失之类的作为类推，因为它成为了一个标准化的错误。然而，这些争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美国，束缚并没有消失，因为它成为标准的禁令。相反，它是因为战争而破裂，那是我们可以同任何其它残酷的事情相比较的战争。实际上，束缚的消失还有诸如纳粹主义这样的政治运动的原因。对战争束缚的倒台与分裂还来自于解放力量，这只力量由一名古怪的领袖率领着那些无畏的将士冲入敌人的版图去报仇雪恨。这种现象被描述成战争和精神管理国家，它可能被长期地传给民主军队。因此，与那些讨论战争不是为道德而战的人相反，强权之间的战争能构并且经常总结道德。世界将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要么同盟胜利，要么纳粹胜利。
此外，规范不能提供任何担保。事实上，今天束缚仍然存在，正如美国国务院在它向国会提交的年度贩运问题报告中所称的那样：“报告旨在提升全球意识，以及促进外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来实施各种形式的人员流动，这是一种当今的束缚战争的形式。”
最后这一点正中两个关键问题的核心。从根本上说，只要世界是由国家组成的，在那里不存在世界政府，以保护公民免受他人邪恶的企图，各国和各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警惕。显然，有可能存在着邪恶，这是很不幸的是，我们需要9.11事件提醒我们。事实上，有多少暴虐的领导人在历史上是让人惊愕的。男人非常喜欢的阿蒂拉，亚历山大.凯撒和希特勒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的意图就主宰别人。这导致的结果是，大国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战略是判断出世界上有三个或更多的大国，其中一个大国被某个试图奴役或毁灭我们，想通过全面竞争影响国际体系的人所控制，他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结论
美国不能打败任何及所有潜在的对手。 这个任务的代价就会很快被证明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国内支出用于如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作为安全方面的需要考虑的因素的时候。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对手将会出现，而且除了与他们对抗保持平衡，美国没什么可以做，此时他们也会对抗我们来保持平衡。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各国争夺权力，就必须关注生存。在目前情况下，值得牢记的是大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历来源于其他大国。在未来数年，由于强大的挑战者出现，冲突就会出现，可能使大国之间的战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
与现行的观念相反，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 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局部战争，都明显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但他们并没有废除国家体制。 世界仍然由那些必须关注自身安全的国家组成。历史上，确保国家安全最快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对我们来说，力量平衡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小，它的存在可以防止一个大国控制其他大国。而不是在国家重新意识到防护自己的时候才被振作起来。
承认大国战争可能性要比实施更加容易。尽管有伊拉克战争紧迫性，但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大国战争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能够发生和如何预防它的发生，以及大国战争是如何作战的，以便使我们了解作战并取得胜利所需获得的设备和部队。这样的竞争所需要的技术基础今天就需要提出。为了伊拉克的栅栏将装甲安装到车辆上比作是在创造与强国战争作战所需的领先的时间和支援。如果不这样做会危及生命，并损害美国的安全目标。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当前威胁或忽视用来以减轻世界各地痛苦和苦难的需要，正如战略家所说的“注意差距”。 作为公民，我们应关注的贫困、生态恶化、人口增长给政治和人类带来的后果。我们还必须彻底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但贫困，生态恶化，人口增长和恐怖主义可能是真正的结果。这是很难拿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涉及这些灾难的方案，这些灾难可能会改变力量的平衡。简而言之，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基本要素。如果美国发现自己置身于与另一个大国的战争之中，今天这些事情就是理所当然，像空中优势，或控制海上通道，可能明天会达不到目标？在科技，经济，民主和规范方面在防止大国战争所发挥的作用已不成问题。而问题是它们会不会使战争变得不可想象。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强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有了一个光明的前途，无论它看起来怎样悲惨。
来源：美国陆军战略研究所
作者：詹姆斯.伍德.佛塞斯 托马斯.E.格里菲斯
编译：知远/若水
来源：四川新闻网 时间：2008-4-1 19:33:12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你不得不用你所拥有的军队去战斗，而不是用你想要的军队去战斗。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2004年10月9日
前国防部长对驻伊装甲部队的评论，有时或许会被遗忘，但它引出了未来军队结构：我们今天做出的选择将影响国家明天的战争。此外，军队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可能影响到美国将在未来对抗的敌人。事实上，我们听到和读到关于未来战争最多的是这样的一种观念，那就是明天的战争将是今天的一个重复。于是，数量少但能力很强的空军将缩编，无论是在常规作战或是在战场上与恐怖分子或叛乱分子战斗都要在武器上极大的超越对手。这有事实来证实这种看法，但是，如果他们提出“暂缓”的请求，他们可能会更加真实。我们不能认为在未来只是与今天的敌人战斗，特别是当我们把未来延长到25或50年以后。我们真正对未来的了解是国家经常错误地估计了它。比如，我们被告之，这没有比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更好例子。一支只有33.1万人，预算总额只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GNP）2.4％的部队“捍卫着占全球25％的帝国。”然而，正是因为英国忽视了一个大国的挑战，并在1914年至1939年间以高昂的代价帮助纵容德国进行侵略。这种事情在今天也可能发生。当分析家们还在继续关注恐怖分子和叛乱者带来的挑战时，他们忽略或淡化了一个真实的危险，即强国之间的战争。我们的时代潮流告诉我们强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真的像这样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着重要强调的是，强国战争的终结只是道义上的口号，这就是为什么会呼吁“我们自然界中的更美好的天使”。即使在有诸多顽固分子主导的军界，激进的共识是战争已经发生变化了。《五角大楼的新路线图》一书在五角大楼内部和普通市民广为流传。托马斯.贝内特认为：“大型战争走开了，小型战争已经出现”。他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正在走恐龙的发展道路。”同样托马斯.汉姆斯在《弹弓与石头》一书中认为举例说明“第四代战争的战略原则、战役执行及战术技术要求我们在考虑战争与和平的方式上做出重大的改变。”这种更接近于巨人对侏儒的战争方式的观念对未来强国间的战争进行了错误地、危险地假设。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作者似乎相信美国将持续、无限期地保持霸权地位。霸权思想是一个过时的名词，但它能被错误的理解。通常，这个军事和经济力量上术语，是用来描述国家在构建其它国家关系中的最大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能永远做它想要做的全部事情；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咄咄逼人的事件并等于说它是一个全球霸权。真正的全球霸权是来之不易的。古希腊是他们那个相对较小世界里的真正霸权。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罗马同样也是一个霸权。就连不列颠也享有在其它国家随着进出的行动自由，但是它却对美洲殖民地的反叛者无能为力。从1776年到1783年，不列颠首要的军事问题仍然是在没有进行更大的军事和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去征服同北美一样广大的国家，而这样广泛的军事和经济支持超出了她后勤和人力的能力。随着中东战争的进行，有人看到了美国存在这种相似的问题。毫无疑问，美国享有地区霸权，这是因为在它的北部有一个听话的加拿大和在它的南部有一个自满的墨西哥。然而，最近发生在委内瑞拉和拉美其它国家的事件证明，即使这种霸权也是相对的。令人不满意的事实是美国的领导能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吸引力或那样强有力。
尽管如此，在整个世界，强国战争的思想将在以后的某个时刻出现或者说根本就不出现看起来好像是时代的错误。在60年和平之后，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下定决心要建设更加团结和和平的欧洲。在亚洲，虽然在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之间还存在裂痕，但当前对于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探讨看起来还是很遥远的事。在美国国内，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思想好像相当牵强；这里，有很多的同行对此冷嘲热讽。最多的看法是，强国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但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是这样，又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呢？澄清这个事实相当重要—许多争论者认为这儿没什么新的东西。事实上，大部分在历史学和国际政治上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并都是一些熟悉该领域的学术专家。
通常情况下，争论常常将强国战争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只停留在哲学和对技术、经济、民主、规范和军事事件的高度乐观的假设上。强调这些思想并不意味着学究想法很重要。他们已经把握住并成为了美国转型建设的骨干力量--一系列影响政策制定的改革，可能影响美国多年的改革—就是分析家所谓的“既不是必需，也不是令人满意的美国国防政策的快速重构。”必要和令人满意美国军队转型取决于政策制定者，但是，现在正是学者提出什么才是大国战争时代已经结束这种信念的源泉，以免我们发现自己正带着不想要的军队走进战争。
本文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考虑9.11事件及其对国际政治已有和未知的影响；第二部分是考虑技术和和威慑力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关注经济上所采取的假设的绥靖政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第四关注的是民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最后一部分考虑大国战争正在被束缚这样一个流行的观念。也就是说，战争正在被有规范地禁止。首先我们要澄清的是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技术、经济、民主或伦理规范对战争的限制作用。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有这样的一些作用。而问题是，他们中又有哪一个有确保大国战争成为不可能事情呢？最后，当所有的争论在理论上还有一点吸引力的时候，在实践中将他们放在最乐观或是最坏的层面上都是不切实际的。
9.11与国际政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那鼓吹9.11攻击改变了国际政治的人们的核心主张。
然而，宣称世界已经改变意思表述得还不是很明显。相反，应表明世界是如何改变的。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看到了超级大国间的敌对状态的终结。50年大国间的平衡对国际政治具有明显的影响。通过快速改变力量的平衡，从此核力量与常规力量之间的平衡，冷战的结束产生了系统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世界很少遭受核战争灾难。另一方面，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攻击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但是，他们没有打破力量的平衡，也没有显著地增加引起另一场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诚然，这些事件开启了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还将伴随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出并不太可能在近期消失。然而，有趣的是，冷战的结束帮助建立起各种恐怖袭击的必要条件。作为脱离前苏联的广大中亚地区，战略口袋已经张开，允许诸如拉登之流的人进入。必须注意的是，同样是减少超级大国间发生核战争机率的系统性影响却增加了其它地方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这并不是说，9.11事件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这种行径震惊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各国也都改变了许多商业运营方式。无论是国内或国际旅行可能将永远不会同以前一样了。同样，关注国土安全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将影响甚至主宰公民的行为。但是，在旅行和国土安全方面的改变，在短期内可能左右政治言论。同时，战争或者更明确地说大国战争的威胁将被证明是未来最大的危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9.11后，世界仍然是由大大小小的国家组成，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留心他们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世界政府来保护某个国家免遭他国的侵害，生存是游戏的名称，没有什么比大国战争更能威胁国家的生存。
在过去的200年里，大国战争已经摧毁了众多的帝国，使无数的国家变成了一片废墟，并使得超过6千万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有的这些告诉我们，在拿破仑战争、佛朗哥-普鲁士战争及俄国-土耳其战争中可能进行了两到三百万次的战斗。这些战争虽然意义重大，但是相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九百万战士及无数的平民，或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五千万男人、妇女和儿童来讲，它们显得是如此的苍白。在核时代的第一次有限大国战争的朝鲜战争中，有近三千万倒在了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所的这些数字是如此的庞大。举个例子，2003年在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中共有629人丧生其中有35名美国人。这个数字少于2002年的725人。它清楚地表明，恐怖主义是一种很弱小的力量，这些数字也表明，恐怖分子有着强烈的意愿却没有强大的力量。直到恐怖分子能拥有与国家不相上下的力量时，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将继续在最强大的国家间滋生。这并不是说忽视打击恐怖行为或阻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重要性。想想本.拉登要是真的获得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将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然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像本.拉登那样的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他们十有八九会从生活在别国的人们手中获得。尽管论点正好相反，但是国家在国际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垄断着世界上最大的破坏力。虽然9.11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并改变了一些国家的商业模式，但是他们很少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以及根本没有减少大国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技术并不能阻止大国战争
另一种论证认为，由于战争发起方式的改进造成了战争成本令人无法承受，因而大国战争成了一件一去不复返的事情，当然，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见过。
更进一步讲，这些战争的成本对于每一个有侵略想法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毫无疑问，技术的进步已经持续地改变着战争的模式——机关枪、潜艇以及飞机改变着战争的方式，尤其是核武器，在有些眼中它大大提高了战争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成本，使得大多数的国家不愿意为此付出。这些论调说的也是事实。核武器为冷战期间美苏两间的长久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然而，我们所忽视的是核武器也给超级大国许多侵略他们的机会，包括强硬的外交、军事干预和代理战争。至今，它的效力依然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核武器让强权处于控制之中，但是政治格局---在两极之间核武器分布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显得日益突出了。威慑也被简单化了，因为在这场游戏中只有两个玩家。超级大国能准确地估量对方的反应，并能更加轻易地计算出风险，因为他们只需要关注对方而已。当这儿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处理时，政策制定者只是真正的担心某一个国家的行动。这里没有第三个超级大国出现，没有平衡者来调彼此的分歧。简而言之，两极提升了超级大国间的行动自由。使他们能相互平衡，很清楚地知道对方想要干什么。这里没有否认核武器维持下的冷战和平，但是，最终，政治体制造成的影响要比武器本身造成的影响大得多。
尽管核武器不再是威慑力的核心，但是还有不少人坚持武器的影响大于政治安排的影响，他们将信心放在了技术和军事革命上。信息、精度及秘密行动方面的改善在进攻方式及合理成本条件下提升了运用部队的能力。海湾战争期间，F-117A战斗轰炸机飞行只占美国出动飞机的2％，但是却对40％的战略目标造成了损伤。此外，F-117的效力大大超过了其它飞机。举个例子，F-111E使用非制导的MK-82炸弹摧毁两个目标共出动12次投弹168枚，而F-117出动12次，使用28枚精确制导炸弹打击了26个目标。在阿富汗战争中，以美国空军为先导，配合地面特种部队支持北方联盟反对塔利班，打破了类似于一战时的战场僵局。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精确打击接连击毁试图隐藏于沙漠中的伊拉克国民卫队坦克师。
以任何标准来看，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绩。但是更迫切的问题应是先进的传统技术是否催生了各种必需的政治架构，以此来增强威慑力。那是一个开放并且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有人可能得出美国已经获得了传统的威慑力，至少从传统方式上，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有攻击美国的想法。事实上，整个不对称的争论涉及到这个逻辑。然而，这的每一条理由都相信先进的传统技术，对他们自己而言，不如核武器那样稳固，因此，不能提升威慑力。事实是，当传统武器变得更加隐蔽，威慑力就可能变得更加困难。例如，强调速度和毁坏性，这只是传统武器的两个方面，可降低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这将有充分的时间让敌人重新考虑其行动，或者放弃。闪电般的通信技术只是一件更为复杂的事情，因为他们提升了某些事情的预期，因此，需要立即去做。总之，因为他们进攻的本质，先进技术可能使解决冲突的外交主动变得更加复杂。最后，政治安排及任何武器的威慑影响都将放到国际格局架构的背景下进行衡量。
今天，国际格局似乎正在由单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时将出现三个或更多的强国参与竞争。冷战的结束提醒我们，历史性的全球变化将很快到来，但只是某种程度的预测而已。在这一点上，历史表明，国家间将达到另外一种平衡，它提供了像发生在1989年那样的力量转变。谁将成为塑造国际政治的竞争者？德国和中国都是可能的候选人。拥有8200万人口及2.2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德国超过欧洲其它国家的实力。法国以5900万人口及1. 47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居第二。以下依次为英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在亚洲，中国以1.18亿美元及12.4的人口成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如果中国达到南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0.6万亿美元。如果它能达到日本的一半，指数将升到20.6万亿，如果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等的话，指数将飚升至40.08万亿。简而言之，中国具有超越美国的潜力，美国以7.9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首位。这当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竞争者，但是它确实表明潜在的未来发展趋势。
由于德国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在欧洲和亚洲扩大各自的影响力，安全压力可能在这两个国家中滋生。当他们寻求确保自己更加安全时，他们将倾向于扩大他们的军队--换句话讲，就是给别的国家带来了不安全感。与积极的言论相反，新进攻力量的出现，将使这个世界传统技术不再保持威慑力。这又是为什么呢？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一样，传统武器似乎不再产生与核武器同样的威慑作用。核武器，就其本质而言，它具有如此大毁灭性，以至于每个人者疯狂地掌握着他们的威慑潜力。未来，正如我们从核威慑中得到的经验一样，当游戏中人数很少时，它变得更加容易获得和提升。因此，少数明晰的关系减少错误估计及过度反应带来的危险。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争夺权力的各国可以做下面三件事中的一件：建立自己的军队来加强它们的相对地位；通过联盟来增加他们的实力；或者保存自己的实力，而削弱对手的实力。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选择了第一条，并通过建立能打击和遏止战争的常规及核力量来寻求保持平衡。这是一种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能负担得起的昂贵政策。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国家，在世界上只有那么三个或更多一些的强国，常常选择第二或第三政策，或是依赖同盟。就他们自己而言，联盟不是引起恐慌或战争的理由，但是他们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互动，诸如一战前存在于欧洲的三国协约、三国联盟相互防御条约就非常危险，因为他们增加了预防战争的诱因，当地区战争爆发时，它就会迅速在联盟世界里蔓延。
以现有的条件延续这种逻辑，我们应该期望看到一个联盟架构的出现，以此来均衡对抗美国。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析家称之“软平衡”的现象。实际上，“伊拉克自由”行动爆发前，德国、俄罗斯使用最大影响力的手段--联合国来寻求与美国间的平衡。在未来，中国和俄罗斯可能相互合作来阻止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应该说，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印度成长为比美国更能遏止中国-俄罗斯主导的南亚。如果美军离开德国，一个欧洲安全架构就可能出现，这还暗含着英国和其它欧洲力量。
大国间一直对预防性战争长期的担心也是值得回忆的。1914年，随着德国实力的提升，相对而言，英国和法国的地位在下降。在奥匈帝国内部源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种族紧张关系，威胁到这个帝国及其联盟格局的稳定。作为地区压力的反应，帝皇约瑟夫发动了一场对塞尔维亚的预防性战争，它确信这将平息塞族民族主义。结果，一场看似地区冲突演变成不可想象的20世纪第一次全球性大战的导火索。
这里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先进的常规武器技术能够阻止这种滑向战争深渊的趋势。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差一点就对古巴采取了先发制的打击，想以此摧毁苏联核导弹，但同时又担心在同一半球的苏联发动进攻。有迹象表明，苏联可能会紧随其后对土耳其的美国基地发动攻击。据推测，美国军队做出反应，或许是核打击，结果可能就是全面爆发核战争。1962年10月，不论核武器是否出现，大国间是如此的接近世界大战，这是一个被真正改变了的军事事件。那么我们将如何避免战争呢？肯尼迪总统选择了一个果断的政治理念，有选择地封锁古巴而不是侵略或攻击她。实际上，和平成了政治的延伸。当然，对核战争的恐惧也在调节着肯尼迪的决定，但是，如果把核打击能力只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么，我们的世界依然离相互核攻击很近。
全球化将不会带来永久和平
有些作者关注技术的另一原因--通常被称为全球化的互通互联—及其对和平所做的贡献。
很少有像全球化这样的观点能吸引政策制定者及学者的注意力，全球化这个词不仅仅意味着是一个经济政治的转变；眼前，它正在改变着国家关系，并重塑着国际政治权利。不能否认，全球化正在发生。外贸、旅游及通讯似乎正把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在商品和服务的全球贸易市场中，大国间的战争发生的机率似乎越来越小了。但是，当国际经济改变时，国际政治却没有改变。世界仍然保持着一个无政府状态，这儿，每个国家都必须留心自己。
全球一直在争论贸易是否促进了和平。诺曼.安格尔在《伟大的错觉》中认为，经济利益将侵占政治利益，因为1914年的世界正变得更加繁荣和安宁。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国际畅销书《扁平的世界》中有类似的例子，相信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在经济上和电子上被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巴内特争论强烈，他预言“正大扩大的全球化准则将最终导致暴力的减少”，并表示，如果不这样做，“将断送全球化对永恒和平的承诺。”这些思想从理论上讲是崇高而且吸引人的，但是，他们从没有在实践中检验过，因为相互依存已经不能产生和平。相反，它制造了不安全感。
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战前，许多人相信贸易的增加、旅游和通讯使得战争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新的世界主义正把旧的世界转变成新的世界。新世界有一个特点，即持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当然，这种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增加的贸易象征着一个全新的相互依存。事实上，全球贸易提上议事日程。据一位专家称：“在关系到双边进出口商品和资本到1980年以前还没有达到足够大。”同样，当时的技术扮演着用蒸汽机、机车和电报将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角色。但是，当增长的贸易、旅游和通讯逐渐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欧洲人开始猜疑并对改变力量平衡使之更加分化的结果表示出敌意。最后，当相互依存变得更加紧密时，欧洲国家却变得更加不安全了。
德国的经验表明了这一趋势。在1913年，它44％的外国投资是在欧洲。然而，当德国经济变得与其它大陆更加一体化时，它变得更不安全了。当它经济增长时，它发现劳动力和资本短缺帮助推动德国进入战争。同样，海军装备的费用也使柏林难以跟上其雄心勃勃的军备建设。三军的费用从1893年的4千五百万马克上升到1898年的九千六百万马克，当时，法国和英国也有同样的增长。所有的这些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恐惧，因为德国不能动员起履行自己安全需求的男人数量来执行谢里夫计划。相互依存没有使德国感到安全。在依赖储备，动员机制，进攻学说及故意夸大竞争对手国家的能力方面，来自于德国内部以确保安全的变化，并没有导致和平。相反，他们的结果是战争。在这个案例中，相互依存的建立让人看到对方的弱点。国家在经济互动中获利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谁会变得获得更多一些。就德国而言，当国外投资增长时，对其它大国的不安全感也随之上升。
一般而言，相互依存与和平的关系可能比实际更加明显。在大战前夕，欧洲经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一体化。然而，战争来临了。为什么？一些人认为战争是巴尔干半岛民族主义者德强压所致。还有的人认为这个战争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领导人的失败。上面提到的只说对一部分。其实，隐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原因是力量平衡的改变，大国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导致了平衡的急剧恶化。其次，主张世界主义的思想（贸易、旅游和通讯）能够带来和平似乎也不正确。存在于欧洲的世界主义（伴随着世界语运动）消失了。最后，认为战争来自于无知或是臆想都是误导。当忽视人民战争或穷人战争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富足的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来实施战争。这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在1914年，尽管经济高度相互依赖，战争还是来到欧洲。今天，当全球化持续发展，怀疑大国战争将找到出路是合乎情理的。假如过去是向导，相互依存和相互独立都不能保证和平。
民主不能保证安宁
许多相信大国战争是不可意义的人引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民主；民主已经对国际生活产生了影响，它引发并影响着自由资本主义。
毫无疑问，民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已经掌控了世界，并且在世界上民主国家--包括大的和小的国家--也出现了和平，制定“国际行为法”。简言之，民主不打对方。为什么呢？
有些人相信国内机构预防着好战的国王、皇帝或暴君。如果没有其它原因，民主领导人往往对阻止有风险的战争，因为他们自己的命运依赖保持现状或确保胜利或二者兼有。其他人相信，民主国家对争斗似乎倾向于仲裁和讨价还价。总之，这并不等于说自由国家宁愿贸易而不是侵略，因为相互依存理论认为，自由领导人更喜欢“说教、说教，而不是战争、战争”，正如邱吉尔可能推翻它一样。
民主，正如乔治.凯南指出的一样，在愤怒中战斗。民主会为强迫它走进战争的每一个理由去战斗。它通过战斗去惩罚那些激怒它的轻率和有敌意的国家。那样的一场战争将会进行到底。民主也会为了复仇而战斗，那就是为什么民主战争类似于十字军东征，特点是无限的手段、没有尽头、人民要求无条件的投降。除了以上这些，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预设和平，因为民主政治是国家间而且是所有国家间的利益，而不是最小的生存问题。很难想象世界中的国家—不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其它政体—不存在战争的可能性，或没有必要的军事防御措施。当出现利益之争时，他们都倾向于制造冲突--不论以何种政体的政府。战争是这一进程的延续。我们，世界民主政体之间的和平在默认情况下不会永远的持续下去。民主国家也有与别的民主国家导致冲突的利益存在。事实上，竞与民主-和平论断的支持者相反，在民主之间的战争却可以列出一长串。依赖某个人选择民主还是战争，抑或两者都选，1812年的战争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美国内战、布尔战争、美西之战，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一个民主与另一个民主在发生战争。鼓励和支持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目标，美国将会毫不犹豫继续追寻，但是我们却不希望因此来消除一场大国战争。
规范远远不够
最后，这里还有一些人相信国家规范的管理可以使战争变为不可能的事。一场关于规范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的激烈争论在学院的报告厅里广泛展开。一些人认为规范约束了国家行为。常常归因于机构，它降低了国家间建立正规和规范的制度互动的价值，规范几乎活跃在国际合作中的每一个领域。从环境到军控，规范—没有利益—解释国家为什么打击与另一个国家间的讨价还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常常是一个被引证的例子，它为它的会员国既提供民主又提供军事力量。总之，那些认为战争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人相信欧洲强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思议，不是因为军事能力的不足，而是因为在那儿战争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情。还有人对国家机构和规范心存疑虑，相信国际政治格局的架构左右着国家行为。对他们而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是一个设计用来对付苏联入侵的工具，以此使美国的利益得以保存完好。简单地说，假如美国退出，那么NATO将解散。当然，美国不会退出，因为它想要以此来继续影响欧洲，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只是要求减少美国在欧洲的驻军，而不是完全的撤出欧洲。
本质上说，关于规范的争论是一个关于实力及其在国际生活中起什么作用的争论。爱德华.霍利特.卡特指出：“当政治不能很圆满地定义权力时，说权力总是政治的本质因素是安全的。”因此，当国家在诸如邮政或运输服务等问题上寻求与别国协作时，他们的工作被称之为“非政治”或“技术”问题。但是，当一个关系到或可能关系到一国实力超越另一国实力这类问题出现时，问题就变成了政治。在一条非常真实的道路上，那些鼓吹规范重要性的人淡化了实力的重要性。对于规范在国际政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将要求一个完全没有实力的政治。那事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正如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所说的一样，所有的政治是强权政治。尽管如此，在那些关于规范在制止战争中的重要性的争论常常用束缚消失之类的作为类推，因为它成为了一个标准化的错误。然而，这些争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美国，束缚并没有消失，因为它成为标准的禁令。相反，它是因为战争而破裂，那是我们可以同任何其它残酷的事情相比较的战争。实际上，束缚的消失还有诸如纳粹主义这样的政治运动的原因。对战争束缚的倒台与分裂还来自于解放力量，这只力量由一名古怪的领袖率领着那些无畏的将士冲入敌人的版图去报仇雪恨。这种现象被描述成战争和精神管理国家，它可能被长期地传给民主军队。因此，与那些讨论战争不是为道德而战的人相反，强权之间的战争能构并且经常总结道德。世界将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要么同盟胜利，要么纳粹胜利。
此外，规范不能提供任何担保。事实上，今天束缚仍然存在，正如美国国务院在它向国会提交的年度贩运问题报告中所称的那样：“报告旨在提升全球意识，以及促进外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来实施各种形式的人员流动，这是一种当今的束缚战争的形式。”
最后这一点正中两个关键问题的核心。从根本上说，只要世界是由国家组成的，在那里不存在世界政府，以保护公民免受他人邪恶的企图，各国和各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警惕。显然，有可能存在着邪恶，这是很不幸的是，我们需要9.11事件提醒我们。事实上，有多少暴虐的领导人在历史上是让人惊愕的。男人非常喜欢的阿蒂拉，亚历山大.凯撒和希特勒都有一个共通点：他们的意图就主宰别人。这导致的结果是，大国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对美国来说，最紧迫的战略是判断出世界上有三个或更多的大国，其中一个大国被某个试图奴役或毁灭我们，想通过全面竞争影响国际体系的人所控制，他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结论
美国不能打败任何及所有潜在的对手。 这个任务的代价就会很快被证明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国内支出用于如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作为安全方面的需要考虑的因素的时候。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对手将会出现，而且除了与他们对抗保持平衡，美国没什么可以做，此时他们也会对抗我们来保持平衡。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各国争夺权力，就必须关注生存。在目前情况下，值得牢记的是大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历来源于其他大国。在未来数年，由于强大的挑战者出现，冲突就会出现，可能使大国之间的战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
与现行的观念相反，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 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局部战争，都明显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但他们并没有废除国家体制。 世界仍然由那些必须关注自身安全的国家组成。历史上，确保国家安全最快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对我们来说，力量平衡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小，它的存在可以防止一个大国控制其他大国。而不是在国家重新意识到防护自己的时候才被振作起来。
承认大国战争可能性要比实施更加容易。尽管有伊拉克战争紧迫性，但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大国战争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能够发生和如何预防它的发生，以及大国战争是如何作战的，以便使我们了解作战并取得胜利所需获得的设备和部队。这样的竞争所需要的技术基础今天就需要提出。为了伊拉克的栅栏将装甲安装到车辆上比作是在创造与强国战争作战所需的领先的时间和支援。如果不这样做会危及生命，并损害美国的安全目标。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当前威胁或忽视用来以减轻世界各地痛苦和苦难的需要，正如战略家所说的“注意差距”。 作为公民，我们应关注的贫困、生态恶化、人口增长给政治和人类带来的后果。我们还必须彻底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但贫困，生态恶化，人口增长和恐怖主义可能是真正的结果。这是很难拿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涉及这些灾难的方案，这些灾难可能会改变力量的平衡。简而言之，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基本要素。如果美国发现自己置身于与另一个大国的战争之中，今天这些事情就是理所当然，像空中优势，或控制海上通道，可能明天会达不到目标？在科技，经济，民主和规范方面在防止大国战争所发挥的作用已不成问题。而问题是它们会不会使战争变得不可想象。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强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有了一个光明的前途，无论它看起来怎样悲惨。
来源：美国陆军战略研究所
作者：詹姆斯.伍德.佛塞斯 托马斯.E.格里菲斯
编译：知远/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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